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男神演变史

大陆男神演变史

上世纪80年代早期的大陆本土男神长什么样？

就是朱时茂那样。

朱时茂以1982年公映的电影《牧马人》起家，他自称当时受欢迎程度堪比后来F4的周渝民。“有不少女生跑到电影厂门口要表白的，而其中有的还是活跃在舞台上和银幕上的明星，不过有些东西只有我们之间知道，是秘密，我不能说的。”

之所以被这么多人点赞，是因为当时他几乎聚合了那个年代人们关于男神的所有要求：当过兵，线条阳刚（时下很多男明星只是线条“硬朗”而不是“阳刚”）；浓眉大眼，一看就是好人（那时候还没有流行坏坏的帅）；还有一条突出的气质要求：在影片中要有强烈的爱国情绪―没有这个气质，当时看惯了革命题材英雄片的女性，很难为追星找到一个“政治正确”的理由。

这些是构成80年代早期男神的充要条件。更早前（1980年）上映的《庐山恋》中，男主角郭凯敏也是如此。郭与朱在银幕上不仅神似，而且几乎撞脸。 不过总体来说，80年代早期的男神只是过渡性形象，他们的时代功能就是导流量―这批男神保留了70年代之前中国人被框定的男性审美标准，用外形像革命干部的高大全形象，迅速占据女性的视野。但这套本土审美只是一种改良，很快就将让位于另一套舶来的男性审美标准。

上面提到的郭凯敏，时下也正在一部热播的电视剧中出现，昔日男神与现时的“男神”贾乃亮同台，只是许多人已经记不起来了。

下面是舶来男神统治大众女性视野的时间。首先占据优势地位的是两位日本男神―高仓健、三浦友和。

上世纪80年代日本电影《追捕》被反复播放的日子里，仿佛全中国的女人都喜欢上了穿风衣把领子竖起来、脸孔冷峻的男人。据说当年国内有一家服装厂，依照高仓健在影片中的那款风衣生产了十万件，结果半个月时间全部卖光。为《追捕》女主角真由美配音的配音演员丁建华，还有过回家要求丈夫也“要像高仓健”的趣事。

而《血疑》的大热，也是新中国成立之后第一次使“中国男人”与“时尚”这两个词成为邻居。无数的小青年无论高矮胖瘦都套上了喇叭裤。在某些地方，班主任会准备一个酒瓶子站在学校门口，挨个测量学生的裤腿。能塞进一个酒瓶的裤子就是喇叭裤，班主任可以选择将裤脚撕开以示惩戒。

高仓健的出现对于中国男性的审美标准是颠覆性的，他占据男神地位，对许多男性也不是一个好消息。比如唐国强和孙淳。唐国强就曾经将自己早年长达十年的沉寂归结为高仓健的大热，因为那个时候的唐国强是以男性少有的俊俏闻名，被称为“奶油小生”。而这种类型的男性在那个年代的电影银幕上不是主流。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冷峻是唯一的，漂亮是臭不可闻的”。

孙淳的遭遇更极端。媒体报道说，刚出道时他去试戏，导演们都很遗憾地对他讲：“孙淳，你长得太漂亮了”。那时候，男人长得漂亮，是一种包袱。

港台男神，特别是香港男神后来居上―周润发、秦汉、狄龙依次亮相，男神的标准也持续具体：国字脸，脸上有肉；至少有一样标志性的服饰搭配，比如围个围巾。但无论如何，男神都不能是漂亮的，会打扮的全是小流氓。

还记得燕舞收录机广告片中的男主角吗？那已经算是当时有少许叛逆形象的男神。进入2000年之后，他也在电视屏幕上出现过，《还珠格格》里有一个配角就是他扮演的。如果不是刻意寻找，恐怕也没人想得起来。

转机发生在1987年。费翔顶着波浪卷发型走上春晚，他在台上又唱又跳的动静，使得导演组不敢给全景镜头，只敢给脸部大特写。

这一规避风险的安排，更强调了费翔作为一个漂亮男人的存在。接下来，这一造型又统治了中国男神标准好几年。以至于赵本山在80年代末期的造型，也与费翔相近，令人不能自已。

不管怎样，男人可以开始正大光明地漂亮了。只不过这种“漂亮”攻势大规模爆发，还要等到2000年之后。 朱时茂剧照，时间不详。当时市面售卖的很多笔记本，都将这张图作为插页。

就像“漂亮”这种极端形态进入中国男性审美标准如此困难一样，“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也是不被认同的。简单来说，就是姜文、孙红雷这种类型的酷男、型男，成为可被接受的中国男人审美标准，也不是件容易的事。

姜文也是“高仓健效应”的受害者。早年考北京电影学院时，他被淘汰。后来报考中央戏剧学院时，在是否录取他的问题上，老师们之间的争论也很大。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80班班主任张仁里回忆说：“姜文他们这批演员得多亏碰上中戏转型，从过去的以貌取人变为更看重考生内部素质考核”。

姜文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并不回避丑这个话题。正是因为开了姜文这个口子，才有后来的孙红雷。上世纪90年代初，孙红雷在哈尔滨已是很有名气的霹雳舞者。“有人说红雷你那么喜欢演出，就上北京念书学表演吧，我说我长得太丑，不行。他们说你看人家姜文长得也不好看啊。”孙红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这样回忆自己的从影起点。

现下流行的“酷”、“型”审美概念，最初都是从“丑”生发而来。就好像现在的“呆萌”、“正太”、“花样美男”等等，也是从最初简单的“帅”细分出来的说法。

不过，“丑”的出现带有明显的时代背景―准确地说，这种“丑”是一种迎合方式。

还记得这句广告词吗？

“喂，小丽呀„„”

这条上世纪90年代红极一时的无绳电话广告，最经典的场景是“丑”的男

主角蹲在厕所给女朋友打电话，也是因为男主角的“丑”，广告效应得到了加持。 不过，男主角其实并不丑。他本身是珠江电影制片厂的一名普通美工，广告中他带有广东口音的普通话，但其实是后期特意配上的，他能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广告片导演还为了刻意取得“丑”的效果，采用广角俯拍的方式。

总之，当时所有的广告都是俊男美女“王婆卖瓜”式的推销，导演想要用香港电影无厘头的滑稽手段以示区别，让产品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所以男主角就被丑化了。

这其实也是一种市场选择。就像采购商品一样，当人们在审美市场准备采购时，发现审美标准越来越同质后，细分是迟早的事。

“我知道自己长得不好看，赵宝刚就曾相当直接地对我说，‘你长得太难看了’，还有人说，‘红雷你眼睛太小，鼻子太大了，五官单个拿出来还可以，搁在一块就太难看了。’虽然备受打击，但我很清醒地知道演员的形象并不起决定性作用。现在人们的审美观念变了，越来越多的小姑娘喜欢我了，我想我也能挤进偶像派行列了。”孙红雷说。 2006年，高仓健在《千里走单骑》片场。电影导演张艺谋当年就是高仓健的粉丝。

真正意义上的审美市场细分，起于电视剧《流星花园》的突然流行。 而说起《流星花园》的流行，也有强烈的时代背景―台湾琼瑶苦情戏的黄金年代在2000年之前结束了。一种新的剧种，也就是偶像剧被推出市场，而大部分台湾偶像剧的原型来自日本。

同一时期，韩国偶像剧也进入中国市场，《蓝色生死恋》、《冬季恋歌》的持续热度，将韩国欧巴的面孔加入到了中国男性的审美标准当中。也因为韩国特殊的国情，那些天生整容脸的韩国男明星越来越多的被中国人熟知，也被纳入中国男性的审美标准中。实际上，稍有留意就会发现，2000年之前在大陆受欢迎的韩国男星，比如安在旭等，都还有传统韩国男人的气质。韩国男星集体走向“正太”或“呆萌”，是近几年的事。 2002年，以F4做封面的杂志在报刊亭卖得很好。 这又是一次颠覆性的改变。大陆人口结构的变化同时加剧了这种趋势―那些改革开放之后出生的80后，在这时刚好处于青春期，国内的传统男星，大部分是师奶或者少妇杀手，并不能引起他们太大的兴趣。

于是，突然出现的“花样美男”成为审美市场新热点，而“花样美男”追根溯源，是实打实的日韩制造。“整个观众误导的已经绕了一大圈了，从一开始到漂亮，像《庐山恋》，观众喜欢，男女（演员）漂亮。到高仓健，哎呀，冷峻，冷峻是唯一的，漂亮是臭不可闻的。冷峻一过，怪的，要怪的，然后怪到一定程度之后，就是要丑的，结果又是丑星当道。最后又变成什么呢，F4又回来了，又绕回来了，一大圈，又得奶油了，又得偶像了。”唐国强说。所以，对于中国男人来说，丑从来不是天赋，而帅也从来只是被动选择。

这种兜兜转转的习性，在中国男人的审美当中反复出现。当高仓健红的时候，人们把大衣领子竖起来；时隔20年，当电视剧《奋斗》火了之后，2008年的夏天，男人们像佟大为一样在街上又将POLO衫的领口竖了起来。

而且POLO衫的质量优劣也要看领子竖得时间是否够长，有家淘宝店在向顾客说明自家45元一件的“真品鳄鱼T恤”质量时称：“本店卖的鳄鱼衫与别家不同的是，领子够挺括，而且领子的背面还有鳄鱼的标志，让你方便把领子竖的时间更久，潇洒气度不留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