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乙:动词写多了有点低级

羊城晚报记者 何晶  实习生 王佳

近日，作家阿乙带着他的新书《阳光猛烈、万物显形》来到广州方所书店，和读者分享几年来的写作历程。由于大病一场，持续两年的激素治疗让阿乙的脸比以前胖了一圈，可他的谦卑和对小说的热爱丝毫未减。他仍然是那个焦虑、在意自己写出的是不是能“留下来”的写作者。

从江西瑞昌的警察变成报刊的记者编辑，再成为作家，参加今年的纽约书展，阿乙终于实现了去“纽约那个世界中心”看看的梦想。但这显然不是他的人生抱负，对写作“有瘾”的阿乙始终在追求写出更优秀的小说，“我的人生目的，是成为能够打败别的小说家的小说家。”

阿乙原名艾国柱，江西人，警校毕业后，在江西瑞昌当了一名警察。因为不想过一眼看得到头的日子，2002年，26岁的阿乙离职前往郑州，先后又到上海、广州、北京，从事体育编辑及文学编辑等工作。今年，阿乙和毕飞宇、苏童等作家一起参加纽约书展，而纽约，曾经是这位县城青年的梦想之地。

能成为作家，阿乙说是自己“运气特别好”，得到了很多人的帮助。他能说出一长串名字：北岛、李敬泽、罗永浩、王小山……但对他有稍许了解的人应该知道，他的成绩与严格的自我要求密切相连。在媒体工作时，他开始疯狂地阅读，从加缪、卡夫卡、福克纳，再到博尔赫斯、卡瓦菲斯……“才华是压在井盖底下看不见的，只有通过大量阅读才能启发出来”。

一开始，阿乙的写作以模仿加缪、博尔赫斯为主。某次饭局上，他遇到了当时正在做牛博网的罗永浩，对方在网络上称阿乙是“史上最牛的非著名小说家”，这给了他极大的鼓励。短篇小说集《灰故事》出版后，阿乙接到了诗人北岛的电话，言语中全是鼓励。此后一年，他连得七个文学奖。 “这几年纯文学平台萎缩，没几个人写。我可能稍微刻苦一点、勤奋一点，就被选来撑撑门面。”阿乙很低调地说。

警察生涯为阿乙提供了许多素材，在他过往的小说集里，有大量中短篇小说涉及犯罪题材。“除了办户口，在公安局处理的都是投诉、报案，就像在你面前打开了一个悲喜平台，你天然地获知了社会的秘密。”阿乙说。

但作为一名对写作有抱负和野心的作家，阿乙抗拒自我重复。这些年他不再写县城和犯罪故事，明年即将出版的长篇内容则是他进入城市生活后的某种总结。不过，他也说，接下来想多回老家走走，“我有五六十个警察同学，他们那还有很多故事一直在等着我，就像地里的棉花早就成熟了，我一直不去收割，太懒。”

阿乙不愁没东西写，手机便笺便签里记满了素材。他最近还读了《史记》、《左传》、《国语》、《诗经》，笑说自己快成楚国历史的发烧友了。“住院的时候读完《史记》我就对项羽感兴趣，读完项羽我开始研究楚贵族的历史，结果发现有很多小人改变了楚国的历史，我想写那些小人。”

如今的阿乙不仅在阅读趣味和写作方向上发生了改变，写作观念也有了变化。“以前写作太重视动词而忽视了名词，但其实名词太重要了，好的诗歌全是名词。可能是追求的东西不一样了，现在总感觉动词写多了有点低级，而名词让文章有踏实感。”

对话

1、对写作太上瘾也得治

羊城晚报：《阳光猛烈、万物显形》收录的是你2011年至今写的随笔。书中有不少你的梦境，让我想起台湾作家骆以军，他也以爱写梦著称，他曾提过这和他的抑郁症有关。你写梦是否也和身体状态有关系？

阿乙：现在睡得特别好，也没有梦了，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吃药的缘故，也是一种无形的“资产流失”。以前太焦虑，梦醒了就会立刻记下来。有段时间每天有4个小时写作，其余20个小时都在焦虑，连做梦也在写作的状态。当时的状态很吓人，去医院检查，胸科的大夫看着我的化验单发愣，说你快去大医院吧。后来我去领化验结果，都要在手心写一行字——“是又如何”，以防止出现不幸的结果。那时真的好像看见死神穿着白袍子，坐在病床前和自己对视。花了四个多月查出来，得的是一种免疫系统疾病，因为患者极少，协和的医生都把我当治疗的标本。

羊城晚报：当时你是正在写长篇小说，把自己的身体写垮了？

阿乙：是，写长篇需要忍耐的品质。为了建功立业才会写长篇，今后我应该都不会再写长篇了。当时我像写诗一样琢磨句子，写到一半身体就崩溃了。性格上有完美主义倾向，又有强迫症，总觉得不满意，没写好，自我不满足，反复修改，非常焦虑。

如果费了那么多时间写出来的东西，在文学史上不会留下地位，即使普通读者看过也不过是呵呵一笑，兑一下版税就结束了，这样的写作意义何在？所以我总对自己的作品焦虑，希望交出来的东西生命能够延续得更长一些。这种焦虑和压力对我是最折磨的，到现在也还是这样。

除了压力也还和个人的贪婪有关系，就是对写作有瘾，像赌博一样，就会放纵自己。你看熬夜的人有两种，一种是公司老板，对挣钱有瘾，对管理人有瘾，还有一类就是打牌的人，他不会下火线的。写作的人如果上瘾的话也是这样，没日没夜的，美其名为勤奋，其实就是放纵自己的创作欲望。我那时候才意识到，这跟勤奋没关系，就是不舍得放下电脑，因为太沉迷其中，这是种瘾，得治。

羊城晚报：这部写好的长篇小说什么时候会出版？今后真的都不再写长篇了？

阿乙：《早上九点叫醒我》，明年意大利版和中文版会同时出，我也说不清楚这部长篇是关于什么，算是此前我所有城市生活的总结，是我离开县城后的阶段总结。

长篇小说不是想写就能写的，我比较理性的估计不会再写了，一是身体坚持不下去，另一点是我还没有等到值得我写长篇的题材，强行写也只是浪费时间。

2、强迫自己在写得最开心时停下来

羊城晚报：你在得到那么多文学前辈的肯定后，对自身的焦虑感也没有缓解一些吗？

阿乙：相反的，那些对你好的人其实才是压力的来源，老觉得自己匹配不上他的要求，每过段时间就会问自己有没有对得起他们的期望。有些人的期望是非常真挚的，你可以感受得到。就好像刘翔的脚后来总是受伤，也是因为有限的身体条件和无限的期望之间产生的那种化学作用，在这一点上运动员特别明显，其实作者也是这样。

羊城晚报：住院之后调整过来了吗？

阿乙：是，就是教你适可而止。过去自认为可以无限制透支精力，住院后就知道很多东西都是有限的。比如说每天投入工作的时间只能是多少个小时，或者每天必须补充睡眠、吸收营养，才能维持肉身机器，否则就像在没有汽油的情况下开车，会自毁。

现在有时会磨砺自己，在写得最开心的时候强行让自己停下来，隔一天再去写。这其实很痛苦，在最沉迷的时候，类似打游戏要冲关时离开了电脑。现在会管理自己更有纪律，到点了就去公园里走一圈；或者去电影院，也不看电影，就坐在那儿；或者去小区里的图书馆，也不看书，就是坐坐，把心里的瘾去掉。以前专注度太高的时候，觉得吃饭很无聊，朋友聚会很无聊，做梦都是主人公在对话，生活全陷进去了，身体也交了进去，但其实效率并不高。现在是利用一天中最好的三四个小时，稳扎稳打，一个时间段是午睡后下午的三点到五点，还有一个是吃完早餐，大概七点到十一点。晚上坚决不写。

羊城晚报：以前你也没想过自己有一天真能成为作家？

阿乙：完全没有，就像你打羽毛球玩，怎么会想到自己能进国家队呢？有点像八九十年代的香港故事，女孩子走在街上被星探发现。我在写博客写得很嗨的时候，被罗永浩说成是“史上最牛逼的非著名小说家”，我当时还很迷糊。后来北岛给我打来电话，一次发了我四篇小说，想来都不可思议，忽然感觉得到承认了，被册封了。但是稿费其实救不了火，千万别想着靠稿费养活自己，即使是千字一千元，也不能回报你的付出。

3、成不了诗人所以写小说

羊城晚报：你不止一次地表达过对诗人的尊敬，你自己写过诗吗？

阿乙：写诗写得不好，现在我已杀死了自己想成为诗人的心。写诗要比写小说准备难太多。所有文学体裁中，标准最高的是诗歌。很多狂妄的人提笔就可以写，只不过是小丑。世界上所有东西都是这样，门槛最低的往往是艺术程度最高的。大师写的是诗歌，剩下的人完全是在做无用功，浪费生命。

我确实是因为写诗写得不好才写小说的，每次写小说之前，我都会读读好的诗集，它会带动你的语感，有示范效应。就好像跳舞的时候不知道怎么跳，有个领舞的人领几下你就知道该怎么做动作了。当我想找到语感时，我会去读《卡瓦菲斯诗集》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前者提供诗意，后者提供准确。

羊城晚报：很多文学爱好者像当年的你一样，也在默默地写作，但如果没有得到文学前辈的推荐，要冒头是不是越来越难？

阿乙：应该说和资源平台越来越萎缩有关系，而这些资源被已经成名的作者或有门路的人占有。对50后、60后作家来说，供需关系是平衡的，没有太多空间给70后、80后，甚至90后。在文学市场上，60后作家已经饱和了，当然他们是杰出的，但同样也有比较优秀的年轻人，往往在快要出来或已经出来的时候没有受到重视因而被漠视了。除了写作者本身要努力之外，机遇也很重要。

羊城晚报：一种说法是70后作家有种“集体落寞”。

阿乙：70后主要看自己的造化，年轻人写作时是最寂寞的，总想有人承认，就像开店的人总想有人进来买东西。我给年轻作者的建议是，只管往前写，建立自我评价系统，只要写得好，总会被人看见。这一点我非常乐观，世界从来都是缺好作品的。

简介

阿乙，原名艾国柱，作家。1976年出生于江西瑞昌，做过警察、体育编辑、文学编辑。曾任《天南》文学双月刊执行主编、铁葫芦图书公司文学主编等。

曾获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最具潜力新人奖、《人民文学》年度青年作家奖、蒲松龄短篇小说奖，入选“未来大家TOP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