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斐:从国民党的参谋次长到新中国的水利部长

　　刘斐，字为章，1898年10月25日出生于湖南省醴陵北乡(今株洲县姚家坝)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早年受孙中山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投身革命，曾为桂系的智囊人物，对撮合蒋桂联合起过重要作用。抗日战争时期，刘斐任国民政府对日作战大本营作战组中将组长、军令部厅长、国防部参谋次长，是国民党中坚决抗日的重要代表之一，后因不满蒋介石的内战独裁政策而辞职。1949年，刘斐作为南京政府和谈代表之一，参加过国共两党谈判，后通电起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为新中国的水利、体育、文教以及祖国和平统一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抗日大本营的作战厅长 　　 　　1934年春，刘斐从日本陆军大学毕业回国。他拒绝为蒋介石当幕僚，回到广西，在白崇禧、李宗仁的第四集团军任高级参谋。回广西不久，刘斐受白崇禧之托，回湘策动何键反蒋。何键本是在桂系扶植下才担任湖南省主席的，因而对李、白旧恩不忘。后桂系败北，在蒋介石的逼迫下才与桂军为敌。刘斐策动何键联合反蒋达到目的后，接着又去广州策动陈济棠反蒋，他利用留居广州的国民党元老派邹鲁、古应芬等进行劝说，终于促成陈济棠联合桂系反蒋，爆发了“两广事件”。 　　“两广事件”后，陈济棠被迫下野，蒋介石又调集军队进攻广西。起初，刘斐主张打。后来获悉，蒋介石有一举消灭桂系的打算，又接到程潜从南京来的电报说，不能再打内战，应敦劝蒋桂和解。为此，刘斐审时度势，改变初衷，电复程潜，望分途敦劝。8月，刘斐应程潜之约去广州见蒋介石。蒋介石毫不掩饰焦急的心情，一开口就问刘斐：“广西情况如何？一定要打吗？你看怎么办好呢？”刘斐在1926年追随孙中山北伐时，曾在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工作，多次见到蒋介石，彼此都不陌生。所以此时与蒋会晤，自然从容，无所拘束。刘斐明确地回答：“广西问题，好办，也不好办。问题很简单，广西要抗日，但也不能包办抗日，必须全国一起来抗，并且希望委座领导来抗，那不很简单吗？” 　　 　　蒋介石说：“我是一定要抗日的，但内部不安，怎么能抗日？国内不统一，不消灭共产党，可以抗日吗？” 　　刘斐说：“委座说，要‘安内’才能抗日；广西方面说，要委座领导抗日则内自然安。如果为了要‘安内’，自己打来打去，岂不是替日本帝国主义造机会，而自速其亡吗？” 　　蒋介石又说：“如果在军事上、国际上一点准备都没有，也不听中央的命令行事，这样的轻举妄动，能够抗日吗？” 　　刘斐抓住这个关键，反驳说：“‘安内’和准备抗战条件是两回事。‘安内’是自己打自己，消灭抗战力量；准备抗战，就不应该打内战。” 　　蒋介石说：“我之‘安内’，就是为了准备抗战……” 　　刘斐见蒋介石固执己见，又追问道：“日本帝国主义贪得无厌，永无止境，若茫茫无尽期地准备下去，究竟准备到何时为止呢？” 　　刘斐这一追问，让蒋介石一时语塞。刘斐顺势说：“只要不自己打自己，只要不是无尽期地准备，而是有限度地从事抗日准备工作，就好商量了；我可以设法劝说广西当局。” 　　蒋介石只好让步说：“好，就照你的意见去办罢。” 　　刘斐劝蒋成功后，于次日赶回南宁向李、白报告。他们商定，以蒋接受抗战收回吊销李、白职务的成命和派大员赴桂正式和谈为前提，并补充“积极准备抗战”等八项条款。当得知蒋介石接受条款的消息后，李、白二人立即指派刘斐为代表去广州见蒋介石。 　　在广州的蒋介石得知刘斐到来，亲自出门迎接。刘斐向蒋介石谈及在南宁与李、白商定的那些条款时，蒋并不反感。刘斐感到和谈成功在望。但出乎意料的是，在谈到要“中央”补助广西财政开支和部队复员经费时，蒋介石表示出不快。刘斐怕把事情弄僵，一面站在桂方立场，一面又替蒋方着想，并以生动事例据理力争地说：“广西地方穷，这次动用太大了，收不了场。国家抗日，他们既拥护‘中央’领导，他们的问题就是‘中央’的问题嘛!这就像讨亲娶媳妇一样，你把聘礼送过去，结果还不是连人带礼一起回来了吗？碗里倒在锅里，有什么不好？蒋介石皱着眉头，不情愿地表示多少给一点。刘斐见主要目的已经达到，接着就将尚未提及的条款都说了。刘斐要求“中央”早派大员赴桂。蒋即告之人选：程潜、居正、朱培德。 　　和谈事成之后，程潜对刘斐谈及此事时说：“我当时之主和，完全是靠你的嘛!”刘斐在“两广事变”的和平解决过程中，担负了保证广西履行条款的义务，特别是要保证广西在“中央”决定抗日时，如约出兵，故保持了在蒋、桂之间的超然地位，以便公正执言。因此，事件之后他不再接受任何方面的职务，隐居南岳休养。“西安事变”爆发后，刘斐出山，被蒋介石委任为抗日大本营第一部作战组中将组长，后改为军令部一厅，即作战厅厅长，主管对日作战计划的制定和各战区作战协调工作。 　　 　　反对内战，坚辞军职 　　 　　1938年6月，刘斐任国民党军令部次长，先后参与了十多次作战计划的制订。他直抒己见，连陈诚也让他三分。他经常前往各大战区，亲自部署和指导对日作战。1945年日本投降后，刘斐乘轮东下，抵达南京。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迅速调整机构，撤销军委会军令部，设立国防部，刘斐被任命为参谋次长。刘斐对蒋介石坚持内战和独裁政策，颇为不满，从1945年秋开始，他就向蒋提出辞职，但是蒋介石一直没有批准。直到1948年，刘斐才得以“卸甲”。辞职后，他先将家眷送回湖南长沙，自己也准备离开南京。临行前，副总统李宗仁来看他，并告诉他，想出面代蒋收拾残局。刘斐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蒋介石发动内战失败了，形势不利，人心厌战，经济崩溃，民怨沸腾，岌岌不可终日。如果蒋介石真心交出政权，你责无旁贷；如果他是假的，只让你应付一下，那就不是好玩的事情。仗不能打，只有和，除非蒋真下台，否则不好搞。 　　 　　当李宗仁提出要刘斐不要离开南京时，刘斐以家属已回到湖南无人照顾、自己又亟待休息为由，委婉地拒绝了李宗仁的请求。次日，他由南京经上海、杭州回到长沙。此时，国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白崇禧由汉口发电报要求与中共和谈，逼蒋下野；河南省主席张轸也发电报表示支持。蒋介石不得已于1月19日宣布下野，由李宗仁代理总统职务，一时国内和谈空气异常浓厚。湖南省主席程潜，历来对蒋介石不满，处境艰难。蒋介石对程潜也心怀芥蒂，将亲信黄杰、刘嘉树、杨继荣等安置在程潜的周围，以便控制湖南。程与李、白又有前嫌，不好靠拢桂系。程潜想反蒋，又苦于手中没有“本钱”。刘斐回湘后，经常与程潜长谈，为程出谋划策，刘斐对程潜说，现在国内和平空气很浓，全国人民都反对内战，主张和平，李宗仁既然主和，蒋又下野，所以应同李宗仁、白崇禧一起主和，争取熄灭内战才好。湖南的情况虽然复杂，但只要同李、白的关系搞好，就有办法使湖南内部稳定，并答应代程潜疏通同李、白的关系，劝白崇禧将时任华中“剿总”总参谋的唐星调回湖南，任长沙绥靖公署副主任，协助他走和平道路。 　　 　　与毛泽东“探讨”打麻将 　　 　　1949年新华社播发了毛泽东的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文中揭露蒋、美勾结策划其“和谈”阴谋，并郑重宣告：“已经有了充分经验的中国人民及其总参谋部中国共产党，一定会像粉碎敌人的军事进攻一样，粉碎敌人的政治阴谋，把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进行到底。”这句话给刘斐吃了定心丸。蒋介石下野后，李宗仁代理总统。他多次打电话要刘斐去南京担任总统府参谋长，刘斐无意再涉足国民党政界，拒绝了李的请求。

　　李宗仁上台执政后，表示愿意以中国共产党所提八条为和谈基础举行国共谈判，并约请刘斐作为国民政府和谈代表之一。经过思索后，刘斐向李宗仁表示同意参加和谈，但不同意李宗仁依靠美国政府作为和平攻势的资本。当李宗仁提出“划江而治”的方案时，刘斐说：“‘划江而治’是你的如意算盘，我估计在目前情况下是很难做到的。你是以主和上台的，离开和平就没有你的政治生命。因此，在有利的条件下要和，在不利的条件下也只有和。必须以坚决和平开始，以和平而终的决心，并在行动上一反蒋介石之所为，和谈才能成功。所以首先要你有决心。” 　　1949年4月1日，刘斐随张治中为首的南京政府和平商谈代表团，抵达北平，下塌六国饭店。双方代表经过反复交谈，最后商拟了《国内和平协定》共八条二十四款。中共为了早日恢复国内和平，对诸如惩办国民党战犯，处理国民党政府官员和军队官兵等问题，作了宽大的有原则的让步。同时，中共领导人毛泽东从和谈的第八天开始，每天分别邀约南京代表会谈。在得知将与毛泽东见面时，刘斐的心情非常激动。见面当天，刘斐乘车来到毛泽东的住地――香山双清别墅。一下车，毛泽东便迎上来，热情地和他握手。毛泽东的以礼相待，使刘斐对毛泽东顿增敬意。他们进房不久，朱德总司令来了，朱德热情地同他打招呼，并问长问短。看到这位举世闻名的领袖竟是这样质朴可亲、平易近人，刘斐不由得暗暗钦佩。毛泽东询问他到北平的生活情况后说：“刘先生，你是湖南人吧？” 　　刘斐说：“我是醴陵人，与主席邻县，是老乡。” 　　“啊，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哩!”听着毛泽东讲着熟悉的湖南口音，刘斐紧张心情顿时减去大半。 　　刘斐说：“蒋介石打不下去了，让李宗仁出来搞和谈。人民需要休养生息，和平是大势所趋。” 　　毛泽东说：“人民的要求，我们最了解。我们共产党是主张和平的，发动内战的是以蒋介石为头子的国民党反动派嘛，只要李宗仁诚心和谈，我们是欢迎的。” 　　“李宗仁现在是六亲无靠哩!”毛泽东板着指头对他们说：“第一，蒋介石靠不住；第二，美帝国主义靠不住；第三，蒋介石那些被打得残破不全的军队靠不住；第四，桂系军队虽没有残破，但那点子力量也靠不住；第五，现在南京一些人士支持他是为了和谈，他不搞和谈，这些人士也靠不住；第六，他不诚心和谈，要打共产党，我们也要跟他奉陪到底哩!”说到这里，毛泽东在房中走了几步，来到刘斐面前接着说：“我看六亲中最靠得住的还是共产党，只要你们真心和谈，我们共产党说话是算数的，是守信用的。” 　　毛泽东讲到“国内和平协定”时问：“这个协定你们都同意吗？” 　　刘斐说：“总的我们是同意的，只有前言中说蒋介石是挑起内战的罪魁祸首这句话，虽然实际情况确实如此，就怕李宗仁签字有困难，因为他是空架子，蒋介石背后捣乱他吃不消。” 　　毛泽东笑着说：“好，看你们的情面不写‘罪魁祸首’，那就写上个‘元凶巨恶’。你们看怎么样？” 　　毛泽东的一席话让在场的代表们哈哈大笑起来。毛泽东一面笑，一面拿起新华社的一份消息稿，用红蓝铅笔指着稿子说：“你们看，李宗仁也说破坏旧政协的是蒋介石嘛，李宗仁也这么说的嘛!” 　　当刘斐说到蒋介石这个人不学无术时，毛泽东摆了摆手说：“不，不，蒋介石是不学有术哩，不过这个术是权术的术！”说完，毛泽东用商量的目光看看朱德，朱德笑着点了点头。 　　这次接见，还有个有趣的故事。饭前，朱总司令走了，毛泽东同他们边吃边谈，当说到各人的爱好时，刘斐趁机将自己疑虑的问题对毛泽东说：“你会打麻将吗?“ 　　“晓得些，晓得些。”毛泽东回答说。 　　“你爱打清一色呢，还是喜欢打平和（hú）？” 　　毛泽东听了差点失笑喷饭，立即说：“平和，平和。只要‘和’了就行了。” 　　刘斐也会心地笑了起来。毛泽东的思维如此机敏，心胸那样宽阔，这寓意弥深的回答，不仅使刘斐倍加叹服，顾虑皆释，而且也坚定了他选择新道路的决心。 　　就在毛泽东接见刘斐等人的第八天，李宗仁不履行签字的诺言。刘斐极为愤慨，决心不再南返，并与和谈代表团的其他成员一起采取行动――留在北平。 　　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刘斐于5月从北京经天津乘船至香港，还带了一封规劝李宗仁的联名信。抵港后，刘斐对记者发表了讲话，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在国共和谈问题上的种种谎言。李宗仁多次打电话，要他去广州，都被他推辞了。6月10日，白崇禧又从衡阳拍电报要刘斐回湖南商谈。为争取白崇禧和李宗仁都站到人民革命这方面来，刘斐复电，愿在穗详谈，随后即刻从香港飞抵广州。12日，刘斐被李宗仁、白崇禧特邀至李宗仁官邱举行密谈。他们三人从早晨谈到深夜，甚至连饭也忘记吃。刘斐向李、白介绍了和谈情况后，便直言不讳地说：现在胜败已定，无法改变。并指责李宗仁不该不履行签字的诺言，更不该到广州来执行代总统职务。他说：这样替蒋负责，就是替罪魁祸首的蒋介石垫棺材底，于党、于国、于人民、于你自己都是不应该的，你既然到了桂林，何苦又自投罗网来广州呢？ 　　刘斐这一席话，使李宗仁为之一惊，站起来要说些什么，却被白崇禧接过话题。白崇禧对刘斐说，蒋介石先后派了几位元老到桂林当说客，还把蒋介石给李宗仁的亲笔信拿出来给刘斐看。信中有一句说“党存与存，你存我存”，李宗仁看后，心就软了。白崇禧劝刘斐回广西打游击去。刘斐摇头说：“不行的，打游击谁还能强过共产党？你们在广西虽然有些基础，但那些基础是靠不住的，只要共产党一去，马上就会土崩瓦解、鱼逃网破的，这些事你们并不是不知道。再说蒋介石的几百万军队尚且不堪一击，你们那几根枪杆子，拿来同解放军作战，岂不是‘鸡蛋碰石头’，还有什么用!现在，除开湖南方面不说，解放军解放南昌，攻占上海后，又已进军福建，福州、厦门也就快要解放了，这个形势，你们也很清楚嘛!为今之计，什么空话都不必说了，只有正视现实，正视现实!” 　　白崇禧见刘斐加强语气，便问：“那你说怎么办？”刘斐说：“为今之计，只有德公下野，因为他已失去代表讲和的资格，而由你(指白崇禧)率领湘、桂两省军政人员和部队举行局部起义。这样，你们在政治上有出路，而且还可以救全多年追随你们的部下，使他们也好有个安顿；否则，你们失败了往国外一跑，他们往哪儿跑呢?” 　　尽管刘斐苦口婆心规劝，但无济于事。刘斐最后向他们忠告：失败了，千万不要再去台湾。李宗仁点头，白崇禧不作声。 　　 　　 “海天明月最关情，深夜照人明里去” 　　 　　刘斐与李、白交谈的第二天，即乘飞机到达香港，回到跑马地黄泥涌道四号寓所，与在港的国民党高级将领策划起义事宜，开展一个广泛的脱离蒋介石政权的运动，这次运动后来被称做“香港起义”。 　　召开第一次会议时，到会者人数众多。会上由黄绍立报告了北平和谈经过及国民党政府拒绝接受《国内和平协定》的情况。刘斐则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意义及其对待民主人士的态度，并答复了与会者所提的各种问题。他的答复总括一句：任何人的问题的解决，都将以这个人对新中国的态度如何为转移，中共从不拒绝真诚地向它靠拢的人。会议决定每星期三集会一次，故名“周三座谈会”，刘斐被推选为五名总召集人之一。

　　会议还就国内和平等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大家认为，今天国民党的失败，完全是蒋介石集团反动政策的失败。因而主张脱离蒋政权，根据中山先生的遗教，真诚与中国共产党合作，为革命的“三民主义”继续发展而奋斗。根据大家的意见和看法，会议起草了《我们对于现阶段中国革命的认识与主张》的声明。声明中说：“孙中山先生的遗产竟给蒋介石及其反动集团所劫持。由于他们谬误的领导，致使中国国民党晚期的措施，与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及其政策愈趋愈远。他们投靠于帝国主义的怀抱，而唱民族独立；他们走向法西斯的暴力独裁，而唱民主自由；他们集中全力发展官僚资本，而高唱民生解善，这是何等讽刺，何等的荒谬！”声明指出：“毛泽东先生针对这一客观形势，倡导新民主主义，一面要消灭帝国主义、封建势力与官僚资本；一面要团结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结成国内的统一战线，并且由此发展到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使中国走向独立民主自由进步的路上去。这正符合中国革命的客观要求，所以获得了人民大众的普遍支持。无疑的，中国共产党已经取得中国革命的领导地位，新民主主义已经变成人民大众所接受的建国指针。”声明号召：“忠于主义忠于人民的国民党同志们，我们应当彻底觉悟，我们应该立刻与反动的党权政权决绝，重新团结起来，凝成一个新的革命动力，坚决地明显地向人民靠拢，遵照中山先生的遗教，与中国共产党彻底合作，为革命的“三民主义”之发展而继续奋斗，为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而共同努力。我们相信，只有这样，才能对于现阶段的革命有所贡献，才可以创造国民的新生。”声明在记者招待会上予以发表，刘斐等44人签了名。 　　声明发表后，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和行政院随即开会决定将刘斐等人永远开除党籍。为了阻止声明引起国民党内部分化，国民党当局还派出立法委员中的死硬派分子进港破坏。不久，刘斐等人又联名公开发表了《告国民党陆海空军全体将士书》指出：国民党军队连年进行内战，完全是为了蒋介石及其反动集团的利益而战。披露了蒋背叛革命，投靠美帝，摧残民众等罪行，号召国军将士“效法程颂云(程潜)、陈明仁两将军的义举，或弃暗投明，率部来归；或举兵起义，实现局部和平。”在宣言书将发表时，刘斐与黄绍立接到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通知。他们立即按约定的时间、地点乘船转车北上。船行海上，两人凭栏远眺，刘斐情不自禁吟道：“月下飞天镜，云生结海楼”。黄绍立和道：“海阔凭鱼跃，天空任鸟飞”。还填了首《木兰花》的词，最后一联云：“海天明月最关情，深夜照人明里去”，这充分反映了两人得到共产党和毛泽东的关怀的喜悦心情和对美好未来的憧憬。 　　新中国的水利部长 　　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举行，刘斐应邀出席了会议。 　　在筹备政协一届全体会议期间，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对为人民解放事业作出过贡献的民主人士的安排问题很重视。当时刘斐被任命为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国防委员会委员、国防研究小组副组长。接着，又先后被任命为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中南区水利部长、文教委员会副主任和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后为全国政协第二、第三、第四届常务委员，五届副主席，民革中央常委和副主席，第一、第二、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四、第五届人大常委。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与刘斐谈过几次话。有一次毛泽东亲切地叫着他的字号，问他：“为章，你看我国能不能统一？国家能不能建设好？”当时，刘斐认为毛泽东向他提出如此重大的问题，自然是对他的高度重视，在慎重考虑后回答说：“一百多年来，列强鱼肉我国，分裂中华，压迫我们，这固然有祖国分裂、经济落后的重要原因，但我们这些炎黄子孙也不争气。自辛亥革命以来，派系繁多，战争连绵，民不聊生。甲派上台，打倒一切；乙派掌权，一切打倒。如此反复，谈何统一与建设？”毛泽东仔细听完后说：“共产党不搞打倒一切，只打倒那些罪大恶极而又顽固不化的反动分子，其余的人只要他愿意爱国，维护统一，我们就同他讲团结，有一技之长者统统包下来为新中国服务，你看怎么样？”刘斐听到毛泽东的话，兴奋地说：“古人有言‘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脯，天下归心’，共产党取此政策，百川焉能不归大海！” 　　1949年冬天的一个下午，天下着鹅毛大雪，毛泽东打电话约刘斐到他那里吃晚饭。刘斐赶到中南海时，看见章士钊、符定一、仇鳌等人也到了。饭前，他们海阔天空，从瑞雪丰年讲到他们几个人已年过半百，有的已迈古稀，又没有学过马列书籍，是老朽无用了。毛泽东听他们如此议论，有意地同他们谈了很长的话，他说：“我是从农村生长出来的孩子，小时也上过私塾，读过孔孟的书，也信过神，母亲生病也去求过神佛保佑哩，旧社会的东西对我都产生过影响。‘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马列主义传入中国，我才逐步接受了马列主义。我们青年时代，一批朋友去法国勤工俭学，我没有去，打定主意走自己的路。”毛泽东稍停了一会儿，接着说：“哪里有什么生而知之的圣人呀!我也是逐步认识社会，走上革命道路的，最重要的是向社会学习、向群众学习哩！”刘斐受到了很大的启发和鼓励，自感识浅，十分敬佩毛泽东的学识和见解。但毛泽东却谦逊地说：“我的出身最多不过是个小学教员嘛，有什么了不起啊！” 　　1950年初春，毛泽东再次找刘斐到他的住处交谈。他们谈起《共同纲领》时，刘斐说：“我体会《共同纲领》是四路纵队(指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共同前进，向左看齐，跟工人阶级走。” 　　毛泽东听了笑着说：“是的，但是以后还要展开变成横队哩！” 　　毛泽东的这句话发人深省。过了一会儿，邓子恢等来了。原来毛泽东叫刘斐来是要他去中南军政委员会任水利部长，并介绍他同即将去中南主持军政委员会工作的邓子恢见面。毛泽东指着邓子恢说：“他叫邓子恢，是个老实人，现在是他到中南组阁，请你去当他的阁员哩。” 　　刘斐对毛泽东说：“我是水利问题的‘门外汉’，恐怕胜任不了工作。” 　　毛泽东鼓励地说：“不懂你就学嘛！有问题你就去请教群众嘛。要边学边干，哪有天生的内行呀!” 　　饭后毛泽东送刘斐出来时又仔细叮嘱说：“为章，有什么困难你要向群众请教。” 　　1950年4月，刘斐遵照毛泽东“向群众学习”、“向群众请教”的指示，由北京赴武汉上任。之后，他经常到长江、汉水各地区调查研究有关水利工程建设问题。“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群众的多方帮助和自己的不断努力，刘斐终于完成了周恩来总理交给他的重要任务――绘就出了华中区水利工程建设的详细规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