振叶寻根――家族成员对王筠治学的影响

　　摘要：作为清代“说文四大家”之一的王筠，之所以能够在《说文》研究方面取得骄人成就，坐上“清代文字学第一把交椅”，除了得益于自身的努力和师友的帮助等诸多因素外，亦与其家族成员的影响有着密切的关系。祖父王周早年的启蒙教诲，对王筠读书善疑态度的养成有着密切的关系；父亲王驭超的言传身教，既拓展了王筠的知识领域和体察深度，又为其从事《说文》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其表祖在王筠早年接触钻研《说文》六书之学与援古证今、舍碑印而择金文之认知方面，有启迪引发之功；其妻高梦萱阁亦与王筠在《说文》研究方面多有唱和。 　　关键词：王筠 王周 王驭超 表祖 高梦萱阁 　　中图分类号：G0 文献标识码：A 　　现代心理学理论认为，一个人自幼人格的养成与后天学业的建树，无不受到家庭因素的影响与制约。作为清代“说文四大家”之一的王筠（字贯山，号友），之所以能够在《说文》研究方面成为“许氏之功臣，段、桂之劲敌”，坐上“清代文字学第一把交椅”，除了一生以《说文》研究为“性命之学”的内在因素外，亦与其家族文化的熏染和祖父王周、父亲王驭超、表祖（名姓缺失）、妻子高梦萱阁等家族成员的影响和帮助有着密切的关系。 　　一 影响王筠读书治学的第一人――祖父王周 　　王筠之祖父王周，字子蘧，号念复。生于雍正十一年（1733），卒于道光二年（1822）七月二日，享年90岁。王周为人极其孝顺，善于经营家产，尤以教族子弟读书为业。平生喜爱明朝林瀚（字亨大，号泉山）之言，曾著《学吃亏篇》以明其心志。 　　幼年时期的王筠，在11岁入塾正式拜王惺斋（字朝辂）为师之前，由于其父王驭超仕宦在外，故大部分时间是跟随祖父王周在老家安丘读书学习。王周作为王筠读书治学的启蒙人，对王筠读书为人之道的养成，产生了重要影响。王筠回忆幼年读书祖父对自己的影响时曾写到：“家君居京师，读书为人之道皆得之大父。”咸丰元年（1851），68岁的王筠对自己幼年跟随祖父初学《诗》《书》有疑而不敢问的经历仍念念不忘，于《教童子法》中做了详细地描述： 　　读《四书》时，见《大学》《中庸》注，皆题朱某章句，《论语》则题朱某集。不知古人注书多名章句，又不知《学》《庸》是古注粗疏，朱子创为此，则名章句。《论语》则多用前贤说，故名集也。又不知“注”“”是古今字，转以“”字为正。不敢问之师也。读《诗经》时，见《国风》一，不知下有《小雅》二、《大雅》三、《颂》四也。又曰《周南》一之一，不知上“一”字承《国风》一，下“一”字对下《召南》一之二至《豳》一之十五言也，直以为呓语而已。亦不敢问之师也。读《周易》时，见二程子序，当时虽不知朱子乃程子再传弟子，无由为朱子作序，然疑《四书》《诗经》皆朱子自作序，此何以他人作序也？朱《周易》一段末云：“今乃定为经二卷，传十卷。”核其卷数，固不符。不知朱子本义本连书于程子《易传》之后，述而不作，故谦而不再作序。朱子定本是文王《彖辞》、周公《爻辞》，分两篇居首，孔子自作者退处于后，不敢掺杂先圣之文，圣人之谦也。曰《彖上》《彖下》《象上》《象下》《系辞上》《系辞下》《文言》《说卦》《序卦》《杂卦》，谓之十翼。御纂《周易折中》即用朱子旧本也。明永乐时，苏州府教授删《程传》，专用本义。朱子曰：《程传》备矣者，始录传于后。而《序卦》传之《程传》，本分冠各卦之首，他不知，合录于本篇，遂致《序卦》无一字注解。我虽疑之，亦不敢问也。惟十一岁从王惺斋师，事事皆讲，遂知用心，以有今日。 　　由此可见，幼年时期的王筠已在祖父王周的教诲之下，逐步养成了字字细求、善存怀疑的读书治学态度。 　　二 影响王筠读书治学的家族成员――父亲王驭超 　　王筠之父王驭超，字驾千，号约斋。生于乾隆二十一年（1756），卒于道光十二年（1832）十一月二十八日，终年七十七岁。早年曾受知于仁和赵鹿泉先生，乾隆四十九年（1784）岁试第一，乾隆五十一年（1786）中顺天榜举人，次年考取咸安宫官学教习。历任四川遂宁、安徽潜山、霍邱、阜阳知县，寿州知州。一生著述颇丰，其中影响最大的当属《海岱史略》。 　　王驭超对王筠一生产生了重要影响，可以说是影响王筠读书治学最为深切的家族成员。王筠幼时，仕宦在外的王驭超虽不能亲授王筠学业，但并没有因此而忽略对王筠的教育，时常写信教诲王筠读书治学须放开眼孔。王筠在《送光寿堂先生序》中曾回忆道： 　　犹忆十一岁时，家君寄谕曰：“人不可眼孔小。”于是胆少壮，而未深悉其理，遂以不敢妄自菲簿之意，转而为不敢菲薄斯人之心。故论人则以圣贤律之，论诗则以杜、李、王、孟律之，论文则以秦、汉、唐、宋律之。 　　嘉庆四年（1799），王驭超远赴安徽潜山任知县，时年王筠已17岁。考虑到家乡教育条件的局限性（王筠曾在《送光寿堂先生序》中写道：“余居渠邱之鄙，为穷乡僻壤之地。天高山犬泽，以涤荡其心胸；无修竹茂林，以发明其耳目；又无秘书，以恣探讨；明师益友，以相与切磋琢磨，盖汩没于其中者十有七年矣。”故携王筠一同宦游江南。初至潜山，王驭超为使王筠能早日在科第上获取功名，因此对其督课甚严，而王筠“亦于读书之外别一无所好。尝观剧庭中，曲三终，默诵《周易》一过，丝肉之声嘈杂喧弗闻也”。 　　安徽期间，王驭超不仅亲督王筠学业，而且还先后聘请了孙药亭、方东树（字植之）等多位老师为王筠讲授学业，对王筠学问的养成起到了很大的帮助作用。嘉庆五年（1800），王筠先从师于孙药亭，专意词章之学，与师多有唱和。后又与县府幕僚庐陵人刘紫垣结为莫逆之交，朝夕相处五年。嘉庆十年（1805），53岁的桐城人光寿堂担任潜邑山长，王筠与之一见如故，遂订为忘年交，两人相互切磋诗文，甚为投契。同年年底，光寿堂应须江刺史主讲席之聘而离去，王筠作《送光寿堂先生序》以赠之。嘉庆十一年（1806）八月，王驭超再署阜阳，次年又延请桐城人方东树于署，让24岁的王筠与堂叔王志超一同从其受学。 　　王筠在安徽游学期间，先学诗赋、古文、填词，然都因与其性情不合而作罢；后又涉猎经学，喜欢篆籀，年近三十才致力于《说文》之学。王筠作于这一时期的《覆瓿社灯谜》、《清诒堂灯谜》等，可视为其走向文字学研究的尝试之作。 　　嘉庆十三年（1808），王驭超因“潜山任内相验不实”案而被罢官。嘉庆十七年（1812），王驭超回归故里。此后二十余年，伏处于枫叶村学堂，专以读书问学与训导弟子为业。嘉庆二十一年（1816）秋，其二儿子王简参加乡试，因“主司以山东人物为问不能对”而失利。王驭超认为：“此即孟子所云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者也。宁不贻桑梓羞乎？乡曲之士习帖括以弋功名，语以稽古之学则笑以为迂，抑知学问由人、功名有命，得失亦略相等耳。”为帮助儿子顺利通过科举考试，在遍请名师施教的同时，王驭超亲率诸子取两汉至明朝史传所载山东前贤之事迹，历时三年而辑为《海岱史略》。 　　从以上史料我们不难看出，王驭超的确是影响王筠读书治学最为深切的家族成员。不仅于仕宦生涯之中，以宾从附益、切磋琢磨，延伸拓展了王筠的知识领域和体察深度，为其后来从事《说文》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而且携诸子编写《海岱史略》的经历，对王筠治学经验的养成亦功不可没。 　　三 王筠研治《说文》六书的启发者――表祖×× 　　除王驭超之外，尚有一“表祖”者对王筠早年接触《说文》六书之学亦有启迪引发之功。王筠之表祖究竟是谁，今天已无从考证。然从清人的称谓用语来看，可知此人当与王筠祖父或外祖父同辈。清人李因笃《仪小径》云：“表兄弟姊妹之子，曰表侄；表侄之子曰重表侄。谓我表侄者，我谓为表伯叔；谓我重表侄者，我谓为表祖。表祖以上，重表侄以下，不见礼传，则亦不必推矣。”另外，从王筠《论小学二书》中，我们还寻觅到以下信息。一是，此人当与王筠之友人翟云升（字舜堂，号文泉）过从较为密切。王筠《论小学二书》云：“去岁辱承札示，窃幸愚蒙得所启发，故竭鄙衷以俟两端之叩。悚息待命，一载有余，未见还示。惟闻文泉言先生见赏而已。”二是，此人当精于《说文》之学，尤对元代文字学家周伯琦（字伯温）之《六书正讹》稔悉能详。王筠不仅向其借阅过《六书正讹》，并且曾经写信向其请教过《六书正讹》中存在的诸多问题： 　　今《正讹》于俗字及《说文》本有之字，概目为俗别，或命为隶。夫身不生汉以上，安能知祭酒所收之字为俗别？欲取断碑古印以辟专门名家，不可也。如其叙文所引东观记古印，又安可俟哉……夫《说文》之芜久矣。徐鼎臣表云：写《说文》者多非其人，故错乱遗脱，不可尽究。今以集书正副本及群臣家藏者备加详考。然筠犹病其未考他书之引《说文》者，即如《释文》所引，半与徐本异，而义胜者多。苟能博采，尚可补苴，惜乎鼎臣之不能也。筠读之六个月，略有窥测。而学殖浅薄，家少藏书，未能阐发。所纠《正讹》之失，亦未知果是与否。结识太疏，独学无友，表祖而外，谁与正之？故敢缕陈，上乞斧削，惟裁示是幸。《正讹》篆法，良可爱玩，姑留案头，未能返璧。 　　从王筠上述所言可知，其表祖在王筠早年接触钻研《说文》六书之学与援古证今、舍碑印而择金文之认知方面，确有启迪引发之功。 　　四 王筠研治《说文》的伴随者――妻子高梦萱阁 　　王筠之妻高梦萱阁，清代胶州名仕高薰业铁崖（字又阜）之女、著名画家高凤翰（字西园，号南阜）之孙女，曾受业于满洲那彦成易堂之六公子枝止，自幼喜爱文字之学。自嘉庆七年（1802）嫁于王筠为妻，伴王筠治《说文》五十余年，与王筠多有唱和。从王筠《说文释例》中所存的两个例证，我们即可以推想二人分析字形、说解字音时的唱和情景： 　　“牛”下云：“象角头三封尾之形。”“羊”下云：“象头角足尾之形。”案：牧牛羊者，必群驱之。而牧牛者，牛在前，人在后；牧羊者，人在前，羊在后。《诗》曰“麾之以肱，毕来既升”，羊性然也。牛则各识家而竞入矣，故“牛”之为字也，亦象自后视之之形。顾许君以为“角头三封”，小误。牛头下于肩，而肩高于顶，安得字之中出者与两角齐？段氏作篆中直下于两角，盖亦疑之而未得其所以然。余妻高梦萱阁曰“中出者象项领形”，是也。牛领本高，河南牛服轭，领尤高矣。《汉书・西域传》“宾国出封牛”颜注：“封，牛项上隆起者也。”此虽异物，然足证“封”可以谓“项”也。惟自后视之，先见其尾，再见其足，再见其领与角。牛行下首，故领与角三封也。乃“羊”字为迎而视之之形，而有头角四足一尾。“牛”字乃两足者，牛羊股短而腹大，自前视之，腹能蔽障其后足；自后视之，腹能蔽障其前足。然羊体小，为人两目所能摄，故四足全见；牛体大，为人两目所不能摄，故止见其后足也。许君之说牛也，不言足，盖亦疑而未决。 　　“产”下云“彦省声”，亦不甚妥……《唐韵》：“所简切。”段氏谓今南北语言皆作“楚简切”。余妻高，胶州人，其读书语言皆作“所简切”。恐它处尚或有之，勿以不见者为无也。 　　综上所论，我们不难发现，王筠之所以能够在《说文》研究方面取得如此骄人的成就，坐上清代文字学研究的第一把交椅，除了自身努力的内因之外，亦与其祖父、父亲、表祖、妻子等家族成员的影响与帮助有着密切的关系。 　　注：本文系山东省社科规划课题《王筠〈说文〉著述的民俗学解读》（08JDC087）后续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 殷寄明：《语源学概论》，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2] 屈万里、郑时：《清诒堂文集》，齐鲁书社，1987年版。 　　[3] 王筠：《教童子法》，中华书局，1985年版。 　　[4] 王驭超：《海岱史略》，山东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5] 徐梓、王雪梅：《蒙学须知》，山西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 　　[6] 王筠：《论小学二书》，《学海月刊》，（第一卷第四册），民国三十三年上海印本。 　　[7] 王筠：《说文释例》，中国书店，1983年版。 　　作者简介：刘家忠，男，1962―，山东寿光人，本科，教授，研究方向：汉语史、地方文献，工作单位：潍坊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