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场协议]:悬空的"中国版"

　　在美联储重新启动定量宽松货币政策以倒逼非美货币升值的背景下，外界分析美国将策动各路力量制造出“中国版”的《广场协议》，以驱使人民币快速升值。 　　 　　作为25年前《广场协议》的直接发动者，美国至今对自己所导演的这幕精彩大戏依旧乐此不疲。在美联储重新启动定量宽松货币政策以倒逼非美货币升值的背景下，美国也正在强化货币战争中对中国的火力集中方向，甚至外界分析美国将策动各路力量制造出“中国版”的《广场协议》，以驱使人民币得以快速升值。 　　 　　《广场协议》阴魂不散 　　 　　上世纪80年代的日本经济在美国面前出尽风头。作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日本不仅拥有2800多亿美元的美国直接资产与证券资产，而且控制了超过3200多亿美元的美国银行业的资产，购买了美国近40%的国债，占有了纽约股票交易所日交易量的25%。而就在日本出口的汽车、家电、半导体器件以及机床等产品在美国本土横冲直闯时，美国对日本的贸易赤字急剧发酵，并且让美国人至今耿耿于怀的是，日本的三菱公司竟然收购了象征美国精神的洛克菲勒中心。 　　然而，正当日本人为自己的成就而弹冠相庆时，一场精心策划的针对日本的行动在美国的主导下悄然展开。1985年9月，美国策动当时G5成员国的三国即德、法、英一起向日本开展“协商性”施压战术，随后五国财长及央行行长在纽约广场饭店举行会议并签署了联合干预外汇市场的协议――《广场协议》，该协议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使美元对主要货币尤其是日元有序贬值。《广场协议》签订后的10年间，日元出现大幅升值，日本经济迅速泡沫化，并在五年后崩溃，日本因此进入“失去的十年”。 　　的确，《广场协议》之后的美国感受到了财赤重负迅速减轻和外债大幅稀释的特别快感，尤其是当这一结果如今被西方不少国家奉为“过去40年里最高水准的国际经济合作”时，美国故技重施的欲望再度燃起。所不同地是，美国的“靶心”不再是日本，而是中国。特别是在整个2010年，美国企图在中国身上复制《广场协议》的脚步异常清晰： 　　――舆论造势。借助G20等国际性的会议平台，美国不断释放出全球经济失衡乃因人民币低估的声音，尤其是将诱发汇率战争的责任也归结于中国，其中美国财长盖特纳公开表示：如果币值被低估的大型经济体阻止本币升值，将鼓励其他国家效仿，从而引发危险的动向；尤其是2010年6月多伦多G20首脑峰会之前美国总统奥巴马亲自向G20各国首脑发出函件，要求支持美国将人民币汇率纳入G20会议讨论的重点议题，此举开创了美国总统施压人民币的态度之最。 　　――组织准备：据《华盛顿邮报》透露，美国和其他一些工业化国家正在推动制定一套更为广泛的经济目标，旨在促使一些关键的国家，尤其是中国对自己的货币政策和其他政策肩负起更为直接的责任。另一方面，美国皮德森研究所已经向奥巴马政府提交了一份由G20搭乘“广场协议II”的设想，而且这个框架的针对目标就是人民币。 　　――紧追不舍。2010年3月，130名国会议员联名致信美国财政部和商务部要求认定中国为“货币操纵国”，紧接着，众议院议员舒默专门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了升级的《舒默议案》；９月，93名美国议员签署一封联名信，敦促众议院就针对人民币汇率政策采取强硬措施的相关提案安排投票，在就人民币汇率问题举行了三场专门听证会后，美国众议院投票通过了《汇率改革促进公平贸易议案》，并将不久之后进入参议院立法程序；10月，韩国首尔G20财长会议上，美国财政部长盖特纳提出了贸易国之间削减经常项目差额至4%的目标的提议，其矛头直指中国，并为随后召开的首尔G20首脑峰会造势奠基。 　　――合纵连横。与25年前裹挟着G5阵营中大多数成员国向日本施压一样，美国如今同样使用了合纵连横的策略。其中美国不仅拉拢欧洲、日本在人民币问题上频频表态，而且还希望借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联合国大会等平台对中国形成国际包围圈，特别是针对IMF的“不合作”态度，美国发出了最后通牒：在人民币问题上对中国采取强硬立场，否则将失去美国的支持。 　　 　　中国面临城下之盟？ 　　 　　客观地审视，如今中美的经济与贸易格局与25年前的美日状况十分相似。中国不仅是美国国债的最大购买国和持有国，而且美国对中国保持着高达2000多亿美元的贸易逆差，就在2010年8月中国外汇储备突破2.6万亿美元的同时，美国对中国的月度贸易赤字达到了创纪录的280亿美元。令人惊讶地是，与日本当年一样，中国目前的房市格外红火，而且泡沫十足，而美国的房地产市场则是冰天雪地。看着反差如此强烈的清单，美国政府在心急火燎的同时不能不对中国出手相制。 　　从内部环境来看，奥巴马政府此时试图在中国身上复制《广场协议》的欲望似乎十分地急迫和强烈。美国中期选举之后，民主党在众议院以大比例失分丧失控制权，奥巴马的未来执政之路将显得更加艰难，对此，奥巴马政府会采取“内松外紧”的施政策略，即以对中国等国的强势制衡来换取共和党的支持，而人民币汇率就是最能博得共和党欢心的最有力筹码。 　　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增强了奥巴马政府让中国接受“城下盟”的信心。美联储启动第二轮量化宽松政策后，由美元贬值所引起的全球货币战将进一步升级，国际范围内货币管理以及世界经济秩序可能因此发生紊乱，这种复杂的情况无疑给了美国组建一个全球货币协调机制的理由，而且这个机制可能会变成西方联合新兴经济体，群起要求人民币承担首要责任、其他货币跟随调整的结果。从目前来看，不少国家的政府在经历了危机的痛苦过程之后越来越缺少容忍和耐心，焦虑的情绪更多体现在了不顾后果的汇率倾销上，因此，如果对自己有好处，美国的一些昔日“盟友”很难说不参与到美国对人民币的“大合唱”。 　　然而，中国政府在人民币汇率改革问题上所释放出的坚毅态度成为了美国推进新《广场协议》的最强大阻击力量。这里不仅中国决策者清晰地领悟到了发生在日本身上的深刻教训，更透彻地认识到了今日中国远非25年前日本的客观事实。与上世纪80年代日本已经基本完成了产业结构升级不同，中国目前仍然处在非常低级的产业层次上，就业压力非常巨大，而且中国时下依然处在初级发展阶段，与当年日本已步入发达国家的程度不可同日而语。更加重要地是，25年前的日本已是发达经济体俱乐部的成员，愿意按照这个小俱乐部的规则行事，而当今的中国作为一个庞大而多样化的独立经济体，完全没有必要按照别人的规则出牌。 　　需要看到地是，目前较为复杂的国家利益纠葛也为中国赢得稀释人民币升值的外在压力提供了可能。如在欧盟内部，由于许多国家与中国保持着明显的顺差，他们当然不希望人民币出现大幅升值以影响自己的贸易盈余；而日本因为有前车之鉴，应该不愿再参与同样协议的签署，同时其他亚洲国家如韩国和印度尼西亚都是中国的贸易顺差国，其附和美国的可能性也不大；特别是在经历了两轮美元量化宽松的洗礼后，新兴市场国家更加清楚地意识到，造成目前全球汇率市场乱象的源头并不在中国，而是持续不断贬值的美元，因此，对待人民币升值问题，这些国家定有自己的分寸和主张。 　　 　　RMB快速升值，百姓很受伤 　　 　　如同《广场协议》后日元币值平均年升5%而让美国喜笑颜开一样，按照美国国会的贪婪要价，人民币只有升值40%才能达到中美贸易的平衡。然而，这种快速而大幅的升值不仅令中国经济难以承接，而且势必殃及无辜的中国百姓。 　　作为一种非常残酷的结果，人民币大幅升值进而引起更多人的失业会大大超乎预期。一方面，中国的出口结构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人民币升值必然导致出口价格提升，市场竞争力削弱；另一方面，大量廉价的进口产品对国内同类产品形成冲击，导致本土企业市场份额萎缩和利润空间压缩，国内企业的破产和倒闭现象将批量出现。根据商务部的调查，只要人民币升值3%到5%，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出口利润将为零，超过5%，将有大量的企业倒闭，到时将有更多的人不得不丢掉饭碗。

　　汇率之争最后涉及的是国家财富的重新分配，就如同《广场协议》签署后的短短5年间日本全国资产损失达800万亿日元一样，人民币激进升值必然会引发中国外汇储备的急剧缩水和蒸发，而作为国家未来意欲大幅提高居民工资收入的能力将因此大大削弱，民众的消费能力和民生的改善程度将受到挤压。 　　理论上看来，人民币升值可以使产品价格变得更便宜，从而可以防止通货膨胀。但一个非常特殊的背景是，人民币升值伴随着的是美元大幅贬值，而由于美元的贬值，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必然加速上扬，输入性通胀对国内产品价格产生了巨大的承压，百姓消费成本由此加大。问题的关键在于，若人民币出现大幅升值，中央银行可能采取降低利率或维持低利率的对冲措施，或者由于美元的泛滥而不得不投放相应的流动性，从而对输入性通胀起到了配合和支撑的作用，而一旦出现这种情况，民众除了接受物价上涨的残酷结果外别无选择。 　　必须注意地是，尽管自人民币汇改以来的五年时间中人民币对美元已经升值了23%，但人民币在国内却在迅速贬值，5年来，各地楼价至少上涨了一倍，即人民币对楼价贬值了超过50%；同期，人民币对国际铜价贬值了47.6%，人民币对国际玉米价格贬值了41.1%。显然，人民币升值并不能阻止通货膨胀，相反，在升值的“货币幻觉”下，民众因为美元贬值而付出了更加高昂的生活成本。 　　加速流入的热钱成为了人民币升值背景下侵蚀国内民众资产的凶恶力量。出于对人民币升值所产生的收益预期，国际热钱将大规模地流进中国，这部分资金在推动房价继续上涨的同时，也销蚀着中国政府对房市的调控能力，居民因为房价泡沫的堆积而丧失可能的购买能力；然而，由于热钱在获利之后就会迅速撤离，最终引起的房市泡沫的破裂之灾必然由普通购房者和投资者来承担。同样，尽管热钱的流入可能带动股市的上涨，股民短期内能够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然而，由于市场信息的不对称，并且国际资本投机者的“嗅觉”灵敏度大大高于国内普通投资者，只要觉察到调控层面的任何风吹草动，热钱就会闪电般逃离，而许多高位接盘的股民将不得不承受“套牢”之苦。 　　特别需要强调地是，农民作为中国最弱势的群体可能成为人民币快速升值的最大牺牲者。一方面，人民币的升值抬高了农产品的出口价格，增大了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销售难度，农民获利的空间被无情挤压；另一方面，由于《多哈回合》谈判得不到实质性进展，发达国家仍然对自身农产品提供高额补贴，在这种情况下，国外进口农产品将依托价格优势侵吞和蚕食国内市场，农民将失去在自己家门前的市场话语权。 　　 　　重新认识自我 　　 　　出于捍卫中国经济和百姓的利益，未来中国政府势必死守人民币升值的政策底线，因此，对于美国而言，中国版的《广场协议》恐怕只能是一张“画饼”；但是，为了更有效向外转嫁国内赤字和债务成本，达到基本平衡中美贸易关系的结果，美国决不会放弃对人民币低估的追讨。鉴于这种僵持状况所可能产生“零和博弈”的结果，中美双方均应该重新认识自我，并尽可能在新的国际货币市场环境中寻找到合作的空间。 　　汇率对于贸易平衡的确具有一定影响，但汇率又不能完全解决经济失衡问题。资料显示，在《广场协议》签署的最初两年，美元对日元、德国马克、英镑和瑞士法郎分别贬值52.5%、50.3%、40.1%、52.6%，而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是，1987年G5成员国代表再度在法国罗浮宫聚会，反思《广场协议》实行以来的得失，最终发现日元大幅升值并未令美国对日本出口大量增加，美日贸易不平衡问题也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五国最后签署了《卢浮宫协议》，不再要求日元和德国马克对美元升值。换句话说，“广场协议”并未解决美国贸易逆差问题。 　　那么，除了对人民币升值不断施压并企图让中国接受新的《广场协议》之外，美国还有没有其它一些可选方案？首先，加征进口关税等贸易保护措施肯定会引发中方的相应报复，同样，美国单边干预外汇也不太可能奏效。美国不能在汇市上卖出美元，以抵消中国的干预，因为中国实行资本账户控制，而且美国不可能买入足够多的人民币。即使美国禁止中国在一级市场上买入美国国债，但美国没有有效方式阻止中国进入二级市场。因此，在外部干预可能失效的情形下，美国政府的主要精力应当转移到以国内结构性改革为中心的综合一揽子方案上来，如为了降低经常项目赤字，刺激公众进行更多的储蓄，鼓励更多的实业投资和生产，同时尽可能放开对中国高科技产品与技术出口的贸易限制。 　　对于中国政府而言，逐步让人民币汇率回归正轨并在条件成熟时适当提高本币升值的速度应当成为一个基本的政策方向，毕竟人民币升值对于中国降低对出口的依赖，调整经济结构以及增大民众的购买力都具有一定积极意义。而接下来需要思考的问题是，如果人民币出现一定程度的升值有没有可能导致中国重蹈日本在《广场协议》上的覆辙？从日本的经验看，这种担心有一定道理，但仔细分析日本泡沫经济出现的原因不难看到，《广场协议》和日元升值只是众多因素之一，日本政府关键时刻宏观经济政策失误、对资产泡沫监控不力才是日本经济在《广场协议》签署之后出现问题的根本原因。 　　资料显示，《广场协议》签署后，在日元持续升值五年的前提下，日本政府坐视日经指数每年以30%、国内地价每年以15%的幅度增长，容忍同期日本名义GDP的年增幅只有5%，旁观泡沫膨胀并对资本过度投机不闻不问。不仅如此，日本政府还在1987年将实际利率降到2.5%，试图以泡沫、通胀来维持经济高增长。结果，三年后，楼市、股市崩盘，产业空心化凸显……。日本舔尝如此苦果，实在是不能完全归咎于美国的诡谲与暗算。因此，对于中国政府而言，未来的关键是药在人民币升值过程中做足调控和监管的功课，同时，提升国内产业升级的速度、刺激国内消费需求应当成为中国政府平衡与美国贸易盈余关系的核心杠杆。F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