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亚论坛]姜鹏:海陆复合型地缘政治大国的战略选择与崛起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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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吉林大学东北亚论坛

作者：姜鹏

［摘要］国际体系是一个复杂的利益交互系统，在系统中存在着众多战略层面的施动—反馈模式。地缘政治大国的安全战略选择决定了它与体系其他主要成员间的互动方式，互动方式决定了其可能面临的结构性压力，并最终影响到大国崛起的兴衰成败。通过本项研究可以发现：海陆复合型崛起大国的战略模式可以分为“区域陆权”战略、“全球海权”战略和“区域/全球海陆并举”战略。如果崛起大国尚未形成稳固的陆基周边环境，那么追求“区域陆权”战略是最优选择；如果拥有稳固陆基周边环境，那么追求“全球海权”战略是最优选择。而“海陆并举”战略因“同色竞争”原理，既可能同周边国家陷入“区域陆权”优势的安全困境，也可能同“全球海权”国家陷入争霸战争。因此，“海陆并举”战略往往容易造就一个反对自身崛起的海陆权力联姻。此外，追求单一的“差色互补”原理容易实现海陆功能分异背景下的战略结盟，进而影响大国崛起战略的操作实施。

［作者简介］ 姜鹏，哈尔滨工程大学 形势与政策研究中心讲师，外交学院博士后。

纵观近400年来国际政治中的霸权更迭可以发现，除了西班牙是一个兼具海陆两栖霸权的国家之外——西班牙帝国也正是由于同时背负着海陆双重战略负担而长期处于战争状态并在崛起后迅速衰落1——海陆霸权再未同时被另一个地缘政治大国所独自垄断（参见表1）。虽然崛起国在先天地缘政治禀赋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但问题在于，为什么有些海陆复合型国家在追求海权道路上取得了成功，而另一些海陆复合型国家在追求陆权的道路上取得了成功？为什么几乎每一个处于崛起进程中的海陆复合型地缘政治大国都会面临这样一个明显带有威廉德国时期海军元帅铁毕子（Tirpitz）与陆军元帅施里芬（Schlieffen）之间“围城”般的战略困惑——在追求海权战略与陆权战略之间如何找到战略资源分配的黄金分割点？1上述众说纷纭地缘政治迷思既困扰着2500年前斯巴达人所领导的伯罗奔尼撒陆权联盟和雅典人领导的提洛海权联盟，也影响着近代的西班牙、荷兰、法兰西、德意志以及俄罗斯，同时也可能影响到当今中国对自身地缘类属身份定位与国家安全的战略选择。

国际政治中的权力中心可以根据其地缘类属身份而被划分为海权国、陆权国，以及海陆复合型地缘政治大国。由于独占一块地缘政治板块的国家与国际社会的交往沟通与安全维系需要依靠海洋通道，其安全也仅仅依赖于巨大水体的阻隔效用。［1］因此，海权国往往只需要关注海上力量的培育和发展就可以确保国家的整体安全。而海陆复合型地缘政治大国的显著特征是既占有巨大的陆上基本实体，又濒临广阔的国际水域。地处大陆边缘的海陆复合型地缘政治大国与国际社会的交往沟通与安全维系不仅需要确保海上航线的畅通，同时因缺乏天然巨大水体或山脉的有效阻隔而可能同周边陆地强邻进行更为频密的安全博弈。因此，海陆复合型大国的地缘安全战略往往会在“海防”与“塞防”之间进行微妙而艰难的政治博弈。

地缘类属身份的认知影响一个国家的安全认知偏好，安全认知偏好决定了其安全战略选择，并进而影响一个地缘政治大国的崛起成败。巨大的水体阻隔效应与战略缓冲空间不仅在安全认知层面使海洋型地缘政治大国存在着可观的安全剩余和对冲风险的“海绵效应”，同时也对其安全手段的选取产生根本性影响，即海洋型地缘政治大国往往倾向于追求对海上空间的控制来确保自身的政治经济安全并发挥国际影响力。而海陆复合型地缘政治大国的安全战略不仅需要考虑来自海权国的战略封锁，同时也需要考虑同来自周边陆上强邻产生的战略碰撞。相比于来自巨大水体阻隔的有限的海上力量投送能力来讲，周边带有敌意的陆上强邻所产生的安全威胁对于海陆复合型地缘政治大国具有更加现实的紧迫性与重要性。因此，拥有巨大水体阻隔的大国往往有着先天追求海权的有利条件，拥有陆地强邻的地缘政治大国往往倾向于追求更为紧迫而现实的陆权战略。

同时，安全战略模式的选择进而会影响一个国家的崛起成败。如果鲸鱼放弃了海洋而选择同岸上的北极熊较量，那么结果一定是可想而知的。从“内因”角度讲，与国家地缘安全环境相一致的安全战略模式会最大限度地发挥一个国家基本实体自身所孕育的战略潜能，进而增加一国崛起成功的几率。而与国家地缘安全环境相背离的安全战略选择则不仅不会在战略上造就“扬长避短”的优势，反而会暴露自身的战略短板；从“外因”的联盟角度讲，基于“敌人的敌人是朋友”的基本逻辑可以发现：不同的联盟因素会直接影响崛起国所面临的体系结构性压力。“差色互补”的安全战略模式之间容易结成“错位发展”与“权力分治”的地缘政治联盟，而“同色竞争”的安全战略模式之间则因功能相近而更容易产生安全竞争与大国间的安全困境。

一、核心变量：安全模式选择与大国崛起成败

地缘类属身份既是大国基于先天资源禀赋而进行安全战略选择的原因，同时也是大国安全战略选择与能力塑造的一种政策结果。作为一种变量它有效地提供了一种基于海陆二维分析背景下因“地理磨损”原理而导致的权力隔空投送效能递减律，它的价值在于帮助我们理解相比同海权国之间的权力竞争，陆权国之间的权力竞争对安全本身有着更大的紧迫性与现实性。从理论上讲，海陆复合型地缘政治大国的安全战略选择不仅仅取决于地缘类属身份这个单一变量，同时也取决于它同周边陆权国之间权力结构的力量对比、身份角色的互信程度、战略模式的施动反馈以及联盟关系的分化重组。

崛起国安全战略选择的本质是在对战略环境和相对战略资源合理判定条件下，寻求以何种方式最大限度地在无政府状态下维系生存、扩展权力与彰显声望。这种对国际影响力的追求必然会受到体系霸权国在不同层面的关切甚至压制。因此，选择何种崛起战略会不同程度地决定崛起国所面临的体系结构性压力并进而影响到崛起成败。通过考察大国兴衰的历史可以发现：海陆复合型崛起大国在安全战略模式上大致可以分为“全球海权战略”、“区域陆权战略”与“区域/全球海陆并举战略”，不同的战略选择模式会在国际政治交互系统中获得不同程度的战略反馈，这种战略反馈以体系结构压力的形式并最终影响到海陆复合型地缘政治大国的崛起成败（参见表2）。

首先，通过研究历史上成功实现“全球海权”战略的海陆复合型国家葡萄牙、荷兰，以及二战后的美国可以发现：如果一个海陆复合型地缘政治大国周边没有对等的陆上强邻，或者存在实力对等的陆上强邻，但是二者之间已经建立起足够的身份认同与安全互信，那么这种具有稳固陆基的海陆复合型地缘政治大国就可能进一步产生追求全球海上力量拓展的充分动机和充足的可支配战略资源来实现“全球海权”战略模式。但是，如果不能享有稳固的陆基优势而片面地追求全球海权，其获得的权力将会像被举起的安泰俄斯（Antaeus）一样空洞而脆弱1。稳定的陆基资源是提供海权国源源不断远洋力量的根源。如果一个海陆复合型国家在尚未获得充分的陆地安全剩余的前提下去单方面扩展全球海权，那么其大国崛起的进程也将很可能表现为历史长河中的昙花一现。

表2 海陆复合型地缘政治大国安全模式选择与崛起压力

资料来源：由作者总结自制。

西班牙帝国的海上力量衰落后，荷兰人拾起了西班牙人掉进海洋中的三叉戟。作为一个伴随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而诞生的欧陆低地国家，荷兰既面临着哈布斯堡家族控制的神圣罗马帝国、西班牙、北意大利和法朗奇康德区（Franche Comte）的强大压力，也面临着来自波旁王朝控制下法兰西帝国的虎视眈眈。长久以来，学界许多人认为荷兰海洋霸权的衰落源于三次英荷战争。但事实上，1652~1674年之间的三次英荷战争并没有击垮荷兰人的海上军事能力——反而是荷兰人在三次英荷海战中取得了后面两场战争的胜利——其结果仅仅是荷兰人被迫承认了英国享有与荷兰对等的海上权力。真正击败荷兰海权并将荷兰变成二流列强的是在“英荷战争”期间同时爆发的“法荷战争”。这场陆地较量中的荷兰就像是一头搁浅在岸上的鲸鱼，它在陆地上同雄狮一样的法兰西进行对决的结果是可想而知的。长久以来荷兰人在海上积攒的巨大优势在对抗路易十四的陆地战争中根本无法转化为有效的国家安全能量，反而因为陆权的缺失而使国家安全与国民财富遭到了毁灭性打击。作为一个海陆复合型国家，陆上力量的缺失成为荷兰人崛起进程中的阿喀琉斯之踵。虽然成功实现了“全球海权”战略的大国崛起，但由于陆基力量的脆弱，片面追求海权的荷兰与同时代基本实体强大的英法等国在地缘战略竞争中难以持续。荷兰人崛起于海洋，但荷兰霸权的衰落却来自于永远无法被隔离的陆地强邻的战略威慑。

其次，如果一个海陆复合型地缘政治大国周边存在着实力相匹敌的陆上强邻，并且二者之间存在基于历史记忆与现实矛盾交织而导致的战略互疑与安全困境，那么——基于现实性与紧迫性的双重考量——海陆复合型崛起大国的地缘战略布局重点就应该倾向于将有限战略资源投放到稳固陆基层面的“区域陆权”模式。追求“区域陆权”模式的海陆复合型地缘政治大国主要有哈布斯堡家族（House of Habsburg）治下的奥地利、霍亨索伦家族（House of Hohenzollern）治下的普鲁士、俾斯麦（Bismarck）执政时期的德意志第二帝国、1939年以前寻求英法绥靖政策的纳粹德国以及沙皇俄国等。由于海洋的阻隔因素使得权力的投送效能存在着基于“地理磨损原理”而产生的梯度递减问题，因此，陆权优势的一个普遍特征就是带有明显的大陆区域性。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大国能够在全球所有陆地建立起全球性陆权优势。

追求“区域陆权”模式的国家虽然兼具海陆两栖地缘政治属性，但是来自周边陆上强邻的地缘安全压力在现实性与紧迫性上使得上述国家不愿或难以分配出更多的战略资源去追求海上霸权，而是选择了通过承认海上霸权国权威以换取安全“搭车”或主动与海上霸权国“结盟”方式来维护国家安全。由于该崛起战略主动或被迫放弃了对海上霸权及其联盟体系挑战的意图与能力，这就等同于承认海上霸权国作为海上公共产品的最大供给者和国际社会成员间海上纠纷的仲裁人。在这种典型“功能分化”与“权力分治”的“维也纳体系”模式下，所有的海陆复合型国家都可以将有限的资源专注于维护欧陆均势或追求陆上优势。陆上均势能够通过联盟的分化组合实现各大国之间安全的动态平衡，陆上优势的获得往往表现为海陆复合型地缘政治大国通过与海上霸主的结盟而实现的，这也包括普鲁士在普法战争前积极争取英国的友谊中立。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是，纵观近400年国际关系史可以发现，凡是同海权国结盟的陆权国在“区域陆权”竞争中即便没有赢得全面胜利，也会至少取得平局的结果。而那些背负海陆两线巨大战略负担的崛起国则可能因有限的战略资源与无限的安全困境之间的矛盾而面临被联合扼杀的命运。

再次，如果一个尚存在陆上地缘安全竞争的海陆复合型地缘政治大国将追求“区域陆权”优势与“全球海权”优势两种战略冶于一炉，并在此基础上试图建立起全球性霸权秩序体系，该种战略可以被称之为“区域/全球海陆并举”模式。追求“海陆并举”战略的国家需要面临战略资源的有限性与来自海陆两个层面的地缘战略竞争需求无限性之间所产生的选择困境。一方面，这一战略可能导致崛起国同海上霸权国及其全球联盟陷入昂贵的海上军备竞赛；同时，也可能导致它同周边陆上地缘政治邻国间陷入陆权竞争与安全困境。尤其是在“敌人的敌人是朋友”的逻辑下出现基于共有威胁而结盟之时，该项战略实施国可能将同时背负海陆两线的战略负担。例如，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路易十四（Louis XIV）既面临着同英西联盟的海上压力，同时也面临着来自哈布斯堡家族的陆上进攻而在追求霸权的道路上被迫终止；拿破仑帝国（Napoleon Empire）时期同样既面临着陆上俄普奥随时可能掀起的联合“造反”，同时也面临着来自反法联盟组织者英国在海上的持续围堵与打压；其中，尤以一战前威廉二世（Wilhelm II）统治下的德意志第二帝国海军元帅铁毕子与陆军元帅施里芬对国家安全的海陆优先性之争最为明显。同彼时德国糟糕的地缘环境相比更加不幸的是，德皇试图将现实的陆权困境与想象的海权梦想打包解决。他改变了俾斯麦推行了近三十年之久的欧洲大陆“区域陆权”战略，转而推行了“区域/全球海陆并举模式”，即同时追求欧洲大陆的“区域霸权”和“全球海上霸权”。

“海陆并举”战略对于尚处于崛起进程中的德国来讲无疑是一种化友为敌、引火烧身与自拆台脚的战略构想。一方面，陆军元帅施里芬和他的将军们为国家安全构建提出了著名的“施里芬计划”，即未来德国最大的安全风险来自于法俄东西两线的陆上夹击。国家安全战略应该优先加强陆军规模建设，并利用俄国动员效率低的特点采取“先西后东”的战略争取陆权优势。同时认为：“在海军政策上，我要问的不是海军应有多大，而是应有多小。我们能够建造德国、特别是皇帝所要的那么多军舰之间，必定就会给自己招致一场非打不可的战争。”［2］另一方面，海军元帅铁毕子和他的将军们对国家安全构建提出了著名的“风险理论”，即认为建立强大的并可以威慑英国的“公海舰队”不仅能够使英国不敢攻击德国，同时还能够使德国成为更具吸引力的盟友。［3］不幸的是，英国海军部并没有得出铁毕子一厢情愿期望的结论，而是得出了截然相反的结论。［4］1902年10月，英国海军部注意到“德国舰队巡航距离很短，推测是专门设计未来针对英国备战的。他们采取的政策是在北海建立海军基地……事实上，德国‘庞大海军计划’使英国离开德国，并转而寻求同自己在殖民地问题上的对手法国和近东对手俄国人达成谅解。”［5］如果法国是德国不同戴天的宿敌，俄罗斯是一个危险的邻居，那么英国本该是德国天然的盟友。但正是德国试图对英国海上霸权的挑战才使得德国最终不得不面对一个被自己战略挤压到一起的英法俄三国协约。

战略目标与战略资源之间的差距构成了国家根本的战略风险。而威廉二世主导下的德意志第二帝国根本的战略风险正是来自于权力的过度伸展。追求“区域陆地霸权”和“全球海上霸权”的“海陆并举”模式，构成了20世纪初德国国防开支大涨的根本原因。“1901~1903年，德国海军占国防开支的20%，1907~1909年这一比重上升至25%，到了1911年急剧攀升至54.8%。到了1912年，德国不得不宣布削减海军建设预算。”［6］自1897年“庞大海军计划”已降，德国举国进入到疯狂的造舰狂潮之中。“仅在1907年，用于海军造舰的费用就高达291 000万马克。1897年到1914年间，德国海军因造舰费用增加而欠下了104 070万马克的债务。”［7］持续高昂的军费负债已经让德国看不到同英国海军竞赛的任何前景了。由于英国只需致力于维持对德海上优势，因此，它的国防开支要比对手少得多。但德国还要维持庞大的陆军开支。

二、干涉变量：同盟关系与崛起成败

为什么同样缺乏稳定的陆基权力资源，并且同样追求“全球海权”的荷兰被身边的陆权霸主法国所摧毁，而葡萄牙却没有被身边的陆权霸主西班牙所摧毁呢？1为什么在争夺“区域陆权”优势博弈中，主动同海权霸主结盟抑或是选择海权“搭车”的国家绝大多数取得了战略优势或至少取得平手？陆基力量发展不充分的海权国在“区域陆权”竞争的大国博弈中究竟充当着怎样的战略角色？

在争夺“区域陆权”优势的战略大棋局中，海权国的战略价值并不体现在其能够提供强大的陆上军事力量。正如当人们询问俾斯麦如果英国军队在德国海滩进行登陆他将如何应对时，俾斯麦饶有兴趣地回答道“我会叫当地的警察把他们都抓起来”［8］。但是海权国却拥有足够的军事力量使原本势均力敌的陆权大国间的平衡发生倾覆。同时它还能够充当参与长期消耗战的陆权国盟友——战略天平中的托盘角色——实现全球资源配置的大质量强磁砝码。布莱恩·沙利文（Brian Sullivan）将其称为“起决定作用的战略”（the strategy of the decisive weight）［9］。对于这一角色掌控最好的就是历史上的海权霸主英国。“我支持谁，谁就会胜利”［10］这句源于亨利八世（Henry Ⅷ）的经典名言很好地诠释了战略“助攻手”在欧洲权力天平中的价值。亨利八世还让宫廷画师为他绘制一幅油画：他右手拿着一个不偏不倚的天平，天平一端是法兰西，另一端是奥地利；左手拿一砝码，准备随时投放到天平中的任何一端。在伊丽莎白（Elizabeth）女王时期，人们普遍认为：“西班牙和法兰西就像欧洲天平的两端，而英国则是天平的指针或支架。”［10］1624年，法国的一本小册子请求雅各布（Jacob）国王将伊丽莎白女王和亨利八世作为光辉的楷模。因为“他们非常高明地在势均力敌的皇帝查理五世和国王弗朗西斯之间扮演着裁决者的角色。让双方既怕他又恭维他，并争相获得他的友谊。”［10］

海权国最大的战略优势在于享有制海权一方可以通过“远洋打击”与“近岸封锁”遏制敌对同盟获得海外资源的可能，并有效打击敌对国家孤悬海外、鞭长莫及的战略基地。同时，能够在长期的陆权消耗战中通过控制国际航道通行，进而决定区域外战略资源的流向与配置。因此，海权可以被视为“区域陆权”竞争中最大的战略“助攻手”。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协约国与同盟国的战争中，海权霸主英国及其海权盟友日本对德国多年来苦心经营的海外殖民地与军事基地进行逐个摧毁。开战后，日本援引《英日同盟》条约中的参战义务，进攻并清除太平洋地区赤道以北的德国海外军事基地——包括中国青岛的胶州湾——英国负责清除赤道以南的德国海外军事基地。在大西洋战场上，号称全球第二的德国海军在日德兰大海战中因无法取得与英国旗鼓相当的制海权而躲藏在基尔军港——海军作为远洋打击和对敌人近岸封锁的军事手段却需要躲藏在自己陆基力量的羽翼下得以保全——直到战败也没有勇气大规模再次出海迎战英国皇家海军。从荷兰人在反抗西班牙的独立战争中（1572~1609年）首创对敌“近岸封锁”已降，海权国对陆权国在长期消耗战中获取全球资源配置问题上就一直拥有更加灵活的话语优势。在英法七年战争和拿破仑战争中，英国通过对法国实行封锁切断了其与其他大陆的一切联系，同时也使得其孤悬海外的殖民地尽数遭到摧毁。

纵观近400年国际关系结盟争霸史可以发现三点重要的战略启示：首先，在“海陆复合型”地缘政治大国竞争中能够率先主动与海权国结盟的一方绝大多数能够取得最后的成功。而同时需要进行“海陆两线并反”的两栖地缘政治大国要么像20世纪70年代中国调整并放弃了之前实行的“美苏并反”战略，而选择联合海权霸主美国来反哺陆基安全；要么则可能因长期巨大的两线战略负担而在争夺“区域陆权”的消耗战中逐渐走向彻底的失败（参见表3）。其次，在“海陆空天网”五维地缘政治互动的时代，海上军力对抗早已不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消耗战，而更可能是“十年一剑，一朝沉浮”的决战模式。制海权问题上的较量很难依靠“持久战”或“游击战”的思维方式，而是开始就预示着决战。从拉荷格大海战到特拉法加大海战，从日德兰大海战到中途岛海战都显著地表明：如果不能取得与海权霸主对等的实力，那么即便是拥有全球第二的海上军事力量，在同海权霸主及其全球联盟体系的对抗中也是无济于事的。第三，衰落的霸权国在意识到自身丧失霸主地位后往往转而在战略上愿意依附新的霸主借以“调控衰落”，而霸权的联盟者则可能成为第二霸权者或潜在的霸权者。例如，丧失霸主地位的西班牙沦落到依靠曾经的对手法国的地步，在《家族公约》之下成为波旁王朝最坚定的盟友；荷兰在同路易十四法国交战后开启了英荷联盟，从而变成了腓特烈（Friedrich）大帝所形容的“依靠英国军舰牵引的船台”［11］127。英国在两次世界大战后平静地接受了失去霸权的现实，转而积极追随美国的领导。需要注意的是，在多极均势环境下对“区域陆权”的战略选择不仅取决于海陆复合型地缘政治大国的主观意愿，同时也受到来自海权国所偏好的“离岸平衡手”战略的影响。只有当两种战略选择达成共识的时候，海权国才会确定自身的站队。因此，如何能够获得海权联盟的支持或至少争取海权国在“区域陆权”竞争中的“友谊中立”成为本文下一部分重点探讨的问题。

资料来源：由作者总结自制。

长久以来，关于海陆复合型地缘政治大国“海防”与“塞防”优先性问题上国际战略学者们存在着一个认知上的误区，即是否可以将“海陆并举”战略在时空两个维度上分步加以实现。根据安全要素的紧迫性与现实性原则，以“先陆后海”的方式在稳定陆基的前提下，再逐步追求从近岸防卫的“黄水战略”到远洋威慑的“蓝水战略”，最终实现“海陆并举”的战略构想。这种观点在路易十四取得对荷兰胜利后、拿破仑在取得对西欧诸国胜利后、沙皇俄国取得对拿破仑战争胜利后、威廉二世取得对法俄优势后都曾出现在胜利者们的案头。包括希特勒（Hitler）在一系列战略讹诈成功后也预言他将在有生之年取得欧洲大陆的胜利，而之后的德意志人将与美国人进行最后的海上决战。历史上许多崛起的海陆复合型地缘政治大国都梦想着在无政府状态下建立起一个由自己意志支配与领导的全球秩序体系。

事实上讲，“先陆后海”战略构想的误区在于，这种观点将事实的原因与结果在逻辑上弄反了。这就像月亮之所以有光亮，是因为它反射了太阳的光芒。但如果有一天月亮想要证明自己也是一颗能够发光的璀璨恒星而赶走了太阳，那么最终它才会发现原来自己一无所有。海陆复合型大国之所以能够获得“区域陆权”优势的根本原因是在它的崛起进程中审慎地处理与海上霸权国之间的关系，通过“推卸责任”、“海权搭车”，甚至同海权国结盟来避免出现一个反对自己的“海陆联姻”。尤其是在主权零死亡时代，当你无法永远彻底消灭一个地缘战略对手之时，与海权霸主构筑权力联姻是攫取与护持“区域陆权”的根基，而面对一个海上霸主的长期敌对，则是“区域陆权”不稳定与溃散的根源。

综上所述，“以海补陆”战略是海陆复合型地缘政治大国获得“区域陆权”战略的稳定器与压舱石；“先陆后海”则会因失去海权盟友的战略支撑而使国家最终陷入“海陆并反”的两线战略困境之中。黎塞留（Richelieu）与马扎然（Mazarin）时代法兰西的崛起在于三十年战争期间积极同英国与荷兰等新教国家结成了反天主教哈布斯堡家族的同盟；俾斯麦在三次统一战争中积极争取海上霸主英国的友谊中立；从路易十六（Louis Χ Ⅵ）到拿破仑帝国由于长期存在着英国组织的反法联盟而不得不长期维系“军事动员机制”，并慢慢耗尽国家的财富与元气。而俄国——除了在克里米亚战争中败给了英法联盟和日俄战争中败给了英国盟友日本——则每每在最关键的时刻站在海权联盟的一边，从而保持其战略上的优势。在中苏关系破裂后，由于中国奉行“美苏并反”战略，使得国家在战略上面临异常艰难的两线压力；而随着中美20世纪七八十年代准盟关系的确立，苏联的陆基权力则进入到了一个不稳定的压力期。冷战结束后，虽然中美之间结束了准盟关系，但是中国长期奉行“决不当头”的“海权搭车”与“安全推责”战略使得中美之间的关系维持在一个可控的范围内，借以确保了国家陆基战略的稳定。从一定程度上可以认为：中国陆基战略的稳定——包括中越关系、中印关系或中苏关系——不是中美关系良性动态发展的前提，而是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美关系良性发展的一个自然结果。正是因为毛泽东、邓小平等老一代战略家的英明卓见，才为中国在“区域陆权”战略的逐步崛起营造了良好的周边安全环境。

马丁·怀特认为：“基于思想信仰与意识形态而形成的联盟不出两代人的时间总是要让位于更加现实的国家安全利益考量。”［11］93而基于共同威胁认知而产生的安全利益共识是国家间实现缔结同盟与维系同盟意愿的根本原因。权力仅仅是一种手段，其根本目的是为了获得无政府状态下的国家安全。长久以来，结构现实主义者们对于海权国参与陆权博弈的“离岸平衡手”战略存在着一种错误的认知，即认为海权国参与“区域陆权”竞争的根本动机在于制衡权力。但意图决定论推演出的威胁制衡理论认为：“海权国参与制衡的根本逻辑不仅是依据权力结构大小这样简单——这样就会人为地将国际关系理论降格为简单而又粗糙的国家间财富排名或国际政治福布斯名单——而是更关切带有威胁意图的权力本身。”［12］正如一柄宝剑，既可以为善，也可以为恶，关键在于握剑的手。

对于拥有巨大水体阻隔的海权国来讲，其最大的安全利益与风险均只能来于海上。在势均力敌的海陆复合型地缘政治大国之间争夺“区域陆权”的制衡游戏中，奉行“全球海权”的国家更在意哪一方对其海上霸主地位与现有秩序框架最具挑战意图。需要补充的是，如果势均力敌的两个海陆复合型地缘政治大国均基于安全威胁认知的紧迫性而选择了“区域陆权”战略，那么对于意图判断才会让位于对于权力结构本身的简单关注。因此，在两个或两个以上追求“差色战略”模式的国家间，最容易争取海权国结盟的一方就是专注于“区域陆权”的国家；其次才是在两个均奉行“同色战略”模式的大国中间，依据权力均衡原则与较强陆权国的区域竞争对手成为伙伴。此外，海陆复合型崛起大国在地缘安全战略上的另一个认知误区在于偏执地认为：“如果不能掌握重要的海域制海权，则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的海上生命线就有被扼杀的风险。因此，国家应当大力发展海上军事力量确保本国海上生命线的畅通。”［13］这种古典现实主义理论推演出的“安全自助”逻辑存在着三大值得商榷之处。

首先，和平时期，海上安全从来都根本无法依靠单一国家的有限力量加以实时全覆盖。在没有爆发大规模海上冲突前提下，全球海上航线的安全一直是由海上霸权国及其联盟体系采用多边“合作安全”的方式加以维系，这并不排斥任何主权国家参与其中并承担提供安全公共产品的责任。例如，索马里全球反海盗护航；其次，如果无法构建起全球海权联盟体系，那么一旦爆发大规模海上冲突，孤悬海外的战略支点究竟是战略资产，还是远离本土、前沿质押的战略负担？例如，一战前，追求“海陆并举”战略的德国在遥远的太平洋地区的胶州湾、加罗林群岛、马里亚纳群岛、马绍尔群岛等地区建立了海外军事基地。当战争爆发后，这些零星孤悬海外的军事基地不但没有成为德国“公海舰队”重要的战略支撑点，反而成为国家权力资源分散的重要战略负担。在“洲级大国时代”，权力象征意义更大的零星海外军事基地或港口如果不能形成有效的战略网络体系，那么其海上军事效能将在战争爆发初期就会面临被完全抹掉的风险；再次，海上安全航线是一个立体运输网络，其安全威胁可能来自于航线中任何一个薄弱节点，因此，寄希望于仅仅规避或掌控某些重要的海峡是无法确保立体运输网络安全的。例如，即便是控制了马六甲海峡或开辟了克拉地峡从而绕过了马六甲海峡封锁的前提下，假若从波斯湾运出的油轮在浩瀚的印度洋航线被享有全球制海权的海上霸权及其联盟体系截击该怎么办？

海权与陆权之间能否像狮子与鲸鱼一样，各自满足所享有的地缘战略优势呢？事实上，追求权力不是国家积极参与国际政治的目的，而是在无政府状态下实现安全目的的手段。不论是追求“全球海权”，还是追求“区域陆权”都是在无政府状态下主要国际行为体之间寻求自身安全，进而构建秩序规范的一种手段。角色与功能相近的“同色战略”容易导致寻求优势的竞争关系，角色与功能互补的“差色战略”容易诱发基于禀赋的合作关系。对于海陆复合型两栖地缘政治大国来讲，专注于“区域陆权”优势的追求——并通过海权“推责”或“搭车”将自身海上力量的发展实行有限的自我约束，以此表明对海权国享有制海权优势的认可——有助于降低海权国对其实施“离岸平衡手”战略的风险与压力。

在俾斯麦执政时期，德国对自身的战略定位仅仅局限在欧陆“区域霸权”层次。一方面，他鼓励法国积极扩张海外殖民，并成为英国最大的殖民对手；另一方面，转移俄罗斯在欧洲的注意力，鼓励其在近东和远东等地扩张，间接地增加了俄国与英日等国的矛盾。希特勒在崛起的时候也注意到了德国作为海陆复合型大国的两栖地缘政治困境。为了避免重蹈威廉二世时期“海陆并举”的两线战略困境，希特勒主张把德国优先建成一个像美国一样的从大西洋沿岸一直到乌拉尔山地区的欧洲大平原帝国。同时，为了避免刺激到海权霸主英国敏感的神经，纳粹德国主动地通过《英德海军协定》，即德国海军舰艇总吨位不超过英联邦国家海军舰艇总吨位的35%，在潜艇方面不超过英联邦国家海军潜艇总吨位的45%，借以争取英法在其崛起进程初期的绥靖政策。对于海陆复合型崛起大国来讲，以相对权力界定国家需求并审慎地对利益边界进行约束——追求“区域陆权”优势和有限的海上力量并将海上安全战略主动嵌入到海上霸权国主导下的秩序框架之中——的功能性区分方式有助于同海权国建立起基于海陆权力禀赋而产生的“分治互补”性同盟。其本质上讲就是追求“区域陆权”的陆权国与追求“离岸平衡手”的海权国之间相互借重战略的共识。相反，一个追求“海陆并举”战略的海陆复合型地缘政治大国则需要一方面承担追求“区域陆权”的战略压力，同时也要参与追求“全球海权”的战略竞争而难以实现功能的“分担”与权力的“分治”。

博尔丁（Boulding）认为：“在自我约束的互动中，新型的大国间友好印象是可以被建构的，因为关于友谊的知觉也可能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14］在政策与战略的对外展现中，一味地咄咄逼人或强调令人琢磨不定的诡秘与变化无常其结果往往是有违初衷的。正如沃特豪斯（Waterhouse）名画《尤利西斯与塞壬》（Ulysses and the Sirens）中尤利西斯为了避免来自塞壬的危险而主动地将自己束缚在桅杆上一样。有的时候——对于崛起国来讲——把自己某些方面束缚起来往往能够获得更大的自由与安全。将“海陆共治”的梦想冶于一炉的代价就是其战略目标因陷入两线制衡而严重脱离国家权力根基。这样的权力就像水中的涟漪，无限地扩张自己，最终必然消失在无限里。正如苏联海权之路的终结源于其对海权与海洋战略认识定位的偏差，这种对海陆绝对安全理念的痴迷不断地透支着苏联的基本国力，不仅无助于国家周边安全情势的缓解，反而给自身的崛起带来了海陆两线的战略压力。［15］

三、文章结论与假设推广：兼论中国崛起的战略选择

本文通过揭示“全球海权”、“区域陆权”和“区域/全球海陆并举”三种安全战略模式对海陆复合型地缘政治大国在崛起进程中的内在效用及其作用机制可以发现：首先，如果一个崛起大国仅奉行“区域陆权”战略，那么它将因威胁的最小化原则而比追求“全球海权战略”或“区域/全球海陆并举战略”的国家更能获得海权国的结盟青睐或战略绥靖，并可能在势均力敌的“区域陆权”博弈中更大程度地集中优势资源获得战略优势；其次，如果一个拥有稳定陆基权力——可以像葡萄牙通过与英国缔结百年同盟或像美国本身享有天然优越的地缘战略环境——的崛起大国奉行“全球海权战略”，那么它将有可能在集中优势战略资源的背景下成为新兴的海上强国；再次，缺乏稳定陆基权力资源的“海权之路”有如无源之水或无本之木。如果一个崛起的海陆复合型地缘政治大国在缺乏稳定的陆基权力依托前提下单纯地去追求“全球海权战略”，它将像荷兰一样面临陆地邻国的更为现实而紧迫的安全压力，最终也难以长期护持海上优势；最后，如果一个海陆复合型地缘政治大国既追求“区域陆权”战略的同时也追求“全球海权”战略，这种“海陆并举”的两栖战略将像历史上的西班牙帝国、拿破仑帝国、克里米亚（Crimea）战争前的俄国或威廉德国一样，因背负海陆两线的战略负担而造就出国际关系史上一个又一个反对自身的海陆权力联姻。

权力有如水中的涟漪，无限地扩张自己，最终消失在无限里。判断一个民族是否拥有成熟的政治思维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观察其在成就面前是否拥有冷静的耐心与充足的节制力。贪婪地攫取一切权力资源的行为就像傻瓜手中的金子一样，不仅办不成事，反而坏事。“海陆并举”的两栖战略既与陆上邻国构成竞争性的“同色战略”，也与海权国构成竞争性的“同色战略”，因而它更可能是一种“化友为敌”的战略。它会产生一种“逆火效应”，即朝着它前进的运动会产生一种阻止其前进的反作用力，越是强势地追求这种海陆权势，形成的反制性同盟力量也会越大。［16］冷战期间的苏联人就曾经陷入这种“安全悖论”的恶性循环之中。由于受到强大的海陆战略围堵，苏联人投入了大量的资源来加强军事实力。但是他们越是试图通过动员巨大的权力资源来平抑这种地缘政治困境，越是在强化包围他们的联盟的利益认知与安全共识。

对于崛起国来讲，“吸收同化”所能获得的战略收益要远远低于“偏离常规”所要付出的战略成本。短期内能够快速缩小与霸权国权力位差的崛起国一定是现有体系内最大的获益者。如果权力的天平是不断朝向崛起国一侧慢慢倾斜的，那么就没有必要过早地对现有的制度规范与秩序安排展现出颠覆者的姿态。大国崛起是一个水到渠成、实至名归的过程。如果一个崛起国奉行起码的理性原则，那么它就一定会清楚时间是站在它的一侧的。一战前，德国工业家胡戈·施廷内斯（Hu Ge Stinnes）表示：“再给我们3年或4年的时间，德国将无可争议地成为欧洲政治和经济的主宰……我敢向大家保证，只要3年或4年的和平，德国就可以水到渠成地暗中主宰欧洲”［17］。就在萨拉热窝事件的前一个星期，德国银行家瓦尔堡（Walbourg）表示：“每当我的国家度过和平的一年，它就会变得更加强大”［18］。

“权力转移”并不意味着必然发生体系战争。它既包括在霸权国衰落后霸权的联盟者获得联盟内部英美式的权力禅让，也包括霸权的挑战者激活英德式的争霸战争。纵观近代400多年的国际关系史可以发现，霸权的挑战者统统都在两败俱伤的体系战争中失败了，而霸权的联盟者成为潜在的霸权者或第二霸权者。对于海陆复合型崛起大国来讲，以差色互补的“区域陆权”战略取代同色竞争的“全球海权”战略更可能赢得海权霸主的结盟青睐与战略绥靖。同时，通过言行主动降低海权霸主对其安全威胁的感知，对于崛起进程中的海陆复合型地缘政治大国降低体系结构性压力有着重要的意义。不论是追求“区域陆权”战略，还是追求“全球海权”战略，与海权结盟不仅是其获得持续稳定陆基权力的基础，同时也能够更好地将自身塑造成海权霸主“离岸平衡”、参与大陆均势的战略伙伴或海上霸权联盟体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随着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崛起，中国的地缘安全战略也发生了深刻地转变。并表现为从韬光养晦的“周线防卫”逐步转移到奋发有为的“要点突破”；从消极被动的“拒止战略”逐步过渡到积极主动的“前沿威慑”；从“安全搭车与消费者”逐步过渡到“安全驾车与供给者”。评判当前中国地缘安全战略转型的根本依据在于是否能够更好地促进国家崛起的根本战略目标的实现，并具体体现在是否有利于规避与消弭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中可能出现的“修昔底德陷阱”？是否有利于构建基于战略互信而形成的区域合作安全？是否有利于降低中国崛起的体系结构性压力？

中国崛起战略选择根本上取决于中国的地缘安全环境。在“洲级大国时代”如果中国能够建立起长期稳固的陆基权力资源，那么它就可能像美国或葡萄牙崛起一样，追求“全球海权”战略模式；如果中国周边仍存在着安全竞争关系的其他地缘政治大国，那么中国最好的战略规划就是追求有限的“区域陆权”战略，并尽可能地成为海权霸主的盟友或至少在“区域陆权”优势竞争中获得海权霸主及其联盟体系的善意中立。

自近代以来，中国作为一个最典型的海陆复合型地缘政治大国一直存在着“海防”与“塞防”之间的安全战略选择与战略资源博弈问题。一方面，中国周边既存在着俄罗斯、印度等拥核“洲级大国”，也存在着东部半岛核扩散问题和西部“弥散式”跨国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问题。尤其是中国与印度之间存在着广大陆地领土争端短期内尚难以通过外交谈判达成共识。另一方面，在东海与南海地区同日本、越南、菲律宾、印尼和马来西亚等国存在着众多海洋权益争端。自2008年奥巴马政府实行“亚太战略再平衡”已降，美国作为一个域外大国正在深度介入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的海洋安全博弈，使得本已错综复杂的亚太安全格局更加扑朔迷离。从地理毗邻性推出的战略紧迫性角度讲，作为一个独占一块地缘政治板块的区域地缘政治大国，中国所面临的传统与非传统安全压力更多地来自于陆上邻国而非海上。任何一个单独试图对象中国这样一个独占一块地缘政治板块国家的远洋登陆作战的海权国都可能面临一场“敦克尔克式的撤退”，以免自身重蹈“巴丹式的命运”。［19］

因此，对于崛起的中国来讲，海权战略应从属于国家崛起之整体战略。中国的海洋战略布局的目的应该符合有利于降低中美战略互疑、减少同周边国家的安全困境以及降低来自体系的结构性压力。在地区层面的地缘政治博弈中，地处域外且不存在领土诉求的衰落霸主仍可以起到“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角色。作为极其重要的战略砝码，美国对于中国能否实现和平崛起仍然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中国同俄罗斯达成边界领土谈判后，是否可以在此基础上寻求更大的海权战略呢？首先，我们不应忽视的前提就是中苏或中印关系的逐渐稳定正是源于20世纪中美之间反苏的战略结盟。新中国成立后的历史经验一再表明，中国获取持续稳定的陆基资源的前提是尽量避免同海上霸权国及其联盟体系爆发长期大规模的战略对抗。同时，如果单纯比较中美权力位差可以发现，中国处于尚可同单极霸权美国实现局部战略僵持的“崛起中段”；但是如果将中国与美国霸权的权力联盟体系进行实力对比可以发现，奉行“不结盟”政策的中国仍然在实力上远逊于美国的全球联盟体系。在这种情势下，奉行“区域陆权战略”，并将中国在体系中的角色与身份塑造成消极的海上安全“搭车者”、“建设者”或合作安全的“联盟者”往往比不假思索地坐实来自地缘政治自竞争对手们无端指责——现有秩序“潜在挑战者”与“秩序的破坏者”——更能够降低来自体系的安全压力。对于中国来讲，这一战略的实现需要克服日益增长的民族主义所带来的道德洁癖，从更加理性、务实和审慎的外交层面换取真正长远的国家战略收益。［20］

公元前432年伯利克利在雅典的演讲今天看来对于我们仍然适用：“我害怕的不是敌人的战略，而是我们自己的错误。”［21］崛起国的政策制定者必须高度警惕，以免受到因权力傲慢而产生的过度扩张欲望的诱惑。如果修昔底德对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描述揭示了缺乏自我克制及其引起的畏惧能够迅速催化国际体系进入到“最坏假定”的现实主义逻辑，那么对修昔底德的“考古”则表明，这一过程是可以通过国家战略的自我约束而避免的，毕竟文明与智慧源于野蛮落后。自然，上述观点并不能保证成功，但是可能会提高大国崛起的成功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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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Thucydides.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M］.trans.Rex Warner.New York：Penguin Books，1972，p.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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