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员.党组织与政党

党员、党组织与政党

——试析1905-1949年国民党政党成员变化

摘要：纵观国民党几十年的发展历史，我们最能看到的是国民党不论从自身组织能力和还是对党员的控制力来看，都发生了质的变化。以“清党运动”为分水岭，其之前的国民党在吸收、培养党员与完善党组织工作上尽管存在一些瑕疵，但总体而言，这一时期国民党在三民主义指导下，发挥了一个革命性政党应有的作用；而清党运动之后，由于大批怀有革命信仰的积极分子被迫害或者离开、投机主义者的加入、再加之原有党员的腐化堕落，国民党原有的革命纯洁性遭到极大破坏。

关键词：国民党 党员 党组织 清党运动

政党作为一个社会政治组织，一般而言，包括政党成员、政党领袖、党务人员以及由这些人员组成的各级党的组织系统。其中，党员作为构成政党的基本成员，其数量和质量足以影响政党的兴衰。①中国国民党以中国同盟会为前身，是中国近现代第一个在法理上取得全国性政权的政党。因此，通过对中国国民党党员各方面情况的了解和分析，可以对辛亥革命以后中国政党状况以及运作情况有一个较为准确的认识。本文主要以国民党“清党运动”（1927年）为中心，结合从1905年同盟会成立到1949年国民党结束在大陆的统治中其党员构成的变化，分析政党成员对于政党治理的重要性。

一、“清党运动”前国民党党员的发展

作为国民党的前身的同盟会是一个组织松懈、纪律欠严的政党，胡汉民就曾指出，同盟会会其成员之间的联系十分松散，笃诚的党员往往出自个人的革命热情而非是对于政党的认同，政党很难真正发动群众。而事实上，孙中山对于党的组织工作也一直缺少明确的认知：辛亥革命成功时，孙中山、黄兴等并没有在国内，民国成立后一直受到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的威胁，当时同盟会内部上层尚且鱼龙混杂，更不用说其对普通党员的控制；袁世凯复辟后，孙中山试图“以精致之规律，律之整之”，成立中华革命党，却因按指模宣誓而遭到部分党人的反

对；袁世凯死后，中华革命党本部迁回上海，孙中山即认为“建设方始，革命之名义已不复存在，即一切党务亦应停止”，党组织又开始涣散；其后经历的护法运动、二次护法运动中，孙中山主要以军事斗争为主，党务工作为次，党与党员似乎都只是实现革命胜利的辅助因素。①

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孙中山与1922年9月4日在上海召开党员会议，决心进行改组。廖仲恺在大会前夕曾做过解释称，当时国民党除了少数干部，并不存在党员，如果不注重党的基层组织建设而仅仅依靠核心干部，很难真正承担中国革命的重任。然而初期的改组效果并不显著，孙中山与共产国际代表会见时主要关心的仍然是俄国的工业和军事状况，希望得到俄国的援助。直到1924年，孙才真正决心从组织技术层面学习苏俄的建党、治党方法，改组开始正式取得成效。根据数据显示，从1912年到国民党一大，党员数量从911人增加到1275人，12年间只增加了300多人；1924年改组后，普通党员的数量增加至9018人；一大之后，全国党员数量约145700人，1926年达到40多万。②

通过此次改组，国民党党员不仅在数量上突飞猛进，在党员构成结构方面更为合理。从同盟会建立到1924年改组前，国民党始终是一个以知识精英为主体的集合体，群众基础仅仅包括会党和海外华侨，与国内绝大多数民众几乎不发生关系，孙中山所领导的多次革命，在一般人眼中和军阀无异。国民党自身受到孙中山关于国人“先知先觉、后知后觉和不知不觉”分类的影响，并未将吸收普通群众入党作为党的政治纲领。即使1919年五四运动，也仅仅引起国民党内部高层对于民众力量的新认识，而并未将其与党的任务相结合。1924年改组以后，国民党才由一个隐秘的、封闭的、精英型革命政党，逐渐转变为一个开放的、具有较广泛群众基础和较强政治动员能力的政党。③

党员数量与质量提升使得国民党实力得到显著增长，无论在军事、政治还是影响力上与之前都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其最直接的表现就是两广根据地的巩固和北伐战争的最终胜利。当然这其中要考虑到国际国内因素等各方面的影响，比如共产国际的援助、与中国共产党的合作和北洋军阀内部矛盾等，但正如改组前国民党高层时反思时所指出的，一个缺乏普通党员支持的政党只是可观的空中楼阁。 ① 参见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第4页，华文出版社，2010。本文主要以该书为参考，多数资料来源于本书。

② 参见汤向东《国民党党员群体结构分析——以1929年为中心》

然而，对于这一时期国民党的党员吸收与培养同样有一些需要注意的问题： 党员群体构成在地域上以华南、华中为主，在阶级上主要是以青年学生为核心的知识分子为主。前者原因在于国民党在北伐取得全国胜利之前主要是在珠江和长江流域活动，根据数据显示，直到1929年，国民党党员中大部分来自广东、两湖和江西，在长江以北各省在北伐胜利后才逐渐增长，但南北不平衡始终存在。

如果说地域构成的不平衡是由于外在环境影响，在阶级构成方面的不平衡则主要是人为因素导致的。根据资料显示，国民党自1924年改组以后虽是多种社会力量的政治联盟，但其党员主体一直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中有主要是青年学生——在1926年“二大”召开时，12个已知党员成分的省份中，学生党员超过半数的占了7个省。以青年学生党员为主体产生的问题主要在于：首先，在当时各种“主义”盛行的社会大环境下，学生作为知识分子的一员很容易受到各种学说的影响而对党的意志产生动摇，相当一部分学生甚至在不了解各种“主义”内容的前提下盲目跟风，造成意识形态上的混乱，这对于政党思想的统一产生极大的负面作用。作为革命型政党而言，对于革命精神的信仰和对党的忠诚是党力最为重要的来源。其次，许多青年学生南下加入国民党最主要的原因是为了自己能得到一份谋生的职业，一旦国民党由于自身资源缺乏或者组织能力不足而无法满足这些新的需求，就会挫伤其对于党的热情，甚至产生怨恨。许多青年党员就曾因在国民党内从事工作而无法养活自己而在《现代青年》抱怨“国民党太膨大而无严密之组织，绝无能力以分配统治担任工作而解决其生活问题也。”

根据政党学理论：一般来说，一个值得被吸收入党的人，至少应具备两个条件——有为党服务的热忱和具有领导群众的才能与兴趣。①从上述资料显示，国民党在这一时期对党员的吸收与管理在一定程度上有急于求成的倾向，过快扩大党的规模同时又不能很好的进行的基层组织建设，使得党的纯洁性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影响。党组织实力的衡量指标除了党员人数的多寡，更有赖于其内部组织的严密性、协调性与实际运作的有效性。②

二、“清党运动”的影响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国共关系，既是一种相互合作的关系，又是一种相互竞争的关系。从合作方面来看，两党均“以俄为师”，其组织形态和政治文化具①

参见周淑真：《政党政治学》，第66页，人民出版社，2011。

有许多想通和相似之处。而且两党在短短几年内都得到了迅猛发展，国民革命从珠江流域扩展到长江流域。①从竞争方面看，国民党内部对于国共合作从一开始就存在分歧，一方面以为两者所信仰的“主义”不同，尽管三民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苏俄的影响，但孙中山始终坚持不可“全盘俄化”。作为国民党最高精神领袖，孙的看法显然在党内得到了坚持。孙中山个人为了实现革命胜利的目标，在苏俄的建议下与共产党合作，而且孙始终自信其三民主义思想可以胜过共产主义思想得到全民的认同。在孙中山在世时，“西山会议派”就曾因“反共”而得“右派”之名，只是迫于孙中山在党内的个人威望而隐忍。另一方面，国共合作之后，共产党在国民党内部发展自身势力并取得了显著效果，由国共合作之初400人到北伐之后数万人，并且由于共产党相对于国民党而言更具革命性，吸引了国民党内一大片年青人加入共产党；更为严重的是，在蒋介石《整理党务案》前，国民党高层中共产党占有相当大的席位，胡汉民等人甚至担心国民党已经成为共产党的“预备机构”。因此，国共两党矛盾日益激化，最终酿成“四一二事件”和“七一五事件”等一系列“清党运动”。

“清党运动”对于共产党的固然是一场劫难，但对于国民党而言，清党不但没有起到纯洁党的队伍，严密党的组织和增强党的战斗力的作用，相反导致了党的分裂和党内人才的逆淘汰。在清党以后的相当一段时间里，国民党从中央自地方的整个组织系统几乎处于瘫痪状态。②

清党运动后一个最为明显地结果就是党员数量的锐减：清党前，全国国民党

③党员总数在100万以上；清党后，国民党党员总数减至65万，减少了1/3。1928

年，国民党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党员重新登记，试图纯化国民党党基，强化一党专制的合法性，并没有遏止党员在数量上持续下跌。1928年以后，普通党员数量增长缓慢，直到抗战前普通党员数量才达到47万，与北伐持平。④党员数量锐减一方面是对于共产党员的捕杀导致国民党内共产党员的数量几乎殆尽，更多的非共产党人。根据中共“六大”不完全统计，以清党名义下杀害的有31万人之多，其中共产党员2.6万。原因在于国共合作时，共产党在国民党内部的活动室秘密①

② 同上书，第51页。 参见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第141页，华文出版社，2010。 ③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统计处报告第2类第2号——党员统计（省市部分）》，参见上书，第146页。

进行的，清党之时，最大的难题在于除少数目标明确为共产党外，大部分人很难区分。国民党中央采取的官方办法是填表考察表、口试、初审、会审、复审、总审等一系列方式，①但在实际操作中则演化成为肆意逮捕、争权夺利、打击报复甚至采用一些儿戏之举。清党运动在重创共产党的同时也使国民党自身元气大伤，除了一部分国民党青年在这场运动中被毁灭之外，更多的人因清党而灰心失望甚至脱党，一大批对革命有理想、有热情的党员被国民党淘汰，这一状况无论对于一个革命党还是执政党而言都是巨大损失。

清党运动的另一重要后果是：在大批激进党员被淘汰的同时，亦有一大批投机分子进入党内，严重削弱了国民党自身的组织能力。投机分子大致可以分为四类人：一是借党籍在政界活动；二是地痞流氓欲吃党饭；三是土劣爪牙混入党内以图维持其封建势力；四是党部委员植党营私。②因此，对于国名党而言，清党运动实际上是一场党内人才逆淘汰运动，民众对于国民党的信仰一落千丈。除了投机分子趁机进入党内破坏党的纯洁性以外，军队的集体入党行为也对党员结构产生了消极影响。根据资料显示，1928年有80多万军人进行了党员登记，占总党员人数的61.3%，军队党员化问题严重。③建立一支由党控制的军队一直是孙中山的理想，在国民革命时期，通过苏俄的帮助，国民党效仿苏联的确建立了一直作战有素的军队并最终赢得北伐战争的胜利。然而，在清党运动之后，军队集体入党的行为却背离了最初的制度设计。苏俄军队最主要的特色不在于其技术层面，而在于它的政治组织层面——将严密的党组织细胞植入军队的各级系统之中，以保证军队绝对服从与党的组织权威和意识形态权威。而这种集体入党制度将，仅仅只是在名义上扩大了党员数量，使得军队有了党的外衣；实际上这种没有接受过党的系统训练的军人很难从内心有对党的归属，很多人不了解党的目标和章程、大部分人没有经过考察和学习、一些被介绍入党的党员甚至不知道自己的党籍。再加之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初期国内军阀林立，蒋介石为了维护自身的地位，与各派系战争不断，军队死伤惨重，军队集体入党导致的是党员变动频繁，给党务工作顺利开展造成了巨大阻碍。

除了以上两点之外，国民党作为一个群众性政党，其基层组织工作的混乱无①

② 参见易青：《1928-1930中国国名党党员总登记》。 参见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第147页，华文出版社，2010。

序也是其对党员的控制管理无力的原因之一。国民党改组之时，仿效苏俄的基层支部设立区分部，区分部之上为区党部，区党部之上为县党部或市党部。全国当时共建有区党部4000余处，区分部一万多处。①如此庞大的基层如果运转良好，足以将全部党员严密组织起来，分布于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之中，国民党的组织实力将不可估量，然而根据资料显示国民党基层组织的功能并未得到有效发挥。事实上，在国共合作时期，国民党省以下的地方党务多由共产党人“包办”。因此，清党运动兴起之后，国民党的基层党组织很快便陷入瘫痪——党员不受党的支配、不受纪律制裁，党的纠纷不断增多，党的威信低落。更为严重的是，由于清党运动将共产党从基层党组织清除，国民党对其的控制与渗透又不够及时有效，多数县以下的基层组织被土豪劣绅所掌控，乘机夺取国民党的基层党权。因此，国民党尽管在名义上成为全国的执政党，但其统治范围局限于大的城市。在广大农村地区，要么权力为地方势力所控制，要么为后来共产党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提供了契机。之后国民党更是采用传统的保甲制度来实现农村地区的管理，党和群众的联系被彻底切断，群众型政党的建立遭受严重挑战，普通民众对于政党的认知不明，很难形成对党的热忱。

从近代经验来看，一个政权建立后，要维持一个相对稳定的政治秩序，首先要有一个强大的政党组织力量的支撑，国民党党组织涣散，党员缺乏对于党的忠诚，导致的直接后果是“以党治国”方案的失败。蒋介石以武力统一全国后，由于缺乏强大政党的支持，一方面不得不借助土豪劣绅和投机分子侵夺和分掠地方权力资源，在地方社会借党为恶，另一方面更加依赖武力，将军事力量直接转化为政治和社会的组织力量。②

三、1928年以后的党员与党组织

1928年，国民党宣布由“军政”时期进入“训政”时期。一般而言，一个政党执掌全国政权以后，出于维持其政权统治的需要，以及执行政党拥有丰厚的政治资源所具有的吸引力，其组织和规模一般会呈现出极速膨胀的势头，以至于不得不采取某些措施来适度抑制其增长。而1927年执政以后的国民党，其情形则是另一番景象。③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①

② 参见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第44页，华文出版社，2010。 参见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第152页，华文出版社，2010。

1、党员数量增长缓慢，党员构成极度不平衡，执政党党力不足。这一时期军人党员数量急剧膨胀，由30万增加至100多万，基本上每3个军人中就有一个是党员。蒋介石本来出发点是想通过增大军人党员在国民党党员中的比重来改造国民党原本松散的组织，然而数量庞大的军人党员集体入党并不是基于对党的意识形态的真正信仰，而仅仅履行一下宣誓仪式而已。这种有名无实的膨胀数字，无论是对于党的组织力量，还是对军队的素质和战斗力而言，都毫无意义。①与此相反，正如我们在上文中指出的，经过清党运动，国民党普通党员数量下降了近1/3,其后缓慢提升，直到抗日战争前才回复到清党前的状态。更为严重的是，民众对于加入国民党并没有多少热情，尽管国民党中央意在要求各省市加大征求力度，但依然效果不佳，为此上海市甚至要求每一名党员负责介绍3名新党员。这种情况出现的原因在于：国民党组织软弱和与民众相疏离，不能制度化地自下而上吸纳新生力量，党失去了对民众的吸引力。而排除了军人党员以外，当时国民党普通党员与其控制人口的比例达到1:990，作为当时国家唯一合法的执政党，这样比例显然不足以对全国局势进行有效控制。

2、除了党员数量严重不足以外，党员在地方的分布也很不均匀，总体可以概括为：城市有党，农村无党；中央省区党组织严密，边缘省区虚弱。根据数据显示，清党以后到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前六年，只有40%不到的省份建立了正式省党部，不到17%的县成立正式的县党部。在国民党党务基础较好的长江中下游省份，党务工作开展相对较好，但县党部依然没有普遍建立。在一些边缘省区，国民党的党组织更为空虚，地方实力派抵制和抗拒南京国民政府党组织力量的扩大和渗透，有的甚至明令禁止。同样，在农村地区，国民党基层组织基本上处于真空状态。从上我们可以看出，国民党党员主要集中在南京国民政府周围省份的中心大城市，而作为当时中国的执政党，党员和党组织如果无法进入到各个行政区域，必然会造成党力的衰竭，使得地方势力有机可趁填补执政党行政空白，这其中既包括共产党的农村革命根据地建设，也包括地方军阀割据自立和土豪劣绅控制地方权力。这些地方势力一旦控制了地方行政，必然与执政党争夺资源和人口，再加上国民党与普通民众的疏远，很容易使原有的群众性政党蜕化为少数精英的政党，失去国民的支持。

3、党员整体素质的降低，官僚化倾向严重。清党运动之前，社会对国民党普遍持正面态度，最为消极的判断也是“至少比军阀要好”；即使在清党运动过程中，也得到了蔡元培、吴稚晖等人的支持。然而到了1930年以后，社会对于国民党的观感便普遍持负面评价了，这其中主要原因即是党员的堕落腐化，政党的软弱无力，党组织的涣散。时任中央大学法学院院长的杨公达曾经指出国民党党员的“四化”现象：现在国民党党员的全体，大多数是腐化，次多数是恶化，再次多数是软化，余则不问党事的消极化。说道精锐党员，直是凤毛麟角，求之不得。蒋介石本人也多次感慨国民党革命精神的丧失，党员的官僚化作风。其他诸如胡汉民等人也认识到党内危机，更有激进者成立力行社企图恢复党的纯洁性（力行社主要作用是维护蒋介石个人权力）。而且，随着党部机关的衙门化、党部委员的官僚化、普通党员的特殊化，在国民党内部滋生出一批当时被人们称作“党痞”、“党棍”和“党混子”的寄生群体。①一些人甚至都不好意思公开承认自己是党员。

四、总结

通过对以上三个时段国民党党员与党组织情况的分析，我们发现，以清党运动为分水岭，国民党自身发展暴露出愈来愈多的问题。其之前的国民党在吸收、培养党员与完善党组织工作上尽管存在一些瑕疵，但总体而言，这一时期国民党在三民主义指导下，发挥了一个革命性政党应有的作用；而清党运动之后，由于大批怀有革命信仰的积极分子被迫害或者离开、投机主义者的加入、再加之原有党员的腐化堕落，国民党原有的革命纯洁性遭到极大破坏。

纵观1905—1949这四十年多年的国民党历史，尤其是清党运动以后的二十余年的执政历史，我们最能看到的是国民党不论从自身组织能力和还是对党员的控制力来看，都发生了质的变化。然而，让人唏嘘不已的是，这种质变是出乎人意料的向下发展的。除去意识形态化的对“4·12”政变后国民党成为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动政党的定义，我们也从辩证的法理角度对国民党这时的内部结构进行了相关分析。然而，分析的结果却出乎意料——国民党由一个多阶级化的、偏向支持农工群体的、组织方面向上发展的革命政党蜕变成为了一个组织瘫痪、意识形态混乱、头重脚轻、意志薄弱且受军权和地方势力欺凌的弱势独裁政

党，国民党的党员从信仰主义与理论的先进革命力量蜕化为一群贪欲享受、不务正业的社会寄生虫。这也就从理论上宣告了其执政命运注定的短暂与薄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