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生态旅游研究新进展

DOI:10.15962/j.cnki.tourismforum.2008.04.024第1卷第1期2008年8月

旅游论坛TourismForum

Vol.1No.1Aug.,2008

[国际旅游研究]

国外生态旅游研究新进展

11,2

钟永德1,王怀扌采,李晶博,罗芬1

(1.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旅游学院,湖南长沙410004;2.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国际学院,湖南长沙410004)

[摘　要]生态旅游自20世纪80年代提出以来,便成为国外学者研究的热点问题。以生态旅游产品供给—需求关系为思路,从生态旅游本质、研究区域、生态旅游产业、生态旅游者、生态旅游研究与管理机构,生态旅游的生态、经济与社会文化影响和外部环境同生态旅游关系等方面综述了国外的最新研究进展,表明国外生态旅游研究仍然处于青年期。[关键词]生态旅游;供给-需求;旅游影响;外部环境

[中图分类号]F5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3784(2008)01-0130-08

　　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随着大众旅游的迅速发展,给旅游环境也带来了极大的威胁。人们寻求既不破坏旅游环境,又能满足自身需求,并能带动地方

经济发展的旅游方式。因此,生态旅游便应运而生,并被认为是21世纪旅游发展主要趋势之一。1980年,加拿大学者ClaudeMoulin提出了第一个与旅游直接有关的概念“生态的旅游”(EcologicalTourism)。而“生态旅游”(Eco-tourism)一词则是由国际自然保护联盟(IUCN)特别顾问H.CeballosLascurain于1983年首次提出,并在1986年召开的国际环境会议上得到确认。

在过去20多年的时间里,生态旅游受到了国外研究者的极大关注,并一直成为旅游理论研究热点。联合国把2002年确定为世界生态旅游年,并在加拿大的魁北克颁布了《魁北克世界生态旅游宣言》。同年,澳大利亚的格里菲斯大学出版了第一本生态旅游专业研究杂志——《生态旅游杂志(JournalofEco-tourism)》。此后,相继成立的研究与管理生态旅游的众多协会与组织,推动了生态旅游在全世界的发展。对国外生态旅游研究内容、方法、侧重点等加以回顾、借鉴并及时总结经验,有利于国内更加科学地研究生态旅游。

　　一、研究领域

Weaver从一般旅游产品供给——需求的角度,提出了作为旅游产品的生态旅游5个主要相关研究

领域[1-2],见图1

。

图1　基于供给——需求关系的生态旅游研究构图

(Weaver(2001b,2007),有修改)

在生态旅游供给上,主要包括生态旅游的本质研究、生态旅游地和生态旅游产业。生态旅游需求则主要指生态旅游的细分市场。第三个相关研究领域是指

[基金项目]湖南省软科学基金:生态旅游资源承载力管理模型的研究(04ZH3089)

[收稿日期]2008-07-31

[作者简介]钟永德(1965-　),男,湖南炎陵人,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旅游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生态旅游、旅游业环境管理。

专业与非专业的生态旅游研究机构,包括生态旅游规划与生态旅游政策。第四个是指生态旅游影响研究,包括生态旅游的经济、生态与社会文化影响,主要涉及生态旅游质量控制机制与行为规范准则两部分。第五个是指生态旅游的外部环境研究,它们是影响或被影响生态旅游的相关外部因素,主要是指人类与其他生命体。本文将从这5个生态旅游研究方面,总结国外生态旅游的最新研究进展。　　二、生态旅游供给研究

(一)生态旅游的本质

Fennell在对国外85个生态旅游定义总结的基础上认为,目前生态旅游定义主要集中于价值导向型,例如保护、道德规范、可持续性、教育与社区利益等[3]。Blamey认为,生态旅游应该满足3条核心原则:①生态旅游吸引物应该是以自然环境为基础的;②游客与旅游吸引物的交互作用应该集中于学习或教育;③游客体验或生态旅游产品管理应该遵循与生态、社会文化或经济可持续性的原则与实践[4-5]。由于每一条原则都留下了足够的空间去说明,因此学者对每一条原则所包括的基本要素都进行了激烈的讨论。Weaver提出了最低限要求者(minimalist)和全面的

[6-7]

生态旅游模型。但是,在一些文献中,对生态旅游是一种以自然为基础的替代性旅游方式产生了疑问,相继出现了一些非常极端的案例,开始挑战生态旅游所隐含的“非消费性或非强制性”的原则。例如,Hol-land,Ditton和Graefe,Zwirn,Pinsky和Rahr认为游憩性垂钓也是一种生态旅游活动[8-9],Novelli,Barnes和Humavindu认为获取战利品式的狩猎活动也是一种生态旅游活动[10]。他们认为,以上的这些活动可以促进资源保护、生产税收,同时显而易见是以自然为基础的活动。针对生态旅游掠夺性,Ryan和Saward认为,模仿非掠夺的习惯而重新设计的动物园也应该属于生态旅游[11]。

目前,部分学者通过把文化成分融入生态旅游吸引物或者承认生态旅游与传统大众旅游的重叠,因而逐步扩大生态旅游的范畴。第一种趋势是认为文化是生态旅游吸引物的一个中心组成部分,而原有的ACE旅游(Adventure,Culture,Ecotourism)尚不能描述自然或文化旅游。第二个因素是所有的“自然”环境都直接或至少非直接地受到人类活动的影响,因而在生态旅游地“文化”是以隐性或更多地以显性的形式表现出来,所以文化脱离不了自然。第三点是生态旅游逐步强调亚领域的“本土的”生态旅游,一直认为土著居民与其自然环境是经过多个世纪的融合共存,

从而使自然环境与文化的边界更加模糊不清。

生态旅游扩展到传统大众旅游的范畴是源于20世纪80年代早期对生态旅游定义的争论,认为生态旅游包括“软”与“硬”两种尺度存在。“软”生态旅游是与高水平的服务和设施相关的,其目的是调节生态旅游地与多数临时参与自然环境游客间的关系。部分学者认为,大众旅游产品如果满足生态旅游的标准,就属于生态旅游产品。但是有些研究者对以上观点提出反对意见,认为生态旅游是替代性旅游的一个分支。学者之间的相互争论在一定程度上认为传统的大众旅游是生态旅游的外部环境。同时,不同学者对生态旅游定义认识的混乱也导致了对其市场的大小与增长认识不一。

(二)研究区域

事实上,所有的生态旅游研究案例都涉及到保护区域研究(南极洲由于受到《南极保护条例》的严格约束,可以理解其为保护区的一种类型),因此在生态旅游“供给”的研究文献中,研究区域成为最大的一个研究主题。

尽管在中美洲和南部非洲出现了以私人保护区域为生态旅游对象的案例,可是大部分的生态旅游研究区域是以公共保护区域为主。也有许多的案例集中于单独的高质量的私人保护区域,例如哥斯达黎加的蒙特维得。除保护区外,其他生态旅游研究区域也逐步兴起[14]。Buckley发现,在澳大利亚私人所拥有的土地(非保护区)成为生态旅游运行商一项非常重要的资源,但是对其价值的认识不够。另外,越来越多的学者也逐步关注被高度改良的私人或公共土地的生态旅游发展潜力,包括城市区域。对这些地域的生态旅游开发研究,需要考虑如下4点:①此类空间是否可以为本地野生动植物生活提供足够的生境空间;②游客是否能够进入更加偏远地区;③是否有助于减缓拥挤的公共公园的压力;④是否有打算重建生境的计划和是否对随游客参观而变化的区域生态敏感性的关注[15]。

(三)生态旅游产业

生态旅游产业主要是由为生态旅游者提供产品与服务的一系列旅游企业所组成的,其中可分为专业型生态旅游产业与非专业型生态旅游产业两部分。专业型生态旅游产业包括生态旅游住宅、生态旅游运行商和生态旅游吸引物(如,天蓬步道、空中索道、潜水艇等);非专业型包括会议酒店、游轮与旅行社,其目地是服务生态旅游者或为其提供生态旅游产品。目前,对生态旅游产业的专门研究尚少,可能是因为欠

[12-13]

发达国家对生态旅游产业外部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以社区为基础的生态旅游服务的提供。

对生态旅游产业的研究主要涉及小型专业型生态旅游企业的高破产率,导致生态旅游高耗损率的因素,生态旅游中的一般化问题等。另外,也包括针对特定案例的研究,例如,Mackoy&Osland通过调查发现,生态旅游住宅顾客对自然资源的可接近性与费用偏好是其选择生态旅游产品最为重要的两个要素。Osland&Mackoy指出,科学地评价生态旅游住宅成功的标准不仅包括其良好的业绩,而且也包括顾客是否获得适当的教育。Parker&Khare构建了影响南非生态旅游产业成功发展的重要因子评价表,并发现生态旅游企业与当地社区的积极合作是其成功发展的关键要素。Hawkins也指出,保加利亚的小型生态旅游企业之间的相互联合可以帮助其获得更大的成功[18]。Silva&McDill[19]在调查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中部的生态旅游运行商和公共管理者的基础上指出在某些方面双方的误解会影响公共管理者对旅游运行商的帮助。Dickey&Higham指出,在新西兰利用地理信息系统(GIS)绘制生态旅游商业网络地图,从空间上让游客更好地了解生态旅游企业[20]。　　三、生态旅游需求研究

(一)生态旅游者

Wight指出,对生态旅游者的研究往往是通过生态旅游咨询机构或政府相关职能部门使用旅游消费者调查问卷获得,它不仅可以区别生态旅游者和非生态旅游者,而且也可反映生态旅游者的层次等级。20世纪末期,澳大利亚昆士兰州政府的某研究报告指出,根据符合一定条件的生态旅游者标准,从其旅行模式、偏好与动机等方面调查发现大约25%的澳大利亚旅游消费者为生态旅游者,另外20%的旅游消费者为“可能性”生态旅游者。部分研究则认为较高等级的保护区域中所有的游客均属于生态旅游者[21]。然而,Hvenegaard&Dearden对泰国某一国家公园游客调查发现,仅2/5的游客属于生态旅游者[22]。尽管目前生态旅游者与一般大众旅游者的区别存在一定的模糊性,但还是需要对一般旅游消费者与生态旅游者作进一步的分析与总结,以便能够更好地了解生态旅游者的市场规模。Eagles&Cascagnette,Wight在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得出两个非常清晰的结论:一是生态旅游者一般都具有较高的教育程度、工资收入;二是生态旅游者不可能大规模地产生于经济欠发达国家[23-24]。Rawles&Parsons对苏格兰的观鲸旅游者与Weaver&Lawton对澳大利亚昆士兰州的生态住[17]

[16]

宅游客调查发现,生态旅游者与一般的大众观光旅游者相比具有较高的环境意识,参与活动的积极性更强[25-26]。Fennell在对1990名在哥斯达黎加游玩的加拿大生态旅游者调查的基础上,纵向分析了生态旅游者的行为与动机,发现生态旅游者的年龄与性别与上述两因素差异显著[27]。

(二)生态旅游细分市场

从行为的观点看,生态旅游者可以细分为“硬”生态旅游者与“软”生态旅游者。2002年,Weaver&Lawton在总结前人研究与对游客实际调查的基础上提出了“结构性生态旅游者”的概念[26],当他们游览自然型吸引物时,其比较偏好于“硬”生态旅游体验,当他们在其他环境背景下(如舒适的食宿设施和美味的膳食等),则偏好于“软”生态旅游体验。Eubanks,Stoll,andDitton则对生态旅游者市场进一步分析发现,美国的观鸟生态旅游者根据其旅行动机、行为与花费消费模式的差异,可以划分为8种不同的类型[28]。在生态旅游者市场研究中,有学者指出生态旅游者所生活的区域对其生态旅游行为有一定的影响,特别是东亚地区,每年有成千上万的游客前往保护区参观游览。Kerstetter,etc,Tao,Eagles,andSmith研究发现,尽管采用以欧洲为中心的评估模式,可台湾生态旅游者仍然与欧洲或北美生态旅游者有显著的差异[29-30]。Weaver指出,东亚的生态旅游者更关心植被与地质景观,对这些吸引物有较为强烈的美学与哲学联系。从生态旅游者人口学特征上看,Wight研究发现女性生态旅游者与男性相比占有较大的比例,并思考了生态旅游女性化趋势的可能原因[21],但是在亚洲地区并没有发现两性之间的显著差异

[26,31]

[2]

[4,26]

。同时,Swain&Swain提出了“生态——女权

扩张论者”主义方式来管理生态旅游,并指出女性在生态旅游供给者与游客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32]。

(三)生态旅游解说与营销

生态旅游解说与营销是连接生态旅游需求与供给两方的媒介。由于生态旅游解说可以提高游客学习、旅游体验满意度和积极影响游客现场与非现场行为,近年来受到了众多学者的普遍关注。Weiler&Ham指出,如何通过生态旅游解说取得上述成效成为生态旅游解说的重要研究课题[33]。另外,许多研究者针对不同案例来研究解说是否具有长期影响游客行为变化的能力。Twidale&Bourne对澳大利亚南澳州某景区旅游解说标志牌进行分析,得出信息错误或易令人误解的旅游解说牌对游客取得高质量的、有益的学习体验有消极影响

[34]

。

在生态旅游市场研究中,除了对游客进行市场细分外,对生态旅游市场其他核心方面的研究关注较少,如促销和广告。Price,Lai&Shafer在分析两个生态旅游市场营销案例后发现,在第一个案例中生态旅游运行商并没有在他们的广告中非常有力地传播其所提供的环境学习的机会,在第二个案例中加勒比海地区和拉丁美洲地区一些自我标榜的生态旅游住宅的可持续性实践和认证并没有在其网站上展示出来。Weaver发现,尽管澳大利亚某些旅游运行商的生态旅游产品取得了国家生态旅游认证委员会(NEPA)的认证,可是几乎没有旅游运行商在其网站上宣传其取得认证的生态旅游产品,没有有效地向潜在旅游消费者传播生态旅游产品的相关信息。无论如何,取得认证的生态旅游产品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一定的竞争优势

[5-6]

[35-36]

对象的外在扩展外,对生态旅游为主题的学术计划与

课程的开展与影响的关注也是非常少的[42]。　　五、生态旅游影响研究

(一)生态影响研究

生态旅游研究中研究范围最广、学术最为严格的区域之一是人类对野生动植物的观察研究。Buckley综述了人类对野生动植物观察研究,主要包括黄眼企鹅、麝雉、宽吻海豚、美洲小型长尾猴、北美驯鹿等。毫不奇怪的是,这些研究中的绝大部分研究指出了观察者与观察对象之间的距离,认为单个的最关键的因子会对野生动物的胁迫感产生影响。Fowler对麦哲伦海峡企鹅的观察发现,游客对其影响并不显著。Nevin&Gilbert指出,在美国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区,雌性棕熊实际上可以从与人类接近而获得利益,因为这个可以帮助棕熊避免碰见带有侵略性的雄性棕熊。

尽管这个研究的核心目的是管理游客的生态旅游体验,可是几乎没有任何旅游专家在此方面进行了验证性研究或在专业旅游杂志上发表相关的研究成果。Rodger&Moore指出,根据研究目的的差异,科学家对野生动物保护的理解与目标同生态旅游景点管理者和旅游运行商的意见是有差异的。然而,在旅游研究领域目前还缺乏生态旅游对野生动物影响的研究,并不能说明旅游研究者对生态旅游的生态影响是可以接受限制的范围。近来,生态旅游研究以全盘为导向,涉及到生态旅游的各个方面,包括生态足迹(ecologicalfootprinting)在不同生态旅游景区的应用(HunterandShaw)。生态旅游对生境恢复的影响研究是目前国外正在兴起的一个学术研究课题,其作用包括自愿型生态旅游者实地对野生动物生境保护与提高的作用,主要案例有澳大利亚地球监察案例、澳大利亚保护自愿者联盟和印度尼西亚华莱士经营联盟[49]。Fennell&Weaver[50]提出,生态旅游网络是由现有的保护区组成,在这些保护区游客起到的主要个人作用是强化和重建公园生境。

(二)社会——文化影响研究

在生态旅游的社会与文化影响方面,社区为基础的生态旅游被认为是一种潜在的解决方式,通过对社区的授权,社区生态旅游不仅可以有利于生态系统的恢复与保护,而且有助于当地社区居民获取利益。在绝大部分案例中,并没有认为社区为基础的生态旅游是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万能药,但是其有如下成功因素,如外部协作、内部合作、进入生态旅游区的安全性、有效领导等

[51-52]

[31]

[48]

[47][46]

[45]

[44][43]

。

　　四、生态旅游机构

“机构”具体是指生态旅游涉及的各种正式机构,包括针对生态旅游的政府政策与规划、专业和非专业的组织、教育计划等内容。虽然生态旅游得到越来越多的机构的认同,但是对这个课题的研究非常少。Fennell,Buckley&Weaver回顾了全球范围内生态

[37]

旅游政策和规划的发展状况,Stein,Clark&Rickards描述了美国佛罗里达州由于生态旅游专家和公共土地管理者出于不同的考虑而使生态旅游政策规划变得混乱。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前者认为生态旅游是一种使保护区产生税收的方式,而后者更多地关注生态旅游在促进资源保护上的作用。两者都认为需要有相关政策认同生态旅游在促进社区与私人企业参与的积极作用。

尽管Duffy指出,在当今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在非洲马达加斯加和其他经济欠发达国家生态旅游开发主要受到全球性国际环境组织的控制,其中部分组织作为旅游和私人保护区的提供者而参与到生态旅游产业的供给方来[39]。Butcher特别批评了所谓的“新平民主义”(neo-populism)的生态旅游管理组织,它们提倡授权社区的生态旅游发展模式以帮助小规模的、传统的生活方式的保护,尽管在那些社区中可能不会获得大范围的支持。在2002年国际生态旅游年所通过的《魁北克宣言》是这种保护方式的具体体现。尽管目前对专业生态旅游组织(如国际生态旅游协会、澳大利亚生态旅游协会等)的关注不够,可是它们均表现出地理不对称的成员形象,近几年表现出富有经验的重量级成员人数不断减少[5-6]。Lip-scombe&Thwaites调查发现,目前除了对原有研究

[40-41]

[38]

。Jone讨论了在冈比亚以社区为

基础的生态旅游中社会资本(Socialcapital)的重要性,但是强调如果结构性的社会资本(民众做的事情)与民众实际感觉(如认知社会成本)不一致时,以社区为基础的生态旅游就可能受到影响。其他的问题也包括产生内部矛盾的可能性,在性别、阶层和赞助上矛盾的加剧对本应该而没有包括到社区内的居民产生影响,有可能在外部环境上促进长期矛盾产生等[53]。在针对当地土著居民的研究中,某些特定文化居民的授权是以社区为基础的生态旅游研究的分支。对当地土著性的强调主要是指生态旅游作为一种从游客那里获取同情与认可,在游客面前作为一个积极的形象阐述其长期本土占有,在特定区域使用以及加强这些地方的法律要求的政治工具[54]。在一定程度上,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和其他地方的土著居民正积极要求扩大原来划定的土著居民保护区从而取得更大管理区域,另外也要求参与在保护区域内公园或其他景区的管理。目前,“本土性”(indigenousness)作为生态领域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逐步吸引越来越多的学者的关注。

(三)经济影响研究

最早有关生态旅游经济影响的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早期的研究主要评估狮子和其他大型动物作为生态旅游中游客观看的对象的货币价值。在21世纪初期,主要是研究生态旅游的附随价值(ContingentValuation,CV),即目标受众愿意支付多少货币使用或不使用某一特定的环境服务项目。如在加纳某些生态旅游景区的高价门票,中国居民花高价钱为观看自然境中生长的大熊猫等。在美国佛罗里达,使用附随价值分析法发现,以生态旅游方式来保护海牛比大众旅游使海牛生境恶化或破坏来推动旅游发展在经济上更为合理。Lindberg,Enriquez&Sproule以洪都拉斯伯利兹地区为例,发现随着社区居民从公园生态旅游中获取收入的增加,社区居民则更加积极地支持保护区的发展。Herath对生态旅游规划中所使用的经济评估方法进行了分析,其中后者强调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主要使用投入——产出(Input-Output)方式来计算发展生态旅游所产生的直接与间接经济价值。另外,Gossling在研究航空器与气候变化的相互影响中,介绍了环境破坏费用法(EnvironmentalDamageCosts)的基本概念并引入到生态旅游开发的成本与效益分析中,认为航空器排放的二氧化碳对气候变化的影响加剧

(四)生态旅游质量控制与行为规范[59]

[58]

[57]

[56]

[55]

服务与规定标准相一致的方式。在生态旅游中,质量控制机制一般是与可持续的原则与实践相关的。质量控制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方式,通过这种方式,生态旅游能够得到旅游消费者的认同,同时又可以与“绿色冲洗型”(green-washing)生态旅游相斗争。但是,目前学者对生态旅游的质量控制研究较少,主要有Sir-akaya、Sirakaya&Uysal发现,美国的生态旅游运行商认为生态旅游行为指南中的教育和学习功能比其制裁或强制性功能效力更大[60-61]。然而,Wearing认为,生态旅游认证最好是通过第三方设置的非常严格的生态旅游评价标准的审查与认定后才能够获得。事实上,澳大利亚是目前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具有专业生态旅游认证项目的国家之一,这也表明对生态旅游质量控制的研究较少。Black&Ham在调查生态旅游中不同类型的利益相关者组群的基础上,以正作为全球生态旅游认证标准的澳大利亚生态旅游认证项目为对象,评估了作为生态旅游认证项目基础的澳大利亚生态导游项目的适宜性,可并没有评价旅游消费者对澳大利亚最佳生态认证项目的理解与接受结果。另外,部分研究则尽可能来确定或量化生态旅游质量控制的指示物,以形成生态旅游可持续管理的指标体系[63],Li建议对中国自然保护区有针对性地制定生态旅游指示物评价体系[64]。

除了对生态旅游质量控制外,更大范围的生态旅游的行为规范也引起了学者的关注。Jaakson认为,一个有特色且能广泛应用的生态旅游行为规范是非常有必要的。Donohoe&Needham认为行为规范是生态旅游的核心定义标准之一,生态旅游质量控制是局部与游客行为规范相关的,因为所有的控制机制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准确的自我报告和评估。Malloy&Fennell提议针对生态旅游组织需要制定其行为规范的评价标准[67]。Fennell&Malloy发现,生态旅游运行商与旅游产业中其他旅游方式旅游运行商相比,更愿意表现他们对生态旅游行为规范的忠诚。可是,目前生态旅游运行商对生态旅游行为规范的坚持与表述转换为实际工作中的行为规范的研究还尚不够。另外,也有部分研究非常清楚地涉及到了生态旅游行为规范[68],如Buckley研究了与加拿大北冰洋地区独角鲸相关的行为规范执行中进退两难的局面,游客对物种的理解是作为保护的一个象征,经常是与当地居民狩猎和消耗独角鲸的传统生活实践相矛盾的

[69]

[66]

[65]

[62]

。

。

　　六、生态旅游外部环境研究

目前,生态旅游研究文献中研究反映生态旅游受

生态旅游质量控制机制是保证生态旅游产品和

到外部文化和地理因素考虑的较少。Ayala、Sharpley认为,由于“软”生态旅游与传统大众旅游定义存在一定的重叠性,对于两者之间的结合点需要更多的思考[70-71]。Kontogeorgopoulos也指出泰国普吉岛所开展的生态旅游活动也是依赖于大众“3S”旅游

[72]

性”或“原住民”等含有文化性的相关内容逐步融入到

生态旅游的研究范围。

生态旅游的环境、经济和社会文化影响的研究正受到研究者的关注。主要表现为如下4个方面的内容:以一种“硬科学”的方式来考虑野生动物生态旅游的影响;关注以社区为基础的生态旅游对优化社会文化影响的潜力;以量化方式来计算生态旅游所产生的激励作用;从伦理道德范畴来考虑生态旅游的影响。

生态旅游研究文献呈现“南—北”差异显著。在生态旅游研究中多以经济欠发达国家生态旅游地为案例,然而生态旅游市场、产业和研究机构多以经济较发达国家为考虑对象,同时在国际学术期刊中多以经济较发达国家作者为主。

从上文对国外生态旅游研究进展综述中可知国外生态旅游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可是在以下4个方面的研究仍然不够,尚需要加大研究力度,主要表现如下:

(1)在生态旅游市场营销上,部分旅游运行商表现为“绿色冲刷型”,其是破坏生态旅游可信度的一个重要因素,如何结合生态旅游的本质内涵、可持续性原则与实践、生态旅游细分市场等多方面宣传传播生态旅游的核心价值观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2)在生态旅游研究与管理上,目前主要是依靠经济发达国家的环境组织机构所制定的相关要求与标准,而拥有较多生态旅游地的经济欠发达国家的相关组织或机构则更应该需要因地制宜、实事求是依据本国的实际情况制定相关的生态旅游标准与策略控制生态旅游质量,以保证生态旅游产品与游客的生态、经济和社会文化期待一致。

(3)在生态旅游产业研究上,目前对生态旅游产业的研究中主要集中于以社区为基础的生态旅游产品、生态旅游景区、生态旅游住宅和生态旅游运行商等内容上,而对生态旅游产业链上更大范围的其他相关的内容尚需要继续深化。

(4)在生态旅游外部环境的影响研究上,除了需要考虑地域、文化、战争等外部因素对生态旅游的影响外,也需要考虑其他外部因素对生态旅游的影响分析。

,

Johnson分析了加勒比海地区海滨生态旅游活动是大众邮船旅游的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73]。由于研究者对生态旅游与自然环境萃取性活动(extractiveac-tivities)(如游憩性狩猎和垂钓)的关系研究较少,其认为自然环境萃取性活动不属于生态旅游产品。当在禁止开展游憩性狩猎和垂钓等此类旅游活动的高等级保护区生态旅游的潜在冲突减少时,低等级的生态旅游区可以调整旅游产品来满足游客对自然环境萃取性产品和非萃取性产品的需求。

在研究文献中考虑外部环境因素对生态旅游影响也是很少的。Ospina研究了哥伦比亚国家公园内战争与生态旅游的相关关系。Amerom分析了南非国外亲友对生态旅游开发的影响研究[75]。Yu,Hendrickson&Castillo阐述了秘鲁亚马逊河流域农业殖民化对发展生态旅游住宅的消极影响。在地球物理学领域,Preston-Whyte&Watson以非洲撒哈拉沙漠地区草原野生动物生态旅游产业为例,通过对贫瘠的草原土地的检查发现气候变化对旅游业的影响显著

[77]

[76]

[74]

。

　　七、总结与展望

本文从生态旅游产品的供给与需求关系视角,对国外生态旅游的本质,研究区域,研究与管理机构,生态旅游者,生态旅游细分市场,所产生的经济、环境与社会文化影响及生态旅游外部环境研究等多方面的最新研究进展进行了综述,对国外生态旅游研究总结如下:

生态旅游的研究现状还处于青年期。目前为止,国外学者对生态旅游的定义、本质和核心标准等多方面的内容认识不一,存在一定的争议。生态旅游正经受学界、业界与外界对其是否能够达到其所承诺的生态、经济与社会文化目标的质疑。

生态旅游的研究内容不断扩展与延伸。生态旅游产品、研究区域、活动和市场等内容不断扩展,“土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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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ONGYong-de,WANGHuai-cai,LIJing-bo,LUOFen

(1.CollegeofTourism,CentralSouthUniversityofForestry&Technology,Changsha411400,China;2.InternationalCollege,CentralSouthUniversityofForestry&Technology,Changsha411400,China)Abstract:Ecotourismhasbeenahottopicintheacademicfieldsinceitwasputforwardin1980s'.Thepaperreviewsthena-tureofecotourism,venues,theindustryofecotourism,eco-tourists,academicandmanagementinstitutions,ecological,eco-nomicandsocial-culturalimpactsofecotourismandtherelationshipbetweenexternalenvironmentandecotourisminaviewfromsupplyanddemandofecotourismproduct,suggestingthatecotourismisstillinastateofadolescenceasafieldofacademicre-search.

Keywords:ecotourism;supply-demandrelationship;tourismeffects;externalenvironment

[责任编辑:吕观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