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昌起义后的周士第

　　80年前，响于南昌城头激烈的枪声，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创建人民军队的开始。北伐名将周士第参加了马回岭起义，并在南征的过程中殚精竭虑，浴血奋战，做出了不朽的贡献。

　　

　　马回岭起义

　　

　　当北伐战争进入高潮，大革命的洪流席卷大江南北之时，蒋介石逐渐露出反革命的真面目。1927年4月12日，他首先在上海挥起屠刀，公开屠杀革命力量。不久，革命形势继续恶化，汪精卫也叛变革命，在全国各地捕杀共产党人。国内政治局势陡然逆转，原来生气勃勃的中国南部陷入一片腥风血雨之中。中国共产党和革命人民没有被吓倒，他们从地上爬起来，揩干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体，继续战斗，并决定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

　　周士第，1900年出生于广东省乐会县（今海南省琼海市），早年是黄埔军校第一期学员，先后任陆海军大元帅府铁甲车队见习官、副队长、队长。大革命时期，先后任国民革命军第4军叶挺独立团营长、参谋长、代理团长。在北伐战争中，独立团作为北伐先锋，在汀泗桥、贺胜桥等著名战斗中出生入死、所向披靡，取得辉煌战绩，为4军赢得了“铁军”的光荣称号。周士第在战争中也积累了经验，赢得了荣誉。“八一”南昌起义前，周士第任国民革命军第4军第25师第73团团长，率团驻扎在九江马回岭。

　　1927年8月1日晨，周士第接到25师师长李汉魂的电话，要他到师部有要事商量。此前，周士第已经听说张发奎去了庐山参加反共会议，李汉魂也刚从庐山回来，心里不禁疑虑重重。由于未得到党的指示，对目前部队该如何行动，周士第拿不定主意。于是他立刻召集团内党员骨干开会，讨论对策。同志们都不同意周士第去师部，担心李汉魂会扣留团长，到时73团将群龙无首。第一营营长符克振提出，要代周士第去。大家认为这是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周士第十分感动地说：“我还是去！第一，估计李汉魂还不至于扣留我；第二，可以顺便摸清楚李的意图。当然，我会小心的。你们也要做好准备，万一回不来，你们要带部队找党。”

　　布置就绪，周士第带着一个骑兵通讯员骑马来到师部，先去找共产党员、参谋长张云逸了解情况，刚见面还未来得及谈话，李汉魂就走了过来。寒暄后，李压低声音对周士第说：“总指挥（指张发奎）很欣赏你，要重用你，希望你跟他走，不要跟共产党走。”

　　周士第不为所动，冷冷地回答：“第4军在北伐中能打胜仗，张发奎能有今天的地位，是由于有共产党的帮助和共产党员的英勇牺牲。你们今天跟着汪精卫反共、分共，只有死路一条。”

　　 李汉魂见说不动周士第，鼻子哼了一声，走了。

　　这时，南面有列火车开过来，这是南昌起义成功的信号，但周士第当时并不知道。他上了火车，在车厢里寻找熟人，想打听一下消息，刚好碰上原叶挺独立团营长许继慎。许悄悄对周士第说：“‘南昌起义’了，你快回去！”

　　周士第听了兴奋不已，立即下车，接过通讯员手里的缰绳，翻身上马，快马加鞭奔向团部。此时，上级党组织派来的聂荣臻已到达25师驻地。从聂荣臻那里，周士第了解到了一些最新的情况，明确了部队目前的任务，即立刻起义。

　　25师多数部队是由共产党员控制的，参加起义的部队有73团全部、75团3个营，74团重机枪连。聂荣臻与周士第商定了具体的起义计划：利用下午1时睡午觉的时间开始行动，以野外打猎为名将队伍拉出驻地。75团3个营先走，74团重机枪连继之，73团殿后。下午6时以前到达德安车站附近集中，如遇阻挠破坏起义者，坚决镇压；如遇追赶拦阻之敌，坚决消灭。

　　午后1 时，起义部队按计划行动。周士第率73团第一营担负后卫，当他们顺利进抵德安车站北时，张发奎、李汉魂带卫队营乘火车追了上来。火车停下来，队伍也停下来，形成了僵持局面。聂荣臻当机立断，对周士第说：“让他把车开回去，不然就朝天鸣枪。”周喊了几声，火车还是不开，周士第就喊了一声“放”。

　　一阵排枪，把张、李吓坏了，急忙跳下车，丢下卫队就跑了。

　　起义部队随即包围车上的卫队营，这个卫队营有五六百人，装备精良，全是手提机关枪。起义部队要他们缴枪，他们不肯缴。周士第派了一个参谋去向敌营长下最后通牒，卫队营见无路可去，这才缴了枪。

　　张发奎回去后，派了个参谋捎来口信，要求把他的望远镜还给他。周士第请示聂荣臻后，叫那个参谋带回了望远镜，并把全副武装的卫队营还给了张发奎。因为当时还想争取张，不能不留有余地。由于火车不通，聂荣臻、周士第率领起义部队连夜行军赶往南昌。8月2日拂晓时，周士第他们就看到了飘扬在南昌城头的鲜艳红旗。

　　第25师的两个团和一个连，计三千多人汇入了南昌起义的行列。周恩来见到这支政治素质好、战斗力强的部队后十分高兴，他说:“行动很成功！我原来没想到这样顺利，把25师大部分都拉出来了。”后来，第25师稍加补充编成一个完整的师，周士第升任该师师长，李硕勋任党代表。

　　

　　攻占会昌城

　　

　　 8月5日，起义部队陆续离开南昌，周士第的第25 师担任后卫，直到8月7日才最后撤出。8月下旬，起义军抵达瑞金，侦知钱大钧率三个师屯兵会昌，企图堵截和消灭我起义军。前委根据形势决定攻占会昌城。8月30日早晨，朱德指挥第20军第3师在城北攻城，以吸引守军视线；然后第11军强攻城西，第24师准时投入战斗。就在这万分紧急的时刻，第25师却不见了踪影。

　　“这是怎么回事？这是怎么回事？”叶挺急得团团转。倍则攻之，十则围之，这是兵法常识，如果不能集结优势兵力就无法突破敌人防线。第25师的底子是原来的独立团，执行命令从来没有打过折扣，这次竟然延时误事。叶挺感到奇怪，派出通讯兵去联络。

　　原来，周士第率领的第25师自南昌南下后，一直担任后卫，刚刚赶到瑞金就接到了战斗任务。为了赶上总攻时间，他们顾不上休息，马不停蹄、人不停步地日夜兼程，向会昌进发。因为夜间行军，走错了方向，走了一段冤枉路后才转向会昌，这时战斗已经打响。

　　周士第带领战士们快步流星地赶到指挥部，见到了周恩来、叶挺、刘伯承、聂荣臻等，报告迟到的原委。周恩来说：“没关系，这个不谈了，现在的关键是怎样打败敌人。”叶挺随即向周士第布置了任务。

　　周恩来询问:“部队是很疲劳,可是会昌一定要打下来。你们有没有把握呀?”

　　周士第坚决表示:“我们向党保证,一定打下会昌。”

　　周士第立即给各团划分了任务。75团率先发起攻击，以突然的动作夺取了一个山头，占领了有利的阵地。73团不甘落后，连续占领了几个山头后，就向2531高地以北的几个重要山头猛攻。这几个山头是会昌城西北的屏障，是敌人的主阵地，敌人在这一带构筑了许多坚固的工事，火力配备很强。73团组织了几次进攻，都遭到顽强抵抗。

　　 周士第站在山头上观察部队进攻情况，只见敌人依托工事，以密集的火力向攻击部队射击，几个战士中弹倒下了，又有几个战士倒下了，但部队仍然冒着弹雨冲上前去，一步步逼近敌人……见此情景，周士第不禁想到一年前独立团在汀泗桥、贺胜桥恶战的场面。

　　激战到下午，周士第在指挥所看见敌人已经有人渡河逃跑了，于是判断敌方的军心可能有所动摇，便命令师部司号员吹响了冲锋号。听见师司令部的号声，各团、营、连的冲锋号声接连吹响，震撼了整个山岗。73团阵地上的6挺重机枪对准敌人的主阵地，一阵猛烈扫射。战士们个个英勇无比，潮水般地涌向敌人，攻下了主阵地。敌人被打得溃不成军，纷纷向会昌城抱头鼠窜。周士第抓住有利时机，发出追击的命令：73团、74团迅速向会昌追击。

　　下午四时，战斗结束，起义军胜利地占领了会昌城。会昌之战，是起义军南下后的最大胜仗，歼敌六千余人。

　　26日，25师和24师又击退了由洛口墟方向前来支援的敌军，歼敌两个营， 缴获枪支几百支。叶挺、聂荣臻传令嘉奖25师及周士第、李硕勋等指挥员。

　　

　　血战三河坝

　　

　　会昌战斗后，起义军折回瑞金，经河州、上杭进入广东。周士第的25师仍担任全军后卫，除掩护整个部队外，还负责掩护几百名伤病员和大批武器的转运。

　　9月18日，25师到达广东省大埔县的三河坝。这里四面都是崇山峻岭，三条江水奔腾汹涌，地形险要，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起义部队到达这里后，前委讨论决定分兵：主力部队由周恩来、贺龙、叶挺、刘伯承率领，直奔潮州、汕头；25师与第九军教导团共三千余人则扼守三河坝，以牵制和防御梅县和闽西方向的敌人，掩护主力攻取潮、汕。

　　三河坝位于大埔县西北，梅江、汀江、梅潭河在这里汇合流向韩江，故称“三河坝”。25师驻在三河坝，如果发生战斗，就是背水作战，地形极为不利。于是，周士第下令部队移到三河坝对岸，倚仗着奔腾湍急的江河，坚守阵地，与敌人对峙。刚刚部署完毕，那个先前被打跑的钱大钧又补充了10个团的兵力卷土重来。

　　随即起义军与钱大均遭遇，战士们顽强作战，一次又一次地粉碎了敌人强行渡河的企图，打沉了许多载运敌人渡河的船只。有的船上的敌人全被打死了，船无人掌舵，在河里团团打转。有些敌人落水，活活淹死。

　　敌军又在炮火的掩护下，发起了数次进攻，终于闯过河来。渡河的敌军越来越多，起义军渐渐处于下风，守卫在笔枝尾山顶的75团第3营，终因敌众我寡，弹尽粮绝，在与敌人肉搏之后，全营官兵壮烈牺牲。这时，进攻潮汕的起义军主力已经失败，但周士第等人并不知道，仍然认为坚守住三河坝就是对起义军主力最有力的支援，因此继续浴血奋战。激战进行了三天三夜，主要阵地都被敌人占领，第25师处在绝对优势敌人的三面包围之中，再打下去就有可能全师覆没，周士第不得不下令退出战斗。

　　三河坝之战是起义部队南下路上最惨烈的一仗，也是周士第所带领的第25师最惨烈的一仗，许多年以后，那些活下来的老战士提及三河坝一战仍是记忆犹新。

　　起义军撤出三河坝后，决定成立前敌委员会，由朱德、周士弟、李硕勋三人组成。他们带领着部队前去潮、汕，想与大部队汇合。走到半路上，遇见从潮汕退下来的起义军官兵，这才知道汕头、潮州已经被敌人占领，起义军主力已经失败。第25师只得经福建向江西转移，一路拼杀，到达信丰县天心村时，部队已所剩无几。军党委开会决定，周士第和李硕勋分头去香港、上海找党，以使这支打散了的部队能同党中央尽快取得联系，明确今后的任务和行动方向。会后，周士第离开了部队。起义军余部则跟着朱德、陈毅经过艰苦转战，到达赣南，后来上了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师，成为中国工农红军最初的来源之一。

　　

　　重回党的怀抱

　　

　　 1927年11月，周士第几经周折到达香港，向中共广东省委书记李立三和聂荣臻汇报了南昌起义部队的情况。由于长途跋涉，奔波操劳，周士第身染疟疾，必须马上住院治疗。但当时党组织的经费十分紧缺，而且时逢广州起义失败不久，国民党勾结香港当局大肆逮捕革命者，香港也是一片白色恐怖。一位同乡老友就劝周士第：“这里兵荒马乱，不如跟我一起到马来西亚治病。”

　　1928年1月，周士第没有向党组织报告，便随朋友一起去了马来西亚，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回首这段往事，周士第充满了内疚，他说：“自己当时这一个决定，本质上还是在革命受挫折时缺乏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的表现。”组织上暂时离开了党，但周士第内心始终向往着革命。1929年，病愈后的周士第回国，在上海加入了“黄埔革命同学会”，与蒋介石组织的“黄埔同学会”对抗。

　　 1932年1月28日，日本侵略者武装进攻上海，国民党十九路军在蔡廷锴的领导下，奋起抵抗。这就是著名的“一・二八事变”。“黄埔革命同学会”组织成立了“抗日义勇军”，由周士第担任队长，在上海闸北一带与十九路军并肩作战。周士第经常在十九路军中公开说“谁要救国，谁就要和共产党合作”、“十九路军只有和共产党合作，才能保持上海抗战的光荣”。

　　 1933年11月，蔡廷锴等公开举起反蒋抗日大旗，建立了福建人民政府。当得知福建人民政府领导人有与红军接触的意图后，周士第立即自告奋勇充当“红娘”。当时，红军先后派了潘汉年和张云逸去福建谈判。早已“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周士第，在与潘、张的接触中，表明了游子思归的心愿。就这样，经历了6年漂泊、曲折，周士第终于在1934年2月到达瑞金，辗转回到了党的怀抱，受到了“家人”般的热烈欢迎。

　　周士第之子周强说，父亲曾向他讲述过当时的情况。他说：“爸爸将一份说明自己脱党6年经历的书面材料呈交给周恩来时，周恩来掏出一封信递给他。信的大意是要周士第推动福建政府、第十九路军蔡廷锴等人来苏区，如果蔡等不来，也要周士第回来。”

　　看到这封落款为“聂荣臻”的信时，周士第眼睛湿润了：原来“家人”一直在挂念着自己。

　　 1935年10月，结束长征的周士第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5年9月，周士第被授予了上将军衔，一级八一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79年7月，中央军委为周士第上将追悼会审定悼词时，确定仍按“1924年参加中国共产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