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克罗齐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克罗齐。

在历代多如牛毛的割据政权中，无论从当时的国际地位，还是从对后世的影响力来说，楚国和秦国都是春秋战国，乃至中国历史上最值得大书特书的两个国家。“百代皆行秦制”。秦王朝奠定了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基础，同时也开启了两千多年专制统治（包括君主专制和政党专制）的传统，对中国历史发展的走向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楚文化则辉煌灿烂，光照千秋，著名楚学专家张正明教授更是将它与同时期的希腊文明并列（转引自南香红：《楚人的青春时代》，见于《报告文学》2006年第12期）。

有时，历史就是这样诡异而无情：曾经雄居南方800多年的强大楚国最终退出了历史舞台，统一中国的却是来自西北一隅、文化落后、素有“虎狼之国”之称的秦国。在这背后，到底潜行着怎样的历史法则？

让我们的思绪飞越千载，驰入这一段金戈铁马的历史之中……

一

据史料记载，楚国西周初年正式立国之时，其地域仅仅有国都丹阳（具体位置众说纷纭，有河南淅川、湖北江陵、枝江、南漳或秭归等几种说法）之间周围的弹丸之地，直到春秋初年，楚国仍是“土不过同”（方圆百里）的小国。西周初年时，诸侯会盟时楚君还没有资格列席，只能去做看守灯火之类的杂务。

然而，楚国早期的历代国君“筚路蓝缕”、励精图志，国势呈勃兴之势。周昭王曾三次伐楚（公元前985、前982、前977年），后两次都遭受惨败，最后一次甚至昭王本人也“南巡不返”，实际上中了楚人的招，在汉水中淹死了。这事要比繻葛之战（前707年）中郑国大夫祝聃射中周桓王肩膀的那一箭早了整整270年，性质也严重的多。

周厉王时期，楚国国君熊渠公然与周王朝分庭抗礼，声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春秋初年，亦即公元前704年，楚国国君熊通得知周王拒绝封他为王的消息后说：“王不加位，我自尊耳”，就宣布自己为王，还要求臣服于他的各小国像朝见周王一样朝见他，俨然独立于周王朝以外的另一个中央政府。

其后，楚国面对霸业正盛的齐桓公率领的八国之师并不畏惧，楚国使者屈完态度强硬地说昭王的死与楚人无关，如果一定要问就去汉水吧（“君其问诸水滨”）。还说，你（指齐桓公）若以德义服诸侯，谁敢不服？你若以武力相威胁，楚国人民将以方城山做城墙，以汉水当护城河，你的军队再多也没用（“楚国方城以为城，汉水以为池，虽众，无所用之”）。桓公见此，只好与楚国在召陵盟誓，双方互相妥协了事。

齐桓公死后，楚成王在盂（在今河南睢县境内）拘捕了一心想当霸主的宋襄公，狠狠地将其羞辱一番，并在次年（公元前638年）的泓水之战中，大败宋军，不久，宋襄公也因伤而死。因此，魏昌先生在《楚国史》中认为：“旧史称宋襄公为‘春秋五霸’之一实属不符。楚成王即位后就与齐桓公争雄，并步步进逼，后来居上。齐桓公卒后，楚成王实际上已称霸中原。宋襄公不自量力，妄图代齐桓公而霸，与楚成王较量中，一败再败，毫无霸业可言”。他还引用童书业先生的话说：“所谓‘宋襄霸业’，实为楚成霸业”。

如果从公元前632年的城濮之战算起，到公元前546年的弭兵大会，楚国与后起的晋国进行了长达80多年的争霸战争，在双方的三次大战中，楚国在城濮之战和鄢陵之战（前575年）中战败，稍处下风。然而，在晋楚争霸的第二次大战——邲之战（前597年）中，楚军痛击晋军，使晋国十数年内不敢与之争锋，楚国的霸业达到了顶峰。而此前的楚庄王问鼎的故事（前606年），更是成为处于上升时期的历代楚王开拓进取精神的象征。

战争是需要雄厚的物质作支撑的。虽然被中原诸侯视为蛮夷国家，但进入春秋之后，楚国的经济和科技发展很快，其生产力水平并不比中原各国低，在某些方面还取得了领先地位。据史料记载，楚国青铜冶炼和铸造业相当发达，楚人将扬越的冶炼技术和中原的铸造技术结合起来，全面掌握并推广了分铸焊合技术，还独创了矢蜡法和漏铅法等铸造工艺。1978和1979年在河南淅川下寺出土的700余件青铜器，其中有3件是用矢蜡法铸造的，这是我国，也是世界上最早采用这种铸造法的记录，——这种铸法铸造出的器物表面光洁，尺寸准确，现代多用来铸造航空发动机、导弹和精密仪表等。铁器在战争和军事生产中也得到广泛应用，1976年，长沙杨家山楚墓出土的钢剑，是我国目前发现最早一件的钢制武器，其含碳量为0.5-0.6%。

楚国的农业也相当发达，水利灌溉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其中，楚庄王时期的令尹孙叔敖兴建的期思陂灌溉工程，是我国最早有记载的水利建设，楚亡后，历代不断维修利用，成为“淮南田赋之本”。正是由于期思陂以及其它水利工程的灌溉，再加上楚地广阔，耕地面积广大，因而“地势饶食，无饥馑之患”。据《战国策》记载，苏秦游说楚威王时称楚国粮食丰饶，“粟支十年”。

楚民族令后人叹为观止的，还有灿烂的文化。老子可称得上楚文化的杰出代表之一。他是楚国苦县（今河南鹿邑县）人，其“道法自然”、“道常无为”等思想深刻地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在西汉初年，“黄（帝）老（子）之术甚至成为统治者的治国指导思想。在今天，老子的思想仍闪烁着智慧的光芒，对我们处理一些人生和社会问题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大诗人屈原是楚文化的另一面大旗，其《离骚》、《天问》、《九章》等诗作，充满优美的词句、瑰丽的想像和忧国忧民的情怀，在中国文学史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仍激励着无数仁人志士为追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而探索、而奋斗。

楚国的音乐舞蹈也很发达，钟、磬、鼓、瑟、排萧等乐器一应俱全。1957年河南信阳长台关出土的战国编钟，是我国出土的第一套保存完好的编钟。1978年3月出土的湖北随县曾侯乙编钟，至今仍能演奏古今中外的各种乐曲，令人叹为观止。楚国的笙与齐国的瑟、秦国的筝齐名，号称“楚笙冠中国”。据研究，楚人唱歌有其独特的风格，被称为“楚声”或“南音”。据楚国文学家宋玉的描述，有人在郢都唱《下里巴人》时，“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唱《阳河薤露》时，“国中属而和者”也有数百人，人们载歌载舞，场面十分热闹。看来，楚国“音乐舞蹈之邦”之称确非虚传。

楚人绘制的《人物龙凤帛画》和《人物御龙帛画》，是迄今所见我国古代最早的两幅帛画，被称为“早期国画的双璧”。 这两幅帛画，基本上运用白描手法，画面布局精当，比例准确，线条流畅，想像丰富，表现了楚艺术谲怪莫测的独特风格。

此外，楚国在漆器、陶器、丝织和刺绣、天文学等方面也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

农业及手工业的迅速发展为国家的强大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哲学及文艺方面的成就丰富了人民的精神生活，强化了民族认同感和自豪感，同时也为各种人才的涌现提供了深厚的智力背景，再加上强大的军事力量，楚国从一个偏远落后的蛮夷之邦最终发育成为春秋战国时代幅员最为辽阔的强国，其国土西迄今贵州、重庆以及陕西东南部，东到苏浙和山东南部，北自河南中南部，南到广西以及江西、湖南南部，几乎囊括了南部半个中国。在各大国中，楚国兼并的国家最多，达62个，其中重要的国家就有陈国、蔡国、越国、鲁国等（于海娣等编著：《中国通史》，黑龙江科技出版社）。直到合纵连横达到高潮时的战国中后期，楚国仍是唯一能与强秦相抗衡的超级大国，两国被时人公认为“带甲百万，车千乘，骑万匹”。杨宽先生的《战国史》甚至说：“在战国时代的七大强国中，领土以楚为最大，兵额以楚为最多，武器以楚国铸造的最为锋利，楚国的资源也很丰富，山泽出产也很多，手工业也很发达”。看来，纵横家张仪在游说楚怀王时所说的“凡天下强国，非秦而楚，非楚而秦”，并非阿谀客套之词。

二

让我们来再来看一看秦国。

关于秦国较为可信的记载，最早可追溯到公元前九世纪中上叶，非子由于养马得当，得到周孝王的嘉奖，被封在秦邑（今甘肃天水县），这是秦立国的开始。但这时秦还只是周朝的一个附庸，直到周平王东迁，秦人由于勤王有功，其首领秦襄公才被正式册封为诸侯。

立国之初的秦人，力量极其弱小，经常受到黄土高原上凶悍的少数民族犬戎、西戎的进攻，如秦国的第四代君主秦仲就死在对西戎的战争中。经过200多年的浴血奋战，秦军逐渐由弱变强，秦国的势力不断向东扩展，领土也扩充到了黄河岸边。然而正如楚国北进时遭遇到的一样，秦国也遇到了东方强国晋国的有力阻挡。秦国虽与晋国几番征战，也曾取得过辉煌的胜利（如公元前624年的王官之战，秦军“济河焚舟”，——比楚霸王项羽著名的“破釜沉舟”还早400多年，一直杀到晋国都城绛邑郊外，晋人不敢出战），但最终还是停下了东进的步伐。秦穆公只得继续向西发展，“益国十二（另一说二十），开地千里，遂霸西戎”，就连周天子也派人送来十二面金鼓表示祝贺，于是秦国得以跻身大国行列。

从穆公之下的两个半世纪里，秦国有十五六位国君，但大多比较平庸，因而内乱频仍，国势日衰，再加上东邻晋国及其后继者之一魏国的强盛，秦国一度到了十分危险的境地。在激烈的河西争夺战中（前419－前389年），秦军屡败于名将吴起率领的魏军，丢失了河西大片土地。楚国也趁机占领了秦的汉中之地。

公元前384年，秦献公在内忧外患中即位。他废除了野蛮的以人殉葬的制度，并着手清理全国的户籍，整顿军队，后来又“初行为市”，开辟市场贸易。在献公统治的23年里，秦国国势有了好转，这就为其儿子孝公的改革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公元前361年，21岁的秦孝公即位。他看到东方各国，尤其是魏国和齐国，经过变法，国力都显著增强，决心广招人才，实施变法。他下了一道求贤的诏令，表示“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于是，便有了使秦国转危为安、转弱为强的商鞅变法。据周时奋先生的说法，变法一共持续了19年，“秦的国力一下10倍于魏国”。秦魏对峙的形势一举逆转，秦国不仅重新夺取了河西之地，还迫使魏国放弃旧都安邑，迁都大梁。

孝公的儿子秦惠文王上台后，虽然残酷地车裂了商鞅，但他还是保留了商鞅制订的法令制度，于是秦国的无敌战车继续向东方隆隆开进。公元前316年，秦惠文王采纳大将军司马错的建议，任命他率军兼并了蜀国和巴国。根据史家的评论，这一举动，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一是使秦国拥有了富庶的“天府之国”，“秦益强，富厚轻诸侯”，从而为以后的兼并战争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二是使秦国有了稳固的大后方，从此可以全力东向，避免了两线作战的不利局面；三是取得了对当时唯一能与之争雄的楚国的战略优势，——秦军从蜀地顺长江而下，不到10天就可抵达楚境；从汉中出发，四五天就可到达，因此，司马错说：“得蜀则得楚，楚亡则天下并矣”。日后事态的发展，也证明了司马错的这一论断。公元前313年，秦惠文王派张仪用计拆散了楚齐联盟，接着又在丹阳之战、蓝田之战中两次大败楚军，收复了被楚军夺去的汉中之地。

秦武王在位4年，期间攻克韩国重镇宜阳，歼灭韩军6万，还攻下魏国、楚国大片土地。公元前307年，他与大力士孟说在东周的洛阳比赛举鼎，举起“龙纹赤鼎”，“两日出血，绝膑而死”。武王来洛阳举周鼎，用意是很明显的，就是要“窥周室”、“挟天子以令天下”。

秦昭襄王在位56年，对魏国用兵15次，对韩国和赵国各用兵8次，对楚国用兵2次，把这4个邻国打得喘不过气来，吞并了韩国的三分之二，魏国的二分之一，赵国的三分之一，楚国的四分之一。其中大的战役，有公元前293年的伊阙之战，斩杀韩魏联军24万；在公元前279年的鄢郢之战中，用水淹死楚国军民数十万，攻克楚国都郢，迫使楚国迁都陈；在公元前274年的华阳之战中，又斩魏赵联军之首15万；在公元前260年的长平之战中，秦军更是坑杀赵军40余万人。公元前256年，秦国接受了周赧王的投降，彻底把周王室这具政治僵尸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这时，秦的统一，已成无可挽回之势。

秦昭襄王的儿子孝文王只享国几个月，孙子庄襄王也只在位了3年。

然后就是秦王嬴政，他13岁登基，22岁粉碎与其母有奸情的嫪毐之乱，25岁逼杀了长期专权的丞相吕不韦，表现出高超的政治驾驭能力。从公元前231年到前221年，他的军队如风卷残云般横扫东方六国，接着又南攻百越（前219－前214年），北击匈奴（前215－前214年），最终建成了一个东迄大海，西至甘青高原，南自岭南，北到今内蒙古，据计算面积有300多万平方公里，比上一世纪横跨欧亚非三洲的亚历山大帝国还要幅员辽阔的封建大帝国，他也成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皇帝——秦始皇。

三

史家公认，秦国成功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商鞅变法。然而，若没有一代又一代贤明国君的领导，再强大的国家也可能一事无成。春秋时期的晋国、吴国、越国、战国初期的魏国、中期的齐国，还有楚国，都曾盛极一时，然而由于后世国君的平庸，最终都成了历史舞台的匆匆过客。如果研读一下战国时的历史，我们就很容易地得出结论，秦国国君的整体素质，要明显高出东方各国一大截。

表现之一：秦国国君比东方六国的国君对当时的国际形势有着更为清醒的认识，策略更具有灵活性和针对性。

战国中后期，列国之间形成了“一超多强”的局面：秦国实力最强，不断进攻与它接壤的三晋和楚国，蚕食它们的国土。然而，秦国还没有足够的力量可以击败东方六国的联合抵抗，正如当时的思想家荀子所说，秦国“諰諰然常恐天下之一合而轧己也”（《荀子.强国篇》），因此，它想方设法地要要拆散东方六国的“合纵”，以便各个击破。而对于东方六国来说，它们要生存下去，唯一的办法就是“合纵”自保。因此，当时秦与东方六国斗争的一个焦点在于：是“连横”还是“合纵”。

公元前287年，齐、赵、魏、韩、燕五国组成联军，第三次合纵攻秦。秦国为破坏五国联盟，放弃了“西帝”称号（公元前288年，秦齐两国相约称帝。合纵攻秦前，齐湣王在苏秦的劝说下取消了“东帝”称号），将以前占领的温、轵和高平归还魏国，将王公、符愈归还赵国。魏赵一见，受宠若惊，主动撤军。其它三国一看，也不战而退。第三次合纵攻秦未经交战便告瓦解。

两年后，秦国利用齐湣王灭宋，齐与赵、魏、燕等国矛盾加剧的形势，发起六国（秦魏韩赵燕楚）合纵攻齐，几乎将齐国灭亡。齐国后来虽然复国，但也从此一蹶不振。消除了齐国这一强劲对手，秦国对东方六国的优势更明显了。

尽管如此，但要以一吞六，也决不是容易的事。公元前283年到前263年的二十年间，秦国为了灭魏，曾7次围攻大梁，5次攻入魏王游乐的梁囿，但都由于魏军的坚决抵抗和赵、燕等国的救援而功亏一篑。尤其是东方六国合纵攻秦的强大声势，更使秦国君臣心有余悸。正是在这种形势下，范雎提出了著名的“远交近攻”战略。“远交近攻”战略使秦国将主要力量使用于当面的韩、魏、赵三国，尽量与距离较远的楚、燕、齐维持友好关系，避免了孤立，而使韩、魏、赵三国基本处于丧失外援的境地，这与毛泽东“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孤立主要敌人”的策略有异曲同工之妙，也收到了良好效果。

在长期的兼并战争中，秦国还形成了较为悠久的“用间”传统。如早在公元前260年的长平之战中，秦国就通过向赵国宠臣郭开行贿的方法，使赵国按照自己的意图走马换将。到了战国后期，尉缭建议派遣大批间谍前往六国活动，花费重金收买六国腐化堕落的权臣，使其为秦国的战略服务。从此，秦国更加有计划地发挥秘密战线的作用，取得了辉煌的效果，赵国权臣郭开、齐国相国后胜都因“多受秦间金玉”，成为为秦服务的间谍。公元前233年，赵、魏、燕、楚四国曾有合纵攻秦的计划，秦臣姚贾带着车百乘、金千斤去四国活动，结果，关系四国生死存亡的合纵竟然就此不了了之！

阅读当时的史料，秦国君臣给人的感觉是，他们的头脑极其清醒，策略极其灵活，时而与某国兵戎相向，时而又与该国握手言欢，军事、外交和秘密战线互相配合，相得益彰，其对敌斗争的艺术已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

反观秦国的敌手，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在绝大多数时候却认识不到秦国越来越严重的威胁。他们也曾组织几次合纵攻秦，但与秦国相距遥远、暂时感受不到威胁的楚、燕、齐等国态度消极。如第一次合纵攻秦（前318-前317年）虽然号称五国联军，楚怀王还是合纵长，但楚国和燕国只是派出了军事观察团，实际出兵的只是三晋，故很快招致失败。最后一次合纵攻秦，即公元前241年的蕞之战，更是由于楚军的未战先退，致使联军军心动摇，在离秦都咸阳只有80里的大好形势下不战而退。至于齐国，后来更是中了秦国的“糖衣炮弹”，在其灭亡前的半个世纪里，拒不参加各种形式的反秦联盟。即使历次“合纵”的主力军韩、赵、魏三国，由于经常遭到秦军的沉重打击，也早已成了惊弓之鸟，故“合纵”攻秦很少有什么成就。

然而，一旦“纵散约解，争割地而奉秦”（贾谊：《过秦论》）。对秦屈膝投降最多、向秦割地最多的，正是“合纵”出力最多的韩、魏两国。这反过来又刺激了秦国攻伐的欲望。

虽然“合纵”不力，各国互相攻伐起来却相当卖劲。公元前251年，燕国趁“赵民其壮者皆死于长平，其孤未壮”之际，发兵60万大举攻赵，从而引发两国间的连年大战。与此同时，燕、楚、魏三国还分别攻齐。即使在灭亡前夜的公元前235年，魏国和楚国还在互相征伐。山东国家的明智之士，如魏信陵君无忌、楚国客卿陈轸都曾为此痛心疾首，大声疾呼。陈轸曾说：“能危山东者，强秦也。不忧强秦，而递相罢弱……天下为秦相割，秦曾不出力；天下为秦相烹，秦曾不出薪。何秦之智而山东之愚耶？”

表现之二：秦国长期实行广招各国贤才的“客卿”制度，使秦国成了各国政治军事人才施展人生抱负的舞台。

正如李斯在《谏逐客疏》中所说：“士不产于秦而愿忠者众”。远的如春秋时期辅佐穆公成就霸业的百里奚（楚人）、蹇叔（宋人）、由余（戎人）、丕豹、公孙支（晋人）等人。进入战国时期，来秦的各国人才更多了，著名的就有商鞅（卫人）、张仪（魏人）、范雎（魏人）、吕不韦（韩人，一说卫人）、尉缭（魏人）、韩非（韩人）、李斯（楚人）、郑国（韩人）等。这些人都为秦国的统一大业做出了贡献：商鞅、范雎、尉缭的功业前面已有叙述，张仪的事迹后文将有叙述；吕不韦不仅组织人编撰了著名的《吕氏春秋》，还长期担任秦国丞相，对外开拓了大片国土；韩非作为法家的代表人物，为秦朝封建专制制度的形成具有思想奠基的作用；李斯长期作为丞相，是秦始皇倚重的股肱之臣；而郑国则修建了著名的郑国渠。

得人才者得天下，秦国能招揽到各国那么多人才，并且基本上能做到人尽其用，与其历代国君的知人善任分不开的。有两个史实最能说明问题：一个是郑国渠的修建。被秦国攻打得焦头烂额的韩国为了减轻秦的压力，想了个“疲秦之计”，让水工郑国入秦鼓动修建大型水利工程。后来阴谋败露，秦国要处死郑国。郑国说，秦国修渠确实消耗物力人力，延缓了对韩国的进攻，但却能给秦国带来造福万代的利益。秦王嬴政认为郑国说得有理，仍然让郑国继续施工。10年后，郑国渠峻工，关中平原北部的4万亩盐碱地因此成了良田，280万亩农田受益，秦国由此也更为富饶强大。

另一个是逐客事件。由于郑国“疲秦之计”败露，秦王嬴政听信宗室大臣们的话，下令驱逐一切在秦外国人。楚人李斯在走的时候，给秦王嬴政写了一封著名的《谏逐客书》，引用大量史实，雄辩地说明历代“客卿”为秦国强大做出的贡献，尖锐地指出“不问可否，不论曲直，非秦者去，为客者逐”，是“逐客以资敌国，损民以益仇”，对秦国是百害而无一利的。秦王嬴政读完信后，立即下令取消了逐客令，并派人追回李斯，迎回咸阳，秦王亲自向他道歉，让他官复原职。

作为对比，让我们再来看一下其它国家的统治者是怎么对待人才的：

看一下上述去秦国的著名人才的名单，魏国人就有三个：张仪、范雎和尉缭。虽说战国时代，大部分人还不像屈原那样具有强烈的故国情怀，而像张仪、苏秦这样“有奶便是娘”的政客倒是不少，但我想，只要他们的故国能给他们提供施展才能的舞台，他们还是愿意为故国效力的。令人悲叹的是，由于目光短浅，这些国家的统治者对这些人才弃之如敝履，排斥打击迫害，最终导致这些人才的流失。

比如范雎，由于出身贫寒，投在中大夫须贾门下当了一名门客。一次，须贾出使齐国，齐襄王敬慕范雎的才华，想挽留范雎做客卿，四次派人送去牛、酒和黄金。范雎推辞不过，只收下了牛和酒，也没当客卿。然而须贾却无端怀疑范雎与齐人有勾结，对范雎施以酷刑，只是以为他死了，才将他扔在厕所里。后来，范雎在秦国使者的帮助下逃出魏国，秦昭襄王亲自跪在地上向他求教，还拜他为丞相，封他为应候。遇到这样的君主，范雎怎么不会尽心竭力地为秦国服务呢？

再比如信陵君无忌，因“窃符救赵”和组织第四次“合纵”行动并击败秦国（公元前247年）而名震天下，但他却被异母兄安禧王无端猜忌，再加上秦国间谍散布的谣言，最终被弃置不用。信陵君为了避嫌，整日饮酒玩女人，4年后病故。

还有卫人公孙鞅，本来在魏国相国公叔痤手下做小官。公叔痤临终前郑重向魏惠王推荐公孙鞅，并说如果不想任用一定要把他杀掉。可叹的是，魏惠王这个庸才大不以为然，结果，绝望的公孙鞅去了秦国，这才有了使秦由弱变强的商鞅变法。魏惠王还听信嫉贤妒能的庞涓的谗言，对孙膑施以残酷的“膑刑”，最后孙膑不得不远走齐国。公元前354年和前341年，孙膑指挥齐军，在桂陵和马陵，两次击败魏军，魏国由此丢掉了战国初期以来的强盛势头。

更早一些时候，魏惠王的父亲魏武侯，听信小人的谗言，排挤战功显赫的著名军事家吴起，迫使他离开魏国，去了楚国。

让这么多治国奇才从身边溜走，或者废弃不用，这样的国家不衰亡，还有天理吗？

我们再来看一看惠文王之后的赵国。

惠文王的父亲武灵王发起了著名的“胡服骑射”改革，使立国以后一直衰弱的赵国一下强大起来。惠文王虽然没有乃父那样的文韬武略，但也不失为一个守成之君。当时赵国文有蔺相如，武有廉颇、赵奢，有足够的实力与秦国一较长短，赵国名将赵奢在公元前270年的阏与之战中，还曾大败秦军。惠文王的儿子孝成王的治国能力就差远了，他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听信卖国贼郭开的谗言，不顾蔺相如和赵奢夫人的规劝，在决定赵国命运的长平之战（公元前260年）中，撤换经验丰富的老将廉颇，换上以纸上谈兵闻名的年轻公子哥赵括，结果，赵军很快一败涂地，40多万赵军几乎全部被秦军坑杀。从此，赵军再也无力与秦抗衡。

这以后，赵孝成王才认识到廉颇这位老将的价值，重又让他带兵打仗，但其子悼襄王一继位，就又把他贬了。廉颇一怒之下，赶跑了前来接替他的乐乘，自己也出逃到了魏国。后来，赵国屡败于秦，悼襄王又想任用廉颇，就让使者去魏国探视廉颇。廉颇为了表示自己还健壮可用，特意在使者面前一餐吃了一斗米饭，十斤肉，饭后还披甲带胄上马演练一番。谁料使者受了郭开的贿赂，见了悼襄王却说：“廉将军虽老，尚能饭，然与臣坐，顷之三遗矢矣”。饭吃得虽然不少，但一会工夫却去了三趟厕所！悼襄王听了，以为廉颇已老，就不再提任用廉颇的事了。廉颇只得出走楚国，担任楚将。但他仍想念故国，渴望为国效力，说：“我思用赵人。”一代名将最终报国无门，郁郁死于他乡。

悼襄王的儿子幽缪王更是昏庸，他在任的最大“政绩”，就是听信郭开的谗言（郭开这位大卖国贼凭着溜须拍马的本事，竟然受宠于孝成王、悼襄王和幽缪王三代国君，成为政坛不倒翁，可见赵国政局黑暗到什么程度），杀了屡立战功的名将李牧。自毁长城的结果，换来的当然是灭顶之灾。仅仅三个月后，秦军就大兵压境，这位昏庸的末代国君成了秦军的俘虏，赵国灭亡。

四

在春秋战国时期，楚国更是以人才济济著称，所谓“惟楚有材”，然而，楚国的人才外流和人才浪费也是相当严重的。究其原因，是自楚庄王以后，楚国君主的素质不断下降，逐渐丧失了早期楚王那种“筚路蓝缕”，艰苦创业的精神，腐化堕落，不思进取，导致国事糜烂，军政大权掌握在少数王公贵族手中，才智之士受到排斥、打击，甚至被杀害，许多人被迫远走他国。

据《左传》记载，公元前563年，楚国大臣声子出使晋国回到楚国后，与令尹子木谈起：“晋卿不如楚，其大夫则贤，皆卿材也。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虽楚有材，晋实用之”。声子还列举了析公、雍子、子灵、苗贲皇等人逃到晋国，为晋国出力，给楚国带来重大损失的事例，尖锐地指出，“今楚多淫刑”，不能选贤任能，是楚国“大夫逃死于四方，而为之谋主，以害楚国”的根本原因。声子的这番议论，可谓说到了点子上。

声子提到的子灵，即楚国大夫申公巫臣，因争夺夏姬而得罪了司马子反，又因申地封赏事件得罪了令尹子重，因此全族被子重、子反杀掉，家产被瓜分。巫臣逃到晋国，向晋国提出了对春秋后期列国格局产生重大影响的“联吴制楚”战略，被晋国采纳。公元前584年，他还亲自带领一队晋军去训练吴军射箭、车战、演阵等作战技术，使吴军很快强大起来。

公元前575年，晋楚在鄢陵展开大战，晋军一度打算逃跑。这时，投奔到晋国的楚国大臣苗贲皇向晋人献策，先集中力量击败楚军力量较弱的左右军，再全力猛攻楚军精锐的中军。晋人采纳了这个意见，最终，楚军大败，连楚共王也受了伤。此战结束后，原先咄咄逼人的楚军再也无力北上争霸，被迫采取守势。再加上越来越强大的吴国的连年进攻，楚国的处境越来越困难了。

声子的话最终打动了子木，在子木的运作下，在郑国流亡，并准备逃到晋国的伍举回到了楚国。然而，子木却无法改变楚王素质不断下滑，楚国国政日益腐朽黑暗的颓势，这也就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楚国人才受打击受迫害，以致被迫逃亡国外的问题。

公元前541年，王子围亲手缢死了卧病在床的侄子、楚王郏敖，自立为王，他就是春秋时期著名的暴君楚灵王。他对外穷兵默武，先后灭陈和蔡，杀蔡灵侯，用其子做祭牲；杀齐国大臣庆封、吴王弟蹶由，甚至还不顾外交礼节，企图对来楚的晋国大夫韩起、叔向分别施以刖刑、宫刑；对内嗜杀无度，先后杀死进行赋制改革的大司马蒍掩、太宰伯州犁、两任令尹屈申、屈建以及大夫成虎。他还大兴土木，纵情声色，历史上著名的“楚王好细腰”的典故就来自于他。

公元前529年，楚国公子子干、子皙、弃疾等趁灵王外出打猎时发动政变，灵王很快众叛亲离，惶惶如丧家之犬，最后被逼自缢。公子弃疾采用卑劣手段，装神弄鬼害死子干、子皙两人，他自己则当上了楚平王。

然而，平王并未真正吸取灵王败亡的教训，在荒淫无耻方面甚至还超过了灵王。他在宠臣费无极的教唆下，竟将为太子熊建迎娶的秦女孟嬴据为己有，还派大臣奋扬去杀害熊建。幸亏奋扬同情熊建，熊建才得以逃脱。在费无极的诋毁下，熊建的老师伍奢（即上文提到的伍举之子）及其长子伍尚被害，另一儿子伍员（子胥）被迫逃到吴国。

以后的事实证明，伍子胥是一个十分难得的人才。他先是策划了历史上有名的“专诸刺王僚”和“要离刺庆忌”事件，帮助吴王阖闾夺取和巩固了王位。接着他又向阖闾推荐了名不见经传的齐国青年孙武，并和孙武一起制订了“三师以肆”的疲楚扰楚战略，即组建三支精锐之师，“彼出则归，彼归则出”，轮番袭扰楚军，并选择适当的时机痛歼楚军——这也许是后世“敌进我退，敌退我进，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方针的鼻祖。几年下来，楚军被拖得筋疲力尽，屡屡丧师失地。公元前506年，伍子胥、孙武等指挥吴军在柏举大破楚军，又连胜楚军五阵，最终攻下楚国都郢，几乎将楚国灭亡。

据史书记载，当时吴军不过3万，而楚军达20万（另一说12万），竟然连连失利，除了孙武、伍子胥等吴军主帅的出色指挥外，楚军统帅囊瓦（又名子常）的昏庸无能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囊瓦早在楚平王时期就担任令尹一职，楚平王的儿子昭王即位后，由于年龄幼小，军国实权一直操在他的手里。然而，囊瓦却是一个又贪财又贪权的庸才，他逼死了正直有才的左尹卻宛，灭了其全族，霸占了他们的财产。他还因为索贿不成，将前来朝楚的蔡侯和唐侯分别关押了3年，致使蔡、唐两国投向了晋国和吴国。在决定楚国命运的柏举大战中，囊瓦又因贪功，抛弃了左司马沈尹戎提出的作战计划，盲目冒进，最终导致惨败。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楚国朝政腐败，这一时期，逃亡国外，为他国所用的楚国人才远不止伍子胥一人，如伯嚭也去了吴国，范蠡、文种则去了越国。后来，范蠡、文种辅佐越王勾践灭掉了盛极一时的吴国。

这之后，在昭王、惠王、悼王等有为楚王的努力下，楚国又渐渐复苏，重新以大国强国的姿态出现在七国争雄的历史舞台上。公元前389年，著名政治家、军事家吴起自魏来到楚国，先被悼王任命为宛守，次年又晋升为令尹。这以后几年，他在悼王的支持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变法，一时间，楚国“南收扬越，北并陈蔡”、“却三晋，西伐秦”，呈现出蓬勃向上的态势。然而，正在这时，悼王却不幸病逝，吴起被乘机作乱的旧贵族杀害，新法也随之废除，本来开始勃发生机的楚国又复归一潭死水。此后宣王、威王时期虽然一时强盛，但国家走向衰落已不可避免。

昏庸无能的楚怀王是楚国再一次走向衰亡的关键人物。他对内不辨忠奸，宠信令尹子兰、上官大夫、郑袖等人，贬斥打击锐意改革的屈原；对外不纳陈轸的忠言，听信秦国使臣张仪的许诺，与齐国绝交，自绝外援。在张仪拒不履行割商于之地的允诺时，又在盛怒之下仓促发动对秦战争，结果连续在丹阳之战和蓝田之战（公元前312年）中被秦军击败，商于之地没到手，连汉中郡也丢了。

第二年，秦惠文王派使者告诉怀王，愿意“分汉中之半以和楚”。怀王答复：“愿得张仪，不愿得地”。张仪听说，向惠文王请求出使楚国。到了楚国后，恨之入骨的怀王立即把他关押起来，准备杀掉。张仪对此早有准备，他偷偷派人贿赂怀王的宠臣靳尚，靳尚又去鼓动怀王的宠妃郑袖。怀王经不住郑袖的枕头风，就放张仪回国。屈原听说，问怀王：“何不诛张仪？”怀王一听，如梦方醒，赶快派人去追，张仪早已逃离楚国了。

公元前299年，秦昭襄王邀请怀王在武关相会。怀王听信令尹子兰的话，前去赴会，结果被扣押，3年后病死在秦国。

继位的顷襄王也是一位庸碌无为的国君。他对内继续宠信子兰、上官大夫等人，排斥打击屈原，对外苟且偷安，拒不参加合纵攻秦的活动（公元前298年和前287年的两次合纵攻秦），坐失报仇良机。公元前280年，在中原遭到挫折的秦国开始将进攻的矛头指向了楚国，楚国丢掉了黔中郡，还被迫割让上庸（今湖北竹山）和汉水以北的大片地区给秦国。在公元前279年的鄢郢之战中，楚国损失数十万军民，别都鄢城和国都郢城失陷，位于夷陵的楚国先王陵墓被烧毁，楚国竟陵（今湖北潜江西北）以北以西广大地区尽归秦国。楚国被迫迁都于陈（今河南淮阳）。流亡中的屈原看到国破家亡，人民流离失所的惨状，悲愤地写下了《哀郢》，不久投汨罗江而死。

屈原不仅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浪漫主义大诗人，同时也是一位头脑清醒的政治革新家。《史记》说他“为楚怀王左徒，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这说明，怀王一开始对他还是比较信任和倚重的。他在怀王的支持下，颁布了一系列法令，以图改革弊政，主要内容有：一是修明法度，以法治国；二是培养人才，选贤任能。在对外政策上，他主张与齐合纵抗秦。他的这些改革措施一度取得了成效，然而，由于令尹子兰与上官大夫等人的诋毁和排挤，再加上怀王和顷襄王都是昏庸之辈，改革很快陷于失败。由此，楚国失去了最后一个变法图强的机会。

实际上，即使在这时，楚国的人才仍然灿若繁星。例如，楚人李斯远走秦国大展鸿图，而其师荀子在楚国却被闲置。另外，在秦末大乱中叱咤风云的陈胜、吴广、项梁、项羽、刘邦、萧何、韩信、英布、范增等人，都是楚国人。在国家危亡，急需用人之际，却有这么多人才遭排斥、被埋没，或者出走他乡，这充分说明了楚国朝政的腐朽和黑暗。

楚国最后几任君主更是只图偏安，不知进取的昏庸之君，面对秦军的凌利攻势，他们除了采取鸵鸟政策，将国都由陈迁到寿春（今安徽寿县西南）之外，再没有别的良策。

公元前223年，秦军攻入寿春，楚国最后一任楚王负刍投降，有着800余年悠久历史，创造了灿烂文明的楚国至此退出了历史舞台。

五

熟悉这一段历史的人士都了解，楚国衰亡，秦国勃兴的最根本原因在于，楚国的变法被扼杀了，而秦国的变法则成功了。正如当时的著名法家韩非子所说，“楚不用吴起而削乱，秦行商君而富强”（《韩非子.问田篇》）。

对比一下楚国的吴起变法和秦国的商鞅变法，我们可以看到它们有一个非常相似的内容，那就是对豪强贵族的抑制和对平民百姓的激励。如吴起变法的第一条就是“损有余而补不足”，就是要剥夺一些王公贵族的“有余”，来补充军政开支的不足。他认为楚国“贫国弱兵”，是由于“大臣太重，封君太众”，而这些大臣、封君所起的作用却是“上逼主而下虐民”，因此，他主张“废公族疏远者”，对封君的子孙“三世而收爵禄”，把住在国都的这些显贵迁到地广人稀的地方去，以带动这些地区的经济开发。他还整顿吏治，精简“无能”、“无用”之官，裁汰“不急之官”；“塞私门之请”，杜绝官场营私歪风。另一方面，奖励作战有功人员，把裁减下来的爵禄，用来供养士卒，以建立起一支强有力的军队。

而在商鞅的新法里，这方面的特点表现得更为鲜明。新法规定，凡为国家立有军功的，按功劳大小授予爵位和田宅；宗室没有军功的，不得列入宗室的属籍，不得享受宗室的特权；强调依据对国家功劳的大小，确定爵位、田宅、奴婢以及车服器用的占有，有功的就显荣，无功的虽然富有也不能尊荣。

纵观古今中外的历史，任何有着阶级和阶层分化的社会里，都存在着一小撮高居社会上端的贵族豪强阶层。他们位高权重，拥有着超强的政治或经济能量。在专制社会里，没有任何力量能够对他们进行制约，他们垄断了一切权力，并利用权力对中下层民众进行肆无忌惮的压榨和掠夺；为了维护他们的既得利益，他们往往拒绝政治或经济方面的变革，因此，这个阶层往往是社会中最顽固、最保守、最反动的势力。一个国泰民安、繁荣昌盛的社会，往往是由于这一小撮势力的贪欲受到了有效的抑制。否则，这伙硕鼠的贪欲将无限膨涨，所带来的结果必然是民不聊生，社会危机四伏，最终不是在人民的怒火中覆灭，就是被外敌吞并。

显然，吴起和商鞅都认识到了这个阶层在国家和社会发展中的祸害作用，力图通过一定的制度设计，将这种祸害作用降低到最小，而且无一例外地遭到了他们的强烈抵抗，最终两人都被杀害。然而，与吴起变法半途而废不同的是，聪明的秦国统治者并未因商鞅的被杀而废除他的新政。

于是，楚国政坛如一潭死水，死气沉沉。早在战国晚期，《吕氏春秋.察今》的作者就用“刻舟求剑”和“引婴投江”两个寓言，批评楚国统治者“时已徙矣，而法不徙”，“荆国（楚国）之为政，有似于此”。楚国贵族势力一如既往地垄断着权力，执政带兵的始终不出昭、景、屈三姓贵族，胸怀奇才者报国无门，昏庸无能者尸位素餐。群臣“相妒以功，谄谀用事”，“大臣父兄好伤贤以为资，厚赋敛诸百姓”，以致“良臣疏斥，百姓心离，城池不修”，士兵在战场上“各有散心，莫有斗志”。

在楚国变法屡遭挫折的同时，秦国的变法却取得了明显成效。尽管秦国上述制度为后世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主义统治开了一个恶劣的先例，但在当时，与楚国以及其它国家比起来，还是有着相当大的进步性的。

严刑峻法带来的结果是社会安定，政治清明。《战国策.秦策一》中说“道不拾遗，民不妄取，兵革大强，诸侯畏惧”。《史记.商君列传》中说：“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乡邑大治”。大思想家荀子曾去过秦国，他在《强国篇》中描述道：入境观其风俗，百姓淳朴，声乐高雅正派，衣着严肃不轻佻，人人敬畏官府而顺从，保留着古代的民风。进入都邑官府，官吏严谨肃然，人人恭俭敦敬，忠信尽职，没有官场陋习，宛如古代的良吏。进入国都咸阳，士大夫忠于职守，出私门入公门，出公门归私门，不因私事行旁门左道，不拉帮结派，办事为人无不明通而为公，可以说是古来的士风。观察秦国的朝廷，其朝议有序，听决百事无所滞留，运转井然宛若无治之治，真是古风的朝廷（“入境，观其风俗，其百姓朴，其声乐不流污，其服不佻，甚畏有司而顺，古之民也。及都邑官府，其百吏肃然，莫不恭俭、敦敬、忠信而不楛，古之吏也。入其国，观其士大夫，出于其门，入于公门；出于公门，归于其家，无有私事也；不比周，不朋党，倜然莫不明通而公也，古之士大夫也。观其朝廷，其朝闲，听决百事不留，恬然如无治者，古之朝也”）。

按军功的大小授予官爵，没有军功，即使国君的宗族也不能列入公族的籍簿，不能享受宗族的特权。这一条在实际中也得到了贯彻，据《史记.李斯列传》记载，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其宗室子弟却为“匹夫”，即是没有官职和爵位的普通百姓。只给有战功或其它贡献的人赐爵，却将自己的子弟排除在外，这不仅在当时，就是在世袭制已经从法律上被废除，但“太子党”、“衙内”之类的现象仍屡见不鲜的今天，仍是难能可贵的。

根据商鞅的新法，凡是斩得敌军甲士一颗首级的，就晋升爵位一级，赏田一顷（一百亩），住宅九亩，和替他服役的“庶子”一人；要做官的，“为五十石之官”；如果一个士兵斩得敌军两颗首级，其做囚犯的父母就可转为自由民，为奴隶的妻子也可成为平民，“欲为官者为百石之官”。斩杀敌军首级越多，得到的爵位也越高（“官爵之迁与斩首之功相称也”，《韩非子.定法篇》）。这样，秦军将士就不单单是为国家打仗，也是在为他们自己及家人打仗，将士的斗志就被充分调动起来了。《史记.张仪列传》中曾这样描述战场上的秦军：他们光头赤膊，左手提着敌人的人头，右胳膊下夹着俘虏，奋不顾身向敌人冲锋（“秦人捐甲徒裼以趋敌，左挈人头，右挟生虏”）。《韩非子.初见秦》也曾说，秦军听到要打仗，就顿足赤膊，迎刃而上，无所谓生死（“闻战，顿足徒裼，犯白刃，蹈炉炭，断死于前者皆是也”）。

在同一篇文章里，韩非子还认为，东方六国的军队之所以不像秦军那样英勇，不是因为他们怯懦，而是因为东方六国的统治者“言赏则不与，言罚则不行，赏罚不信”。这话是相当中肯的，是“功赏相长”的制度，使秦国纯朴善良的百姓成了战场上凶猛剽悍的战士。

正是商鞅变法所确立起来的新制度，动员起了全国的力量，使秦国成了一个全民皆兵的军国主义国家，成了一架高效的战争机器。由是观之，秦始皇一统天下，“非幸也，数也”（《荀子.议兵》），不是运气，而是历史的必然。

六

楚国及其它五国的灭亡，秦国的胜利，充分说明了一个道理：先进的制度，是实现国富民强，社会进步的最关键的因素，是一个国家和民族永葆青春活力的最坚实最可靠的保证。

所谓先进的制度，不是体现了若干教条式的“原则”，“创新”出来多少所谓“理论成果”的制度，也不是不许别人批判和质疑，只准自己开足宣传的马力，“雄辩”出来若干“优越性”的制度。“先进性”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先进的制度总是与同时代的其它制度相比较而言的。“先进性”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不断发展变化的，若干年前“先进”，并不意味着现在仍然“先进”，更不意味着它将永远“先进”下去。一个组织或者制度是否“先进”，需要不断得到历史的确证。

历史发展的经验表明，人类社会的发展趋势是，人类越来越自由，越来越平等，社会越来越民主，普通大众拥有着越来越多、越来越充分的发展自己，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的权利，——在远古的奴隶社会，只有少数奴隶主享有充分发展自己和参与社会事务的权利，广大奴隶和平民处于受压迫者的地位，奴隶的生命甚至也不属于自己；近古的封建社会，自耕农的境况就比奴隶好转了一些，至少他们比奴隶多了一些人身的自由；进入近现代社会，专制主义的地盘不断受到压缩，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现代民主制度，统治者的权力受到了制衡、约束和监督，普通民众的生命权、自由权、财产权，以及选举权、表达自己意愿的权利、集会结社的权利、游行示威的权利等受到了充分的保障。简单地说，人类历史的发展趋势是，各国的社会制度具有越来越多的“人民性”。

所谓“先进的制度”，应该比同时代的其它制度更能体现出这个趋势。我们判断一个制度是否“先进”，就是看它和同时代的其它制度相比，是否具有更多的“人民性”，即能否更有效地抑制少数贵族豪强的贪欲，能否使广大中下层民众获得充分的政治经济权利，为他们的人生发展提供尽可能广阔的空间。比如秦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制度，我们之所以说它比楚国等国的更先进，不仅是因为它促使秦国越来越强大，最终统一六国，更因为它的奖励耕战制度和客卿制度有效地抑制了社会上层的腐朽保守势力，调动了广大中下层民众的积极性，为他们提供了更多的发展人生的空间。

在迄今所有的政体类型中，“家天下”的专制政体也叫君主专制，是出现得最早，也是最为落后的一个政体。它的重要特征是家族统治，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只能在君主的家族中产生，通常情况下只有正妻所生的长子（嫡长子）继位才算合法，否则就是篡位。这是一种高度垄断、全息封闭的权力传递模式，它除了时不时将一些白痴、未成年人甚至婴儿扶上帝座外，还导致历代王朝君主“一代不如代”，素质不断下降，——历朝包括开国帝王在内的前期君主大多雄才大略、励精图志，然而进入中后期后，平庸、昏庸、残暴的君主便开始大量出现，朝政日益腐败，直至灭亡。这种现象，我们可以称为“专制政体的落体定律”。专制政体君主的素质之所以呈现“落体定律”，根本原因正如古语所说的，“自古雄才多磨难，从来纨绔少伟男”，——开国君主大多起于草莽之间，阅历丰富，智慧和意志也在弱肉强食的环境得到了砥砺，而中后期的君主，自小生活在富贵乡中，缺乏苦难人生的磨砺，造成见识、才智和意志的三重低下。据说有一次光绪帝向自己的老师翁同龢推荐鸡蛋，说鸡蛋有营养，很珍贵，一两银子（购买力相当于现在的三四百元）买一个。翁氏深知这是御膳房上上下下在骗皇帝，但也不敢揭穿。光绪皇帝还算一个锐意进取的皇帝，生活常识却如此缺乏，其它皇帝更可想而知了。

专制君主素质的“落体定律”是必然的。楚国及其它国家如此，秦国及秦朝也难以摆脱这样的命运。如前所述，在整个战国中后期，秦国君主的素质一直高于东方六国，到了雄才大略的秦始皇，更是达到了一个顶峰，然而，秦始皇的继承人胡亥却极其昏庸无能，结果，秦朝二世而亡。我们完全可以设想，即使秦二世、秦三世仍然具有较高的素质，他们也不能保证他们的“龙种”就不会生出一些跳蚤来。汉晋隋唐宋元明清，还有其它一些地方割据政权，这些大大小小专制政权的故事，一次又一次地重演了这一规律。

随着时代的发展，君主专制政体逐渐为各国人民所抛弃，但专制主义的幽灵并不甘心就此退出历史的舞台，它改头换面，又以“党天下”的新面目出现。在现当代的政治话语中，这种政体被称为极权主义或威权主义政体。表面看来，在这样的政体下，没有了皇帝，当权者还颁布了一系列法律，制定了若干制度，并将“天下为公”、“人民当家作主”、“为人民服务”之类的口号喊得山响，但除了当权的党派，独立的党派及社会团体被清除殆尽，三权分立、多党制以“不适合国情”为由被拒绝，言论自由受到压制，新闻遭到管制……其专制本性与“家天下”的政体相比并没有根本的改变。在这种制度下，生理方面的血统虽然不再受到重视，但政治方面的“血统”却是必需的，“入党”是进入仕途的敲门砖，效忠于“党”（主要体现为效忠于上级），而不是竭诚服务民众，成了官员升迁的必要条件。各级官员是上级任命的，不是民众选举出来的，民众对官员的升降浮沉基本上没有什么影响力；只要取悦于上级，即使贪污腐败，即使臭名昭著，即使民怨沸腾，官员仍然可以一路“带病提拔”。在这种情况下，官员们通常比的不是如何勤政为民，而是怎么迎合上级，——谁善于钻营，谁善于奉迎拍马，谁寡廉鲜耻，谁就有可能爬至高位。当代著名作家陈忠实在《白鹿原》中就出色地描绘了这一现象：白孝文在当国民党保安营长的时候，积极反共，平日里一口一句“共匪”，然而，当国民党的统治行将垮台的时候，他又表现得极为心向革命，对他有知遇之恩的张团长只是在起义问题上迟疑了一下，就被他射杀。本来起义的发起者是鹿黑娃和焦振国，整个保安团三个营都参加了起义，他却偷偷给西北军政委员会主任贺龙写信，称滋水县起义的只是他率领的一营，他也因此排在早在红军时期就曾参加革命的黑娃前面，当上了滋水县县长。在他的陷害下，黑娃以“反革命罪”被枪毙。小说在这个时候结束了，但我们完全预料，依白孝文的这种过人“素质”，他肯定会在以后的官场中如鱼得水，游刃有余，——“大跃进”时他多半是个“放卫星”的专家，“文化大革命”时他肯定是位积极的“革命派”，改革开放时，他估计又会成为思想解放，锐意进取的“改革派”……

在专制主义政体下，存在着一种“逆淘汰”的机制：洁身自好、正直清廉者升迁无望，逢迎拍马、投机钻营者平步青云。随着白孝文这类人物越积越多，整个官僚队伍的道德素质不可避免地会呈现直线下降的趋势，——越来越丧失信仰，越来越贪污腐化，越来越寡廉鲜耻，从而成为整个社会的道德最低谷。这样，原来的革命政党，本来由一群信仰坚定、矢志救国救民的先进分子组成，最终必然会蜕变为一伙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贪腐集团。中外历史上，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如曾领导“十月革命”的前苏共、领导“辛亥革命”的国民党等等。

这是“专制政体落体定律”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流水不腐，户枢不蠹”。专制政体的基本原则是排斥和垄断：排斥其它党派和广大民众的政治参与，热衷于对权力的垄断。正如战国后期的楚国，专制政体造成整个社会一潭死水，腐败变质是必然的。

与各种专制制度相对立的是源自于西方，现在已成为五大洲政治制度通例的现代民主制度。民主，简单地说就是“人民当家作主”。据总部设在华盛顿的国际性非政府组织“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的观点，民主的标准主要有四个：存在一个竞争的、多党政治制度；全体成年公民享有普遍的选举权；竞争性选举并实行秘密投票等原则；主要政党通过媒体和竞选的方式公开接近选民。美国著名历史社会学家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认为，一个政体是否民主取决于国家及其公民之间政治关系所具有的广泛的、平等的、受保护的和相互约束的协商程度（谢岳著：《社会抗争与民主转型：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威权主义政治》，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这里，蒂利实际上提出了民主政治的四个标准：广度、平等、保护和相互约束的协商。

从广度来说，专制政体是一种独裁政体，国家权力被垄断在少数特权阶层手中，广大人民被排除在外，他们的各种政治、经济、文化权利受到严格限制。在民主制度下，广大民众获得了广泛的政治参与机会，国家或地方领导人的产生不再有血缘或党派的限制，任何性别、种族、民族、家庭出身的适龄公民都有可能当选，同时，任何适龄公民都享有选举权，或者全民公决的权利，就国家或地方领导人以及其它公共事务表明自己的态度。

从平等的角度来说，在专制社会，官僚阶层和平民百姓是绝对不平等的，官僚阶层高高在上，享受着种种或明或暗的法外特权，平民百姓处于少权，甚至无权的地位。即使在官僚阶层内部，也是等级森严的，分别拥有不同的特权：最高统治者居于特权金字塔的顶层，一言九鼎，拥有生杀予夺的绝对权力，中下层官僚亦主亦奴：在百姓面前他们多半要摆出一副主人的姿态，而在上司面前，则摇尾乞怜，一副十足的奴才相。在民主制度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一项基本的政治原则。从理论上讲，流浪汉与总统的人权是同等的，并没有高下尊卑之分。诚然，在现实生活中，官员要比流浪汉享有更多的经济和社会资源，然而，他们受到的限制也更多，——他们要申报自己的财产，要遵守官员的行为准则，要受到新闻舆论的监督等等。

从保护的角度来说，在专制社会里，民众的财产权、言论自由权、宗教信仰权、集会结社权，甚至生命权得不到实质性的保障，经常因各种理由遭到限制甚至剥夺。而在民主制度下，民众可以自由组织自己的社团，可以自由发表自己的意见，可以批评国家领导人而不用担心受到惩罚，可以举行反政府示威而不用担心受到镇压。

从相互约束的协商角度来说，专制社会的君主或者统治阶层拥有不受制约的绝对权力，他们特权很多，承担的责任却很少，和普通民众形成了一种极端的不对称。在民主政体下，官员拥有管理社会和民众的权力，然而官员却需要由民众选举产生，民众需要服从官员，官员则需迎合民众，这是一种相互制约的关系。在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之间，在执政党和在野党之间，也形成了一种相互制衡的关系。正是在这种广泛存在的相互制衡中，民主的精神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专制与腐败受到了有效扼制。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任期间，取得了多项成就，如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结束对越战争等，然而由于“水门窃听事件”，他几乎成了全民公敌，最高法院以8票对0票通过了对他不利的裁决，众议院司法委员会连续三次通过弹劾他的决议。在强大的民意压力下，1974年8月8日，他不得不辞去总统职位，成为美国历史上首位辞职的总统。1998年，由于“拉链门”事件，年轻有为的克林顿总统也险些遭到弹劾。位居九五之尊的总统也会遭到弹劾罢免，这种“大逆不道”的现象在专制国家是难以想像的。

尽管在实际运行的过程中，现代民主制度可能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不足，但我们完全可以断言，在公民权利的广泛性和平等性，在国家强权的受限性等方面，还没有哪一种社会制度达到当今民主制度的高度，因而是迄今为止最为公平合理，最具有“人民性”的政治制度。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它仍将代表着人类政治文明建设和发展的方向。

七

先进的制度是第一生产力。

所谓“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名不副实，科学技术固然在生产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任何时候科学技术都不是在真空中发挥作用的，它要受到一定社会制度环境的制约：

首先，在专制制度下，统治者大搞愚民政策和奴化教育，对青少年灌输驯顺意识，压制独立思考和学术自由，人为设置重重研究禁区，使整个社会的想像力、创造力呈不断萎缩的趋势。

其次，专制统治者在对待人才的态度上，党同伐异，用人惟奴，大量人才遭到埋没、压抑，甚至被杀害。有些人才即使找到一定的用武之地，也处处遭掣肘、受限制。专制制度必然带来的腐败，尤其是学术环境的腐败，也容易使一些有潜力的学者迷失方向，心猿意马，从而造成创造力的下降。

第三，先进的制度使科学技术如虎添翼，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而腐朽落后的制度，则会使先进的科学技术如牛入深井，有力使不上。晚清时期，奕訢、李鸿章、张之洞、左宗棠等人痛感西方的船坚炮利、民富国强，发起了洋务运动。然而，由于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目的是为了维护腐朽的封建制度，因而所起的作用是十分有限的。李鸿章、张之洞等人虽然建起了相对先进的近代工商业，如江南制造总局、轮船招商局、汉阳兵工厂、开平矿务局等，但由于采取“官督商办”，使这些工商业成了晚清版的“国有企业”，不仅对促进生产、增加社会财富作用甚微，还成了贪官污吏中饱私囊的工具。他们还建起了号称世界第六的近代化海军，然而就是这样一支声名显赫的海军，却在甲午战争中被仅名列世界第十二位的日本海军痛歼，大清帝国的骄傲北洋水师全军覆没。

一百多年来，国人关于甲午战败原因的探讨可谓汗牛充栋，人们提到最多的就是政治上的腐败无能：就在日本的睦仁天皇拨出内帑的十分之一以为造舰之用，号召日本的贵族豪富为建设强大海军慷慨解囊的时候，腐败的清政府却挪用海军经费修建颐和园，为慈禧太后庆祝60大寿，致使北洋海军自1888年以后没有再添一舰一炮；李鸿章作为北洋水师的主要领导者，平时任人唯亲，把驯顺听话作为提拔官员主要标准，战时则极力退让妥协，把希望寄托在国际调停上；腐败落后的制度造成国家内部派系林立，很难形成一致对外的合力：在关系国家危亡的关键时刻，同为中国海军的南洋、福建、广东水师竟然作壁上观，造成“以北洋一隅之力，搏倭人全国之师”的局面。

由此可见，先进的制度不仅是第一生产力，还是第一创造力、第一竞争力，第一战斗力。晚清思想家郭嵩焘早在一百多年前就告诉我们，对于一个国家来说，船坚炮利是末微小事，政治制度才是立国的根本（“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贾，造船制器，相辅以益自强”）。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也曾指出：“窃尝深维欧洲富强之本，不尽在船坚炮利，垒固兵强，而在于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此四事者，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也。我国家欲恢扩宏图，勤求远略，仿行西法，以筹自强，而不急于此者，徒维坚船利炮之是务，是舍本而图末也”。

因此，对外开放最重要的不是外资的引进，不是先进技术的输入，不是科学管理经验的借鉴，更不是以“考察”的名义去国外游山玩水或者赌博，而是先进的治国理念和制度的虚心学习。一方面声称对外开放，一方面又像洋务运动那样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将“民主”、“自由”、“人权”等普世价值视为洪水猛兽，对国外先进的政治经济制度一概拒斥，这难道不是现代版的“买珠还椟”吗？

两千多年前的战国时代，我的家乡周口曾是楚国的疆域，所以，我可以算是楚人的后裔。那时，我祖先的故国由于政治腐败落后，最终由一个强盛的国家走向了灭亡。二三百年前，英法美德等国正进行着轰轰烈烈的工业革命，自由民主的制度在一个个国家建立起来，满清统治者却正忙于强化他们的专制统治，对外夜郎自大，实行闭关政策，结果使中国大大落后于世界先进文明的进程。一百多年前，日本实行明治维新，国力大增，以慈禧太后为代表的专制保守势力不仅不思进取，还在干着扼杀新政的勾当，终于使中国在与日本的对抗中彻底败下阵来。二次大战结束后，世界主要国家基本上都在忙于发展经济，英法德日等国经历了长达二十多年（20世纪50-70年代）的“经济奇迹”，而中国先是经历了专制势力争夺统治权的战乱，后来又经历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之类的折腾，除了造成上千万人的非正常死亡外，更使中国失去了追赶世界先进国家的又一次机遇。

今天，我国外有美日印度菲律宾越南等国虎视眈眈，内有台独、藏独、疆独等分裂势力兴风作浪，同时我们还存在着贫富分化严重、贪污腐败盛行、社会道德沦丧等严峻的社会问题，虽然我们的国力比以前有所增强，但面临的未来挑战依然是十分严峻的。稍有不慎，重蹈楚国败亡覆辙的可能性并非不存在。

然而，外患并不是最紧要的，最紧要的是内忧。宋初宰相赵普在给宋太宗的奏折中曾说“中国既安，群夷自服。是故夫欲攘外者，必先安内”。譬如一个心脏病人，跑个三五千米也可能带来生命的危险。满是蛀洞的大船，即使在风平浪静的水面上也不能安全航行。一个缺乏民主制度的国家，人民处于被压制被剥夺的状态，其内部是不可能真正“和谐”的，也不可能上下一心，共御外侮。因此，当前最关键的，是建立起最具“人民性”的政治制度，使人民群众真正当家作主，这样，我们才能最大限度地凝聚中华民族的人心，团结一致，迎接国内外的挑战。

对于越来越聪明，且有丰富历史经验可以借鉴的当代人来说，这些道理并不难懂，但为什么仍有那么一小撮顽固势力以种种借口拒绝历史的进步潮流，坚持独裁专制呢？我们已经错失了那么多追赶世界先进潮流的机会，这次难道还要重蹈覆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