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西学翻译不限于天文历算,原来梁启超误导了我们100年

【编者按】

二十世纪“民国西学”是中文翻译历史上的第二个高潮时期，来自欧美的“西学”以巨大的规模涌入中国。“民国西学”究竟规模多大？具有怎样的体系？以什么方式影响了二十世纪的中国思想？这些问题都还待认真研究。

从2016年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将陆续出版《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将中华民国在大陆38年期间翻译的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著作重新刊印，试图为“民国西学”的全面研究提供第一手资料。现已推出“经济学”部分，共计61种。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经授权发布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宗教学系李天纲教授为此丛书所做的序，标题为编者所加。

继唐代翻译印度佛经之后，二十世纪是中文翻译历史上的第二个高潮时期。来自欧美的“西学”，以巨大的规模涌入中国，参与改变了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这在人类文明史上也是罕见的。域外知识大规模地输入本土，与当地文化交换信息，激发思想，乃至产生新的理论，全球范围也仅仅发生过有数的那么几次。除了唐代中原人用汉语翻译印度思想之外，公元九、十世纪阿拉伯人翻译希腊文化，有一场著名的“百年翻译运动”之外，还有欧洲十四、十五世纪从阿拉伯、希腊、希伯来等“东方”民族的典籍中翻译古代文献，汇入欧洲文化，史称“文艺复兴”。中国知识分子在二十世纪大量翻译欧美“西学”，可以和以上的几次翻译运动相比拟，称之为“中国的百年翻译运动”、“中国的文艺复兴”并不过分。

运动似乎是突如其来，其实早有前奏。梁启超（1873-1929）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自明末徐光启、李之藻等广译算学、天文、水利诸书，为欧籍入中国之始。”利玛窦（Mateo Ricci, 1552-1610）、徐光启、李之藻等人发动的明末清初天主教翻译运动，比清末的“西学”早了二百多年。梁启超有所不知的是：利、徐、李等人不但翻译了天文、历算等“科学”著作，还翻译了诸如亚里士多德《论灵魂》（《灵言蠡勺》）、《形而上学》（《名理探》）等神学、哲学著作。梁启超称明末翻译为“西学东渐”之始是对的，但他说其“范围亦限于天（文）、（历）算”，则误导了他的学生们一百年，直到今天。

从明末到清末的“西学”翻译只是开始，而且断断续续，并不连贯成为一场“运动”。各种原因导致了“西学”的挫折：被明清易代的战火打断；受清初“中国礼仪之争”的影响；欧洲在1773年禁止了耶稣会士的传教活动，以及儒家保守主义思潮在清代的兴起。鸦片战争以后很久，再次翻译“西学”，仍然只在上海和江南地区。从翻译规模来看，以上海为中心的翻译人才、出版机构和发行组织都比明末强大了，影响力却仍然有限。梁启超说：“惟（上海江南）制造局中尚译有科学书二三十种，李善兰、华蘅芳、赵仲涵等任笔受。其人皆学有根底，对于所译之书责任心与兴味皆极浓重，故其成绩略可比明之徐、李。”梁启超对清末翻译的规模估计还是不足，但说“戊戌变法”之前的“西学”翻译只在上海、香港、澳门等地零散从事，影响范围并不及于内地，则是事实。

对明末和清末的“西学”做了简短的回顾之后，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二十世纪的中文翻译，或曰中华民国时期的“西学”，才是称得上有规模的“翻译运动”。也正是在二十世纪的一百年中，数以千记的“汉译名著”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必读教材。1905年，清朝废除了科举制，新式高等教育以新建“大学堂”的方式举行，而不是原来尝试的利用“书院”系统改造而成。新建的大学、中学，数理化、文史哲、政经法等等学科，都采用了翻译作品，甚至还有西文原版教材，于是，中国读书人的思想中又多了一种新的标杆，即在“四书五经”之外，还必须要参考一下来自欧美的“西方经典”，甚至到了“言必称希腊、罗马”的程度。

我们在这里说“民国西学”，它的规模超过明末、清末；它的影响遍及沿海、内地；它借助二十世纪的新式教育制度，渗透到中国人的知识体系、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中，这些结论虽然都还需要论证，但从一般直觉来看，是可以成立的。中国二十世纪的启蒙运动，以及“现代化”、“世俗化”、“理性化”，都与“民国西学”的翻译介绍直接有关。然而，“民国西学”到底是一个多大的规模？它是一个怎样的体系？它们是以什么方式影响了二十世纪的中国思想？这些问题都还没有得到认真研究，我们并没有一个清晰的认识。还有，哪些著作得到了翻译，哪些译者的影响最大？“西学东渐”的代表，明末有徐光启，清末有严复，那“民国西学”的代表作在哪里？这一系列问题我们并不能明确地回答，原因就在我们对民国翻译出版的西学著作并无一个全程的了解，民国翻译的那些哲学、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的“西学”著作，束之高阁，已经好多年。

举例来说，1935年，上海生活书店编辑《全国总书目》，“网罗全国新书店、学术机关、文化团体、图书馆、政府机关、研究学会以及个人私家之出版物约二万种”。就是用这二万种新版图书，生活书店编制了一套全新分类，分为：“总类、哲学、社会科学、宗教、自然科学、文艺、语文学、史地、技术知识”。一瞥之下，这个图书分类法比今天的“人大图书分类法”更仔细，因为翻译介绍的思潮、学说、学科、流派更庞大。尽管并没有统一的“社科规划”和“文化战略”，“民国西学”却在“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推动下得到了长足发展。查看《全国总书目》（上海，生活书店，1935），在“社会科学·社会科学一般·社会主义”的子目录下，列有“社会主义概论、社会主义史、科学的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乌托邦社会主义、基督教社会主义、议会派社会主义”等；在“社会科学·政治·政体政制”的子目录下，列有“政治制度概论、政治制度史、宪政、民主制、独裁制、联邦制、各种政制评述、各国政制、中国政制、现代政制、中国政制史”等，翻译、研究和出版，真的是与欧美接榫，与世界同步。1911年以后的38年的“民国西学”为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打下了扎实的基础，而我们却长期忽视，不作接续。

编辑出版一套“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把中华民国在大陆38年期间翻译的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著作重新刊印，对于我们估计、认识和研究“中国的百年翻译运动”、“中国的文艺复兴”，接续当时学统，无疑是有着重要的意义。1980年代初，上海、北京的学术界以朱维铮、庞朴先生为代表，编辑“中国文化史丛书”，一个宗旨便是要接续1930年代商务印书馆王云五主编“中国文化史丛书”，重振旗鼓，“整理国故”，先是恢复，然后才谈得上去超越。遗憾的是，最近三十年的“西学”研究却似乎没有采取“接续”民国传统的方法来做，我们急急乎又引进了许多新理论，诸如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还有“老三论”、“新三论”、“后现代”、“后殖民”等等新理论，对“民国西学”弃之如敝履，避之唯恐不及。

民国时期确实没有突出的翻译人物，我们是指像严复那样的学者，单靠“严译八种”的稿酬就能成为商务印书馆大股东，还受邀请担任多间大学的校长，几份报刊的主笔。但是，像王造时（1903-1971）先生那样在“西学”翻译领域做出重要贡献，然后借此“西学”，主编报刊、杂志，在“反独裁”、“争民主”和“抗战救国”等舆论中取得重大影响的人物也不在少数。王造时的翻译作品有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摩瓦特的《近代欧洲外交史》、《现代欧洲外交史》、拉铁耐的《美国外交政策史》、拉斯基的《国家的理论与实际》、《民主政治在危机中》。1931年，王先生曾担任光华大学教授，文学院长，政治系主任，后来创办了《主张与批评》（1932）、《自由言论》（1933），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1932）。他在上海舆论界发表宪政、法治、理性的自由主义；他在大学课堂上讲授的则是英国费边社社会主义、工联主义和公有化理论（见氏著《荒谬集·我们的根本主张》，1935，上海，自由言论社）。非常可惜的是，王造时先生这样复杂、混合而理想主义的政治学理论和实践，在最近三十年的社会科学、人文学科中并无讨论，原因显然是与大家不读，读不到，没有再版其作品有关。

我们说，“民国西学”本来是一个相当完备的知识体系，在经历了一个巨大的“断裂”之后，学者并没有好好地反省一下，哪些可以继承和发展，哪些应该批判和扬弃。民国时期好多重要的翻译著作，我们都没有再去翻看，认真比较，仔细理解。“改革、开放”以后，又一次“西学东渐”，大家只是急着去寻找更加新颖的“西学”，用新的取代旧的，从尼采、弗洛伊德……，到福柯、德里达……，就如同东北谚语讽刺的那样：“熊瞎子掰包谷，掰一个丢一个。”中国学者在“西学”武库中寻找更新式的装备，在层出不穷的“西学”面前特别害怕落伍。这种心态里有一个幻觉：更新的理论，意味着更确定的真理，因而也能更有效地在中国使用，或者借用，来解决中国的问题。这种实用主义的“西学观”，其实是一种懒惰、被动和浮躁的短视见解，不能积累起一个稍微深厚一点的现代文化。

讨论二十世纪的“西学”，一般是以五四“新青年”来代表，这其实相当偏颇。胡适、陈独秀等人固然在介绍和推广“西学”，倡导“启蒙”时居功至伟，但是“新文化运动”造成不断求新的风气，也使得这一派的“西学”浅尝辄止，比较肤浅，有些做法甚至不能代表“民国西学”。胡适先生回忆他们举办的《新青年》杂志，有一个宗旨是要“输入学理”，即翻译介绍欧洲的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知识，他还大致理了一个系统，说“我们的《新青年》杂志，便曾经发行过一期‘易卜生专号’，专门介绍这位挪威大戏剧家易卜生，在这期上我写了首篇专论叫《易卜生主义》。《新青年》也曾出过一期‘马克思专号’。另一个《新教育月刊》也曾出过一期‘杜威专号’。至于对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日耳曼意识形态、盎格鲁·萨克逊思想体系和法兰西哲学等等的输入，也就习以为常了。”（唐德刚编译：《胡适口述自传》，北京，华文出版社，1992年，第191页）。胡适晚年清理的这个翻译目录，就是那一代青年不断寻找“真理”的轨迹。三四十年间，他们从一般的人性论学说，到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从不列颠宪政学说，到法兰西暴力革命理论、德意志国家主义思想，再到英格兰自由主义主张，大致就是“输入学理”运动中的全部“西学”。

胡适一语道破地说：“这些新观念、新理论之输入，基本上为的是帮助解决我们今日所面临的实际问题。”胡适并不认为这种“活学活用”、“急用先学”的做法有什么不妥。相反，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接受“西学”的方法论，大多认为翻译为了“救国”，如同进口最新版本的克虏伯大炮能打胜仗，这就是“天经地义”。今天看来，这其实是一种庸俗意义的“实用主义”，是生吞活剥，不加消化，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简单思维，或曰：是“夺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从我们收集整理“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的情况来看，“民国西学”是一个比北大“启蒙西学”更加完整的知识体系。换句话说，我们认为“五四运动”及其启蒙大众的“西学”并不能够代表二十世纪中国西学翻译运动的全部面貌，在北大的“启蒙西学”之外，还有上海出版界翻译介绍的“民国西学”。或许我们应该把“启蒙西学”纳入“民国西学”体系，“中国的百年翻译运动”才能得到更好的理解。

我们认为：中国二十世纪的西学翻译运动，为汉语世界增加了巨量的知识内容，引进了不同的思维方式，激发了更大的想象空间，这种跨文化交流引起的触动作用才是最为重要的。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化变得不古不今，不中不西，并非简单的外来“冲击”所致，而是由形形色色的不同因素综合而成。外来思想中包含的进步观点、立场、方案、主张、主义……，具有普世主义的参考价值，但都要在理解、消化、吸收后才能成为汉语语境的一部分，才会有更好的发挥。在这一方面，明末徐光启有一个口号可以参考，那便是“欲求超胜，必先会通；会通之前，先须翻译”。反过来说，“翻译”的目的，是为了中西文化之间的融会贯通，而非搬用；“会通”的目的，不是为了把新旧思想调和成良莠不分，而是一种创新——“超胜”出一种属于全人类的新文明。二十世纪的“民国西学”，是人类新文明的一个环节，值得我们捡起来，重头到底地细细阅读，好好思考。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邀我主编“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谨献一二弁言于此，是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