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莫言讲故事
夜深了。我打开电脑,点击莫言2012年12月7日在瑞典学院演讲的视频,听莫言讲故事。 莫言的演讲,没有拔高自己,也没有矮化自己。莫言展示的只是一个真实的自己,他不会为讨听众欢心而改变自己,更不会因为桂冠加冕而自我戏剧化。 莫言说他是一个讲故事的人,因为讲故事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1 听莫言讲故事,在莫言的感恩中感动。 莫言说他最想念的人是自己的母亲。母亲曾经是他故事的最初听众,记忆中关于母亲的深刻片段就像电影一样记录着一个农民的儿子如何在母亲的担忧、理解和矛盾下走向“讲故事”的职业道路。记忆中最早的一件事、最痛苦的一件事、最深刻的一件事、最后悔的一件事,都道出了一位母亲的善良和一个儿子对母亲深深的怀念。 “我最后悔的一件事,就是跟着母亲去卖白菜,有意无意多算了一位买白菜的老人一毛钱。算完钱我就去了学校。当我放学回家时,看到很少流泪的母亲泪流满面。母亲并没有骂我,只是轻轻地说:‘儿子,你让娘丢了脸。’” “我必须承认,在创建我的文学领地‘高密东北乡’的过程中,美国的威廉·福克纳和哥伦比亚的加西亚·马尔克斯给了我重要启发。我对他们的阅读并不认真,但他们开天辟地的豪迈精神激励了我,使我明白了一个作家必须要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地方。” 演讲中,莫言眼里噙着热泪,娓娓道来,感恩母亲,感恩故乡,感恩文学导师徐怀中,感恩改革开放,感恩中国小说先驱蒲松龄,感恩外国先驱马尔克斯与福克纳…… 应当说,莫言在瑞典学院的演讲并不精彩,但莫言是个懂得感恩的人。一个功成名就后懂得感恩的人,比忘恩负义或恩将仇报的人更为朴实,更有人味儿,也更感人。 莫言在感恩中前行,在感恩中找到自己的声音,在感恩中发出自己的声音。 莫言说,自己的故事总是有限的,讲完了自己的故事,就必须讲他人的故事。莫言把亲人们的故事、自己童年的影子、天马行空的幻想写进了小说。莫言说,故乡里的很多人,包括他自己,都是讲故事的伟大天才蒲松龄的传人。他还说自己也如前辈作家沈从文那样很早地开始阅读社会人生这本大书,离开故乡到外边去看世界,走出了高密东北乡这个让他爱又让他恨的地方,开始了人生的重要时期:用自己的方式,讲自己的故事。 平实的故事、人生的真理,莫言演讲时就是在讲故事。小学的故事、部队的故事、爷爷讲过的故事,每个故事都是社会和人生的缩影。在长久热烈的掌声中,莫言结束了与自己创作有渊源的事与人的故事。 2 听莫言讲故事,我想起别人讲的关于莫言的故事。 1993年夏,我被所在部队选送到第二炮兵政治部火箭兵报社实习。当时的火箭兵报社人才济济,编辑、记者多为活跃在全军的青年作家,如郭庆生、刘小渡、陈海军、陈可非等等。第二炮兵政治部文艺创作室的作家朱春雨、尹卫星、徐剑,第二炮兵政治部文工团的歌唱家张暴默、李丹阳也常常来串门,文艺氛围非常浓郁。火箭兵报社被誉为第二炮兵“文艺俱乐部”。在这里,我听到了许多军内外文艺界的故事,当然,也听到了几个关于莫言的故事。 一个是莫言对李存葆的评论。1984年,莫言考入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有一次,文学系组织讨论李存葆的中篇小说《山中,那十九座坟茔》。本来,开评论会一般是吹喇叭抬轿子的,但莫言在会上把李存葆的《山中,那十九座坟茔》贬得一塌糊涂,说这根本不是一篇小说,像宣传材料,散发着连队小报油墨的芳香。当时,李存葆的中篇小说《高山下的花环》获得全国第一届中篇小说奖,并改编成电影、话剧,李存葆和他的作品红遍大江南北。而莫言只在河北保定刊物《莲池》发过一个短篇小说。座谈会上一片寂静,李存葆表现出了老大哥的涵养,自始至终一声未吭。随后,李存葆的中篇小说《山中,那十九座坟茔》又获得全国第二届中篇小说奖。这下,把莫言逼上了风口浪尖。很多人都说,既然你把人家得头奖的小说贬得一文不值,那么你写一部出来看看。这件事在文艺界传得很广,莫言很后悔,极力想和李存葆恢复关系。后来,不知是否与莫言尖锐的批评有关,李存葆再也没有写过小说,而把创作的方向转向了散文和报告文学领域,成为散文大家。 另一个是莫言的成名作《红高粱》。据说,莫言的《红高粱》也是被几位军旅老作家逼出来的。1985年,解放军总政治部召开军事题材小说座谈会。一批军旅老作家忧心忡忡地说:“苏联卫国战争只打了4年,可描写卫国战争的优秀作品一批又一批,眼看着我们就写不动了,而青年作家又没有经历过战争,怎么办呀!”莫言接过话头说:“我们虽然没有经历过战争,但参加过演习;我们虽然没有打过鬼子、杀过人,但在家不还杀过猪、宰过鸡,咋就写不出来呢?放心吧,我们不是吃白饭的。”听了莫言的发言,一位著名的老作家显然生气了,站起来斥责莫言说:“年轻人呀,别太狂妄!”为了自己这句冒失的话语,莫言憋了一股气,发誓要沉下心来写几部有影响的战争小说。于是,便有了《红高粱》、《高粱殡》、《奇死》等一系列战争小说。也正因为这几部文学作品,莫言开始被全国文坛关注,影响也越来越大。 莫言口无遮拦。莫言胸无城府。但莫言的心灵笃诚坦荡、洁净无尘,秉性正直厚道、热忱善良。 莫言曾经直言,中国作家最大的问题是缺少叩击自己灵魂的勇气。 3 听莫言讲故事,我想起了高行健,甚而想起了更为遥远的赛珍珠。 人们总认为莫言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第一位中国作家,其实,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远远不止莫言,在此之前还有高行健和赛珍珠。 拂去岁月的尘埃,我们仍能窥见雪泥鸿爪。 而今,点击中国作家网,查阅“会员辞典”,不知是网站工作人员管理疏忽,还是有意为之,高行健的辞条赫然在目:“高行健(1940~),江苏泰州人。中共党员。1962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法语系。历任中国国际书店翻译,安徽省宁国县港口中学教员,外文局《中国建设》法文组负责人,中国作协外联部工作人员,北京人艺编剧。1979年开始发表作品。1980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长篇小说《灵山》、《一个人的圣经》,论著《现代小说技巧初探》、《文学创作杂记》,散文集《法兰西印象》,剧本《绝对信号》、《车站》,译著剧本《秃头歌女》等。2000年被瑞典文学院授予诺贝尔文学奖。” 我曾经读过高行健的《灵山》。《灵山》以人称替代人物,以心理感受替代情节,以情绪变化调整文体,无意讲述故事又随意编造故事,类似游记又近乎独白。但高行健的作品曲高和寡,奇特新鲜的结构以及叙述中的语言流使具有传统阅读习惯的阅读者难以进入其中,不像莫言的作品那样容易被阅读者接受。 高行健。莫言。两人都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一样的华语写作。不一样的际遇。不过,值得一提的是,莫言曾经因为长篇小说《丰乳肥臀》被迫离开部队,领略了人情冷暖和世态炎凉。而高行健,也因为自己过激的思想和观念被迫流亡法国。 即便如此,我们也不应该忘记高行健。毕竟,高行健获诺贝尔文学奖的长篇小说《灵山》是以中国大陆为背景的,高行健让世界知道了中国文学。离开祖国后,高行健一直坚持用中文写作。 无疑,高行健和莫言是中国文学的两座高峰。 当然,在这里还要提及赛珍珠。 赛珍珠,这位以中文为母语之一的著名女作家,1892年6月出生于美国弗吉尼亚州,1892年10月随父母到达中国,先后在淮安(清江浦)、镇江、苏州、南京、庐山等地生活和工作了近40年。1900年加入中国国籍。1931年,赛珍珠在执教的金陵大学写出了长篇小说《大地》,这部长篇小说于1932年获普利策小说奖,1938年获诺贝尔文学奖,此时的赛珍珠,拥有中国和美国双重国籍。1933年,赛珍珠前后耗时五年翻译的《水浒传》在美国正式出版,译名为《四海之内皆兄弟》。这是《水浒传》的第一个英文全译本。1934年,赛珍珠永远地离开了中国。1972年,尼克松访华以后,赛珍珠主动支持美国国家广播公司(NBC)的专题《重新看中国》节目,并积极申请访华,但是由于当时的政治氛围,她的访华申请遭到了拒绝。1973年5月6日,赛珍珠在抑郁中病逝于佛蒙特州丹比城。在一个简短的非宗教仪式后,赛珍珠被葬于宾法尼亚州普凯西绿山农场的一棵白蜡树下。在赛珍珠自己设计的墓碑上,没用一个英文字母,只镌刻了“赛珍珠”三个汉字。这块墓碑,静静地诉说着赛珍珠难以释怀的中国情结。 4 听莫言讲故事,我想起了自己。 莫言说他现实中的姑姑很理解他,没有因为他的长篇小说《蛙》里的姑姑责备他。他的父亲同样如此,早年有人看了他的小说对号入座,找他父亲理论,他父亲说:“他在《红高粱》里第一句就说‘我父亲是个土匪种’,我都没有在意你们在意啥?” 但我没有莫言那么好的运气,没有遇到如此支持我写作的家人。 多年来,从事教育工作的父亲一直认为是文学误我。的确,我小时候成绩优秀,从小学一年级到初中三年级,每次学期统考统评都是全区第一名。初中毕业时,我以高出录取分数线482分的成绩考入水城特区二中。当时,水城特区二中高一年级按分数分班,两个尖子班,一个差生班,一个农村班。因为成绩优秀,我自然地成为能够进入尖子班的寥寥无几的几位农村学生之一。老师和父母都认为,只要我认真学习,上个重点大学应当是没有问题的。但谁也没有想到,因为文学,一切都改变了。 “全国十大校园作家”、“全国十大校园诗人”、“中国少年之星”……一个个接踵而至的耀眼光环弄得我晕头转向。我当年的许多文学朋友,如邱华栋、田晓菲、洪烛、马凌等,都是因为文学特长被重点大学免试破格录取的。我也想像他们一样,凭借自己的文学特长,顺利进入金碧辉煌的大学圣殿。 1989年12月,我的第一本诗集《生命的风景》在哈尔滨出版社公开出版发行。这是贵州省第一部公开出版的中学生个人文学作品专集,该书获得了全国小天鹅少年儿童文学奖一等奖。当时出版行业尚未进行体制改革,出版著述全凭书稿质量,不像现在,只要有钱就可以出书。因为这本书,也因为我的文学特长,南京大学中文系计划免试破格录取我。岂料,在提取档案环节出现意外,以致我失去了进入高等学府深造的机会。 从人生的巅峰跌入命运的低谷,讥笑热讽铺天盖地袭来,让我过早地品尝到人世间的酸甜苦辣。 应当说,失去进入高等学府深造的机会是我一生难以弥补的损失。尽管文化知识可以通过自学来弥补,但我的人生际遇因此而改变。我想,假若当年的大学梦能实现,那么我现在或许已经成为某所高校的教授或某家杂志社的编辑。 即便大学梦破灭了,但我无怨无悔,毕竟文学让我拥有了两个人生——一个充满凄风苦雨的现实人生,一个异常丰富多采的虚拟人生。多年来,无论命运怎样多舛,我始终没有放弃过文学。我永远牢记,我是从苦难中走来的,我曾经哭过漫漫长夜。 但父亲的遗憾是永远的。无论我在文学创作上怎样努力,无论我在文学创作上取得什么成就,父亲总是轻声说道,你那是浪得虚名,算不上正道。 其实,对莫言和他的作品,我并没有什么具体的印象。尽管在北京学习期间曾听过他的一次演讲,但留在记忆深处的只有他的《红高粱》。而且,还是因为电影《红高粱》的热映才引发了我阅读这部原著的兴趣。 这也难怪,我一直以为,读一本好书如同与一位智者交谈,能提升自己的思想高度和文化品位。阅读的书籍精致高雅,则能起到更新观点、接受思想和传播文化之功效。在我近年来的阅读视线中,中国当代小说几乎只局限于张炜、余华、阎连科、陈忠实、高建群、贾平凹、李国文、阿来、刘震云的作品。 这次,因为莫言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他的作品进入了我的阅读视线。我购买了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莫言作品系列”:长篇小说《红高粱家族》《天堂蒜薹之歌》《十三步》《食草家族》《丰乳肥臀》《酒国》《红树林》》《檀香刑》《四十一炮》《生死疲劳》《蛙》,短篇小说《白狗秋千架》《与大师约会》;中篇小说《欢乐》《怀抱鲜花的女人》《师父越来越幽默》;购买了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的“莫言心声系列”:《莫言对话新录》《莫言演讲新编》《莫言散文新编》;购买了新世纪出版社出版的莫言话剧集《我们的荆轲》。我想在世界文学的版图上,重新寻找莫言和他的“高密东北乡”。 一位中国作家能进入我的阅读视线,能叫我如此有兴趣去探究,这应当感谢诺贝尔奖评委会。 5 其实,与莫言的山东高密一样,六盘水也是一片能生长文学花树的大地。在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高行健的获奖作品《灵山》中,就有大段大段描写水城原野的情节;湖南青年作家田耳的中篇小说《一个人张灯结彩》以水钢的风物为背景展开对人物命运的描写,获得了鲁迅文学奖。但高行健、田耳都是六盘水的过客,我们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作家应该如何真正认识和审视脚下的这片土地的文学资源呢?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冬夜里,我轻轻地叩击六盘水明澈高远的文学天空,春天的声音从大地和时间的深处悄悄潜来,这是六盘水文学在季节中花开的声响,同时,这也是一种等待…… 2011年12月13日23时50分稿六盘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