少数民族地区农村扶贫中值得关注的问题

Ｉ：财经科学＞２０１１／４总２７７期

少数民族地区农村扶贫中值得关注的问题※

郭洪１朱明熙２张楚３

［内容摘要］在贫困人口曩多、贫困面最大、贫困程度最深、贫困原因曩复杂的少数民

族地区，反贫困自然成为这些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首要任务。本文在实地调研基础

上。总结出目前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农村扶贫工作中存在的八个方面的突出问题。并对｛

这些问题进行深入的分析和思考。

【关键词】少数民族；农村扶贫；自然生态；经济形态

；……………………………………………………………………………．………………………．…．…ｊ

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历经二十多年的扶贫开发，少数民族地区农村的贫困面貌发生了明显改善。但是，目前地处偏僻、交通不便的边远地区、大石山区和自然生态恶劣区的少数民族农村地区，其贫困面仍然较大，贫困程度仍然较深，贫困原因仍然较复杂，甚至有些地区贫困状况令人触目惊心。造成这些地区贫困的原因归纳起来主要是：恶劣的自然生态环境，落后的基础设施，薄弱的基础教育，落后的卫生医疗条件，原始的生产方式以及相生相伴的特殊的社会形态、文化传统、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等。可以说，这种贫困现象是一种集自然环境复杂性、生态系统脆弱性、经济发展边缘性、社会文化过渡性于一体的综合性的深度贫困。据此反思我们以往对这些少数民族地区农村的扶贫思路，就会发现存在不少简单化、片面化和绝对化的问题和值得改进之处。

一、单纯强调发展经济而忽略了人的精神文化因素问题

在过去少数民族反贫困的实践中，我们更多强调的是增加“物”的因素，而※本文得到西南财经大学。２”。工程三期建设项目资助。

作者简介：郭洪（１９舒一）。男，西南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成都，６１００７４），副教授。研究方向：宏观经济

和市场营销。

朱明熙ｆ１９６４一）．男．西南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成都．６１００７４），教授。研究方向：财政政府。张楚（１９９Ｄ一）。女。西南财经大学天府学院（绵阳，６２１０００）。研究方向：会计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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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视“人”的因素。因此，一谈到扶贫大都强调如何加大资金投入，如何发展项目，如何改善基础设施，如何移民，如何转移农村劳动力等等，以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很少把如何促进当地社会、文化和传统的转型，如何发掘和利用当地社会、文化、传统，甚至宗教中合理的精华，如何移风易俗，扬弃其糟粕，把改造人的观念意识，树立自强自立、艰苦奋斗的精神与发展经济脱贫致富有机地结合起来，结果在具体实践中往往是“好心办不成好事”。比如，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反贫困中，如何发掘其传统文化、风俗以及民族习俗中好的东西来推进反贫困行动，这方面我们往往不太注意，也不善于发掘，甚至简单地一概以落后、原始加以蔑视和排斥。然而，现实中在生态环境保护、防治毒品、团结互助、诚实守信、尊长敬老、耻于偷窃、乡规民约、乡村和谐等方面一些零星的少数民族自发的实践，已经证明了这种发掘和引入是可行的。

＝、单纯强调发展经济而忽略了生态保护问题

从上世纪８０年代中期开始，我国扶贫模式由过去的“救济式扶贫”为主转变为“开发式扶贫”为主，并且“一刀切”式地普遍推行于少数民族地区。“开发式扶贫”在改变这些地区贫困面貌方面无疑是取得了重大成就；但同时，也造成了比较严重的生态环境破坏。…ｉ例如，过度放牧、挖虫草药材和滥施农药化肥所造成的草原退化、鼠害猖獗、土壤荒漠化；过度开垦种植、无序的甚至是破坏性的资源开发和大量引进污染工业所造成的生态破坏，洪水、滑坡、泥石流、干旱、水质污染等自然灾害发生的频率不断加大等问题。据统计，在四川凉山地区１９５０－－－２０００年发生的１４０余次泥石流中，８０年代之后就发生９０多次，这种与开发式扶贫战略在某种程度上具有时间一致性的现象，不能不令我们反思一直实施的反贫困模式：开发式扶贫是否适合于这些地区，开发式扶贫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究竟应当如何协调，这些地区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到底应当如何进行，这些地区农牧民又如何增收脱贫以实现共同富裕？

三、移民问题

面对贫困挑战，我们过去采取的重要对策之一是移民。从二十多年移民扶贫政策的实施效果来看，还是取得了一定成绩。但从目前来看，期望通过移民从根本上解决贫困问题，却面临着相当大的困难和压力。

第一，大规模安排生态移民的资源，尤其是土地资源的短缺问题。例如，四川凉山州昭觉县通过“十五”期间扶贫，完成了居住在高寒山区中自然条件恶劣及生存条件差的１４６０户、８２００人的移民，但现在还有高山区和二半山区１．４５万户、近６万人需要移民，目前却面临全县境内没有那么多土地可供如此大数量贫困户进行移民的问题。如果分散移民到其他富裕地区，又由于是少数民族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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胞，受语言、风俗、习惯、文化等因素制约而难以实现稳定移民。

第二，移民的“移得下，安得稳”的问题。从此前已经安置的移民情况看，移民的效果不太令人乐观，移民真正由此脱贫致富的还比较少。原因是由于移民安置扶持力度不够，结果使相当部分的移民由于负债累累而陷入新的“移民困境”。据调查，昭觉县是按每户补助８０００元进行移民，但移民之后每户欠债２０００

一．５０００元，少数农户甚至为移居而背负着沉重的高利贷。

其实换一种思路来思考生态环境压力与人类的经济社会活动，是否会柳暗花明呢？比如说，仔细观察一下四川凉山彝族地区近ｌＯ年减贫的情况，就会发现当地减贫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国家上世纪９０年代末期以来实施的退耕还林还草工程，其中高山区和二半山区的贫困农牧民大约有４０％左右的收入来自转移性收入，其中大部分是来自退耕还林还草工程的国家补助。因此，这就启示我们，在当地高山区和二半山区，继续实施退耕还林还草工程或者生态保护补偿工程，通过国家补贴，引导农牧民还林还草，保护水土，既达到了促进生态恢复与保护，为中华民族的长治久安提供了青山绿水和生态屏障，又增加了农牧民的收入，进而实现脱贫致富，是否也是一条值得探讨的路子呢？事实上，世界银行的西南综合性扶贫项目和德国米索尔基金会针对凉山彝族地区实际，立足当地资源，援助开展的集参与式途径、生物多样性建设、传统文化的恢复与传扬等综合扶贫于一体的发展模式，也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四、农民大规模转入城镇的问题

中国农业现代化的路子到底应当如何走？广大农民究竟应当如何脱贫致富？主要向城市、向非农产业大量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是不是我国解决“三农问题”的唯一一条“康庄大道”？如果是，那么通过城市化、工业化大量提供就业岗位和城市容纳量的现实可行性到底有多大？即使可行，那么是像目前这样让市场机制自动去吸引、调节，让无数农民像无头苍蝇一样到处乱闯，碰运气，还是有规划、有组织、有序地进行转移？又如何有规划、有组织、有序地进行转移？具体到像四川凉山彝族、甘孜藏族等少数民族农牧民的转移，还有语言、文化、素质、思想观念和生活习俗如何转换的问题，比起汉族农民的转移问题更为麻烦。

另一方面，广大汉区农村的现实又告诉我们，伴随着农村大量青壮年的进城打工，许多农村地区出现“空巢化”、“留守儿童”；农业出现“副业化”、“衰败化”；农民出现“衰老化”和“女性化”，继续留在农村的大都是老弱病残、妇女儿童，务农在农民家庭创收中的作用愈来愈小，靠农业致富的希望愈来愈渺茫，因而大都种的是“不淘神”的“懒庄稼”。但问题是农业应当怎么发展？相对有知识、有能力的青壮年都跑光了，谁来发展现代农业，谁来建设新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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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农业产业化问题

产业化扶贫［２Ｊ也是我国目前大力提倡的反贫困的主要措施之一。其主要思路是，以当地资源条件为依据，实行“一村一品”，大力发展特色种植、养殖和农产品加工业；在实施方面以市场机制为基础，以公司为引导，实行公司加农户，龙头加龙尾，最终实现农业产业化。但这条农业产业化的路子到底能不能走得通？这里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公司与农户能不能结成“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利益共同体。如果不能，结果往往很难避免公司为了自身利益最大化，利用双方博弈中的优势侵害一家一户分散的力量薄弱的农民利益，这是市场经济的必然，更是资本的必然。因此，许多农业经济问题专家，如温铁军、李昌平等对此表示怀疑，他们更倾向和提倡的是建立如日本、韩国、中国台湾那样的农民自己组织起来的综合性“农协”模式。

六、开发式扶贫与救济式扶贫问题

开发式扶贫是我国２０多年来成功反贫困的一个主要思路和重要经验。但是，在新时期是否应当根据贫困的实际状况，实事求是地调整我们的扶贫政策，对目前尚未解决贫困问题的农民是继续坚持开发式扶贫为主，辅之以救济（助）式扶贫的方针，还是调整以救济式扶贫为主，开发式扶贫为辅的方针。过去２０多年实施开发式扶贫，在反贫困方面我们的确取得了重大成就。但这并不意味着开发式扶贫方式就是不管在任何时间、任何条件下都是必须坚持的脱贫致富的“不二法门”。因为开发式扶贫方式的应用要有适用的条件，如自然资源条件、人力资源条件以及其它的适用条件。很难设想在目前的科技条件下，在生产条件极其恶劣的沙漠地区实行开发式扶贫可以成功。也很难设想在老弱病残农民中通过开发式扶贫能够使他们脱贫致富。因此，开发式扶贫方式的成功应用取决于当时当地的客观条件。条件变了，扶贫方式也应当相应地发生改变。因此，新时期是否仍继续坚持开发式扶贫为主来解决尚存的数以两千多万计的绝对贫困农牧民中存在的贫困问题，不是取决于过去我们已经成功的开发式扶贫方式，而是取决于这两千多万的绝对贫困农牧民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不能脱贫。如果主要是因为老弱病残等原因致贫。那么，开发式扶贫方式的应用就要打一个问号。也因此，扶贫方式是否应当调整的关键，从根本上说就在于对当前仍然贫困的农牧民的贫困原因深入调查，科学掌握真实的而不是虚假的第一手资料。

七、对市场机制的过度迷信问题

一段时期里，我们受“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影响，对市场机制抱有不切实际的迷信，以为中国的许多问题只要实行市场机制就可以统统圆满解决。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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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农业发展和扶贫上，我们主要是让数以两亿多户的农户自己在激烈的市场竞争大潮中去单家独户拼搏，让他们像无头苍蝇一样到处乱闯，跟着感觉走，发展“特色农业”，政府也主要让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自动去调节。结果经常出现农副产品“一少就涨”，城市受不了；“一多就烂市”，农民血本无归，欲哭无泪，“三农问题”日趋凸显的恶性循环。

这实际上就是市场经济的二重性所根本决定的。国内外的历史和现实都一再告诉我们，市场经济是把“双刃剑”，因此对市场经济必须有清醒的认识。【３Ｊ如何在发挥市场经济对资源配置基础性作用的同时，政府运用必要的调节手段，缓解市场机制的副作用，促进经济、社会、新农村建设乃至扶贫事业的科学发展，这对我们来说还是一个尚未解决的难题。

八、对“私有化”的过度迷信问题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末期以来，面对日趋突出的“三农问题”，某些学者开出的药方是，在农村实行彻底的土地私有化。这实际上是他们的一贯主张，就如同城市改革中的国有企业改革一样。但是，彻底私有化是解决“三农问题”和“贫困问题”的灵丹妙药吗？如果是，那么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不就早是土地私有化的“小农经济”吗，而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我们看到农民富裕起来了吗？没有，从来没有。我们常常看到的却是农民因为天灾人祸和土地被兼并而民不聊生，流离失所。如果是，那么“分田单干”的旗帜——“大包干”的发源地小岗村为什么后来没有富裕起来，反而要到集体经济搞得好的南街村去取经？如果是，那么在全国农村普遍产生“三农问题”时，坚持集体经济的华西村、南街村、刘庄以及黑龙江的兴十四村为什么却没有“三农问题”？不仅没有“三农问题”。而且农民生活较之实行“分田单干”的村庄普遍富裕？如果是，为什么西方发达国家在农业发展中，不仅给予农民大量的政府补贴支持，而且还通过支持各种合作化形式把农民组织起来与市场经济对接，如日本、韩国的农协，美欧的各种合作社，以色列的基布兹等，而不是放任农民单家独户自己闯市场？我们认为，这些现实中的事例显然不是偶然的巧合。因为国内外正反两方面的实践一再证明，要真正解决我国的“三农问题”，要真正解决农村的贫困问题，要真正有效进行新农村建设，恐怕还是要通过走合作化的道路，才能把如同汪洋大海般的一盘散沙、势单力薄的小农真正组织起来，才能有效解决小农经济与大市场的对接问题。国内外的实践经验证明，农业合作化至少有以下四个方面的好处：一是利用合作组织的集体力量与大市场对接；二是农业合作化更有利于现代化农业的发展；三是农业合作化更有利于农村农田基本建设、水利设施建设、乡村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的开展；四是农业合作化更有利于国家的支持。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早在九十年代初就曾经讲过一段高瞻远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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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他说：“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会有两个飞跃，……仅靠双手劳动，仅是一家一户的耕作，不向集体化集约化经济发展，农业现代化的实现是不可能的，就是过一百年二百年，最终还是要走这条路。”【４Ｊ

如果农业合作化是我们缓解乃至最终解决“三农问题”和农村贫困的根本出路之一，那么，如何进行农业合作化呢？在中国目前的条件下，除了鼓励少数像孙大午这样的具有崇高理想和牺牲精神，并有实力的企业家带领农民搞合作化的方式以外，恐怕大多数农村还是要依靠当地的基层党政组织，尤其是像王宏斌、吴仁宝、史来贺、付华廷等这样的有眼光、有魄力，并具有大公无私思想的乡村领导带领农民搞合作化。我们在调查中也同样发现，凡是扶贫工作搞得好的村，都存在一个很重要的共同点，那就是有一个好支书、好村长，即有一个好的带头人。因此，这就需要我们利用新农村建设和扶贫的契机，大力改造和加强基层党组织和村委会，通过建立和完善乡村民主制度及治理制度，使他们真正树立“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和科学的发展观，引导广大农民在自愿基础上走合作化的道路，共同富裕。

综上所述，如何从我国少数民族农村地区的实际出发，从经济、社会、政治、生态、文化、传统等多方面综合分析贫困问题；而不是仅仅从“物”的经济层面，也不是单纯地将汉区的反贫困经验简单搬到少数民族地区，避免扶贫思路的简单化、片面化和绝对化问题，真正卓有成效地进行反贫困，这是摆在我们面前需要花大力气才能勰决的问题。☆

主要参考文献：

［１］温铁军．“三农问题”与制度变迁［Ｍ］．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２００９．

［２］［美］西奥多・ｗ・舒尔茨．改造传统农业［Ｍ］．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７

［３］［印］阿玛蒂亚・森．贫穷与饥荒［Ｍ］．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１．

［４］冷溶，汪作玲．邓小平年谱（下）［Ｍ］．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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鬲赢磊而磊五丽磊亓五赢雨面五磊面百瓦而［收稿日期：２０１１．１．２０责任编辑：邵华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