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社会人生追求

　　摘要：对《侍坐》一文的诠释向来争议颇多，本文从发生学和阐释学的角度出发，对之进行了重新解读，认为它反映了孔子“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的人生哲学和对理想的大同社会的追求。 　　关键词：孔子；《侍坐》；人生哲学；社会理想 　　 　　《侍坐》记述孔子和四位弟子畅谈理想志向的场景。在《论语》中不仅篇幅最长，而且对人物的神态动作等细节有所刻画，和整本书的风格不太一致。历来争议颇多。这些争议主要集中于两点。一是真伪之辨，一是对“吾与点也”的理解。特别是后者，自于丹引发“论语热”以来，解家不断。仅笔者目力所及就有于丹“援道释儒说”，[1]唐韧“民间路线说”，②和贝淡宁“社会信任说”。[3] 诸家所言均能新人耳目，但不无过度阐释之嫌。本文试图在贴近历史语境和文本语境的前提下，提出自己的一孔之见。 　　 　　一、孟子对孔子入世精神的强化 　　 　　在《侍坐》记录的这场谈话中，子路等四人畅所欲言，孔子只是用片言只语把谈话一步步导向深入。文中有三处写孔子对子路、曾皙、冉有和公西华等四位弟子言行的回应。第一次是子路率尔而对后，“夫子哂之”。“哂”，朱熹解作“微笑也”。即孔子撇撇笑笑表示怀疑。第二次是曾皙描绘了自己的理想蓝图后，孔子感慨地说：“吾与点也”。他表示赞同曾皙的主张。最后一次出现在文章的结尾。子路等三人离开后，在曾皙一再追问下，孔子对之作了简短的评论。其中“吾与点也”一语是解开千古纷争的金钥匙。 　　“吾与点也”，这句从一位睿智老人口中发出的喟叹，一字千钧，凝聚了孔子在乱世中辗转流徙、奔波一生的社会理想追求。浓缩了他历经磨难、饱经风霜，对生命体悟反省升华后的人生态度。 　　出处行藏是古代士大夫终其一生的核心问题。社会有治乱之分，人生有“遇”与“不遇”之别，怎样才能在瞬息万变地社会中确立个体生命的人生坐标，孟子为士人开出了“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4]的方剂。它既强调建功立业、安邦经世的积极进取精神和高度社会责任感，又不排斥洁身自好、保养天年的避世隐逸情怀。如此看来，孟子似乎兼顾两者，但实际上他更为推崇前者。真正把这一思想贯彻到底的唯有孔子。 　　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战国时期，孔子为复兴周礼，创办私学，广收门徒；周游列国，遍干诸侯。 高扬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63岁时，孔子被困陈蔡，食尽粮绝，他毫不气馁，充分体现了儒家一贯坚守的杀身成仁的大丈夫气节。曾子说：“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勇于承担，自强不息，孔门师徒身体力行，使儒家在诸子百家中成为显学。但是，孔子的保守思想，在遭遇政治经济大变革的现实时难免尴尬。在和各国诸侯的双向选择中，孔子提出“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用之则行，舍之则藏”的处世原则。孔子晚年，已经隐约地感到理想渺茫，在情绪低落，心情沮丧时，发为牢骚之言就有“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吾与点也”之类的慨叹。这样，孔子的思想有了与老庄相通之处。尽管一方是积极地追求，一方是无奈之举。与老庄相比，孔子的归隐是有条件的因时而退，这种境界比老子的“昏昏闷闷”的隐居更为潇洒和脱俗，因而更易为后世士大夫所接受。那么，为什么后人谈及儒家总是强调其“入世”的一面呢？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对孟子的思想作一番审视。 　　孟子受教于子思，属思孟学派。他以非凡的辩论才能和巨大的创造力使儒家思想得以发扬光大。《论语》时代的儒家思想犹如七窍未凿之混沌，是一个包孕多方发展的开放系统。孟子从中建构起性善论，他以人人皆可为尧舜的理念，致力于“内圣”人格的塑造。孟子一生充满勇往直前的斗争意志，他相信困难和挫折是必经的考验，在他的词典里，找不到 “退却”二字。这种单向度的生命安顿方式与孔子相比，有一种“当今之世，舍我其谁” 的轩昂霸气，当然随之而来的后果是生命中少了一份弹性。孟子的身体力行强化了儒家的“入世”面貌，因此，当人们读到孔子“吾与点也”的喟叹时，把它简单地看作消极之言也就不足为奇了。 　　 　　二、庄子和王弼对孔子出世情怀的遮蔽 　　 　　孔子思想中的道家成分有发生学的原因也有阐释学的因素。从表面上看，孔子对道家思想的领悟以及庄子和王弼对《论语》思想的发挥引申，加重了它的道家色彩。实际上，历史往往以悖谬的面目呈现，老庄和王弼的介入，反而消解了孔子的“出世”思想。赞同曾皙人生理想的孔子形象随着时间的流逝越来越模糊不清。 　　孔子提出“和而不同”的思想。他以海纳百川的宽广胸怀和谦虚好学的态度，广收博取，创造性地建构自己的人生哲学和社会理想。《庄子》、《韩诗外传》、《新序》、《礼记・曾子问》和《史记》等著作中都曾记载孔子师事老聃一事。公元前518年，孔子带弟子南宫敬叔到周都洛阳，观周朝文物制度，拜见老聃，并得到老子的当面指教。老子当面告诫孔子：“君子得时则驾，不得时则蓬景而行”。孔子在积极用世屡受挫折时，必然反思老子识时而退的思想，形成了自己的进退观。这样，老子的出世思想为孔子的入世哲学提供了现成的退路，孔子吸纳过来，作为儒家思想体系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出口。《侍坐》中，曾皙“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的志向与孔子不谋而合，其“吾与点也”的喟叹在这里找到了源头。 　　《论语・微子》中多次记载孔子与隐者的交接。接舆、长沮、桀溺、荷�丈人都对孔子有所讽喻。孔子虽然不认同隐士的做法，但他尊重隐士，称他们为贤者。桀溺“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的质问，对孔子也并非毫无震动。接舆等人避世而居，躬身践履，他们走进孔子的视野，以另一种存在洞开了一扇乱世求生之门。成为他出世思想的现实根源。 　　据统计，《庄子》一书中称引孔子有42处。庄子时而把孔子作为道家思想的对立面，时而又让孔子成为道家思想的理解者和代言人。但更多的是抓住孔子思想中的少量道家成分，借为己用。庄子借孔子之口阐发道家意旨，并把他归隐的倾向明确化、现实化，如《山木》篇假托孔子困于陈蔡这一史实，虚构出太公任吊慰之辞，孔子听后，欣然践行。“辞其交游，去其弟子，逃乎大泽，衣裘褐，食杼粟”。[5]庄子生活的年代去孔子不远，他对孔子思想中道家成分的阐述有其可信性。但是，庄子对孔子的道化，反而使其出世思想受到遮蔽。 　　魏晋玄学兴起后，王弼解《老子》、释《论语》，汇通儒道。汤用彤把王弼对《论语》新义的创见归结为四个方面，其中之一是用行舍藏。王弼崇尚老庄，援道入儒。他苦心孤诣地发掘《论语》中的道家思想，固然有对孔子思想的改造，但这种改造之所行得通，还在于《论语》客观上的确存在道家思想的成分。 　　综上所述，通过梳理道家思想对儒家思想的渗透以及这种渗透过程中的消解作用，我们得以全面把握孔子的思想，深刻理解《论语》中诸多篇章的精义。 　　 　　三、“吾与点也”新解 　　 　　“吾与点也”折射出孔子特定语境中的心态。像灿烂的晴空偶然飘过一片云翳，孔子坚强乐观的心灵出现瞬间波动。他情绪陡落，想纵身跃入大自然的怀抱寻求慰藉和解脱。但仅此一点还不足以揭示“吾与点也”一语的深层意蕴。因为此时孔子的心情极其复杂矛盾，非消极悲观可以涵括。而曾皙所勾画的理想蓝图具有多义性，提供了多种解读的可能。 　　“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这种士大夫潇洒适意的生活场景，难道不是太平盛世的一个缩影吗？对比《礼记・大同》可以发现，孔子向往大同之世，终其一生他都在极力促成以周礼为代表的小康社会的实现。当其时也，贤能在位，百姓各得其所，上下尊卑，秩序井然，社会和谐。士大夫不必穿梭于各诸侯国之间鼓唇弄舌，他们可以沐浴在明媚的春光中歌咏弹唱。这是曾皙心向往之的生活美景，也是孔子追求的“无为而成”、“无为而治”的大同社会。他当然要对曾皙的“志”慨然叹许。

　　形而上者为之道，形而下者为之器。同在谈论社会理想，四位门徒的思想境界不同，他们的“志”就有了“道”和“器”的差别。道是万物与人性之本原，是治理国事之本；器是万物，是有利于物质发明和实际生活之末。具体到子路、曾皙、冉有和公西华而言，子路志在治军，冉有和公西华，一者志在治赋，一者志在治礼。他们都能立足现实，脚踏实地，但是只有曾皙深悟圣人之道，高瞻远瞩。在从容得体地应对中表现出高于其他三人的思想境界。 　　在道和器的关系上，孔子重道轻器，强调以道御器。他说：“君子忧道不忧器。”“朝闻道，夕死可矣”。因此，他对子路等四人的评价就有“哂”，肯定和赏识种种不同的态度。听着众弟子畅谈理想，孔子仿佛又重温了一遍自己的人生历程。为达官贵族丧事赞礼的儒者；从家臣到司寇，在鲁国张大宗室，打击三桓；周游列国，终被所弃。现在学生不孚师望，鉴于资质才能的差异，不同程度地领悟到老师的谆谆教诲。子路不计成败追随孔子，对此，孔子从不掩饰自己的喜爱之情，但他生性鲁莽，惯于逞强恃勇，朱熹认为他“不达为国以礼的道理”。孔子深明此理，唯有以退教之，其“哂”子路正在情理之中。冉有为人谦退，胆小怕事。孔子往往给予鼓励和鞭策。他想把一个方圆五六十里的小国治理的国富民强的愿望得到孔子的肯定。公西华致力于礼乐制度，想在宗庙祭祀、诸侯会同等重大国事活动中演习周礼，确保周礼在制度层面上得以延续和传承。这是孔子念兹在兹的一贯思想。总起来看，他们三人的思考都停留在具体的和阶段性的人生和社会目标上，尚处于形而下的器的阶段。唯有曾皙登堂入室，与圣人之志同，受到孔子的嘉许。 　　 　　四、结语 　　 　　《论语》中两次记载孔子与弟子谈论志向，内容上互有补充，对照孔子“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的志向，我们可以发现在人生哲学和社会理想上曾皙的志向都与孔子高度一致。他们奉行“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的处世之道，追求大同世界的社会理想。而这正是孔子“与点”的基础。由此看来，立足历史语境和文本语境，可以有效地避免过度阐释，彰显经典著作的厚重历史蕴含。 　　 　　参考文献： 　　[1]于丹.《于丹〈论语〉心得》[M].北京:中华书局,2006。 　　[2]唐韧.《对话教学与孔子〈侍坐〉》[J].《名作欣赏》,2007(4)。 　　[3]贝淡宁.《论语的去政治化》[J].《读书》,20007(8)。 　　[4][宋]朱熹.《四书集注》[M].长沙:岳麓书社,1986年。 　　[5]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M].北京:中华书局， 　　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