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革命历史题材看十七年小说创作的史诗性追求

　　当代小说创作中一直存在着史诗性追求的倾向。这种追求主要体现为表现民族、时代的精神风貌，反映历史演进的客观内在规律，力求全面、深入、细致地描绘社会历史，塑造杰出的英雄人物形象，凸显崇高的美学风格。这种追求不仅是作家在进行长篇小说创作时所追求的目标，同时也是批评家用来衡量长篇小说所达到的思想艺术高度的标准。早在20世纪30年代，茅盾等人的创作就呈现出“大规模地描写中国社会现象”和“反映出这个时期中国革命的整个面貌”的自觉意识。五六十年代，这种艺术目标得以继续，作家的时代意识更加强烈，反映伟大时代，写出史诗性的作品成为作家崇高的责任。这种高度责任感，在革命历史题材小说的创作中得以充分实现。 　　十七年小说创作中，革命历史题材占有很大的比重和极其重要的位置。这一题材所指称的作品，是“在既定的意识形态的规限内，讲述既定的历史题材，以达成既定的意识形态目的”。革命历史题材作品主要讲述革命的起源以及在经历了曲折的过程之后，革命如何最终走向了胜利。创作这一类型作品的作家，大都是他们所讲述的事件、情境的“亲历者”。他们描绘出一幅幅历史的画卷，真切地表现人民共和国这个巨大的奇迹，如何穿越血雨腥风、万水千山，终于诞生。作品不仅是“亲历者”对这段光荣历史进行相对完整的记录，对人生经历的回顾，个体人生经验的表达，还是对于革命经典化进程的参与。这类作品创作的意义还在于“使我们的人民能够历史地去认识革命过程和当前现实的联系，从那些可歌可泣的斗争的感召中获得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更大信心和热情”。杜鹏程亲历了保卫延安这段伟大的战争历史，这种经历也成为他一生刻骨铭心的记忆。惨烈的战争场面，战士的牺牲等场景，都令他终生难忘，毛泽东军事思想的胜利、各级指挥员的卓越军事才能和英雄战士的献身精神，鼓励和鞭策着他一定要奋力写作，把英雄和烈士们所创造的丰功伟绩、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无上功勋记录下来，否则于心有愧。与杜鹏程相似，梁斌也参与了他所讲述的历史事件，比如保定二师学潮、高蠡暴动等，对其产生了很大影响。这些血泪交织的历史事件令他深受感动，让他“决心在文学领域内把他们的性格、形象，把他们的英勇，把这一连串震惊人心的历史事件保留下来，传给下一代”。 　　史诗性追求在创作中主要表现为揭示“历史本质”的目标，在结构上的宏阔时空跨度与规模，重大历史事实对艺术虚构的加入，以及英雄形象的创造和英雄主义的基调。 　　杜鹏程的《保卫延安》最早出现有关革命胜利，即20世纪40年代后期战争胜利的描述。作品在解放战争的伟大历史背景下用富于哲理与抒情的笔触，以宏伟的气魄，描绘出一幅动态的延安保卫战图景，在当代最早被评论家称为“史诗性”的作品。在1954年出版后，即被冯雪峰评价为“够得上称为它所描写的这一次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有名的英雄战争的一部史诗的。或者，从更高的要求说，从这部作品还可以加工的意义上说，也总可以是这样的英雄史诗的一部初稿”。小说的叙述重点是这一过程中的青化砭、蟠龙镇和沙家店等战役，再现了保卫延安这一宏阔的历史场景。一方面，正面描写大规模的革命战争，是当代文学创作的崭新课题，而宏大的场面首先构成了作品类似史诗的景观。另一方面，作品着力塑造了一大批无所畏惧的英雄形象，这是《保卫延安》“史诗性”的另一体现形式。小说以对战争全局的把握来关照具体的、局部性的战争和人物的活动，以持续的、紧张的节奏来塑造周大勇、李诚、王老虎等一大批英雄人物，并且为英雄安排了苦战、退却、流血死亡等“检验”战斗意志的逆境，这些人物广泛涉及高级将领、基层指挥员和普通战士。通过对这些近乎完美的高大形象的塑造，自始至终保持着英雄主义的高昂情绪。此外，在虚构性的文本中，还涉及真实历史人物彭德怀的形象，小说正面对他作为政治家和军事家的高瞻远瞩、运筹帷幄进行了描述，同时又竭力展现他作为普通人和蔼淳朴、平易近人的性格。 　　《红旗谱》自出版就被誉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革命运动的壮丽史诗。这部作品以大革命前后十年为历史背景，以“反割头税”和“保二师学潮”为主要事件，在广阔的历史背景下展开对中国华北农村社会生活画面的描绘，反映了党领导革命农民和革命知识分子进行英勇斗争的壮丽图景。冯健男评价说：它“概括了我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前后的伟大历史图景，反映了全国劳动人民和革命知识分子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向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罪恶统治，进行英勇不屈斗争的最初十年的伟大历史现实”。此后，冯牧和黄昭彦也对《红旗谱》有很高的评价：“这部小说是充满了那样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全面地概括了整个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农民的生活和斗争，在艺术成就上也达到了相当的高度和深度，是十年来我国文学创作中突出的收获。” 　　作品展示了农民阶级在党的领导下觉醒、成长和他们在民主革命中承担的历史使命。作品被建构为中国民主革命史，而这种建构是依托在对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的描绘上，更体现在对农民英雄形象的刻画中。针对《红旗谱》的人物塑造，冯牧和黄昭彦特别指出：“作者成功创造了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典型人物――革命农民朱老忠。”朱老忠是那个时代“最突出的”、“具有典型意义的新英雄人物的光辉形象”。朱老忠是当代文学史上一个跨越新、旧两个时代的农民革命英雄的艺术典型。他是在农民斗争的沃土上成长起来的，他的血脉中有着父辈刚毅不屈的反抗精神，他的身世中怀着对地主阶级的血海深仇。他走京下卫，闯荡关东的经历，又练就了他不屈不挠的精神和坦荡的胸怀以及过人的胆识，使他成为超越一般的农民，具备了农民英雄的气质。在接受了党的教育后，个人复仇的决心上升为阶级的革命觉悟。作者出于对革命农民的深厚感情和衷心赞美，力图将朱老忠塑造成完美的、理想的中国农民英雄典型。这种塑造英雄的概念，很切合当时的创作观念。如果说朱老忠形象的塑造趋于理想化，那么，对严志和的塑造则是作者立足现实，当作一个地道的农民来写的。小说中通过他失去“宝地”与之告别的情节叙述，真实地表现出农民与土地血肉相连、难以割舍的依依深情。他勤劳、朴实、善良，却又软弱，虽然对冯老兰有着刻骨的仇恨，却忍气吞声、逆来顺受。期盼翻身过好日子，却又惧怕生活的风雨和颠簸。作品中对他思想上农民式的软弱和动摇作了详尽深刻的剖析。但严志和的性格中反抗性和革命性是更本质的。终于在党的教育下，摆脱精神负担，走上革命道路。 　　《红岩》是以革命回忆录《在烈火中永生》为素材，加以集中、提炼、概括而创作出的一部长篇小说。于1961年出版。评论界称其为“黎明时刻的一首悲壮史诗”。《红岩》的署名作者是罗广斌、杨益言，他们是作品中所描写事件的亲历者。20世纪40年代后期在重庆从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学生运动和地下工作时被捕，被关押在称为“中美合作所”的集中营里，国民党政府军队溃败，解放军攻占重庆前夕越狱出逃。20世纪50年代作为幸存者和见证人，为配合当时开展的各项政治运动，收集、寻访死难者的资料，多次作有关革命传统的报告，后来整理出版为革命回忆录《在烈火中永生》，后历经约十年，几经修改，完成《红岩》的创作。《红岩》以对革命纯洁性的追求，来实现对这一历史事件的“本质”的讲述。以更加分明、强烈，带有象征性，更带有人生哲理的方式来处理这一事件和所赋予的种种含义。小说描写了1948年至1949年，在重庆敌我双方的生死斗争，再现了黎明前革命与反革命、光明与黑暗之间的殊死搏斗。结构错综复杂而富于变化，事件纷纭，把狱内斗争和狱外斗争穿插交错叙述，跌宕有致，波澜起伏。而人物的思想、性格、言行、心理的刻画也不存在任何幽深曲折而彻底透明化。英雄人物的意志、信仰所进发的精神力量，在肉体摧残和心理折磨下的坚定、从容，在与反面角色的对比中被推向极致。集中塑造了许云峰、江姐、齐晓轩、刘思扬、成岗等人物形象。小说不仅展示了英雄们如何战胜敌人的威逼利诱、严刑拷打，显示出他们超凡的革命意志，而且写出了这批同类型的英雄在有限环境中所显示出的不同个性。不同的性格特征和共同的革命气概，使崇高的信仰、高尚的情操、坚强的意志、雄伟的气魄等共产党人的优秀品质升华。作品以一幕震人心魄的悲剧，浓重的悲壮氛围，体现出典型的革命文学所特有的壮美诗意。 　　《红日》也把真实的战争历史与艺术虚构加以结合。故事的展开方式和人物活动的具体描写，立足于对“正义之师”的力量源泉的揭示和回答胜利获取的根据――这也是大多数革命历史小说所要表达的主旨。在表现20世纪40年代内战的小说中，评论界一般认为，比起《保卫延安》来，它在思想艺术上取得重大进展。主要理由是，对战争生活所涉及的方面，有比较开阔的展现：不仅指写到军队中的军、师、团以至普通士兵的各个方面，而且也指把军队和百姓、前线和后方、指战员的战争行为与日常生活加以连结的“横向拓展”的艺术构思，而表现了对社会生活的整体把握的意向。在人物创造上，作家意识到人物性格“丰富性”的重要，而在维护（或不损害）性格的“阶级特征”的前提下，加强了思想情感、心理活动的刻画，在同一类型的人物间，赋予将之区别的对比性特征，如坚毅、严格与开朗、幽默感等。 　　《青春之歌》和《三家巷》为代表的是以人物的人生历程和成长为主题的作品。《青春之歌》是当代文学史上第一部描写党领导下的学生爱国运动、反映革命知识分子斗争生活的长篇小说。作者根据自己的生活体验，基于对党的感念之情创作而成。作品以林道静的成长为线索，真实地再现了从“九・一八事变”到“一二・九学生运动”这一历史时期的社会政治风貌。这个时期的政治风云和事变，构成了人物生活道路选择的背景和决定性因素。《一代风流》这部小说以一个打铁出身的知识分子周炳半生的经历来结构作品，时间上贯穿1919年至1949年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第一部《三家巷》的故事发生在“五四”运动后和“大革命”时期的广州。作为“反映中国革命来龙去脉”的作品，《三家巷》选择了重大的历史事件作为侧面描述的角度，“五四”运动、“五卅”惨案、省港大罢工、中山舰事件、北伐战争、广州起义等，只是作为叙述的背景，在作品中构成特定的时代氛围。作品主要安排了三家巷中三个不同阶级的家庭日常生活，以人物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作为叙述的主线。周、陈、何分别属于不同的阶级（手工业工人、买办资产阶级和官僚地主），对于时势、政治有不同的态度和反应。但他们是近邻，联系密切，而周、陈两家，既是连襟亲戚，又是儿女亲家，儿女又是同学，基于人情、事理、利益等复杂纠葛的人物关系，日常生活，都在作品中有着详细的描述。作品用丰富复杂的牵连形式，让阶级对立与冲突还原为自--然、驳杂的生活状态，通过各种人情、事理的复杂纠葛，来表现阶级关系和阶级矛盾的复杂、残酷、微妙、曲折，真实地再现了大革命时期广州各阶级力量的分化，以及不同阶层的精神面貌和心理状态。 　　这些作品都以较大的规模、宏观的叙事，深刻地反映了革命历史或现实生活的宏阔场景，塑造了鲜明的英雄典型，像一幅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有震撼人心的效果。在美学风格上，具有特别宏大和壮美的特点。在作家和评论家从创作实践、理论探索的共同努力下，中国当代小说创作的第一个高峰出现，这次发展高峰期同时也是史诗繁盛的阶段。 　　出现如此繁盛的局面，首先与当时普遍的革命传统教育密切相关，革命历史小说在文坛上的意义特殊，他承担着特殊的意识形态功能和思想教育功能，大多数作家都自觉将文学创作用以实践文学的这一功能。如冯雪峰在评价《保卫延安》时指出：“它描写出了一幅真正动人的人民革命战争的图画，成功地写出了人民如何战胜了敌人生动的历史中的一页。对于这样的作品，它的鼓舞力量就完全可以说明作品的实质、精神和成就。”由此可见，作品的主题思想基本上是对某种革命理论、现实斗争原则的演绎。作家的创作是拿历史和现实的斗争材料来对主题进行验证和充实。在主题既定的前提下，作品的主题思想少有个人的体验认知成分，更多的是用普遍性认识和对主流意识形态理论的倡导代替了作者独特的个人性的思考。作家们少有对思想的批判、反思，相反，是紧紧跟随、融合和接受。这种失去了个人体验的思想达不到史诗的精深思想境界。同时，在一体化的政治意识思想与文学思想的制约下，革命历史题材小说往往是对革命的起源、曲折艰难的过程的叙述和对革命最终走向胜利作出既符合历史规律又符合人民意志的解释。这是与作为“历史的创造者”的无产阶级同一阵营的作家，对本阶级的过往历史和现实业绩的一次大规模有计划的复述。因此，是国家意识形态和作家个人思想观念共谋的结果。 　　革命历史题材小说中的史诗性追求也是作家自我选择的结果，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作家几乎都想充任“社会历史家”，他们大都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都有着再现革命历史变迁的全过程，把握时代精神的强烈愿望。尽管这一时期的革命历史题材小说创作中存在着如反映社会生活角度单一，过于强调政治功利，而削弱了文化内蕴，过于重视对历史事件和过程的追寻与记录，而忽略了对人心灵的探索等局限。但作家们带着史诗性追求的宏大目标，描绘出的一幅幅宏阔的历史画卷，不仅满足了人们了解中国革命历史的热切渴望，而且也为后辈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爹考文献： 　　【1】黄子平.革命・历史小说【M】.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6：2. 　　【2】邵荃麟.文学十年历程.文学十年【M】.北京：作家出版社，1960：37. 　　【3】梁斌.漫谈《红旗谱》的创作【J】.人民文学，1959（6）. 　　【4】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108. 　　【5】冯雪峰.论《保卫延安》的成就及其重要性【N】.文艺报，195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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