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与自然的关系和劳动价值论的历史意义

作者：杨玉生

广东社会科学 2007年04期

　　［中图分类号］F091.9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14X(2007)01-0005-08

　　一、劳动价值论和经济逻辑

　　一些批评马克思的西方经济学家认为，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是同经济逻辑和有效保护环境的观点不协调的。对此，乔治·廖达基斯指出，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为阐发认识经济逻辑问题的社会—哲学方法提供了令人满意的或最适当的基础。从历史上看，资本和劳动效率的提高常常是以牺牲资源的效率为代价的。资本主义的技术趋向于节省劳动而不是节省自然资源。

　　乔治·廖达基斯认为，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同现今流行的、非历史的和机械论的人与自然关系的观点相反，不是把自然仅仅理解为一种外部自然界，而是理解为一个动态演变的自然实际，它包含人类本身的发展，人类参与的发展，以及科学技术的发展。他指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技术进步成了资本家发财致富的杠杆，它甚至允许为了商业利益而应用基因密码，而一些以资本利益为转移的学者自鸣得意地把利润和资本积累的源泉重新定义了自然②。他援引恩格斯的话说，不应当把自然看成是被征服的外部因素，“因为对于每个这样的胜利，自然都对我们施加报复”③。像恩格斯透彻分析的，“劳动使猿变成了人”④。同样，马克思也把劳动置于人与自然关系的中心，并把劳动看作是旨在从自然索取必要产品（使用价值）和改造自然条件的媒介过程。马克思规定了这个媒介过程的“新陈代谢”性质，强调它涉及一种自然过程⑤，认为，就其基本的物质方面而言，劳动过程构成一种由自然强化的永久的必然性。“劳动过程是制造使用价值的有目的的活动，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一般条件，是人类生活的永恒的自然条件。因此，它不以人类生活的任何形式为转移，毋宁说，它是人类生活的一切社会形式所共有的。”⑥简单地说，“一边是人及其劳动，另一边是自然及其物质”⑦。随着劳动过程的历史演变和生产资料的发展，人本身也获得了发展。在这个过程中，人也形成或“生产”了他自身的真正性质。生产过程和人类劳动的社会变革赋予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以坚实的逻辑基础和客观性质。

　　二、社会—自然关系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环境问题

　　(1)资本主义的主要前提和经济逻辑问题

　　廖达基斯认为，资本主义成功地克服了传统的和神秘的自然观。但是，由于资本主义的私人财产制度的发展意味着生产资料和生存的自然条件从大多数直接生产者手中被剥夺，破坏了人与自然的统一，使自然同人的异化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结果，造成了新的神秘自然观。

　　恩格斯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统治阶级直接利益的支配，系统地导致一种对环境的严重影响⑧。按照恩格斯的提示，廖达基斯概括地指出了资本主义损害和恶化环境的如下一些基本前提：

　　(a)社会—自然关系的特殊性质，它们直接衍生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性质，以及土地和自然资源的私有财产制度的特殊作用。

　　(b)资本主义生产的竞争性质，即为了交换价值而不是为了满足直接生产者的需要的使用价值而生产，生产的目的是剩余价值积累。

　　(c)劳动作为价值的历史的特殊形式和资本家估价的特殊性质，基本忽略了自然的贡献，是唯一基于对雇佣劳动的剥削。

　　(d)负的外部性（私人资本部分生产成本的外部化）因加剧竞争而增加⑨。

　　廖达基斯强调，按照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生产对环境的影响的分析，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意味着对数量日益增加的进入商品的原料的处理、从而日益加重对自然资源的毁坏。他指出，虽然，在马克思主义者中间，这还是一个有争论的问题，但人们可以认为使用价值不仅仅是交换价值的前提条件，需求方面也起着一种估价资本和发展类型（具有潜在的显著的环境的含义）的特定的作用。这里，社会需要显著地被安排到和引申到为资本积累服务。但是他认为，更有意义的是，迄今为止交换价值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支配性的目标。利润驱使和资本主义生产的无限制的增长，将永远导致一种自然资源的破坏，并因而导致环境的退化。他赞同马克思指出的，规模经济导致一种大工业单位的趋势，同时，外部经济刺激工业生产的特殊的集中，从而刺激劳动力的特殊集中。工业的这种规模和特殊的集中，以及生产的无限制地增长，意味着一个迅速的环境退化。他特别指出马克思参考资本主义农业的情况而做出的如下论断的重要意义：“滥用和浪费土壤肥力……代替了对土地的自觉合理的耕作，而土地是永久的共有财产，是人类后代存在和再生产的不可移易的条件”⑩。“增加土壤肥力的全部进步……都是朝向毁坏土壤肥力最后源泉迈出的一步”(11)，而且，浪费土壤肥力“通过商业而远及国外”(12)。

　　廖达基斯强调，资本和土地财产之间的矛盾，在考察资本发展的自然限制时，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像马克思指出的，当面临资本尝试投资于土地的时候，土地财产代表了一种不相容的力量和障碍；这种力量是土地所有者反对资本家的力量(13)。这个来自土地所有者的对资本的障碍，他指出，在当代的环境下，特别是在拥有土地财产和资本一致的地方，通常转变成了一种加强对自然资源估价的动机，并可能使资本损害自然资源。由于这个原因，同时也由于地租仅在某些情况下对自然资源和农产品价格发挥决定的影响，而地租本身通常决定于价格水平，而且，由于部分自然资源不能商品化，不能变成市场上买卖的对象，他得出结论：私有财产、地租和自然资源的价格不构成保证有效保护自然环境的充分形式。

　　(2)资本主义改革的环境限制

　　廖达基斯认为，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特别是战后期间，基本上以自由和不受限制地占有土地和自然资源为基础，已经造成了环境的迅速退化和广泛的自然破坏。他指出，这个过程已经导致一种对恶化了环境问题的日益增长的认识，并导致一个环境主义的崛起，即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逻辑运动。而这个试图在理论上处理问题的尝试在20世纪80年代则已经强调可持续性和“可持续增长”了。这些尝试一直在向一种重建资本主义的经济逻辑（绿色战略）演变。因此，有必要考察按照支配的新古典方法对待自然资源和环境的一般方式，迄今为止，这些研究都试图预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环境的可持续性。

　　按照新古典理论，商品的价值（反映机会成本）在概念上同其价格是同一的，在自然资源的情况下也是如此。同古典政治经济学，特别是同马克思主义方法相反，新古典经济学不是把地租看作残留的剩余价值的形式，而是看作作为生产要素的土地以其有限的有效性获得的价格或报酬。但是，这些价格和地租被归因于自然资源，而不构成可以保护环境的对自然资源的充分估价。正如人们经常指出的，必须把资本主义看作是一种无偿成本的经济(14)。甚至某些新古典经济学家也间接地认识到了这一点，但也仅限于应用没有任何价格的公共资源的场合(15)。而应用没有任何价格的资源还涉及土地所有权关系赋予私人生产者以自由应用或过度应用自然资源权利的一切场合。

　　廖达基斯指出，新古典经济学家评价环境或自然资源的尝试，在每个特殊的场合，都受消费者的愉快的反应（效用的满足）的引导，使他们进行一定的选择，并进行一种随情况而定的评价(16)。但是，这些尝试一般是按照一种主观的和现象逻辑的方向变动的，涉及假定的信息、偏好的内部特征或社会特征、商品同公共物品的可分性、对环境的每个特殊估价的阶级的和不同时期之间的分配后果。

　　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一些新古典学者，特别是新马尔萨斯主义学者，强调地提出关于自然对增长限制的问题。但是，正如廖达基斯指出的，这些限制是以一种自然主义的、保守主义的和非历史的方式思考的。按照这个思路发展的“可持续增长”的概念，基本上构成发展（增长）和自然限制之间的一种仅有的数量保证。这个“可持续增长”的概念包含着外部成本的国际化，公共资源的私有化和货币化，质量控制和管理，市场和国际贸易的进一步自由化，企业的竞争性自我调节，仅限于对经济活动进行微调的政府干预。正如哈维认为的，对这个购买的货币评价方式趋向于失灵……当我们把这种环境看作是由组织和经济体系构筑的时候，或者辩证地看毋宁说像一部具有可置换部件的机器(17)。对“可持续发展”的进一步批评则集中于概念本身的模糊性和“可持续发展”的事实上。就其流行的变种而言，它并没被导向于可持续性，或对经济体系的保护，而毋宁说被导向于资本主义本身的可持续性，而且实际上是以牺牲社会最大多数人的利益为代价的。尝试克服恶化的经济逻辑危机的努力，从资本方面看，包含广泛回收和利用废旧物品，节约自然资源，发展新技术和非污染的技术，全面重建“绿色资本主义”。这个所谓的资本的重建围绕经济调节展开，而这个经济调节的主要思路是试图以经济逻辑调整价格。但是，这些尝试和调节通常证明是无效的，迄今为止，它们仅仅在资本主义体系的逻辑内运作，狭窄地集中于市场交换领域，不理解全部相关的现象（竞争和外部性等等）都深深嵌入于资本主义生产本身。在将生产成本国际化的时候，他们面临了巨大的困难，而且，这些困难由于资本竞争的矛盾和国家管制的矛盾性质而加剧了(18)。正如马克思早已强调的，“一个司空见惯的看法是，对生产和原料耗费的全体接受的和深谋远虑的控制，在资本主义下面，不过是一个虔诚的愿望”，完全“同资本主义生产规律不协调”(19)。虽然，资本主义唯一的绝对限制是人种的消亡（即可剥削的劳动力消亡），而且，资本主义的重建可能潜在地改善或延缓危机。这样，在某些时间内，保证该制度的再生产(20)。但是，给定物质和能量守恒定律，还有更多的原理，数量的和质量的，将限制加之于所谓资本主义的可持续性上。

　　总之，廖达基斯指出，所有重建经济逻辑的尝试，基本都涉及财产关系，通过市场，重新安排竞争条件，以及资本积累的理性化，基本不影响资本家的理性和私有财产对自然的作用。但是，对于资本主义来说，关键的问题不是私有财产的法律形式，而是劳动同自然条件的社会分离，并把后者作为资本积累的条件应用。资本和财产关系的任何独立的重建，或者在评价自然方面任何有限的独立的尝试，只要作为整体的资本对于自然的性质保持不变，便不可避免地浪费自然和破坏环境。资本主义重建意味着价值规律的某种修改，而不是基本推翻价值规律本身。特别而言，这种价值规律的修改是从如下一些现象中引申出来的：生产的日益国际化、国家管制的变化、日益增加的外部性和将这些外部性内部化的经济逻辑重建，以及资本不断集中（这种资本集中意味着在那些宣布具有垄断性质的部门价格同商品价值的差距扩大）。

　　廖达基斯概括地说，迄今为止，自然资源作为“自然的免费赠与”而为资本所获取，竞争导致一种增加不变资本的永久趋势，结果，导致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这个趋势造成了一种危机的压力（由于利润率下降趋势），日益为甚的生产成本外部化，加之过度应用自然资源，导致环境破坏。量的变化永久地转变为质的变化，从而造成一种环境的退化。另一方面，自然的资本化，全球层次的生产日益社会化，以及为生产和占有相对剩余价值而展开的竞争，这一切都导致了质的变化，而质的变化又必然造成量的变化，并采取技术现代化和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形式，从而强化上面所说的趋势。资本过度积累的危机，像上世纪70年代以来出现的危机所表明的，趋向于一种严重的环境破坏，并遵循一种从部分到整体即全球的经济和经济制度的辩证过程。

　　三、劳动价值论的历史意义和经济逻辑问题

　　廖达基斯认为，新古典经济学家们几乎一致指责马克思不承认在自然内部有一种特殊的和内在的价值，但这种指责是不正确的(21)。马克思认为，土地在其自然状态和没经任何改良的情况下没有价值，因为没有任何人的劳动花费于其生产中。但是，作为一个在市场上交换的对象，土地也有价格。马克思认为，价值的决定并非仅仅派生于抽象的、社会必要劳动量，而且也受自然的生产力和用于生产的自然资源的丰饶程度（相对稀缺性）的影响。例如，在一块肥沃的土地上生产的商品价值小，或者应用丰饶的自然资源生产的商品的价值小，因为在其生产中需要较少的劳动时间；反之，在贫瘠的土地上生产的商品，或应用较为稀缺的自然资源生产的商品，其价值大，因为在其生产中需要较多的劳动时间。这就是说，劳动价值论意味着对自然资源的间接评价。当然，这个评价与自然在生产中的贡献逆向相关，似乎是一个悖论。但是，这个按平均每单位评价生产的悖论却适合于资本的逻辑，资本通过减少劳动时间减少价值，同时关注决定商品价值的劳动。自然的生产力，由于提高劳动生产率，减少所生产商品的价值。但是，由于这样做，它们便增加了资本家唯一感兴趣的剩余价值。

　　马克思认为，土地（一般地说，自然）参与生产和使用价值或社会财富的创造，在所有的社会制度中都是如此。但这与生产价值无关。像马克思指出的，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面，在以生产剩余价值或获取以交换价值形式出现的剩余价值为目的的地方，劳动力和科学，以及自然力，都是作为资本的形式和力量而被取用的。这样，它们便被允许作为自然对资本的一种赠予而取用。自然力的贡献和相应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便由资本不费分文地占有了。马克思把这归结于资本的性质，指出：

　　资本本身在矛盾中运动，它迫使劳动时间减少到最低，同时，另一方面，它又把劳动时间设想为财富的唯一尺度和源泉。……这样，一方面，它要唤醒全部科学的力量和全部自然的力量，作为社会组合的力量和社会交往的力量，以便进行独立于（相对地）所应用的劳动时间的财富创造。另一方面，它意欲把劳动时间作为对它所创造的巨大的社会力量的尺度来应用，并把它们限定在需要保持已经创造的价值作为价值的限界内。(22)

　　根据上面的引文和马克思其他有关论述，廖达基斯指出，可以清楚地看到，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反映了资本主义的组织方式和运营原理的抽象。而迄今为止，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自然资源被看作是“自然的免费赠与”(23)。他强调，有理由认为价值是由人的劳动唯一生产和决定的。这并非是马克思的价值理论不顾及自然和自然资源的价值和贡献，而是资本主义本身不顾及自然和自然资源的价值和贡献。

　　按照廖达基斯的分析，自然对生产总的贡献，在资本主义社会仅就所拥有的土地财产（作为自然资源的代表）而予以间接的和局部的估价，使之能够以地租形式抽取部分剩余价值。但地租并不仅仅决定于自然条件（土地肥力），而且还决定于社会关系和资本主义发展水平。至关重要的是，这里所应用的综合方法，既围绕劳动价值论，又围绕历史分析，所论述的主题是决定人与自然关系的特殊社会和制度的条件。

　　廖达基斯强调：第一，价值规律涉及劳动异化的社会前提（同其生产资料和产品的异化）和竞争，劳动成本最小化过程；第二，价值规律涉及商品价格按照商品价值决定的过程，基于商品价格（通过市场）对资源配置的过程；第三，价值规律涉及社会需要和生产潜力之间的相互协调和适应。但在资本主义社会则基于资本主义发展规律，并按照其主要目标（交换价值，利润）进行特殊的调节。

　　廖达基斯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价值规律的特殊运作，由于资本积累和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趋势，由于资本垄断的集中和国家干预的特殊作用的趋势，而被修改。资本主义的价值规律，作为估价生产中所耗费资源的特殊方式，不可分割地同资本主义生产的其他性质联系在一起，对迅速的环境退化起着重要的作用。劳动价值论说明服务于剩余价值榨取和资本积累的生产资源的配置。对于理解作为基于对劳动剥削的自我扩展的价值的资本，劳动价值论是一个有价值的理论工具，对于理解社会与自然的关系，以及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环境退化，劳动价值论也是一个有价值的理论工具。

　　四、共产主义前景及其对环境问题的潜在解决

　　廖达基斯强调，只有在共产主义的条件下才有可能从根本上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正如马克思一再表明的，非教条地、唯物主义地走向共产主义的方法是以现存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和业已发展的趋势为基础的(24)。在这个意义上，廖达基斯指出，不应当把共产主义设想为一种观念，或者是一种没有根基的一厢情愿的想象，而是设想为一个在现存的客观条件下日益产生的潜在的实际。还应当把共产主义设想为社会转变的前景，尽管现在出现了令人沮丧的条件和历史意外事故，但就需要摆脱束缚经济逻辑可持续发展的要求而言，这种前景表现得远比资本主义承认的乌托邦更为现实。

　　在考察共产主义的基本前提和解决环境问题的物质前提条件时(25)，廖达基斯指出，应当强调私有财产在现今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已经暗中发生了变化，并且社会化了。他指出，马克思特别强调工人合作工厂和股份公司的作用，并把它们看作是把资本转变为…完全的社会财产的必要阶段(26)。这样，在共产主义废除私有财产就将不是单独的革命行动的结果，而是把在资本主义下面业已发展的现实进一步扩展的结果。

　　廖达基斯认为，超越商品生产和交换价值，以及超越资本主义下面的受价值规律影响和调节的社会分工，是共产主义的另一个前提条件。自发的市场调节和为交换价值而生产将被明晰的社会关系、使用价值的生产和自觉而合理的计划所取代。所有这些对资本主义本质方面的超越，只有在废除生产的阶级关系的情况下，只有基于资本主义下面所获得的社会生产力，以及超越作为资本主义生产调节原则的价值规律，才有可能。他强调马克思没有绝对地和不加批判地支持资本主义的生产增长和工业化、技术和生产的发展。马克思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把共产主义置于科学、技术的累积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之上，特别是置于劳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之上(27)。为此，他引证了一段马克思所做的关于共产主义的形象地推测：基于资本主义的工业化、生产力的迅速发展，直接的活劳动逐渐从生产过程退出。下面是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基本条件的论述：

　　劳动不再如此多地包含于生产过程之中；毋宁说，人，相对说来，更像一个生产过程的看守人和调节者。……工人不再把一种加过工的自然物作为一种中间环节横插于目标（客观的）和他们自己之间；毋宁说，他附着在转变成为工业化过程的自然过程上，作为他自己和无生命的自然之间的不断地向这个过程提供物质的手段。他站在这个生产过程方面，而不是其主要的活动者。在这个转变中，既不是他自己提供直接的人的劳动，也不是他工作的时间提供直接的人的劳动，而是对其一般劳动生产力的占有，他对自然的理解，以及由他作为社会成员的优点对自然地熟练的控制——总之，一句话，社会个人的发展，似乎是生产和财富的巨大的基石……一旦直接形式的劳动不再是财富的主要来源了，也就不再计算劳动时间了，从而不再计算使用价值的交换价值了。……由此，基于交换价值的生产便消亡了。直接的物质生产过程便脱去了贫乏的和对立的形式。(28)

　　廖达基斯把马克思这段精辟论述的含义概括为：设计了同社会化劳动（集体工人）相结合的科学的巨大力量；共产主义的生产条件意味超越了劳动必须采取作为抽象劳动的价值形式的前提；价值，就其特殊意义而言，在共产主义是毫无意义的，价值规律不再起作用了。

　　廖达基斯很重视马克思关于节约劳动时间和增加自由时间以及“必然王国”和“自由王国”关系的分析。

　　在共产主义社会，特别是在早期阶段，按照马克思的看法，还继续存在“必然王国”，因为人们还继续经历某些自然的和社会的必然性，例如，有目的的和令人生厌的劳动，社会需要和生产可能性之间的协调，以及社会分工的相关的调节。在这个意义上，要求把经济转变成为一个节约（劳动）时间的经济。像马克思指出的，在共产主义下面，时间的节约，成为第一个经济规律。但是，这在本质上不同于按劳动时间对交换价值的计算(29)。在这里，实现最小化的是具体劳动，而不是作为价值实体的抽象劳动。这种劳动时间的最小化，是通过劳动生产力的提高而达到的，从而导致实现共产主义的一个主要的目标，即艺术家、科学家等等个人的自由发展，而且由于时间自由而使个人的自由发展成为可能，并为一切人创造自由发展的条件(30)。在这个意义上说，自由时间是共产主义社会财富的尺度。按照一种同“必然王国”的辩证关系，“自由王国”将稳定地发展和扩展。马克思指出：

　　自由王国只是在由必需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在这个领域内的自由只能是：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但不管怎样，这个领域始终是一个必然王国。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但是，这个自由王国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繁荣起来。工作日的缩短是根本条件。(31)

　　廖达基斯指出，关于自由王国需要强调三个基本要点：①自由时间的增加；②劳动显著多样化的、乐生的和创造的性质；③生产力、科学和技术的发展，这种发展意味着一个对自然必然性的较深的理解，并允许实现拟议的结果，实现同自然相关的平衡与和谐的发展。

　　进一步地说，由于形成和应用某些规则体系，使得有可能民主地决定对自然资源的有目的和适当应用。这些规则体系从此被直接引入社会经济计算。这样，便有可能重新有效地应用资源，使之实现最优化配置、且在逻辑上是可协调的。

　　概括地说，对价值规律的超越主要是由下面一些原因：(1)废除生产资料方面的私人财产制度；(2)良好的人与自然关系，从而允许超越自然的异化，直接而合理地把自然资源引入新的社会经济核算；(3)自觉而有计划地调节生产；(4)劳动时间的显著减少和直接劳动大量撤出生产过程。但是，这种对价值规律的超越并不简单地意味着共产主义可以没有任何规律地运作和发展，或者可以避开全部自然约束而运作和发展。

　　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以及“自由王国”的视角是同普遍富裕和克服稀缺问题联系的。实际上，马克思强调资本主义、进而共产主义由于工业化和生产力的发展而造成日益增加的富裕方面。在这里，马克思雄辩地阐明了与社会化劳动相联系的科学的巨大力量。所以，马克思指出：“当劳动生产力发展的时候，……便走进了繁盛的阶段，此时，占有和保持一般财富需要整个社会较少的劳动时间，而且，劳动者的社会同其累进的再生产过程科学地联系起来，同其不断增加富裕的再生产科学地联系起来；所以，这时劳动（人们作为生计的劳动）停止了。”(32)

　　马克思把自然资源的稀缺性、从而生产的产品的稀缺性归因于资本主义无效率地利用自然，而不是归因于资源的自然短缺。他把历史发展的生产力和自然调节的生产力区别开来，以说明自然力和社会关系结合在一起的辩证方式，从而避免一种非历史的、错误的资源稀缺性概念。他认为稀缺性是相对的，而且，通过生产力的发展，科学和技术的发展，以及社会关系和需要的基本变化，稀缺性将大大减少；但在资源确定的世界上又不能完全排除稀缺性。

　　克服稀缺性问题，按照马克思的看法，基本途径是生产过程的发展和充分社会化，以及对有效资源的有效率应用。结果，消费也将得到空前的发展。共产主义目标，按照马克思的看法，不是消费的禁欲，而是生产力的发展，生产能力的发展，从而也是消费能力和消费资料的发展(33)。

　　在共产主义下面，废除私有财产和对自然的私人占有，将意味着（至少按照原理是如此）消除环境的外部性（“转移成本”），而且，由此所形成的非集中化使应用的资源、能源和人的劳动最小化，使生产组织规模减小，从而减少社会的异化和人同自然的异化，从而更容易实现人和自然的和谐。

　　注释：

　　①⑨(32)(33)Liodakis,George,"The People-Nature Relation and the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of the Labor Theory of Value",Capital and Class,Spring 2000:73.

　　②(20)Goodman,D.and M.Redclift (1991) Refashioning Nature:Food,Ecology and Culture.Routledge,London.xvi,p.250,p.254.

　　③④Marx,K.and F.Engels (1974) Selected Works:one Volume.International Publisher,New York.P.365,P.364～368.

　　⑤(22)(24)(28)(29)(30)Marx,K.(1973) Grundrisse.Vintage Books,New York,p.705,p.706,p.159,p.705,p.705,p.706.

　　⑥⑦(11)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208、209、552～553页。

　　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第521～522页。

　　⑩(12)(13)(19)(31)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 1975年，第916、916、859、137、926～927页。

　　(14)Kapp,K.W.(1971) The Social Cost of Private Enterpris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Cambridge,MA.P.231.

　　(15)Dasgupta,P.(1990) "The Environment as a Commodity",Oxford Review of Economic Policy,6(1):51～67.

　　(16)Cropper,M.and W.Oates (1992) "Environmental Economics:A Survey."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XXX:675～740.

　　(17)Harvey,D.(1993) "The Nature of Environmental:The Dialectic of 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Change." The Socialist Register,Monthly Review Press,New York and London.

　　(18)Liodakis,G.(2000) "Environmental Implications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Uneven Development:Toward a Critique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Review of Radical Political Economics,32(1):40～79.

　　(21)Burkett,P.(1996) "Value Capital and Nature:Some Ecological Implications of Marx's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Science & Society 60(3):332～339.

　　(23)Foster,J.B.(1995) "Ecology and Human Freedom," Monthly Review,47(6):22～31.Foster,J.B.(1995).

　　(25)Mandel,E.(1992) Power and Money:A Marxist Theory of Bureaucracy,Verso London.

　　(26)Vygodsky,A.(1981) The Economic Substantiation of the Theory of Socialism Progress.Moscow.pp.151～152.

　　(27)Marx,K.(1973) Grundrisse.Vintage Books,New York,p.325; Vygodsky,V.(1981) The Economic Substantiation of the Theory of Socialism.Progress,Moskow,p.83.

作者介绍：杨玉生，辽宁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沈阳 1100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