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女性成长小说的叙述声音

第20卷第5期 温 州 大 学 学 报·社 会 科 学 版 2007年9月 V ol 20, No 5 Journal of Wenzhou University · Social Sciences Sep, 2007

新时期女性成长小说的叙述声音

包天花

(温州大学人文学院，浙江温州 325035)

摘 要：通过对新时期女性成长小说中的叙述声音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在现有性别文化体制下，女性

写作主体对文本叙述策略的把握已经有了很大的提升，但由于女性在社会文化中“他者”的境遇及话

语体制存在的男性中心意识，她们依然无法彻底摆脱被男权文化制约的叙述困境。

关键词：新时期；女性成长小说；叙述声音

中图分类号：I2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09X(2007)05-0083-06

在男权意识依旧浓厚的现代社会，女性写作主体想要通过自己的话语表达自己的观念，不仅要适应文学艺术自身的话语要求，还要受制于具体的社会权力关系和既有文化规范。因此女性写作文本中叙述声音的选择就不仅是一个形式技巧问题，更多时候还被当做锲入并颠覆男权文化秩序的有效策略。新时期以来，王安忆、铁凝、陈染、林白等为代表的作家在书写女性成长体验时，通过对文本中叙述声音的选择与调整，一定程度上消解了男性叙事成规，使女性成长的真相开始浮出历史地表。但在现有的社会性别文化体制下，女性主体在建构女性话语权威的过程中，无法摆脱男性话语逻辑的制约及剔除话语体制中的男性修辞，前行的道路上依然困难重重。

苏珊·兰瑟在她的《虚构的权威》一书中，将社会身分的声音和叙述形式的声音联系起来，把文本叙述声音划分为三种模式：作者型叙述声音、个人型叙述声音、集体型叙述声音[1](P17)。作者型叙述声音在这里是指一种异故事的、集体的并具有潜在自我指称意义的叙事状态。个人型叙述声音则强调的是叙述者有意讲述自己故事的叙述模式。集体型叙述声音是一个尚未充分开发、充满了可能性的领域，被苏珊·兰瑟定义为“指这样一系列的行为，它们或者表达了一种群体的共同声音，或者表达了各种声音的集合。”[1](P22)本文没有涉及到集体型叙述声音，因为在新时期女性成长小说中尚没有代表性的作品。

一、作者型叙述声音

作者型叙述声音指“一种异故事的集体的并具有潜在自我指称意义的叙事状态”[1](P17)。在这种叙事模式中，由于叙述者游离于故事之外，体现出一种常规性普遍性的价值立场，因此一直被认为是最有利于建构“准确真实性”的一种叙述类型。这种叙事模式中叙述者在文本中并不是一个实体性存在，无需明确性别特征，因此只要作品中叙述声音没有明确的女性特征，文本就可以获得一种公众性的权威并在男权文化体系中具有了初步的合法性。然而正如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所提到的：“写作是赋予意义以形式的过程”[2]，这对女性写作主体来说就意味着要运用渗透着收稿日期：2007-03-29

作者简介：包天花(1982- )，女，蒙古族，内蒙古乌兰浩特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文学批评

84温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第20卷第5期 男性权威的形式去讲述女性真实独特的体验凸显女性主体意识。毫无疑问，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下文通过对王安忆的《69届初中生》及池莉的《你是一条河》两个文本中叙述声音的分析，考察新时期女性成长小说在运用作者型叙述声音建构女性话语权威时所呈现出的优势与弊端。

1980年代初，在整个文坛都专注于对文革的清算控诉、对新时代的期盼歌颂时，王安忆却将笔触聚焦在一个平凡的上海女孩雯雯的成长历程上。这种游离于主流叙事之外而将感情倾注于普通女性的成长，在某种程度上是否可以说是女性意识苏醒的一种自觉表现呢？

《69届初中生》的叙述风格散淡温婉，叙述结构重叠复沓，呈现出一种完全女性化的风格，这自然与1980年代主流意识形态所号召的“宏大叙事”、“批判精神”有所疏离。曾有批评者指出这部小说“在表达上不够深沉，主题烘托得不够”[3]。文本中散漫舒缓的叙述语调是招致这种评价的原因之一。叙述者在讲述“反右”、“大跃进”、“文革”等历史事件时，表现出了一种讽刺的语调，但这种讽刺不是剑拔弩张的，而是透露着一种宽厚无为的态度。此外，叙述者并没有从正面描绘这些重大的社会历史场景，而是通过雯雯的日常生活琐事来透视社会历史的变迁。这种叙述语调和结构方式使这部作品一直游离于主流话语之外。在这种疏离中，我们却可以发现渗透在文本中的一种独特的女性历史观，就是对女性而言，历史不是伟人和大事件的结合，而是对日常生活状态的打破，是个人生命的选择与承受。

然而王安忆的这种疏离还是很有限的。1980年代初期中国社会正由一元化向多元化逐渐转变。虽然由于创作者知识背景及创作个性的差异与叙事理念的矛盾冲撞所产生的叙事张力在1980年代小说叙事中初见端倪，只是这些张力元素的能量还不足以破坏知识分子一直以来秉承的精英化叙事立场。在《69届初中生》叙述者就是以一种居高临下的俯视姿态讲述了雯雯从婴儿到成为一个母亲30年间的成长历程。在这一过程中，叙述者并没有以实体的形式出现，但是我们可以通过他的声音感知到这是一个能够洞穿历史明晰社会、聪慧而又不乏幽默的智者。超表述行为作为叙述者对文本中人物事件的深层思考与评价，最能体现作者的价值立场，因此也被但做建构话语权威的有效策略。该文本中的超表述行为表现在两方面：其一，章前概述。《69届初中生》共分为九章，前八章的每章开端都有一段概述。概述中，叙述者深刻而又不乏幽默的时代点评充分表现了其睿智从容。其二，判断性评论。《69届初中生》的叙述者除了在章前概述中行使自己的话语权外，在雯雯的成长历程中也时不时地跳出来对她进行评论。叙述者对雯雯的幼稚懵懂常常予以温和的嘲讽，充分体现出其睿智与宽厚。但正是这种居高临下的姿态使文本既不能真实再现女性成长中一些独特的体验，也无法深入女性内心深层意识。

王安忆在试图借助精英立场建构自己的话语权威的同时却于不经意间强化了男性话语权威。叙述者对雯雯的成长充满期许，甚至不无骄傲地宣称雯雯的存在“博大得无边”。而事实上，雯雯的成长是在对社会的认同中完成的。这种认同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雯雯通过自己辛勤的工作响应了主流意识形态的招唤，即要求女性在男女平等的原则下走出家庭成为现代化建设的生力军。另一方面，雯雯在成长中，个性逐渐趋向于传统性别文化对女性角色的期待，任劳任怨，乐于助人，并且浑身散发着母性的光辉。意图借助男性话语的权威建构女性自身，最终却不免被男权文化这张周密的网牢牢罩住，这正是女性写作的尴尬境遇。

1990年代池莉的《你是一条河》运用的依然是作者型叙述模式。但与王安忆相比，在建构作者权威的方式上，有很大差别。如上文提到的，王安忆主要是通过叙述者的超表述行为来建构一种外露的作者型权威。池莉文本中的叙述者却只专注于表述行为，不在虚构世界之外对人物做任

包天花：新时期女性成长小说的叙述声音 85何评介。这种叙述方式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建构作者权威的话语空间，但叙述者的冷静客观却使其叙述更具可信度。在《你是一条河》中叙述者自始至终以一种冷静客观的口吻讲述沔水镇女孩冬儿苦难的成长历程，即使在描述异常惨烈的场景时，也不做任何主观修辞，完全遵循新写实小说“零度叙事”原则。然而“零度叙事”不等于没情感倾向、价值立场，作者只是将其深藏在冷静叙述的背后，把评论的权力让给了读者。《你是一条河》中池莉对女性生存境遇的关注与思索，充盈在人物之间的对视中。透过母亲辣辣、叔叔王贤良、姐姐艳春的眼睛，读者可以看到冬儿这个早熟、聪慧、自尊的女孩如何在恶劣的生存环境下，在疼痛与撕裂中艰辛的成长。在冬儿穿越时空含着眼泪回视母亲时，流露出的对女性生命尊严的渴求，对性别宿命的曲折认同，启人深思。

池莉运用客观冷静的作者型叙述声音揭示出了底层女性苦难的生存本相。但这种“摄影式”的叙述也造成文本结构单一，意义单薄，缺乏深层文化意蕴。

二、个人型叙述声音

个人型叙述指叙述者有意讲述自己故事的叙述模式。这个术语如热奈特所说，仅仅指自身故事的叙述，其中讲故事的我也是故事中的主角，是该主角以往的自我[4]。这种以第一人称讲述女性自我经验的叙述模式有利于女性贴近真实的自我，表现女性独特的生理、心理感觉，创立一个独特的审美空间，从而体现女性的性别优势。正如一些学者所说：“在这类作品中女性作为主人公与叙述人，在幻想的秩序中具有了话语主体的身份。从而有可能否定男性话语专制的权威，否定男权文化关于女性意义的解释、界定、命名，确立女性眼光、女性视点，解释并表达自身及世界的权力。”[5]然而依据苏珊·兰瑟的观点，个人型叙述模式中叙述者只能申明个人解释自己经历的权力及有效性，因此与作者型叙述相对而言其女性话语权威大打折扣。另一方面个人型叙述模式中叙述者是一个实体性存在，无法掩饰性别特征，因此女性个人型叙事如果在叙述中超越公众可接受的女性气质行为准则就有可能面临遭受读者抵制的危险。基于个人型叙述模式在建立女性话语权威方面的局限性，可以确定女性写作主体在运用此模式时文本似包含一种本色的铤而走险离经叛道的独立意识，也可以说女性个人型叙事的出现与广泛运用是女性话语权威强化的表现。

1990年代随着社会开放步伐的加快及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在中国的深入推介，中国女性写作的姿态更为高扬，叙事也更直白。然而这种社会历史的变更，不足以撼动延续了几千年的传统性别文化体制，因此女性写作主体在通过女性身体的、心理的成长过程来获取对自我的认知和确定时依然不能从容。1990年代女性成长文本仍是一方弥漫着文本诡计与叙述策略的场域。下文以陈染的《私人生活》及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为例分析女性成长小说在运用个人型叙述声音的现状。

“纯粹的女性写作只关注女性自身，它把那些极端的女性经验作为叙述的核心，它必然要蔑视经典的文学法则和现行的道德准则。”[6]陈染在《私人生活》中不仅把女同性恋、女性自慰等违反传统道德的体验作为一种叙事符号纳入文本，还以自己独特的叙述方式在某种程度上颠覆了传统的男权主流叙事。

《私人生活》在建构女性话语权威上的成功与其运用个人型叙述模式是密切相关的。成长小说的一个重要审美特征就是追求故事的亲历性。在《私人生活》中第一人称叙述者“我”一面亲历参与成长事件，一面自由地叙事，这种叙述策略无形中放大了故事的讲述空间，并增强了故事的真实感。我们无法漠视这些真实的表述。 陈染在《私人生活中》运用个人型叙述模式时，对叙述者“我”的身份设定是颇具匠心的。

86温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第20卷第5期 在文本第一部分“时间流逝了我依然在这里”[7](P1-5)一章中，通过叙述者和精神病院医生祁洛的通话，我们可以得知叙述者是一个已经不可救药的幽闭症患者。陈染对叙述者“幽闭症患者”这一身份的设定是一个充满诡计的叙述策略。通过“我”的叙述读者很快会发现“我”的幽闭症于童年父亲暴躁冷酷少年时男老师的伤害等有着密切的关系。读者会很自然地在对男性社会对女性成长的压抑扭曲这一观点上与叙述者达成一致。同时幽闭症患者的身份也为文本跳跃散漫的叙述找到了合理的存在理由。《私人生活》中跳跃散漫的叙述结构对于表现女性生存成长的困境叙述主旨是十分必要的。“走着走着，我忽然发现，街上所有的人的身体怎么都成了标本呢？看着是人，可是只要上前伸手一摸他的心脏，他就会像玉米叶一样顷刻间漂染倒地……”[7](P31)像这样从现实场景直接进入想象情境是陈染叙事的一大特色。由于叙述者是一个心神不定神思恍惚的幽闭症患者，这种貌似缺乏逻辑的叙述并不被读者追究。而事实上这一结构有助于女作家堆积自己的主观经验放大自己的心理体验，是女性贴近自己的有效叙述结构。

文本“狂人”式叙述一定程度上起到了迷惑男权文化的作用。这些充满性别对抗意味的话语全部出自于一个女“疯子”之口，因此是荒诞的不真实的不足以对性别秩序构成威胁。在获得男权文化通融的同时文本话语的权威性也被削减了。

《私人生活》中叙述者以独语的姿态凸现了女性个体生命存在，因为独语是心灵的言说，是对自我的观照，也是对个体生命破碎的自我抱慰。但独语姿态也是个人与世界现实之间的紧张关系及生命深处焦灼感的流露，因此这种自言自语在拒绝男性话语侵入的同时，也隔绝了女性与外部世界的联系。无疑，这种独语的姿态并不利于女性对话空间的建构。

林白在她的长篇《一个人的战争》中以回忆的姿态讲述了边镇女孩多米为欲望而战的成长故事。文本中叙述主体通过对自己的几个成长片断的回忆实现了自我修复。

在文本中叙述自我与经验自我多米呈对立交叉状态出现。对于经验自我来说，往事不堪回首。在多米30年的人生旅程中感受最多的是屈辱和伤害。孤独乏爱的童年，少年时代被粉碎的理想，青年时代被诱骗的初夜，中年时经历的傻瓜爱情这一系列的伤害与挫败让多米的人生长久的滞留在阴影中。为了走出人生的低谷多米执意的选择遗忘。而叙述主体却强行将多米拖到回忆中让她再一次承受痛苦的洗礼。当多米穿过时光的隧道回到已流逝的岁月中再一次体味人生的苦涩时，叙述自我通过与多米的对话，让多米在苦难面前终于抬起了头。幼年时的多米热衷的生孩子游戏让她因为怀疑自己是同性恋而恐慌不已。叙述主体借助一部权威性的著作肯定地告诉多米那只是游戏与同性恋毫无关系。这让多米的心终于安静下来了。多米对19岁时的抄袭事件带来的耻辱一直无法释怀，叙述自我告诉经验自我那只是少年的幼稚，是成长中的每一个少年必经的一段弯路。叙述主体用日后的成功激励多米面对曾经的过失。多米在对往事的逃避与接受中最终确认了自我，叙述自我在对往事的回顾中修复了自己的内心完成了女性的自我救赎。

然而多米的这种确认与救赎方式也让我们看到了她成长的仓促。叙述者一方面有一种想要坦诚往事包括女性极为隐秘的经验和自我心灵的阴暗的角落的言说欲望，另一方面又想极力的掩饰自己的一些东西。这两种愿望交织在一起让文本的叙述少了一份坦然。在露与掩之间我们看到了叙述者的胆怯，而这种胆怯也正是源自叙述者内心对传统性别体制和文化体制的潜在认同。

三、作者型叙述声音向个人型叙述声音的过渡

在新时期女性成长小说中，有一部分文本的叙述模式既不属于作者型叙述也不属于个人型叙

包天花：新时期女性成长小说的叙述声音 87述，而是介于作者型叙述和个人型叙述之间，主要体现为作者型叙述声音与主要人物叙述声音交叉出现或者知情者叙述。

在作者型叙述模式中叙述者的权威源自于其常规性普遍性立场，故叙述者不宜发出具有鲜明性别特征的声音，否则会削弱文本的权威性。铁凝在《玫瑰门》中运用作者型叙述模式时在某种程度上做到了扬长避短，其关键在于运用相对隐蔽的叙述策略使小说人物成为叙述声音的延续。

这种叙述策略首先表现在叙述者在必要的时候将视点向人物视点的贴近。叙述视点是作者建构而读者借以感知认识文本中人物事件及环境的位置与角度。因此叙述视点的选择直接影响到叙事效果。《玫瑰门》中铁凝在叙述眉眉的成长故事时，采用了叙述者、苏眉、眉眉（幼年苏眉）这样三个视角。在书写女性成长中独特敏感的体验如初潮等时，叙述者就会无声地贴近眉眉，视点上与眉眉重合。女性成长中那些不可言说却必乎经历的体验在文本中之所以能够得到真切自然而又细腻的呈现，正是得益于眉眉视点的切入。透过苏眉的视点，叙述者则真切地传达出女性在认识到自己悲剧式的宿命后的那份辛酸。而且在叙述者转换视点的过程中，读者也会随着叙述者分别站在眉眉和苏眉的立场上去审视社会与人生，进而对父权社会中女性存在的困境展开思索。读者对女性人生的质询，在某种程度上正是对文本中女性话语权威的回应。文本中叙述者自身视点的运用则实现了作者对女性存在的理性烛照。此外这三个视点并不是相互对立的而是相互关联相互包容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他们尽管身份各异却在语义上发出一个共同的声音。也就是说文本叙述视点的转移并没有破坏叙述权威的统一性。无论是叙述者苏眉还是眉眉都立足于对女性自我真实的贴近及女性自我审视。

其次，在苏眉重叠复沓的成长独白中充斥着的女性成长的焦虑及自我心灵的拷问，这与叙述者对成长事件的外部描述形成了一种有效的互文，从而全面展示了女性成长的艰难。文本中第八章[8](P230-264)写到司猗文利用胡同特产事件对眉眉进行镇压时，叙述者让眉眉经验自我回顾事件，其意在凸现司猗文扭曲变态的心理。随后苏眉的回顾中通过这次青春灾难性事件深入到了对性别文化体制的质疑。苏眉充满理性色彩的回顾是对自我心灵的审视，也是她成长的标示。

《玫瑰门》叙述视点的转移变换，一方面避免了以往文本中因视点单一而造成的文本阐释空间狭小的弊端。另一方面也成功地将女性视角融入文本，从而实现了对女性成长的自我言说与诠释。我们可以说这种叙述模式使铁凝达到了借助传统的作者权威建构女性话语权威的目的。但同时我们也必须认识到这种叙述策略在某种程度上对文本艺术性的削弱。由于视点的频繁转换及转换不够自然导致整个文本结构混乱，叙述层次断裂。譬如在文本第二章[8](P14)叙述者先是用眉眉的视角叙述对司猗文庄、晨晨午睡习惯的诧异随后毫无过渡的转入到苏眉的视角回顾大学英语课上老师对她的称呼。这一事件与当下没有任何必要的联系，因此给人一种极为突兀的感觉。文本中类似的叙述断裂还有很多处，严重破坏了叙事的逻辑性。

迟子健的《麦穗》属于知情者叙述。文本中“我”是成长主人公西西的哥哥。由于他是西西成长事件的亲历者，所以这种叙述声音具真实性亲切感和说服力。叙述者在叙述西西成长过程时，采用了儿童和成人两种不同视点。在两种视点的交叉对立中，叙事结构拥有了一种复调意味，从而文本也更具张力。儿童视点具有直接性、随意性、无目的性等特点，因此更易于使被看对象呈现出原始本真面貌。在儿童“我”眼中，成年人对西西活泼、率真、桀骜天性的压制与规训是残忍并且毫无道理的。儿童纯真稚拙的眼光揭去了传统性别文化的虚伪面纱，使其露出了病态、荒诞的真面目。而成年后的“我”在同情西西的同时，也默默期盼着她能变得和其他女孩一样温柔

88温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第20卷第5期 顺从，这种期待无疑是对传统性别文化的潜在认同。“我”的转变无声地彰显了男权文化之强势。

知情叙述增强了文本的可靠性，但由于其观察视野局限在作品事件发生的时空范围内，故不利于叙述空间的拓展。《麦穗》中西西写给“我”的信巧妙地弥补了这一不足。西西的信不仅讲述了我离开后事件的发展过程，还将其成长的心灵体验如实呈现在读者面前。从一个活泼的女孩到被迫成为一个平庸的农妇，从坚决抗拒到无奈的屈服，其间曲折的心路历程绝非他人所能代言。西西信中流露出的伤感绝望，又怎能不让人在无限酸楚中对传统性别文化的不合理进行沉思呢？

通过上文论述，我们可以发现新时期女性成长小说在叙述形态上的探索和把握已经有了很大的提升。但由于性别文化体制及写作主体自身的欠缺依然没有能够建构起一个完整的具有权威性的女性叙事空间。不过正如戴锦华所说，“当一种弱势文化开始它的反抗和表达的时候，它只能借助于强势文化形态，借助于他们的语言规范……我们不断突围，不断在突围处陷落，但每一次陷落应该是新的突围的开始。”[9]我们完全有理由期待她们的成长。

参考文献

[1] [美]苏珊·S ·兰瑟(黄必康译). 虚构的权威—女性作家与叙述声音[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2] [希腊]亚里士多德(罗念生译). 诗学[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7. 17.

[3] 王安忆. 69届初中生[M]. 太原: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01. 304.

[4] [法]热拉尔·热奈特(王文融译). 叙事话语·新叙事话语[M]. 北京: 中国科学出版社, 1990. 136-137.

[5] 赵树勤. 当代女性话语权力的欲求与焦虑[J].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01(2). 78-82.

[6] 陈晓明. 仿真的年代——超现实文学流变与文化想象[M]. 太原: 山西教育出版社, 1993. 38.

[7] 陈染. 私人生活[M].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4.

[8] 铁凝. 玫瑰门[M]. 北京: 作家出版社, 1996.

[9] 戴锦华, 王干. 女性文学与个人化写作[J]. 大家, 1996, (1): 193-203.

The Narrative Voice of Feminine Initiation Stories of New Period

BAO Tianhua

(School of Humanities, Wenzhou University, Wenzhou, China 325035)

Abstract: By the analysis of the narrative voice of feminine initiation stories of new period, it is found that female writer’s narrate tactics (recounting strategy) has advanced greatly under the gender culture. While female’s existence as “the Other” in social culture and the consciousness of man-centered in discourse system has prevent them from running out of the narration puzzlement which is shaped by the man-centered culture. Key words: New period; Feminine initiation stories; Narrative voice

(编辑：刘慧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