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介理论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作者：石春海

唯实 1998年11期

　　党的十五大的重要理论贡献之一，就是再一次强调并系统地阐明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明确提出了党在这个阶段的基本路线、基本方针和基本纲领。

　　如何深刻领会初级阶段理论？如何正确理解我们在这一历史阶段将面临的种种新情况和新问题？这里都有一个思维方式的问题。无疑，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是我们认识和解决这些问题的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针对当前干部、群众中存在的一些模糊认识，学习江泽民总书记在十五大报告中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特征所作的九个方面的概括，我认为，尤其值得提倡一下中介思考。

　　一

　　所谓中介，就是指矛盾双方的媒介或由此达彼的桥梁，它表示一个矛盾体的各个方面之间的联系和过渡的机制。任何一个最简单、最基本的矛盾的对立双方，都通过中介发生作用与反作用而联系起来；一系列的事物、过程、阶段，都通过中介的居间联系而结成发展的长链。譬如说，生产关系是生产力和上层建筑的中介，现在是过去和将来的中介，黄昏是白天和黑夜的中介等。又譬如，人是猿进化而来的，但人和猿之间又有类人猿、猿人等中介形态，正是类人猿、猿人这些中介形态，将人和猿连在一起，描绘出一幅从猿到人的进化图。

　　中介在事物的发展过程中起什么作用？首先，它是矛盾双方相互联系的纽带。列宁指出：“一切都是互为中介，连成一体，通过转化而联系的。”（注：《列宁全集》第38卷，第103页。）其次， 它是矛盾双方相互过渡的桥梁。恩格斯指出：“一切差异都在中间阶段融合，一切对立都经过中间环节而互相过渡。”（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35页。）再次，它是矛盾双方相互转化的关键。列宁强调：“仅仅‘相互作用’＝空洞无物”，“需要有中介”（注：《列宁全集》第38卷， 第172—173 页。）。矛盾揭示了事物运动的源泉、动力，规定了运动的方向，中介则规定了事物运动的条件和途径，二者结合在一起，才能揭示运动的规律性。承认矛盾而不承认中介，仍不能避免陷入形而上学的泥沼。因此，解决任何矛盾都不能绕过中介，要做好大量的中间环节的工作，否则，解决矛盾的愿望就成了“竹篮打水一场空”。列宁说：“要真正地认识事物，就必须把握、研究它的一切方面、一切联系和‘中介’。”（注：《列宁选集》第4卷，第453页。）加深对中介的认识，对我们克服认识上的简单化和片面性，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怎样才能掌握中介思考？恩格斯曾对此作过十分精辟的概括：“辩证法不知道什么绝对分明的和固定不变的界限，不知道什么无条件的普遍有效的‘非此即彼！’，它使固定的形而上学的差异互相过渡，除了‘非此即彼！’，又在适当的地方承认‘亦此亦彼！’，并且使对立互为中介；辩证法是唯一的、最高度地适合于自然观的这一发展阶段的思维方法。”（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35页。）这里，恩格斯清楚地告诉我们，中介就是“亦此亦彼”的中间过渡状态，中介包含了对立的两端——“彼”与“此”的内容。中介思考的实质，就是反对“在绝对不相容的对立中思维”（恩格斯语）；就是既肯定事物的界限，又反对把一切界限绝对化；既要认识矛盾的“此”与“彼”，又要强调它们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亦此亦彼”。

　　矛盾对立的双方向自己相反方面的转化，需要经过从量变到质变的发展过程，要经过“中间环节”、“互为中介”的过渡状态。这种过渡状态具有两重性，即对立的双方各向其相反的方面渗透，每一方都包含着两个方面。当旧质中的肯定方面居于支配地位时，事物就处于这一极上，是“此”；当肯定和否定两个方面达到均衡状态，新质和旧质相互融合时，就出现“亦此亦彼”的中间环节；当旧质中的否定方面战胜了肯定方面而取得支配地位时，事物就实现了由旧质向新质的飞跃，达到了“彼”。所以，中介对于事物的质来说，具有某种不确定性。为此，从中介思考出发，不仅要承认事物具有质的差异和界限的明确性，而且还要承认由于中介的这种不确定性所表现出来的过渡性、暂存性、模糊性等等。

　　二

　　掌握中介理论，有助于我们正确理解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综观国际共运和我国革命与建设的经验教训，“欲速则不达”的事时有发生。究其原因，很多都与否认中介有关。譬如新民主主义社会制度是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的中介，而王明却否认这个中介，认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可以“毕其功于一役”，终于导致“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给革命事业造成了巨大的损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和共产主义产品经济的中介。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俄国布尔什维克党企图取消商品、取消货币、取消市场，实行了一段“战时共产主义”，结果碰了壁。列宁在政策上及时作了调整，制定了允许商品经济存在的新经济政策，才使俄国经济得到了恢复。列宁在总结经验教训时深刻指出，在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善于考虑那些便于由宗法制度、由小生产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中间环节”（注：《列宁全集》第32卷，第221页。）

　　我国建国后在长达20多年的时间里，“左”的思想占主导地位，它具有深刻的社会根源和思想根源。否认中介，拼命跳跃，企图一步登天，便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1956年，随着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我国结束了过渡时期，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但我们没有清醒地认识到自己所处的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没有认识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新民主主义社会与发达社会主义社会之间的中介。于是，在经济建设上搞高指标，急于求成；在所有制改造上追求“一大二公”，急于求纯；在社会主义发展阶段上主观冒进，急于过渡，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起来。这正是否认中介、急于过渡造成的后果。

　　从中介思考出发，我们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应该有一个准确、全面的认识。我们既要看到它的“确定性”：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毕竟和它脱胎出来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以及新民主主义社会有着质的差异；又要看到它的“不确定性”：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带有明显的“两重性”和“过渡性”。作为新民主主义社会与发达社会主义社会之间的中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最重要的特征就是生产力不发达、生产关系不完善和上层建筑不成熟。其具体表现包括：现代化大生产与传统的小生产并存，商品经济与自然经济并存，经济相对发达与很不发达的地区并存，少量尖端的科学技术与大量的文盲、半文盲并存……等等。正是这些“并存”，决定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各个领域、各个方面的“亦此亦彼”的特点，从而形成了它所特有的一系列基本特征。

　　三

　　中介思考不仅是我们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必然性，分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特征的重要的思维方法，而且也是我们正确理解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认清形势，分清是非，提高对改革的心理承受能力的思维原则。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要以改革总揽全局。改革必然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新旧体制同时并存，交互发生作用，新体制的因素在经济运行中日益增多，但还不可能立即全部代替旧体制；旧体制的相当部分还不能不在一定的时间内继续存在和运用。因此在改革进程中，无论是新体制还是旧体制都不会纯而又纯，它们的某些方面、部分、因素总是相互交错，以致水乳交融、难解难分，这就使新旧体制转换过程本身呈现出过渡性、暂存性、易变性和模糊性。面对这种矛盾复杂纷呈的局面，我们在实际工作中必须非常注意“中间环节”，避免“非此即彼”的片面性，摆脱在对立的两极中思维的旧习惯，克服思想上的僵化，防止“左”和右两种倾向的干扰。只有承认中介、发展中介，通过改革尽快地摆脱这种由于新旧体制碰撞和新旧观念摩擦所造成的“阵痛”，才能促成新体制、新观念的逐步健全、完善和壮大。

　　一些人总是根据以往在“左”的年代里形成的思维定势和固定观念，来衡量和剪裁当前多层次、多样化的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他们信奉的思维模式就是：“不是搞马克思主义，就是搞修正主义”；“不是建设社会主义，就是复辟资本主义”；“不是姓公，就是姓私”，诸如此类，不一而足。这些人恰恰无视了生活中的一个普通常识：黑与白之间还有灰，新与旧之间还有半新半旧。他们把思维停留在对立的两极中，否认矛盾双方的中介，这样唯物辩证法就被他们曲解、凝固了，完全失去了它夺目的智慧之光，成为一朵枯萎的花！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改革，涉及到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个领域，它必然引起人们在思想观念、思维方式、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巨大变化，使社会生活呈现出纵横交错、纷繁复杂的局面。仅以所有制的改革而言，在保持公有制主体地位的前提下，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以及不同所有制成分之间的彼此渗透和互相融合，必将大大活跃城乡经济生活，刷新社会主义社会的所有制观念。我们知道，马克思从来没有把哪个社会形态看成是绝对单一的。他指出，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典型的生产关系，它像“一种普照的光”，“一种特殊的以太”那样，支配和影响着其他一切生产关系。在占主体地位的公有制这一“普照的光”的照耀下，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并存和互融，正在形成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独特的所有制结构。由此可见，沿用某些片面、绝对，又未赋予新的确定性内涵的概念，诸如“一大二公”等，来规范、评判改革中的许多复杂事物的性质和影响，不仅是无益的，而且时常会陷入自相矛盾的迷津。

　　有位理论家曾说过：“改革道路上最大的困难是我们在以前的年代里形成的思维”，这可谓是一言千钧。在各种矛盾千差万别、层出不穷的改革浪潮面前，片面、简单、直线式的思维显得何等贫乏。为此，我们呼吁立体和中介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