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变局牵制美国战略重心东移

　　 　　土耳其、伊朗借机进入中东地缘格局“南弱北强” 　　 　　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即将结束、下一个十年刚刚来临之际，一场街头民众示威产生了奇异的“蝴蝶效应”，从细波微澜演化成巨浪滔天，似海啸般突如其来，冲击着整个阿拉伯世界。 　　透过这场巨变，可以清楚地看到近年来中东地区地缘格局发生的重大变化。从综合国力、参与地区事务能力和影响力看，非阿拉伯国家与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力量对比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位于中东北部的土耳其、伊朗等非阿拉伯国家影响力不断上升，而阿拉伯国家在整体上的影响力呈下降趋势。 　　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埃及。在地区实力对比关系中，埃及这个曾经的中东事务的“带头大哥”，这些年地位逐渐下降，在推动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等外交努力上力不从心，成果寥寥。那些曾经叱咤风云的阿拉伯英雄们早已淹没在历史洪流中，即使像卡扎菲这位特立独行的枭雄，如今也正面临着国内革命的压力而显得岌岌可危。 　　相反，土耳其崛起势头强劲，跻身于G20俱乐部，称得上是欣欣向荣的地区大国。土耳其积极介入巴以谈判、叙以谈判和伊朗核问题等地区事务，尤其是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对以色列态度强硬，博得了许多阿拉伯民众的欢心。在这次巨变中，埃尔多安总理一开始就高调打出民主牌，支持阿拉伯民主革命，推销“土耳其模式”，俨然是一个伊斯兰世界领头羊的角色。 　　伊朗的崛起似乎是“顺其自然”。美国小布什总统发动的两场反恐战争为伊朗崛起创造了机遇。伊拉克战争帮助伊朗剪除了萨达姆政权，伊拉克什叶派崛起后，中东隐然出现了一个伊朗一伊拉克一叙利亚一黎巴嫩真主党一巴林维法克的“什叶派新月地带”，伊朗在中东的坐大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唯一能够对伊朗构成挑战的不再是本地区的国家，而是来自外部的力量――美国。此次阿拉伯民众抗议示威活动爆发后，伊朗立即赋予它“伊斯兰”属性，公开声明支持这场所谓伊朗式的“革命”。伊朗还试图加强对巴林局势以及对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的影响。显然，伊朗虽遭到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制裁，但中东巨变又让它增加了许多同美国较量的底牌。这次伊朗方面派军舰取道苏伊士运河驶入地中海的举动，就是要表明伊朗可以走得更远，伊朗的影响力仍在扩展。中东巨变正是发生在地缘格局新变化的节骨眼上，大大动摇了美国中东战略的根基。 　　 　　利益与价值观冲突两头下注 　　政策陷入全面危机 　　 　　美国中东战略的支柱是由以色列和亲美阿拉伯国家构成的。在这个战略体系中，以色列是美国倚重并极力保护的核心力量，埃及、沙特阿拉伯、约旦等国是美国维持这一战略体系稳定性的“战略资产”。同美国关系密切的中东国家还包括科威特、巴林、卡塔尔、阿联酋、也门以及美国扶持下的阿富汗和伊拉克。它们的共同特点是温和而亲美。 　　中东的这次巨变正是从亲西方阵营开始的。突尼斯总统本・阿里和埃及总统穆巴拉克的相继倒台，所产生的传导效应一步步凸现。穆巴拉克下台后，埃及未来的发展前景以及同以色列达成的和平状态能否持续，都充满了变数。以色列的安全环境由此变得严峻起来，以色列朝野无不感到忧心忡忡。更为重要的是，美国在最后关头抛弃了这位为中东和平进程作出贡献的盟友――埃及总统穆巴拉克，也让亲美阵营有一种被抛弃的感受。相反，伊朗抗衡美国的手段多样，阵地逐步扩大。这让美国中东政策陷入全面危机之中，美国精心构造的中东战略体系面临瓦解的风险。 　　美国中东战略体系危机重重，反映的一个重要事实是美国以及西方大国对中东地区控制力的下降。伊拉克战争的巨额战争耗费极大地拖累着美国，严重的金融危机进一步削弱了美国实力，美国对中东事务的干预能力不断降低，不得不选择从伊拉克撤军，并打算于2011年7月从阿富汗撤军。同样，在如何打破巴以和谈僵局、推动两国方案等问题上，美国已无计可施、无能为力，美国主导中东事务的能力和影响力降低。 　　其实，美国中东战略政策之所以陷入危机境地，归根结底是美国利益外交与价值观外交之间的矛盾所造成的。美国对外政策的一切出发点是维护其国家利益。正是出于这种考虑，美国与中东国家建立了紧密的关系，无论它是传统君主制国家，还是世俗的共和制国家，并竭力维护相互间的稳定关系。美国的价值观外交则体现在它标榜民主，鼓动并支持一切反政府的民众抗议示威活动，并为此制定了“大中东民主改造计划”，频频向中东盟国施压，推动美国式的改革，常常引起这些盟国政府的不满和抵制。美国利益外交与价值观外交之间的冲突在于它既不愿意放弃民主的大旗，又不愿意放弃亲美政权。在此次埃及剧变中，美国政府对待穆巴拉克政权和示威民众的态度表现得摇摆不定，是一种典型的两头下注的生动写照。这种内在矛盾导致了美国的中东政策屡屡失败，美国的国家利益也屡遭重创。 　　 　　民主不亲美　美主宰中东或成历史 　　 　　为了扭转这种局面，美国采取了一系列补救措施。2月17日，美国奥巴马政府宣布安排对埃及1.5亿美元的援助，支持埃及的政治过渡。美国还同时派高官出访埃及、约旦、巴林、沙特阿拉伯、以色列。几乎同时，英国首相卡梅伦、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阿什顿也先后访问埃及，加强对中东外交力度，许诺向突尼斯提供总计2.58亿欧元的经济援助。美欧官员密集出动，施展了种种补救措施，也许会对稳定中东亲西方政权产生一定作用，却无法解决美国中东政策的困境。阿拉伯国家民众的抗议示威更多的是“反独裁、反贪腐、求变革、争民主”，而不是亲西方，即便是未来埃及建立起来的民选政权也不可能投靠到美国人的怀抱，美国主宰中东事务的局面已经难以为继，即将成为历史。 　　 　　顾此必失彼　美国战略重心东移受到牵制 　　 　　十年前的9月11日，恐怖分子对美国发动了一次袭击，它不仅是美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而且是当代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分水岭。“9・11”事件后，美国将全球战略重心锁定中东，从而将奉行了数十年之久的维持现状均势战略转变为单边主义的反恐战略，开始了全面改造中东的进程。从小布什总统发动的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到“大中东计划”都是围绕着中东这个区域展开的。中东反恐一度成为美国全球战略的核心。然而，反恐战争最终不了了之。 　　反恐战争不仅打破了中东原本就十分脆弱的地区平衡，使中东地区陷入混乱状态，而且也让美国付出了惨重代价，大大耗损了美国的国力。从历史发展看，如果说冷战时期的中东曾是美苏较量的角力场――双方维持着某种均势状态，那么，冷战结束时的海湾战争则是美国走向鼎盛的开始，伊拉克战争则是它达到的顶点。但伊拉克战争同时也见证了美国由盛转衰的过程(如同当年的阿富汗战争见证了苏联由强盛转向没落)。军事干预透支了美国的国力，金融危机不过是加速了这一进程，两者叠加的结果则是动摇了美国领导世界的地位，美国在国际上的绝对优势地位不复存在。在此消彼长的过程中，一批新兴国家崛起，单极世界已经难以为继。 　　奥巴马上台后，美国为形势所迫，被迫重回现实主义政策。它的重大举措就是从伊拉克撤军，进而要从阿富汗撤军。与此同时，美国的全球战略重心也逐渐东移亚太地区，深化与日本、韩国的关系，推动与印度之间的全面合作，全力应对新兴国家特别是中国的崛起。 　　然而，美国战略重心东移却受到种种掣肘。伊朗核问题陷入僵局，美国撤军后的伊拉克政权立足不稳，阿富汗政治解决的前景黯淡，巴以和谈难以启动，也门等地反恐形势严峻，这些问题本身不断分散着美国的精力。在美国对中东地区控制力下降的情况下，中东地区风云再起，尤其是埃及剧变后产生的传导效应，进一步打乱了美国中东战略部署，美国苦心经营的中东战略体系已是四面楚歌，显得有些风雨飘摇。上述情形必然阻碍着美国战略重心东移的步伐。可以说，中东地区构成美国重返亚太的最大牵制。美国不可能弃中东于不顾，而是被迫投放一定的硬实力和软实力。但是，美国还没有走出金融危机，面对中东这场意想不到的大变局，美国人精心构筑起来的中东战略体系已经无法阻挡巨变的潮流，美国也只能在这种瞻前顾后、顾此失彼、举棋不定中急切地选择和煎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