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出师表赏析

诸葛亮出师表赏析

【编者按】“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仅得其下。”研读古今中外的公文名篇，从中汲取营养，是提高公文写作水平的重要途径。为此，我们开辟了“公文佳作赏析”栏目。本期刊发方春荣教授对公文名篇《出师表》的赏析文章。

“表”是我国封建帝制时代臣下对君主有所陈请的上奏公文，始用于汉初，魏晋南北朝时盛行，唐宋以下亦多用此名。唐代学者李善在《文选注》中说：“言标著事序，使之明白，以晓主上，得尽其忠，曰表。”

《出师表》选自《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蜀汉后主建兴五年(公元227年)，在平定了南方之后，蜀国政治安定，诸葛亮决定挥师北上，讨伐曹魏，兴复汉室。临行前上表朝廷，希望后主能修明内政，为北伐胜利提供可靠的后方保证。

《出师表》正文六个自然段(古代文章不分段，也无标点。现在古文读本中的段落和标点符号都是令人划分添加的。不同读本上段落划分和断句标点不尽相同。——作者注)可分为两大部分。

第一部分是进谏之词，在简要分析形势后，向后主提出了三点建议：广开言路，集思广益；统一法度，赏罚严明；任用贤人，远离小人。

第一段用极其简洁的语言分析了蜀汉的不利条件和有利条件。今天下三分，与曹魏地广而人众和孙吴田多而土肥相比，蜀汉地狭而民寡，国力疲弊，实属不利，“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若不思进取，必然覆国。接着用一个“然”字转折，晓明蜀国虽不占“地利”，但有“不懈于内”、“忘身于外”的“忠志之士”，占有“人和”优势，这是希望之所在。接着就自然提出了第一条建议——开张圣听，广开言路。古代的有识之士，都明晓统治者广开言路的重要性，“口之宣言也，善败于是乎兴。”(《国语·周语上》)采纳下言，是了解政情和民情的重要措施，也是一种政治素质，是上下沟通、社会和睦的基本保证。所以诸葛亮为了保持后方政治稳定，给后主的第一条建议就是广开忠谏之路。

第二段提出统一法度，赏罚严明的建议。法是准则，是纲，纲举才能目张，故执法必须有权威性和一致性，不能因人而异。蜀汉皇宫与丞相府紧邻，由于皇帝暗弱，丞相贤明，行政权实际上在丞相府，当时可能有小人在后主面前挑拨离间宫、府关系，诸葛亮此条建议当是有针对性的。但统一法度的原则也具有普遍意义。

第三、四两段提出“任贤去佞”的建议，其中第三段是对具体人员任用的建议，第四段概括为“亲贤臣，远小人”的普遍原则，并用西汉和东汉的鲜明对比加以论证。在封建社会里，宦官掌权，奸佞乱政司空见惯，诸葛亮也最担心这种事。据陈寿《三国志》载：诸葛亮“科(律)教严明，赏罚必信。无恶不惩，无善不显。至于吏不容奸、人怀自厉。”表文中这样写，是希望自己远征后，后主在人事制度上保持连续性，对忠心为国、忘我牺牲的忠良之士，要给予提拔和嘉奖；对作奸犯科的小人要严惩不贷，决不能任人唯亲，奖罚不当，“以昭陛下平明之治。”这里强调了人事制度的公正性和严肃性，以及对国家安定团结的重要作用。

表的第二部分是陈情言志，表达北定中原，兴复汉室的决心，请求皇帝委以“讨贼兴复”的重任。

第五段首先对自己的一生作了简单的回顾，接着说明了出师北伐的条件已经具备。并将出师之举归结为报答先帝知遇之恩、表达对后主忠贞之志的“职分”。诸葛亮早年得到刘备知遇，驱驰效劳；后临危受命托孤，辅助后主，他同蜀汉两代君主的感情非同一般。因此，这段文字激荡着感情的波澜。行文情真意挚，口不言功，显示出作为辅佐之臣的诸葛亮崇高的人格力量。

第六段明确指出率师北伐的自己、留守辅佐天子的大臣和皇帝本人三者各自的职责。其中对自己要求严格且言词不留余地，“不效，则治臣之罪”；对他人要求严格但语气稍缓，“责„„之慢”，“彰其咎”；对皇帝要求明确而语气委婉，“亦宜自谋”。既显示出诸葛亮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高风亮节，也符合自己的身份地位和上行公文的语体要求。

表文最后一自然段是公文的例行收尾。由于刘各临危托孤曾嘱咐后主“父事丞相”，诸葛亮与后主的关系不同于一般君臣关系，故本文收尾不似其他表文“伏惟陛下„„臣则幸矣”(曹植《求自试表》)、“谨奉表以闻，臣某诚惶诚恐”(韩愈《谏迎佛骨表》)一类公式化礼仪语言，而是以对先帝的追念和呈献表文时的激动情感收笔，这样更能打动后主，使他接受自己提出的建议。

诸葛亮虽然不是文学家，但这篇公文却写得相当成功。刘勰在《文心雕龙·章表》中称赞《出师表》是“表之英”，“孔明之辞后主，志尽文畅”。此文最主要的特点有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是“行文得体”。一般情况下，臣下进谏都希望君主采纳，受制于这一行文目的，行文者一定要摆正自己的位置，明确自己的身份。诸葛亮是丞相，但刘备托孤时要求后主“以父事之”，兼有“臣”、“父”双重身份，在行文上把握好分寸是十分重要的。既要启发开导，又不失君臣礼义；既要把问题分析得深刻透彻，又要保持在对方可接受的范围；既不能居高临下高谈阔论，又不能低声下气含混不清。表章能围绕蜀汉后主的个性特征，该启发诱导的地方启发诱导，该明确的地方十分具体明确，该肯定激励的地方热情鼓励，表意精当，情感真切。清朝文人浦起龙在《古文眉诠》中所说：“其圣贤气象兼骨肉恩情，似老家人出外，叮咛幼主人，言言声泪兼并”，准确诠释了表章内含的神韵。

其次是“文畅”。表是一种以说理为主的公文，此文又充满感情色彩。为了将理和情有机地结合起来。适应文意的延伸和发展，文章通过饱含感情的语言来论说道理，全篇行文流畅，一气呵成，内在逻辑过渡自然。在语言运用上则表现为句式灵活，长短结合，以造成节奏上的促缓变化，情感上的起伏跌宕；骈散错综，以散句为主，骈句相互对应，读来朗朗上口，散句表意自如，衔接自然。诵读此文，往往有淋漓畅快之感，那是因为联系到诸葛亮的身世业绩，能够体验到一种悲剧人生的崇高之美。

总之，这篇表文内容具体，情理兼备，语言质朴。从公文角度看，是一篇好公文；从文学角度看，也是一篇好作品。《出师表》中所展现出来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奉献进取精神也成为推动仁人志士前赴后继的精神力量。

(作者单位：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

附：原文及译文

出师表

【三国】诸葛亮

臣亮言：

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卫之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者，盖追先帝之殊遇，欲报之于陛下也。诚宜开张圣听，以光先帝遗德，恢宏志士之气；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义，以塞忠谏之路也。

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若有作奸犯科及为忠善者，宜付有司论其刑赏，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内外异法也。

侍中、侍郎郭攸之、费祎、董允等，此皆良实，志虑忠纯，是以先帝简拔以遗陛下。愚以为宫中之事，事无大小，悉以咨之，然后施行，必能裨补阙漏，有所广益。将军向宠，性行淑均，晓畅军事，试用于昔日，先帝称之日能，是以众议举宠为督。愚以为营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阵和睦，优劣得所。

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侍中、尚书、长史、参军，此悉贞良死节之臣，愿陛下亲之信之，则汉室之隆，可计日而待也．

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陋，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后值倾覆，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尔来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明。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此臣之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至于斟酌损益，进尽忠言，则攸之、祎、允之任也。

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若无兴德之言，则责攸之、费祎、允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亦宜自谋，以咨诹善道，察纳雅言．

深追先帝遗诏，臣不胜受恩感激。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

臣子诸葛亮向陛下陈言：

先帝开创统一天下的大业还没有完成一半而中途去世，如今天下三分，益州人力困惫，物资缺乏，确实是到了十分危急、决定国家存亡的关键时刻啊!然而大臣们在朝廷里都能奋力工作，将士们在疆场上不怕流血牺牲，那都是追念先帝的厚恩，想在陛下身上来报答。陛下实

在应该广开言路，使先帝留下的美德发扬光大，使有为之士振作精神；不要过分地看轻自己，说话失去分寸，从而堵塞大家尽忠进谏的道路。

皇宫和相府的人同朝为臣，对他们的提升、处罚和表扬、批评，不应有不同标准。若有奸邪小人违法乱纪，或忠良之士有所建树，都应交给主管官员决定处罚和奖赏，以表明陛下治理国家公平清明，而不能有所偏袒，使宫中、府中有不同的赏罚标准。

侍中、侍郎郭攸之、费祎、董允等人，都是贤良诚实的臣子，他们志向忠贞，思想纯正，所以先帝选拔他们留下辅佐陛下。我认为宫廷里的事务，不论大小，都应先跟他们商量，然后再施行，就一定能够防止疏漏，弥补缺失，从而获得广泛的好处。将军向宠，性格和善，办事公平，熟悉军务，过去先帝考验过他，认为他很有才能，因此大家建议推荐他掌管禁卫军。我认为军营里的事情，都应跟他商量，就一定能够使军队和睦团结，让才能不同的人都各得其所。

亲近贤臣，远离小人，这是西汉兴旺发达的原因；亲近小人，疏远贤臣，这是东汉覆亡衰败的原因。先帝在世时，常常跟我谈论这些事情，没有一次不对桓帝、灵帝的所作所为感到叹息和痛心。现任的侍中、尚书，长史、参军等，他们都是些忠贞贤良，能以死报国的大臣，希望陛下亲近他们、信任他们，诚能如此，那么汉家基业重新振兴，也就指日可待了。

我本是平民，在南阳耕种田地，本来只想在乱世中暂且保全性命，不想在诸侯中求得显赫名声。先帝不因我身世卑微、见识浅陋，主动放下架子，三次到我家茅屋来拜访我，征询我对天下局势的意见，我因此受到感动和激励，就答应先帝为他奔走效劳。之后碰上军事失利，我就在这紧急危难关头接受重任，从那时候到如今已有21个年头了。先帝知道我遇事一贯谨慎，所以临终把振兴汉室的大事托付给我。自从接受先帝遗命以来，我日夜都在忧虑叹息，唯恐托付之事不能办好，而有损于先帝的知人之明．所以五月率部渡过泸水，深入不毛之地。如今南方已经平定，武器装备已经备足，就应当鼓励并率领三军，北伐平定中原，希望竭尽我平庸的才能，铲除奸邪凶恶之徒，复兴汉家天下，迁回原来的国都。这本是我用来报答先帝而效忠于陛下的分内职责。至于对政事得失的斟酌处理，向陛下进尽忠言，都是郭攸之、费祎、董允等人的责任。

恳求陛下把讨伐曹贼、兴复汉室的重任交付给我；倘若没有成效，那就治我的罪，以秉告先帝在天之灵。如果没有人向您提出施行德政的建议，就要责问郭攸之、费祎、董允等人疏忽懈怠的责任，以彰示他们的过失。陛下自己也应该独立思考，征询治国的好方法，鉴别并采纳正确的意见。

追怀先帝的遗诏，我对先帝知遇之恩的感激之情依然难以自已。在我就要远离陛下之际，对着这纸表章我泪流满面，不知道说什么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