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印度公司--从贸易公司演变为帝国之主宰

1600年，托马斯.斯迈斯爵士率领一群伦敦商人，向女王伊丽莎白一世请愿，赐予他们皇室特许权，可以和东半球国家从事贸易往来。同时，“伦敦商人与东印度荣誉贸易公司”或后来被人们所熟知的“东印度公司”也成立了。鲜有人能预测这一举动给此后全球贸易带来了地震般的变化，也无人想到258年以后，公司会将印度次大陆的控制权移交给大英帝国。“东印度公司”因为近期BBC一台剧集《禁忌》的热映而成为谈资，这部剧集的主角詹姆斯.德拉尼由汤姆.哈迪扮演，他与由强权而肮脏的东印度公司势同水火。而现实里，这个公司又是如何获得并巩固其权势和利益的呢？

就在1600年伊丽莎白一世签署东印度公司成立的时候，远在印度的统治者是莫卧儿王朝君主阿克巴，他统治着750,000平方英里的国土，疆域从西北部的阿富汗北境，南至印度中部的德干高原，而东北部一直到阿萨姆高地。莫卧儿帝国早在1600年之前就已建国（它是在1526年由阿克巴的祖父巴伯尔建立），并且在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发展成为强大的中央集权帝国，其军事优势和文化生产力标志着“伟大的莫卧儿帝国”的统治。莫卧儿宫廷拥有巨大的财富，其华丽壮观让当时任何一个欧洲国家都只能望其项背，印度天然的产品和那些匠人们制作的精品另全世界的目光艳羡不已。

17世纪初，东印度公司初访莫卧儿宫廷，这次是英国人为了试探性地于阿克巴的继任者贾汉季皇帝谈判互惠的贸易关系。东印度公司最初计划是尝试通过他们的渠道打入东南亚利润丰厚的香料市场，但是他们发现那里的贸易已经被荷兰人所主导。1623年东印度公司的商人在安伯纳（今天的印度尼西亚）惨遭屠戮，于是公司逐渐将注意力转向印度。

在贾汉季皇帝的允许下，他们开始在印度东西海岸建立小型的基地和工厂。他们在这些沿海地区精心算计，从香料、纺织品和奢侈品贸易中盈利，他们通过印度的中间商同那些手工艺人做买卖。这种商业上的成功可谓是必然的。同时“合股”公司的架构（即公司的所有权由股东共享）也应运而生，公司成本由投资人分摊，而风险从个人转移到各个股东。在17-18世纪，公司的规模和影响力日益增长，尽管有所波动起伏，但是东印度公司在大英帝国经济中重要的地位，并且发展成为伦敦最强大的财经机构之一。

政治玩家

起初，莫卧儿帝国一位初级合作伙伴建立了复杂的商业网，到了18世纪，东印度公司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印度次大陆的政治活动中。在面对莫卧儿帝国中央集权衰落，个体的属国政权继承人不断出现的局面时，他们依然能巩固维持其贸易优先权。

而欧洲其他列强们也开始讲目光投入到印度次大陆。在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以及之后的七年战争期间，法国崛起成为欧洲的大国，以及英国的主要对手。而这一点更强化了东印度公司作为英国在印度的立足点，其战略重要性，而印度绵长的海岸线对大英帝国向亚洲和非洲扩张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外，东印度公司维持一个庞大的常备军队，其中包括印度兵（收过欧洲军事技能培训的印度雇佣兵），所以东印度公司有权调动英国海军和驻扎在印度的皇家部队。

拥有这样的军事优势，使东印度公司在当地的冲突和争端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有些印度本土商人和银行家看到了东印度公司越来越重要的影响力以及不容错失的商机，所以他们给东印度公司提供经济资助。在1757年普拉西战役和1764年布格萨尔战役取得军事胜利后，东印度公司被授予孟加拉总督（diwani）——拥有整个地区的行政管理和收取税收的权力。同时，公司的影响力向南方领地扩张，直到18世纪70年代，权力的平衡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东印度公司的扩张还在继续，而对手如西印度的马拉萨人，以及迈索尔的蒂普苏丹则被打败。到了1818年，东印度公司在印度的势力攀到了顶峰，直接控制了2/3的印度次大陆，间接控制了剩余的领土。

一处“被剥削的殖民地”

东印度公司统治下的最初几年因其腐败和牟利而恶名昭彰——他们的行为就是所谓的“动摇浮屠树”“强暴孟加拉”。地方长官（对东印度公司的雇主的泛称）常常通过其在印度事务上的开支来积累了大量的个人财富。然而到了18世纪末，人们也明白了要发展什么，可以使之成为东印度公司的根基，商人们寻求机会成为行政管理者，统治集团的发展系统既符合他们的政治经济乔治亚思想，也要因地制宜符合印度当地的特定情况。

印度有庞大的人口和错综复杂的社会、政治和经济机构，使得“无主之地”（空地）的帝国主义思想无法实现，因此东印度公司并没有像英国定居者在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好望角和加勒比地区等地那样，对土地和劳动力资源形成绝对的控制。印度成为一个“被剥削的殖民地”，而非一处定居地。对于东印度公司而言，其价值主要在于通过控制其国内市场和国际贸易，从中获利，剥削农产品据为己有，最重要的是攫取税收。这些税收被用于支付常备军队和一群规模相当可观的东印度公司骨干（公司雇员和有合约的国内公务员）的开支，他们在此工作，但不会最终定居于此。

东印度公司在印度发展成一支政治力量，也成为英国国内激烈辩论的话题。1757年东印度公司在普拉西战役中的活动被质疑——诗人威廉·柯珀就指出：“东印度公司是用鲜血来建造工厂，从事贸易，被利剑所指，血染白袍，就像清白的正义被血染红”。

在痛失美国殖民地，反奴运动的兴起以及法国大革命的背景之下，“印度问题”在英国的政治中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对东印度公司非道德行为的认知，对私有化的恐惧和制度的腐败，英国和“亚洲”执政模式之间的紧张关系，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共鸣和担忧：何为帝国权力，英国对她的那些海外非白种人地区问题中承担的责任。18世纪下半叶，大城市的人们对于东印度公司活动的担忧表明了其在印度当地富豪中引发的普遍敌意，而这种矛盾在1788-1795年间，在于前任总督沃伦.海斯廷斯的弹劾和审判（被控管理不善和个人腐败）时达到了顶峰。

“印度问题”

在18世纪70年代初，为了试图规范东印度公司的行为，《北方管制法案》和《皮特印度法案》相继出台，目的在于将公司归于议会的就近监管。与此同时，在18世纪80到90年初代查尔斯.康沃利斯总督执政时期，一系列的内部改革也在进行，这些改变见证了东印度公司管理层的彻底重组，从而消除个人腐败。这个举措一时为了改善东印度公司的公众形象，二是要提高它攫取税收的效率。对哈斯廷斯的无罪释放以及康沃利斯的改革以后，公司试图重拾其名誉，目的旨在于自身重新定位，从而转变为一个仁慈和合法的统治者，并且将其势力扩大到民间，对印度带来财产的安全和社会公正。

比如司法机构重塑的改革，以及1793年的《永久和解协议》）（确定土地税率），都是打着“改善”印度社会的名义实施的。东印度公司越来越多通过正当的形象出现，通过运用“文明使命”这样的修辞说法，通过公众宣传来展示社会立法改革，如废除了罕见却充满争议的“殉夫”（对寡妇施以火刑）。然而，这些举措对当地经济和社会所产生的实际影响往往有很大差异。这些改革主要为了巩固东印度公司的控制，以促进大英帝国能长期攫取财富，确保她对于其他欧洲对手在印度次大陆上所具备的战略优势。

19世界上半叶印度的经济衰退。过度的土地税和投资的缺乏阻碍了农业的发展。而大量的廉价工业化产品的涌入导致传统工业例如纺织业等被削弱。灾难性的饥荒，以1770年发生在孟加拉地区和1837-1838年发生在阿格拉地区的尤为严重，由于东印度公司的税收政策，对粮食市场的放任自由的态度，加剧了情况的恶化程度，导致了国家救济的失败。

19世纪初之前，英国对于印度的态度更多是“骄傲和自满”，而非“自我鞭策”（引用自历史学家彼得.马歇尔），对东印度公司行为的批评和其后果（无论是有意或者无意）从未完全消失。相反，这些事件依然是英国公众辩论的话题。他们通过一系列时间、来源和媒体，找到了表达方式，比如通过舆论发声来表达。1839-1843年间，曾有一个短暂存在的英国印度社团（它的成立是为了“启发”人们了解印度的情况）。

而印度的民众也并非温和地默许东印度公司的统治。丧失权力的印度统治者们派出许多代表团赴伦敦，抗议东印度公司的虐待暴行和单方面违反条约，各种直接或间接形式的抵制在那个时期不断出现。事实上，正如历史学家克里斯托弗.贝利指出的，战争终会让东印度公司走向末路，1857年爆发了起义，事件“仅在规模上是独一无二的”。

在1857年的起义以后（在英国这个事件长被称为“印度叛变”，而在印度则被称为是“第一次独立战争”），英国的观察家门很快批判了东印度公司的错误。然而，大船已然在航行之中。当起义被镇压——双方都经历了残酷的战争和巨大的生命损失——对印度的控制权从东印度公司转移到英国国王，开启了英国在印度高度帝国主义统治的时期。

本文为头条号作者发布，不代表今日头条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