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乡土文学理论的奠基与开拓--浅谈陈映真文学理论

精选文章 台湾乡土文学理论的奠基与开拓——浅谈陈映真文学理论

——浅谈陈映真文学理论

摘要：陈映真是台湾乡土文学理论的奠基者、开拓者之一，他和尉天聪、胡秋原、叶石涛、王拓、何欣等对台湾乡土文学的理论建设做出了贡献。他的文学理论主要包括民族性、社会性、人间性、批评功能和归属中国文学等方面，紧密地联系了台湾文学的实践，极其敏锐、深邃、具有批判性。

关键词：陈映真 小说 文学理论

陈映真是台湾乡土文学理论的奠基者、开拓者之一，他和尉天聪、胡秋原、叶石涛、王拓、何欣等对台湾乡土文学的理论建设做出了贡献。在70年代中期的乡土文学论战中，陈映真、尉天聪和王拓被推入战斗的漩涡，成了主要的理论骁将，陈映真的文学理论和其他文学理论家的论述一起赢得了乡土文学论战的胜利，为乡土文学的大发展拓宽了航道。

自乡土文学论战以来，陈映真有大量的文艺理论著作问世，其形式多样、理论范围宽泛，在台湾文坛是首当其冲的。与现代派作家们从西方移植过来文学理论，并按照移植来的文学理论进行创作的作法相反，陈映真的文学理论是在创作实践中和反对西化的论争中创立，又不断积累、总结、概括，然后又去指导实践，经过一次次的摸索，实验，再摸索，再实验，逐步充实和完善起来的，其文学理论在台湾思想荒芜的文学界陈映真独立地思索身处的时代和社会，继承、发扬鲁迅、文学研究会的文学思想，从当代中国文学实际出发，特别是紧密地联系了台湾文学的实践，形成了自己的文学观。

一、为漂泊的民族情感寻找归宿

——文学要建立民族风格

50、60年代，台湾社会进入到欧风美雨吹淋下的西化时期，文学领域受此影响，现代主义文学称霸文坛。70年代以后，在诸多因素影响下，尤其是“保钓运动”使台湾民众民族意识觉醒，民族情绪高涨，从而掀起反西化浪潮，开始向民族回归的方向转舵。

在这种社会背景下，从“民族本位”的立场出发，陈映真于1977年明确提出了“建立民族文学的风格”这一口号。他指出文化上、精神上对西方的附庸化、殖民地化，是台湾三十年来精神生活突出的特点，这制约了台湾民族文学的发展。他认为：“一个民族的文学青年，总是首先、而且主要地从自己民族的过去和当代的文学家及其作品中，吸取滋养，受到鼓励，逐渐成为那个民族新生一代的文学家。一个民族的文学教育，总是首先、而且主要地把自己民族的文学，当作主要的教师和教材，使那个民族的文学之独特的民族风格，得以代代传续。”[1]因此反对西化和反崇洋媚外已

成为台湾乡土小说家的第一要务，因为不反对西化，不反对崇洋媚外，中国精神就无以复活，中国人在中国的土地上就不能扬眉吐气。在《建立民族文学的风格》一文中，他着重强调：“中国的新文学，首先要给予举凡丧失的、被侮辱的、被践踏的、被忽视的人们以温暖的安慰，以奋斗的勇气，以希望的勇气，以再起的信心。中国的新文学，也要鼓舞一切的中国人，真诚地团结起来，为我们自己国家的独立，民族的自由，努力奋斗。”

他主要从文学的内容方面来论述创建台湾文学的民族风格，因为缺少民族精神的文学，首要的任务就是复归民族灵魂，否则，一切均是空谈。

陈映真充分肯定了乡土文学作家对于彻底清算西化问题的现实意义：“这些作家，在他们已经发表的作品中，他们使用了具有中国风格的文字形式、美好的中国语言，表现了世居在台湾的中国同胞的具体的社会生活，以及在这生活中的欢笑和悲苦，胜利和挫折。这些作家也以不同的程度，挣脱外国的堕落的文学对他们的影响，扬弃了从外国文学支借过来的感情和思想，用自己民族的语言和形式，生动活泼地描写了台湾——这中国神圣的土地和这块土地上的民众。正是他们的文学，使三十年来台湾的中国文学，头一次有了生动的、具体的社会生活，和亲切、感人的、为生活而辛勤工作着的同胞的面貌。这些作家们，更以描写外来经济和文化的支配性影响下农村中的人的困境，和被外来经济和文化所‘国际化’了的都市中的人的诸形象，批判了台湾在物质上和精神上殖民地化的危机，从而在台湾的中国新文学上，高高地举起了中国的、民族主义的、自立自强的鲜明旗帜！”[2]他对台湾作家提出了希望：“必须善于从民族的生活中，汲取丰富的创作源泉，在国际文学交互影响中，建设真正具有中国特点的文学，从而对世界文学精神，有我们一份贡献。”[3]

在《“乡土文学”论战十周年的回顾》一文里，陈映真写道：“一个作家最引以为荣的，应该不是在国际上得奖，或是在说别的语言的民族得奖，而是自己国家的人民认为他写出了他们的心声，他的作品使悲伤的人再起，使不能爱的人重新试着再爱，使受侮辱的人试着寻找他的尊严。如果他的本国人民都认为他的声音代表全民族的声音，他说出了全民族的苦痛、期待、胜利与喜乐，我想这对作家而言，便是光辉的冠冕。”

陈映真对西化之风的针砭，更多注重了乡土文学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在精神内核上的历史联系。陈映真谈到，“中国文学，也便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上看，从东北作家的《八月的乡村》一直到台湾作家

的《送报去》，再一直到《莎呦娜拉·再见》、《小林来台北》，便是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中，效劳于中国反帝国主义的巨大民族主义运动的文学作品。”[4]

针对批评乡土文学具有“偏狭的地域性”的论调，陈映真予以坚决回击，他认为，台湾是中国的必要组成部分，台湾人是中国人的一分子，一个中国人要当中国人，是他神圣不可侵夺的权利。同样“在台湾的新一代中国作家，要以自己民族的语言和形式，在台湾这块中国的土地上，描写他们每日所见所感的现实生活中的中国同胞、中国的风土，并且批判外国的经济和文化之支配性的影响，唤起中国的、民族主义的、自立自强的精神，是断然不假手别人的批准和认可的。”[5]

陈映真得出这样的结论：“当前民族文学应是相对于外来文学的‘移植’的性格，而复归于文学的中国特点和风格；相对于外来文学对中国命运的冷漠和无作为，民族文学应该和自己民族的命运血肉相连；相对于外来文学的极端形式主义，民族文学应该逐步寻求生动活泼的民族形式，以表现自己民族的生活和劳动，民族的理想和奋斗的勇气等具体的内容。”[6]

和这一理论完全一致的是，陈映真的小说反崇洋媚外、反西化的题材占据重要地位，如《唐倩的喜剧》及后期批判资本工商社会的《华盛顿大楼》系列，都是他这一理论在创作实践当中的生动形象的体现，这一点将在本文的第二部分中详细论述。

二、社会意识、社会良心、社会关怀

——文学的社会使命感

现代主义文学虽然在活跃台湾文坛气氛，打破反共八股小说控制文坛的局面，引进西方文学技巧，提高台湾文学艺术层次上做出过贡献，但过于讲究形式，造成内容空洞、远离现实、远离台湾社会，描写一些不关人们痛痒的东西的做法早已引起人们的强烈不满。“保钓运动”及七十年代的一系列重大社会事件激发了台湾民众的民族意识，面对发生急剧变化的社会生活，乡土文学作家全面地检视了在外来的经济、文化全面支配下，台湾的乡村和人的困境。在这样的时代，文学再也不应是任何一个政治党派的“叭儿狗”或“留声机”，也同样地不应该只是“文人才子”为了自己个人的享乐，吟风弄月、风流自赏的游戏。在乡土文学作家看来，社会意识、社会良心和社会关怀构成台湾乡土文学的使命感，成为文学得以产生力量的精神命脉。陈映真一直强调作家要关心社会、民族、祖国的前途，关心人的命运和人应有的尊严，而且主张像第三世界的文学家们那样“向外看人和人的命运”，他甚至批评台湾作家“向内看”，只看到自己的感情和心理流动，许多

作品没有历史、社会、人和生活等思考的焦点。对此他提出了一个朴素的唯物主义命题：“文学来自社会反映社会”，这是陈映真最基本的文学主张，也是台湾乡土文学的理论基础。

在他看来，文学像一切人类精神生活一样，受到一个特定发展时期的社会所影响，两者有密切的关联。因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时代精神，一定有它作为时代精神的基础的根源的，社会的和经济上的因素。比如，“欧洲浪漫主义思潮昂扬的时代，已是欧洲产业革命之后，工业资本主义开始发展的时代。现代工业生产，不仅创造了史无前例的社会财富，建立了前所未有的新兴城市，而且出现了产业资本阶级。他们和封建的贵族不一样，以新的态度肯定了人的能力和价值。他们敢想敢做，而且想了、做了，产生了空前巨大的成果。对于新兴的工业资本阶级，‘人’苏醒了、解放了。这一切就领导了欧洲的精神生活，文学上有了浪漫主义，政治上有了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经济上有了亚当·斯密的以‘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指导的经济学，在宗教、音乐、绘画以及哲学上都有同一的浪漫主义精神贯穿其间。”[7]因此，文艺是一时代的反应，一个特定的历史时代和社会情况，产生一个特定性质和内容的文艺。“现代”这么一个复杂而且未曾有过的时代和社会，产生“现代主义”的文学艺术，是十分自然的事。而台湾当今社会文艺回归现实主义更是时代的要求。

陈映真认为艺术家应该反映社会现实——光明的、激荡的和鼓舞人心的现实，和反面的、激发人去改革的现实，把写作当作建造世界和人生的手段。之所以有人反对这一观点，主要原因在于，人有不同的地位，不同的立场，对于现实有不同的看法。一般说，“居于利得地位的人，基本上想永久保持这利得，从而不希望这个世界发生变化。这些人对现实有他们的看法。但这看法当受囿于他们既有的利得。另外有些人，是非利得者群，对于现状怀着批评的态度，主张现状的改变。这些人对‘现实’又有他们的看法，这看法富于变动、创意和幻想。”“从文学史看，在一向充满谎言、暴力、歪曲、意见和思想的垄断的人世上，一个人道主义的作家要表现现实，往往是一件拼命的事……”[8]

陈映真的这一文学思想，是顺应台湾当时的文学发展方向的。随着70年代台湾地区形势急剧变化和本土思潮的兴起，台湾文化思想界开始出现反思与追寻自我趋向。以一种被压抑者身份存在的台湾本土知识分子要想获得历史出路，就必须关怀现实，关心这个社会里所发生的巨大变动，写出一种以广大台湾人民为读者，以他们

的生活为素材，并采用为他们所喜闻乐见的艺术手法的文学。乡土写实自然也成了拥有“人文关怀”精神的乡土作家所作的选择。从艺术与社会的两重性而言，这种转向也是文学从艺术的畸斜回到社会的畸斜，是乡土作家“干预生活”的一个标志。

基于上述观点，陈映真确认，台湾进入大众消费社会以后，“人”在异化。大众消费社会使新一代人变成消费机器，造成一代人的白痴化，丧失了历史，丧失了祖国，丧失了生活的意义、目标。台湾文学当前最重要的是从人的复归出发，克服人的异化，从人文主义的回归去看台湾、中国、第三世界和全世界的人类。他认为，在所有的复归途径中，没有一种东西比文学更有效、更直接。“文学使那些对爱失去信念的人，恢复爱的力量；让沮丧的人得到温暖；让受逼迫的人得到反抗的力量；让失望的人有勇气重新去爱、去生活，去追求新的希望、去拥抱别人，这应是一切文学的原点。”[9]这是他文学思想独特发展的一部分，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在这一创作思想指导下，他不断地发表新作，如《贺大哥》、《夜行货车》、《上班族的一日》、《云》、《万商帝君》、《铃铛花》、《山路》以及《赵南栋》等，表明了他的小说在反映现实生活的深度上，又前进了一步。当然，他也辨证地看到，社会或经济是思想的或精神生活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因素，而不是绝对的唯一的影响因素。

三、“人，是《人间》兴趣和关心的焦点”

——文学的“人间性”、“人间爱”

文学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从台湾现代诗论争到乡土文学论战，都是其中争议激烈的焦点之一。一部分现代派作家，认为文学作品是写给自己看的，文学艺术所具有的贵族品格使它只能为少数人服务，因而对广大民众不屑一顾，由此导致文学远离社会、背弃民众。乡土派理论家和作家，从现代派文学创作的迷失中吸取教训，从台湾早期乡土文学直面人生、为台湾民众代言的历史承继传统，他们旗帜鲜明地提出，乡土文学要描写劳苦大众，为劳苦大众服务。乡土派作家的这一观点，受到反对派的激烈攻击，甚至冠之于大陆的“工农兵文学”，要置乡土文学作家于死地，陈映真对此的态度是：“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对于台湾的广大民众尤其是底层的劳动者，陈映真特别强调要以一种“关怀的人生观”，认为写实主义的一个问题是用尽量多数人所可明白易懂的语言，写最大多数人所可理解的一般经验，即他的文学民主主义：让更多的人参与文学生活，写更广泛的人们，让更广泛的人有文学之乐。

毫无疑问，陈映真首先是一

个人道主义者。1976年，人到中年的他在《知识人的偏执》一书的自序《鞭子和提灯》中深情回忆道：“曾有一个时期，面目黧黑的、饱受风霜的、与穷人和被凌辱的人们为伍的、温柔的耶稣，以及那位对生命怀着肃穆的敬意，对于周遭世界的不幸，怀有苦痛的同情，并在原始的非洲建造兰巴仑医院的史怀哲医生，成了我青少年时代的偶像。”!

究其原因有三：首先，陈映真青少年时期经历的两次死别经验——双胞兄长不幸夭折，使他初尝死别之苦；养父英年早逝使其家道中落——促使他开始感性地、朦胧地思考平民的生存境遇；其次，回到作牧师的家父身边后，基督教宗教精神不免使他受到熏陶和濡染，这又促使他对平民的生存遭际予以理性的思考；第三，陈映真在淡江文理学院求学期间，西方存在主义哲学思潮已开始在台登陆，而存在主义理论的一个根本性命题是把“人”作为视察和思考的核心。因此，存在主义的影响更提升了陈映真对“人”的生存境况进行思考的理性高度。自1959年22岁推出短篇处女作《面摊》始，至2001年发表中篇新作《迷雾》止，在长达40多年的时间里，陈映真创作了几十篇小说，从中可以清晰地看到，真挚、深切的人文关怀贯穿其小说始终。他认为文学应该反映人民的生活，张扬文学的“人间性”。在琳达·杰文的《论强权、人民和轻重》一文中陈映真说：“当我们实际写作的时候，我们应当写我们身边的世界，写我们身边的人民所想的，所做的和他们所需要的事物。我们应该同他们认同起来。”所以，他呼吁，作家们要发扬几千年中国知识分子重要的传统操守之一——关心民众的疾苦，关心自己民族的独立与自由。作家、艺术家和人民的关系，不是俯视和仰视的关系，而是人民中的一份子，他强调的是一种“人间性”的品格：“杨逵等先行一代作家之动人，必不在现在人们所谓的‘技巧’上，而是在杨逵的批判力、思想力以及批判思想背后巨大无比的人间性和人间爱。”[10]他认为，文学要表达一定的思想，“一个思想家，不一定是个文艺家。然而，一个文艺家，尤其是伟大的文艺家，一定是个思想家，而且，千万注意：这思想，一定不是那种飞马行天不知所止的玄学，而是具有人的体温的，对于人生、社会抱着一定的爱情、忧愁、愤怒、同情等等的人的思考。一个艺术家首先是一个温暖的人，是一个充满了人味的思索者，然后他才能是一个拥抱一切人的良善与罪恶的文艺家。”[11]他说，这是他的努力方向。他这一辈子都达不到这种地步，但他会一辈子都朝这个方向去做。为此，他赞赏徐复观先生在当

代台湾那种超群的、独立的、崇高的风格，这便是“民间人士”的人间性格。也为此，陈映真办《人间》杂志时，“把注意力集中在人的身上。“人，是《人间》兴趣和关心的焦点。”“对于另一个人的关心和兴趣，是最容易疲倦的。”

陈映真对此却从不疲倦。

作为台湾文坛批判理性的代表，陈映真用他的如椽大笔在其战旗上庄严地大写着一个“人”字——他以“人”为核心来构筑自己的艺术世界，对芸芸众生的生存状况和境遇予以深切的关注和思考。他曾多次表示，任何有良心的中国文学工作者，在未来的岁月中还是要把目光集中在对于人的解放，对于社会的关怀，对于国家民族的关注，为揭发和制止谎言，为服侍于真理和自由而写作、歌唱、抗议，用文字去安慰那些受践踏和伤害的人们，去鼓舞那些更新丧失了信心的人，去和那些不幸的人一起叹息，和那些幸福的人一起快乐。这一点具体表现为他在小说创作中繁复地诉说着平民身心的苦难，鲁迅式地揭批现代企业下“人”的异化现象，肯定、认同维护民族尊严、保持个人自尊的“人”。表现为爱，表现为对专制统治思想的叛逆，也表现为对现代消费社会人性异化的批判。

四、“从最不被重视的大多数立场去看世界、看生命、看生活”

——文学的批评功能

陈映真还认为，作为作家的一个基本条件是应该具有批判的视野。“我想，全世界，古今中外吧！从来就没有歌功颂德的文学，作家通常都在为民请命，为不正义抱不平，发出良知的怒吼。如果他对黑暗关心，恰恰表现他对光明有一分比别人更强的信仰；如果他对弱者有一份非常坚强的同情，恰恰是因为他对每一个人成为强者，有一份很深的寄望。因此，一个作家，必须要有批判的知识和眼光，善于替社会的底层，从最不被重视的大多数人的立场去看世界、看生命、看生活。”[12]正如贡布里希在他的《艺术与错觉》中所说的“艺术家的倾向是看他要画的东西，而不是画他所看到的东西”，作为“异者”而存在的乡土文学代表作家所描绘的现实，不是“统治者”眼中的现实，而是“受压抑者眼中的现实”。陈映真写小说是为了发言，为了使生命不被扑灭，而能留下记录。主要的媒体，都是报导那些有头有脸的人物，其幸福、快乐、富有、文明、开化的生活，形成虚构的世界。而生活在底层几近被掩盖而没有面貌的人，都是在劳动现场，生产的第一线，他们或是在都市边缘，或是穷乡僻壤，但他们却自有其生命力！当面对都市中人荒废的一面，在边陲地带看到底层的人展现出惊人的强韧力量时，自然会产生“站在弱小者的

位置来看现代台湾”的想法，这一类作品的代表作如《面摊》、《将军族》等。

他认为台湾的乡土文学从作品的力量上和内容上说，比不上菲律宾、韩国和泰国的某些批判意识强烈的作品。他认为，台湾作家有那种理念水平的，并不多见。从文化批判的思想深度及其达到的途径这样的意义上，可能更容易理解陈映真提出的关于“在世界文学的格局中，台湾应该和世界认同起来”的动因和重心所在。因为台湾文学与中国近、现代文学，与其他第三世界文学，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发展之下，有着休戚相关的共同命运，在反帝、反封建的特质上，同多于殊，他们的文学结合了自己文化上特殊的传统，发挥了独树一帜的创造性，对历史、对人、对社会的思考，具有清明的焦点，充分发挥了抗议、揭露、唤起民众的性格。用这种又有民族特点、又有生动的独创性、又有深刻的思想焦点的文学，来救济思想贫困而又狂妄自大的台湾文学之病。

陈映真的文学理论实践和创作实践都验证他的这一观点。陈映真的文学思想，在战后台湾“冷战、民族分裂”的构造中，始终以强烈的批判精神来表现独特的“异端”和“乌托邦”的形象。许多批判和论争由他或倡导或引发或相关。如日本批判、现代主义批判、乡土文学论战、第三世界文学论、中国结与台湾结争论、台湾大众消费社会论、依赖理论和冷战、民族分裂时代论。他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后期发展的“大众消费社会”、“营销方式”等所造成的文化与社会方式，加以批判。对“大众消费”所造成的官能性、快乐主义、瞬间性、物质控制、虫豸化等加以批评，同时表达对于人的孤独的关怀。他对大众消费时代下的人文景观，进行有力的批判。他也进行大众文化的批判，指出：大众消费、大众文化在商品崇拜、自我异化的同时，也会产生自我的颠覆。也因此陈映真成为台湾批判理性的代表。

陈映真对工商消费社会的批判是其独创，此间，陈映真注目于第三世界的一个普遍性的问题，这就是，当资本主义国家的大企业驻入台湾时，带给人们是怎样的深刻影响。在陈映真看来，这种影响极其深刻，不仅改变了生活状态，而且在思想观念、行为准则以及生存方式上也发生了剧变。陈映真力图揭露掩饰在那层美丽光圈后面的冷酷事实，以期人们在被欺骗被损害后能有新的觉醒。于是，他从他在跨国公司任职的生活中，选择题材，提笔开始了《华盛顿大楼》的系列创作。他的构思是每一层楼都有一个企业，小说写的是企业下的人的异化。主要作品有《夜行货车》、《上班族的一日》、《云》和《万商帝君》

等；显然，与他同时代的台湾作家相比，他确实更关注台湾资本主义化下面的文化冲突、人性矛盾和人性异化的问题。较之中期的小说，陈映真这时期的创作，以冷峻的现实主义手法，饱含真情实感的笔触，揭示台湾工商社会种种触目惊心的现象和错综复杂的矛盾，具有强烈的现实批判性。

五、“谁也剥夺不了在中国土地上作中国人的权利”

——台湾文学归属中国文学

关于台湾文学属性的观点，是陈映真文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他明确指出，台湾文学，从写作方式、语言、历史、主题讲，都是中国近代和现代文学的组成部分，这是毫无异议的。陈映真始终坚定不移地坚持大中国格局下的台湾文学，即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一部分的思想。早在1977年“乡土文学论战”时，陈映真的观点就极其鲜明。在论战中，人们对台湾乡土文学的阐释有所不同。叶石涛强调的是台湾乡土文学的本土性、地方性。在他的《台湾乡土文学史导论》中他提出“所谓台湾乡土文学应该是台湾人（原住台湾的汉民族及原住种族）所写的文学”，它“应该站在台湾的立场上来透视整个世界。”陈映真则认为：“台湾的新文学，受影响于和中国五四启蒙运动有密切关联的白话文学运动，并且在整个发展的过程中，和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文学运动，有着绵密的关系；也是以中国为民族归属之取向的政治、文化、社会运动的一环。”

[13] “所谓‘台湾乡土文学史’，其实是‘在台湾的中国文学史’”。

同时，他深刻地指出，台湾文学的发展方向有一个暗潮，即分裂运动和思潮，从北美感染到台湾。他们把乡土文学拉到台湾人意识的文学，对此他反驳说：“什么文学才算是‘台湾民族意识’的文学呢？他必须塑造这样一个人物：在生活的斗争中，他逐渐地觉悟到，原来过去的汉人意识是‘空想’的，原来他是一个经历四百年社会变化后形成的‘台湾人’，而这‘台湾人’在历史上负有创造一个独立民族和国家的使命。只有当这样的人物和主题出现在过去或现在的台湾乡土文学中，‘台湾民族意识’的文学才算诞生。但是，纵观几十年来的台湾近、现代文学史，这种文学根本不曾存在过。一直到今天也是如此。”[14]相反，乡土文学继承了过去中国民族主义的、现实主义的、干涉生活的传统。陈映真不是没有看到台湾文学的特殊性，他承认“由于30年来台湾在中国近代史中有其特点，而台湾的中国新文学也有其特殊的精神面貌。但是，同样不可忽视的，是台湾新文学在表现整个中国追求国家独立、民族自由的精神历程中，不可否认地是整个中国

近代新文学的一部分。”他抗击了文学“台独派”，严正申明了自己的“统派”立场。

在近年的双陈大战中，陈映真再一次坚守了自己的“统派”阵地，批驳了“独派”的言论。目前，因民进党执政，台湾文学研究中的“台独”思潮仍在不断地滋长和蔓延，如“独派”理论家较集中的台中静宜大学中文系，最近就有一位副教授在《展望新世纪的台湾文学研究》（《文讯》2001年1月号）中，认为“从中国视角所看到的台湾文学，与其说是研究台湾文学，倒不如说是中国帝国之眼凝视下变形扭曲的‘他者’形象”，并强调新世纪的台湾文学研究要“彻底清理中国殖民化的影响”。由此可看出在台湾的台湾文学研究中，陈芳明的独派理论影响力决不可低估。这从2000年8月间台湾“教育部”通令19所“国立”大学鼓励筹建“台湾文学系”或“台湾文学研究所”便可看出形势的严峻性。本来，大兴台湾文学研究之风是好事，但某些人眼中的“台湾文学系”或研究所，其“台湾文学”不是一般的地域意义上的名词，而是隐含有脱离中国的文学母体的特殊政治用意。我想只要是作为一名中国人，不管他是否赞同陈映真的文学观点，他都会坚决支持陈映真的统派立场和观点的。

陈映真的文学理论植根于生活和民间，疾走在政治文化思潮的前沿地带，它所具有的广泛的民众基础以及强烈的时代精神先导，使它能够以民间论述反抗官方话语霸权，以边缘存在挑战主流文学的地位，显示出自身强大的生命力。

注释：

[1] 陈映真《建立民族文学的风格》《陈映真文集》（文论卷），411页，1998年，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

[2] 同注释[1]，412页

[3] 陈映真《医学和文学上的几个共同思考》《陈映真文集》（文论卷），127页

[4] 陈映真《在民族文学的旗帜下团结起来》《陈映真文集》（文论卷），427页

[5] 同注释[1]，413页

[6] 同注释[4]，425页

[7] 陈映真《文学来自社会反映社会》《陈映真文集》（文论卷），398页

[8] 陈映真《关怀的人生观》《陈映真文集》（文论卷），421页

[9] 陈映真《大众消费社会和当前台湾文学的诸问题》《陈映真文集》（杂文卷），86页，1998年，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

[10] 李瀛《写作是一个思想批判和自我检讨的过程》《陈映真文集》（文论卷），10页

[11] 陈映真《现代主义的再开发》《陈映真文集》（杂文卷），23页

[12] 陈映真《作为一个作家……》《陈映真文集》（杂文卷），166页

[13] 陈映真《“乡土文学”的盲点》《陈映真文集》（文论卷），393页

[14] 韦名《陈映真的自白——文学思想及政治观》《陈映真文集》（文论卷），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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