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清新自由主义的反社会主义本质

继续深入研究、批判新自由主义，对于拓展、丰富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和政策，确保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事业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为此，就新自由主义的本质等相关问题，我们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何秉孟研究员。

一、新自由主义核心理念的攻击矛头直指社会主义

▲（采访者简称▲，下同）：何研究员您好！感谢您能够接受我的采访。您过去发表过很多批判新自由主义的文章，对新自由主义的本质有比较深刻的认识，了解新自由主义的来龙去脉。能不能请您先谈一谈新自由主义产生的经济社会背景？

●（被采访者简称●，下同）：以哈耶克为鼻祖，以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为核心理念的新自由主义，产生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比较特殊的经济社会背景之下。

一方面，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资本主义加速由自由竞争阶段向垄断阶段过渡，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已越来越不适应垄断资本主义的需要。在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期间，从《资本论》中多多少少汲取了一些营养的凯恩斯，较为敏锐地把握住了资本主义发展的这一阶段性转换，对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进行了扬弃，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就业、投资、货币等的论著，并于1936年出版了代表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对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进行了所谓的“凯恩斯革命”，逐步取代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成为主导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主流经济学；另一方面，苏联的以公有制为基础、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社会主义经济蓬勃发展，显示出社会主义对于资本主义的极大优越性和以公有制为基础、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强大生命力，从根本上对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的基本理念形成挑战。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哈耶克相继发表了《价格与生产》《储蓄的“悖论”》等文章，对凯恩斯主义进行批判，为以自由竞争、自主经营、自由贸易等为基本理念的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辩护。

哈耶克在对凯恩斯主义大加挞伐的同时，对社会主义制度所显示出的巨大优越性熟视无睹，与他的老师冯·米塞斯，挑起了同波兰经济学家奥斯卡·兰格等关于经济计算问题的论战，借以攻击社会主义。冯·米塞斯是一个极端仇视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思想家。早在20世纪20年代初，米塞斯就相继发表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经济计算》和《社会主义》等论著，否认社会主义有实行经济计算和合理配置资源的可能性。他认为，没有计算就不可能有合乎经济的活动；市场和它的价格形成功能是经济计算的必要条件，而市场及其价格形成机制必须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社会主义经济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不可能有真正的市场，也就不可能存在以货币表现的价格制度，这就等于是放弃经济计算。于是，米塞斯得出的结论是：社会主义“不可能有合乎经济的活动”，不可能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年轻时代的哈耶克，本是一个信仰费边社会主义的青年。据哈耶克自己说，他就是在读了米赛斯的《社会主义》这本小册子之后，背叛了对费边社会主义的信仰。哈耶克就是在米赛斯这样一个极端仇视社会主义的老师的熏陶之下、逐步步入学术殿堂并开始反社会主义的生涯的。可见，以他为鼻祖的新自由主义，从其问世之日起便打上了逆历史潮流、反对社会主义的胎记。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特别是30年代，资本主义陷入无休无止的金融一经济危机，不仅对社会生产力造成巨大破坏，使资本主义经济倒退近30年；而且对人类生存造成巨大灾难，导致资本主义国家数以千万计的劳苦大众被饿死，仅美国就有800余万穷人饿死街头，占当时美国1.2亿人口总数的7％。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社会主义苏联经济欣欣向荣，社会、文化及科学教育等各项事业蓬勃发展。这种强烈对比，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提供了广泛的社会基础，社会主义思潮在英、美、德、法等工业发达国家风靡一时，广大工人阶级和其他中下层劳苦大众乃至许多知识分子，崇尚社会主义，将“铲除私有制度”、实行公有制和实行计划经济视为理想目标。这一切使哈耶克等人觉察到，对于资本主义制度的生死存亡而言，最大威胁是社会主义思潮，而非凯恩斯主义；凯恩斯主义虽然对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的基本理念有所背弃，但仍没有跳出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窠臼，凯恩斯推行其政策主张的目的在于改良资本主义。同时，美欧等资本主义国家在凯恩斯主义主导之下治理危机已初步取得成效，致使哈耶克等将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推向极端的市场原教旨主义，在美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没有市场。在这种形势下，哈耶克等人将主要攻击矛头由凯恩斯主义转向社会主义。

▲：哈耶克等人主要攻击社会主义哪些方面？

●：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和苏联社会主义经济的繁荣形成鲜明对照。面对上述现实，在嗅觉方面较其老师米塞斯更敏锐的哈耶克，没有像其老师米塞斯那样，在所谓社会主义能否进行“经济计算”、能否实行“资源有效配置”问题上胡搅蛮缠，而是将对社会主义的攻击矛头集中于不同阶级具有不同理解或标准的“自由”议题上。1938年，哈耶克发表《自由与经济制度》一文；之后，他以这篇文章的核心思想为基础，撰写并于1944年出版了专著《通往奴役之路》。在这部所谓“成名作”中，他说，我们的要点与其说是独裁必然不可避免地消灭了自由，毋宁说是计划导致独裁，因为……集中计划要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可能的话，独裁本身是必不可少的。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专政”，即使形式上是民主的，如果它集中指导经济体系的话，可能会和任何专制政体所曾做的一样，完全破坏个人自由。因为计划经济所引起的问题，并不仅仅是我们是否会按照我们所喜欢的方法满足我们认为是重要的或不太重要的需要的问题，而是是否会由我们自己来决定什么对我们是重要的和什么是次要的，或这是否是必须由计划者加以决定的问题。哈耶克进一步论证道：当指导一切经济活动的当局控制了用于我们所有目标的手段的配置后，“也就控制了用于我们所有目标的手段，因而也就必定决定哪一种需要予以满足和哪一种需要不予满足。这实际上是问题的关键。经济控制不仅只是对人类生活中可以和其余部分分割开来的那一部分生活的控制，它也是对实现我们所有目标的手段的控制。任何对于手段具有唯一控制权的人，也就必定决定把它用于哪些目标，哪些价值应得到较高的估价，哪些应得到较低的估价。总之，就是决定人们应当相信和应当争取的是什么”，这也就意味着社会主义将剥夺个人的所有自由。尤其恶毒的是，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中，竟然将苏联的社会主义同希特勒的法西斯主义混为一谈，胡说“纳粹领袖和法西斯领袖”“开始时都是社会主义者”；近些年来，一个又一个的观察家，尽管在研究他们的题目时期待迥异，但对“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之下许多方面情况的相似性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危言耸听地警告乃至吓唬欧美追求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年轻的共产主义者都能比较容易地转变为纳粹分子，不要轻信社会主义关于允诺更大自由的宣传，倘若允诺给我们通往自由的道路一旦事实上被证明是一条通往奴役的道路的话，悲剧岂不更惨。他要求信仰社会主义的年轻知识分子，进一步推敲社会主义理想目标的具体含义之外，还必须权衡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所要付出的代价！充分暴露了新自由主义鼻祖哈耶克及他所创立的新自由主义理论体系的反社会主义的本质。

▲：哈耶克1944年就出版了他的代表作《通往奴役之路》，但直到20世纪70年代新自由主义的影响力才真正显现出来，这期间他做了什么？

●：在他的代表作出版后的30多年中，哈耶克等人沿着这条反社会主义道路，主要干了两件事：其一，是潜心完善其反社会主义的理论，先后发表了《自由宪章》等著述；其二，是纠集了一批以复兴自由放任市场经济理论、反社会主义为己任的英、美等国的资产阶级经济学者，成立了朝圣山学社，宣传新自由主义核心理念，培植、壮大新自由主义队伍。到了20世纪70年代，以哈耶克为鼻祖，以科斯、米塞斯、弗里德曼和卢卡斯、拉弗和费尔德斯坦等为骨干的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队伍初步形成气候，并以这些骨干为首，形成了诸多学派，其中，主要的学派有：以哈耶克为掌门人的鼓吹彻底私有化、自由化的伦敦学派；以美国的现代货币学派创始人弗里德曼为领袖的反对政府干预经济、主张完全自由化特别是金融自由化的现代货币主义学派；以科斯为首的鼓吹完全私有化的新制度经济学派；以芝加哥大学教授罗伯特·卢卡斯为首的反对任何形式的国家干预经济、主张应听任以“理性预期”为基础的市场经济自动调节的理性预期学派；以拉弗、费尔德斯坦为首的认为供给自动创造需求、政策应向资本倾斜，反对政府实行扩张性财政以提振社会有效需求的供给学派。这几个主要学派的形成，再加上20世纪90年代初出笼的“华盛顿共识”所主张的“全球一体化”即“全球美国化”，表明经过哈耶克一伙半个多世纪的苦心经营，以反对社会主义、巩固资本主义制度为终极目的，以主张完全私有化、绝对自由化、彻底市场化和全球“一体化”即全球“美国化”为核心理念的新自由主义已经形成。

二、20世纪80年代后新自由主义嬗变为国际金融垄断资本扼杀社会主义的理论武器

▲：您是否认为正是20世纪70年代末资本主义世界的主要国家出现了滞胀危机才导致把新自由主义捧上了美英主流经济学的宝座？

●：是的。70年代末的滞胀危机使人们开始批评凯恩斯主义，转而想借助新自由主义寻找出路。20世纪30年代、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凯恩斯主义主导下，美欧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实现了较长时期的持续增长，这就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至今仍有人津津乐道的所谓近30年的“黄金发展期”。但无论是凯恩斯主义主导也好，还是后凯恩斯主流派主导也好，均未触动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因而也就改变不了资本主义经济固有的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这一基本矛盾，以及由这一基本矛盾所决定、所引发的周期性的经济危机。资本主义世界在经过近30年的持续中速发展进入70年代后，各国先后遭遇以高失业、经济低增长或停滞（下降）、高通胀即所谓“两高一低”并存为特征的滞胀危机。这种“两高一低”同时存在的现象，是此次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出现的一种新的社会经济现象。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生产利润率下降趋势的规律，是导致这场长达10年的“滞胀”危机的重要的直接原因。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凯恩斯主义或后凯恩斯主流派主导之下，经过五六十年代相对平稳的发展，资本积累不断增长，科学技术日益进步，资本的技术构成从而资本的有机构成不断提高；同时，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欧洲诸国，出于缓和国内阶级矛盾并对苏东国家进行“和平演变”的需要，大致从六七十年代开始，加大了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而高福利建设需要大量资金，这就势必提高资本所得税。正是上述双重因素的叠加，不可避免地销蚀了实体产业资本的利润空间，导致资本利润率趋于下降；资本利润率的下降，又导致固定资本投资疲软；为维持较高资本利润率，国家垄断资本利用其垄断地位，扭曲市场法则，强行推高物价；驱动经济复苏的另一只轮子——社会消费，因为劳动者大量失业及高通胀而持续低迷，使资本主义经济只能在“两高一低”的“滞胀”隧道中爬行整整10年。

实体产业资本利润率在下降，而金融领域、资本市场虽然风险大，但存在着通过高杠杆投机操作获取高额回报的机遇。于是，具有冒险天性的资本纷纷离开实体产业向金融领域、资本市场集中，使金融垄断资本迅速扩张、膨胀，并开始了由“圈地”（办实体企业）向直接“圈钱”的蜕变，从而也开启了资本主义由国家垄断阶段向国际金融资本垄断阶段过渡的历史序幕。

一直觊觎资产阶级主流经济学宝座的新自由主义各学派，出于偏见，对20世纪70年代发生“滞胀”危机的真正原因，根本不愿承认，而且渲染什么“滞胀”是凯恩斯主义主导的国家对经济实行干预，以及实施宽松财政政策等所致；同时，借机大肆贩卖他们的“市场化、私有化、自由化”和“全球一体化”等市场原教旨主义货色。哈耶克一伙的作为，同“滞胀”期间急剧膨胀的、正急于摆脱国家监控、控制全球经济、掠夺全世界人民的美英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一拍即合。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代表美英金融垄断资本集团利益的英国保守党撒切尔和美国共和党里根先后上台执政，将凯恩斯主义扔进了历史博物馆，把新自由主义捧上了美英主流经济学的宝座。

▲：我们知道，在20世纪70年代末，撒切尔上台后就在英国竭力推行新自由主义的改革，请谈谈您对撒切尔的看法以及英国当时的情况。

●：撒切尔是一个信仰新自由主义、反对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政客。1975年，撒切尔当选为保守党主席不久，即同哈耶克会面，表达了她对哈耶克的崇拜；1979年她当选为英国首相后，更是把哈耶克视为导师，并给哈耶克写信说：过去这几年，我从您那儿学到了很多东西，对此，我很自豪。我希望，您的一些观念能被我的政府付诸实施。并立即以“撒切尔主义”的名义将以哈耶克为掌门人的伦敦学派的核心理念作为保守党的执政理念，推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两党达成的“共识政治”（指1945年7月工党通过大选获胜组建的艾德礼政府所提出的建设福利国家的执政理念。即以实行“民主社会主义”为目标，实施自由经济与计划经济结合、国有制与私营制相结合，推进企业国有化，扶植工会组织、保护劳工利益，建设福利国家），推进以国有企业私有化，紧缩财政政策，压缩社会福利开支，减少政府调控，以及围剿工会、扑灭社会主义运动为特征的所谓新自由主义“改革”。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英国工人阶级、工会及工党为战胜德国法西斯付出了巨大牺牲、作出了重大贡献。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后，工党和保守党历届政府基本上践行了“两党共识”，在实行国有化、计划调节，发展国民经济的同时，扶植工会组织，加大社会保障事业投入，提高劳动者收入，建立了一套较为完整的社会福利制度，贫富差距缩小到二战以来的最低；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工会力量不断壮大，至70年代后期，会员人数已经占到全国所有劳动力的57％；工会从组织结构到与政府、资本家讨价还价的机制进一步完善，并争取到了宝贵的法律保护和法律特权，实际上已经成为半政府性质的机构，能够影响甚至直接参与政府经济社会政策的制定，在英国政治、经济生活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成为工会、保守党、工党“三伙伴关系”中的重要一极。

撒切尔在英国推行新自由主义所谓“改革”遭到广大工人、工会的强烈抵制与反对。对于这一点，撒切尔和哈耶克一伙是早有预判的。当撒切尔推行新自由主义改革遇到工会激烈抵制与反抗时，哈耶克终于按捺不住，跳出了他蛰伏多年的研究圈，直接走进政治战场，充当起了撒切尔向工人、工会开刀的狗头军师，用哈耶克自己的话说，－－“以某种方式参与了政治……投入很多精力，帮助撒切尔向工会组织开战”。撒切尔按照哈耶克关于对付工会反抗的最有效办法，就是要从法律上做文章，从1980年开始，从法律的角度，对工会进行钳制，削弱工会力量，乃至打击工会。首先，通过1980年、1982年、1988年和1990年4次修改《就业法》，逐步剥夺了工会所享有的所有豁免权；其次，通过上述几个《就业法》和1984年的《工会法》限制工会组织罢工和工人参加罢工；此外，还通过1980年的《就业法》和1986年的《工资法》纵容资本家可以任意降低工人工资乃至任意解雇参加未经同意的罢工的工人。

撒切尔、哈耶克一伙，在一手拿刀砍向工会、工人的同时，另一手举刀砍向国有企业。根据“两党共识”作为“民主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所建立的“国有企业”中的60％被撒切尔政府或出卖或并购重组折腾掉了。从此，社会主义运动在英国转入了低潮。撒切尔用这一切为自己换来了一个至今仍为有些人津津乐道的“铁娘子”这样一个歧义很大且并不太雅的“雅号”！哈耶克也因此获得了伊丽莎白二世授予的名誉勋位！

就在撒切尔和哈耶克一伙在英国推行新自由主义所谓“改革”、扼杀社会主义运动之时，另一个金融帝国－－美国的国际金融垄断资本的代理人、共和党人里根入主白宫后，也在美国推行所谓新自由主义“改革”，摈弃“罗斯福新政”或新古典综合派实施的政府调控、扩张性财政等社会经济政策，实施“自由化”、特别是“金融自由化”以及降低资本所得税、紧缩财政等政策，目的在于为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不受监管地牟取高额利润进一步扩张服务，以加速美国资本主义从国家垄断阶段向国际金融资本垄断阶段过渡。

至20世纪80年代后期，撒切尔、里根在英美推行新自由主义的所谓“改革”均已大致实现了他们的预期目的。正因如此，哈耶克于1988年，十分得意地抛出了他的最后一部著作——《致命的自负－－社会主义的谬误》，企图以胜利者的姿态，用他的这部小册子为他一辈子同社会主义的战斗划上一个满意的句号，并以胜利者的姿态宣告：不论是以科学、事实还是逻辑为根据，社会主义都是错误的；社会主义思想在许多实践领域的应用屡屡遭受失败，便是这些谬误的直接后果！以此鼓动他在学界的信徒，以及撒切尔、里根之流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同社会主义战斗！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哈耶克、撒切尔、里根这三位不同性别甚至年龄差距相当大且职业也根本不沾边的人，之所以能够结成“铁三角”，就是因为他（她）们有着共同的信仰－－反社会主义：同社会主义斗争了一辈子的哈耶克对社会主义的仇视不用多说；撒切尔在1975年2月当选为保守党领袖后，便严厉批评当时一些西方国家对苏联的缓和政策，宣称自己坚决反对社会主义的立场；里根1981年入主白宫后，也多次发表讲话，对社会主义的道义合法性进行攻击，把西方的自由、民主作为普世价值，以此为标准来衡量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将社会主义等同于法西斯，诋毁社会主义是“磨灭人民的自由和尊严”的“极权主义”。这个“铁三角”经过一番密谋、策划之后，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联袂向全球推行新自由主义理念，加大了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和平演变战略的力度，为美英国际金融垄断资本控制全球经济、建立世界金融霸权、榨取和掠夺全人类扫清道路。

▲：您前面谈到新自由主义具有反社会主义的本质，那么，苏联的解体是否与新自由主义有着紧密的联系？

●：是的。正是所谓的戈尔巴乔夫式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将社会主义苏联带进了万劫不复的深渊。在20世纪80年代的全球冷战格局中，美苏两超称雄。苏联成为国际金融垄断资本全球扩张的主要障碍，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美英反共同盟的头号敌人。从已经曝光的材料看，美英反共同盟为搞垮苏联，各种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在军事上，联合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凭借其所拥有的巨大金融实力，推动同苏联的恶性军备竞赛，以拖垮苏联经济；政治上，通过分化、拉拢、培植、收买等下流手段，在社会上网罗一批由所谓“公知”组成的“持不同政见者”队伍，散布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西方宪政理论等西方资产阶级理论，抢占意识形态、思想舆论的制高点，诽谤公有制，消解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

尤其狠毒的是，美英联盟通过在苏共领导层内分化、拉拢、培植甚至安插特务等手段，拼凑了一支盘踞在苏联共产党领导高层的由戈尔巴乔夫、亚·尼·雅科夫列夫、谢瓦尔德纳泽以及叶利钦等组成的国际金融垄断资本的政治代理人队伍，按照国际金融垄断资本的旨意推进戈尔巴乔夫式的新自由主义改革，一步一步将社会主义苏联带进了万劫不复的深渊：戈尔巴乔夫窃取苏共中央总书记不久，也即1985年12月，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进修期间被美国特工机关收买的亚·尼·雅科夫列夫给戈尔巴乔夫写信出谋献策，建议通过“公开性”实现“民主化”，实际上是要以“公开性”为工具，揭露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历史上的所谓“阴暗面”和“消极现象”，推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改革”。一年后，也即1987年1月，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中央全会上正式提出所谓“改革”旧体制的方法：即思想方面的“公开性”和社会变革的“民主化”，以进一步策动苏联的各种反对派疯狂声讨苏共；1990年1月，戈尔巴乔夫发表讲话：我认为实行多党制不会是悲剧，我们不应该像魔鬼怕烧香那样害怕多党制。对于戈尔巴乔夫的讲话所透露出来的弦外之音，苏联国内形形色色的持不同政见者及所谓“民主派”们心领神会，立即于1990年2月4日苏共中央全会召开前一天，在莫斯科召开了有20万人参加的集会游行，喊出了“取消苏共领导地位”“审判苏共”“实行多党制”等反动口号。2月5日，戈尔巴乔夫在中央全会上对上述猖獗行为不仅没有明确表示反对，反而说：苏共的领导地位“不应当依靠宪法强行合法化”。正是在戈尔巴乔夫和掌握宣传舆论大权的雅科夫列夫等一伙的操纵与推动下，3月11日，苏共中央全会决定向苏联人民代表大会提交修改宪法第六条等建议。三天后，第三次苏联（非常）人民代表大会正式通过修改宪法的法律。将其中第六条“苏联共产党是苏联社会的领导力量和指导力量，是苏联社会政治制度以及国家和社会组织的核心”，修改为“苏联共产党、其他政党以及工会、共青团、其他社会团体和运动通过自己选入人民代表苏维埃的代表并以其他形式参加制定苏维埃国家的政策，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法律同时还规定，苏联公民有权组织政党，至此，苏联共产党下台只能以“日”来计算了！

但对于美英国际金融垄断资本来说，戈尔巴乔夫在苏联的使命还没有完结，他还有必要在“苏联共产党总书记”的位子上再呆那么几天，因为当时苏联强大的国有经济尚未到伤筋动骨的地步。就是说，苏联体制核心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还没有被摧毁，戈氏在这方面还有利用价值。1990年8月17日，他在敖德萨军区发表谈话，攻击苏联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特别是国有大型企业，说“国家所有制垄断”是当前苏联“经济危机状况的主要原因”，主张“通过财产非国有化、取消垄断、全面改革所有制关系”，“实现所有制私有化”。可见，在撒切尔、里根以及戈氏的战友雅科夫列夫等几年的耳提面命之下，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基本理念，已经深深渗入到戈氏的脑海中了！

盘踞在苏联领导层内的另一位国际金融垄断资本的政治代理人时任俄联邦总统的叶利钦，当然不甘落于戈氏之后，在戈氏敖德萨讲话之前，就推出了由自由派经济学家亚夫林斯基参与拟定、并经他首肯的主张“在俄联邦实行广泛的私有化和价格自由化”的“500天计划”。戈尔巴乔夫为了不致使“改革”主导权旁落，1990年5月24日，也授意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雷日科夫在第三次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作了《关于国家经济状况和向可调节市场经济过渡的构想》的报告，提出向“可调节市场经济”过渡的“政府纲领”，以与“500天计划”相抗衡。但雷日科夫的关于苏联经济改革的“构想”，在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方面，显然远不如经叶利钦首肯的“500天计划”彻底，美英国际金融垄断资本自然不会满意。里根、撒切尔赶忙出面在戈氏和叶氏间进行撮合。7月28日，戈、叶达成协议，决定成立一个以总统顾问委员会成员自由派经济学家沙塔林为首的所谓专家小组，在俄罗斯“500天计划”的基础上，制定全苏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新的“500天计划”，即《向市场过渡——构想和纲领》。亚夫林斯基也是这个小组的成员，他的一个特殊使命是随时向美国方面通报情况和听取与传达美国方面的指示。9月上旬，小组提交了“沙塔林一亚夫林斯基500天计划”。这个“计划”，规定苏联沿着私有化、市场化改革的方向，在17个月里“实现剧烈的改革”，至少70％的国有工业企业要实现私有化，转变为联合股份公司；同时鼓励大规模战略性外资进入，在私人商业银行和所谓“市场保障”的基础上建立新的金融体制。在戈尔巴乔夫、雅科夫列夫之流看来，这个“计划”似乎仍缺乏“美国味”。于是，1991年4月在戈尔巴乔夫的授意下，亚夫林斯基和美国哈佛大学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教授共同制定了一个“纯真”的以新自由主义为准绳的、名为“哈佛计划”的苏联经济改革纲领，即所谓“休克疗法式”经济转轨方案。其基本思路就是：在西方的援助下，进行激进的经济改革，建立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和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在此基础上，1991年7月1日，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了《关于企业非国有化和私有化原则法》，制定了国有企业分阶段私有化的时间表。这样一来，苏联的“经济改革”亦步亦趋地按照西方指引的方向，走上了一条新自由主义的“不归之路”。正是按照这个“休克疗法式”转轨方案，1991年8月24日戈尔巴乔夫宣布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职位并宣布苏共中央“自行解散”；1991年12月25日，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宣布辞职并将国家权力和核密码箱移交给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当晚，苏联国旗从克里姆林官上空缓缓降下！

三、新自由主义对中国改革开放的误导和干扰从未停止过

▲：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可以说是西方国家利用新自由主义进行“和平演变”的结果，那么中国是否也面临同样的危险呢？

●：国际金融垄断资本利用新自由主义，搞垮了苏东国家的社会主义基本政治经济制度，但并没有就此收手。它们在“和平演变”苏东的同时，两只眼睛也在紧紧地盯着社会主义中国。

我国的改革开放是从20世纪70年代末启动的，那时，也正是资本主义从国家垄断向国际金融资本垄断过渡的重要节点。这种不期而遇或巧合，增加了我国以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为根本目标的改革开放的难度和风险。因为国际金融垄断资本急于在全球扩张、急于西化包括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必然想方设法利用我国改革开放这个机会，将我国的改革开放也纳入他们预设的轨道。事实上也是如此。从80年代开始，他们利用各种渠道向我国传播新自由主义。如，1980年底，新自由主义的头面人物、新制度经济学派的掌门人科斯的弟子张五常回到中国，利用中国改革之机，在中国传播私有产权理论。1982年张五常到香港大学任职，此后多次窜到内地，在各种讲台上大放厥词，攻击马克思主义，给公有制泼脏水，传播科斯的私有产权理论。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要在中国大陆培养一个科斯和张五常本人喜欢的“中国经济学派”误导中国的改革，在中国重建私有制。科斯本人虽然没有来过中国，但他的眼睛却无时无刻不在盯住中国，甚至两次“慷慨解囊”，分别于2008年和2010年赞助在我国主办的经济学学术会议，培植科斯本人“喜欢的中国经济学派”，传播科斯的私有产权理论，干扰和误导我国改革。被西方主流经济学界誉为“反通货膨胀旗手”、现代货币学派的掌门人弗里德曼，则曾于1980年、1988年、1993年三次到我国，传播他的经济自由化尤其是“金融自由化”的观点。第二次来华时，我国正面临通货膨胀问题的困扰。而弗里德曼一贯认为，根治通货膨胀的唯一出路是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控制货币增长；而控制货币增长的方法是实行“单一规则”，即中央银行在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的时候要“公开宣布并长期采用一个固定不变的货币供应增长率”。弗里德曼这次来华，虽然并非官方安排，但却破例受到当时我国的“最高领导人”的高度重视，竞与之长谈两个多小时。据弗里德曼自己说，在这两个多小时的交流中，他将自己的经济自由化观点，非常清晰地传递给了我国的这位决策者；这位领导人显然很快理解了他的关于市场自由的观点，意识到了这种观点的重要性。由此看来，也就是在这位“最高领导人”主持工作的80年代末我国发生政治动乱绝非偶然！

三十多年来，新自由主义对我国改革开放进程的干扰和误导从未中断过。每当我国改革开放发展到关键节点，或我党、我国政府推出新的改革措施，国内外的新自由主义分子，都要用新自由主义核心理念进行“解读”，以图误导和干扰我国改革开放进程。直到2012年初，也就是在我们党的十八大召开前夕，美国国务院前副国务卿、世界银行前行长佐利克，就伙同我国体制内的部分“精英”，花费一年零三个月的时间，炮制了一个佐氏版“哈佛方案”即所谓《2030年的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2012年2月28日，佐利克在京举行中外记者会，发布佐氏版“哈佛方案”要点：进一步推进国有企业私有化，尤其是实行国有银行私有化，建立起所谓“更独立”、有利于私有企业发展的私有银行体系，等等。可见，国际金融垄断资本“和平演变中国”的心情是多么急不可耐哟！但他们再一次错误估计了形势：中国人民不会买他们的账！

▲：确实如您所说，新自由主义对我国改革开放的干扰和误导从没断过，那么，当前我们需要对哪些方面尤其要保持高度警惕呢？

●：与新自由主义的斗争不会终结。尽管2007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后，新自由主义在全世界成为过街老鼠，但在我国仍阴魂不散。据有关调查：近几年对我国思想理论界影响最大的几种错误思潮中，新自由主义甚至超越历史虚无主义、普世价值论、西方“宪政民主观”等，位居首位！这表明，我们仍须高度警惕新自由主义对我国改革开放进行干扰和误导。当前尤其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保持高度警惕。

第一，警惕有人鼓吹国有企业私有化，彻底瓦解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当前，尤其应警惕有人借混合所有制改革之名，行国有企业私有化之实。

“混合经济”这一概念，并不是我们共产党人或社会主义者的发明。从这一概念的提出看，它是由美国学者、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新古典综合派的奠基人阿尔文·汉森和英国的以霍布豪斯、霍布森等创立的新的自由主义学派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提出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加速推动了资本主义由私人垄断阶段向国家垄断阶段转换。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私有垄断资本同资产阶级国家政权相结合，利用国家权力干预和调节社会经济生活；这里的所谓“干预和调节”，就包括政府加大财政投入，在国民经济的重要领域兴办一些国有企业或国有资本控股的股份制企业（公司）。正因如此，西方各国，尤其是欧洲诸国，国有经济获得了相当发展。以法国为例，二战后，在法国社会党的“产业国有化、享受社会化”口号下，法国政府运用赎买办法，对基础产业和关系国家经济命脉的行业进行重点投资。据统计，到1982年，政府控制的家用和办公用电子工业、基础化工、有色金属工业、军火工业、航空工业、公用事业的比重分别为44％、54％、63％、75％、84％、100%。国有工业企业营业额在法国工业企业营业总额中的比重达到40％，国家控制的银行数在注册银行总数中的比重达到90％，存款额在全国银行存款总额中也达到90％。欧洲其他国家如英国及瑞典等北欧国家情况也大致如此。阿尔文·汉森以及英国新的自由主义学派正是总结了这些国家的实践提出了“混合经济”或“混合所有制企业”的概念。汉森认为，二战后欧美国家的经济不再是纯粹的私人市场经济，而是同时存在私人经济与社会化公共经济的“混合经济”。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阿尔文·汉森等人提出的“混合经济”概念有两重含义：一是调节机制意义上的“混合”，即既有市场调节，又有政府（计划）调节；二是企业所有制意义上的“混合”，即既有私人企业，又有公有企业，还有公私资本合股的这种经典的混合所有制企业。但无论是哪种意义上的“混合制”，从撒切尔在英国推行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出，“混合所有制”在性质上是一种极不稳定的经济形态，具有极强的过渡性：既可前进一步向公有制经济发展，也容易后退蜕变为私有制经济。正因如此，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我国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给出了一个价值定位：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这一“价值定位”，才是三中全会决定在“混合所有制”问题上的重要理论创新！只有不偏离、紧紧把握这一价值定位，才能保障开展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正确方向。但问题正在于，十八届三中全会后，恰恰有人在论及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时，抛开这一价值定位，只提私有资本甚至国外的所谓“战略性投资”进入国企，只主张国企上市、股份化，而后向外资、私有资本出卖股份，不主张、不强调在这一过程中国有资本必须控股；同时也不提倡、甚至抵制公有资本进入私有企业。这种倾向是十分危险的！针对这类倾向，2015年7月习近平主席视察吉林时再次强调：推进国有企业改革，要有利于国有资本保值增值，有利于提高国有经济竞争力，有利于放大国有资本功能。习近平提出的国企改革必须坚持的“三个有利于”，为进一步推进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确立了价值判断标准。第二，警惕有人借口金融改革或所谓金融“创新”，实施“金融自由化”。这是当前我国经济改革面临的最大风险！

据我国媒体报道，近年来，我国金融资本市场问题不断出现：先是股市接二连三地玩起“过山车”，股民数以十万亿计的积蓄被卷走；继而中国版“庞氏骗局”曝光，昆明泛亚有色金属交易所延续数年疯狂的围猎资本后，最终资金链断裂，数十万投资者的400多亿元资金难以讨回；不久，E租宝、中晋资产等一批P2P公司或涉嫌高息非法揽储，或涉嫌集资诈骗，或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用于资本市场炒作而倒下；更有甚者，近期又曝出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分行两名员工涉嫌非法套取38亿元票据，同时利用非法套取的票据在不建立台账的情况下进行回购资金操作，将回购款中相当部分资金违规流入股市，由于股价下跌，出现巨额资金缺口无法兑付；至于地下钱庄更是查了一拨又一拨，涉案动辄数十亿、数百亿！针对金融资本市场的问题，2015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将“去杠杆”同“去产能、去库存、降成本、补短板”并列，作为2016年经济工作的五大主要任务之一。然而要“去杠杆”，就必须去金融自由化。

历史经验已经证明，实施“金融自由化”必然招致金融危机；近百年人类遭遇的两次金融危机均是由美国实施“金融自由化”惹的祸。第一次国际性金融危机始发于20世纪的20年代后期。当时的背景是，由于主导经济运作的理念是自由竞争、自主经营等那一套，美联储不履行应有的监管职能，这就为极端贪婪的金融资本在金融资本市场违规“圈钱”提供了机遇，众多商业银行和投资金融机构为获得高额回报，纷纷突破业务经营范围乃至行规，涌向金融资本市场特别是股票证券市场进行高杠杆操作。例如，商业银行不满足于存贷款及支付结算等为客户服务的业务，违规利用自有资本到资本市场从事证券股票交易；各种投资金融机构则高息揽储，而后用于证券股票炒作。正是各类金融机构的这种违规操作、投机谋利，营造了20年代美国虚假的“股市繁荣”和股市泡沫。以危机爆发前的五年为例，据有关论著记载，从1925年1月25日－1929年10月，其“上市股票”从44344.9万股增加到10亿股以上，股票买价比票面价格高出3－20倍，成千上万人无心务正业，日夜想着股市投机，股市证券泡沫越吹越大。正当人们为黄金梦唾手可得而如醉如痴时，晴天霹雳从天而降：1929年10月24日，纽约证券交易所出现空前的抛售股票大风潮，5天之后，人们惊魂未定，一场更大灾难发生，大量股票被抛售到市场上，而买者寥寥。一天之中，股市行情下跌12.82％。这就是至今都让“股迷们”闻而色变的“黑色星期二”！由此拉开了震动世界的包括金融货币危机在内的“经济大萧条”的序幕！

民主党人罗斯福胜选入主白宫后，推行以凯恩斯主义为主导理念的“新政”。针对美国金融资本市场的乱象，于1933年颁布了《格拉斯一斯蒂格尔法》。该法的基本精神是，加强金融监管：规定金融机构必须分业经营，商业银行除了可以经营由美联储批准的债券外，不能包销和经营任何其他公司证券、债券、股票等业务，避免给商业银行带来风险；禁止投资金融机构（即从事股票和其他公司有价证券发行、出售等业务的金融机构）收受存款等业务，以抑制其利用吸纳的存款进行股票及其他有价证券投机活动，保护客户利益。《格拉斯一斯蒂格尔法》的颁布，使美国濒临崩溃的金融资本市场逐步稳定下来，成为治理“经济大萧条”的罗斯福“新政”的一柄“撒手锏”。

爆发于2007年、同样肇始于美国的第二次国际性金融危机，发生原因与第一次国际性金融危机极其相似。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美国金融资本的经济角色及其运行环境急剧变化：金融垄断资本迅速扩张、恶性膨胀，通过借贷、并购、重组等手段，逐步实现了对实体产业的控制，并最终成为整个经济社会乃至政治的主宰。急剧膨胀又极度贪婪的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为实现其尽快增值的目标，不再满足于仅仅主宰美国经济，而且要掌控整个世界经济体系，实现“全球一体化”即“美国化”。因此，它迫切要求摆脱监管，甚至突破国界，在更广阔的领域随心所欲地“圈钱”。80年代初代表国际金融垄断资本利益的共和党里根执政后，按照国际金融垄断资本的要求，在新自由主义的主导下，加快了修改《格拉斯一斯蒂格尔法》相关规定、推动“金融自由化”立法的步伐。1998年，在格林斯潘等的操盘下，商业银行性质的花旗银行与从事保险业的旅行者集团合并，意味着《格拉斯一斯蒂格尔法》禁止混业经营的规定被突破。1999年11月，美国会参众两院最终通过了认可金融混业经营、标榜为《金融服务现代化法》的《格雷姆一里奇一布利雷法》，禁止混业经营的《格拉斯一斯蒂格尔法》被废止。2004年，美国政府又进一步推行投资银行实行自我监管，最终完成了新自由主义主张、国际金融垄断资本集团梦寐以求的“金融自由化”立法。正是这一颠覆性的金融立法，使得华尔街的麦道夫、斯坦福之流的“老千”们获得空前“解放”，可以举借高于自身资产数十倍、上百倍的贷款和债务在“自由化”的金融资本市场进行豪赌；包括商业银行在内的各类金融机构也纷纷入场，“举债”买卖形形色色的金融衍生品，使美国金融资本证券市场充斥有毒金融衍生品，金融危机不可避免。

两次国际性金融危机的爆发，肇事者都是“金融自由化”。今天，中国要“去杠杆”，确保金融资本市场平稳运行，必须在理论上对新自由主义鼓吹的“金融自由化”有一个清醒认识，在实践中坚定不移地对金融资本市场实施分业经营等监管措施。

第三，警惕有人用新自由主义供给学派的理念解读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引上邪路。

为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2015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确定2016年经济工作五大任务即“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的同时，推出了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战略性措施。中央反复强调，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其目的是要矫正要素配置扭曲，去过剩产能和落后产能，鼓励科技创新，发展新兴产业，促进传统产业升级换代，提高供给结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供给效率，提高投资有效性，增强持续增长动力，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整体改善，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确保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增长。

然而，有人却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依据是供给学派经济学”，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首要任务是解决国有企业的垄断问题。实际上或者说骨子里仍然是主张将国企私有化，其用心极为险恶。我们知道，以美国南加州大学教授阿瑟·拉弗和哈佛大学教授马丁·费尔德斯坦为代表的供给学派，其最基本的理论是，供给可以自动创造需求，资本主义经济不会发生任何生产过剩的危机，更不可能出现就业不足；因此，政策取向应该是向供给侧倾斜，政府不应实施扩张性财政，增加社会福利等社会投资，创造就业岗位，提高社会需求；而应实行紧缩性财政预算，减少社会福利投资，同时降低税收、特别是降低资本所得边际税率，以刺激投资。很明显，供给学派的理论主张，是企图削弱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调控作用，牺牲劳动者的福利以满足资本对高额利润的贪欲的理论，这是典型地“劫贫济富”。我们如果按照这些人的解读去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可避免地会走偏方向，毁掉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国有经济，进一步扩大贫富差距，甚至导致两极分化，犯颠覆性错误！

正因为如此，习近平总书记最近严正指出，我们讲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西方经济学的供给学派不是一回事。只有从理论上划清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新自由主义供给学派的界限，我们才能排除干扰，顺利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圆满完成“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的五大任务。

何秉孟，男，1944年生，湖北汉川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成员、院副秘书长、科研局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主席团秘书长等职，第十届、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他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就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美国的经济理论、经济政策、经济走势，特别是对美英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进行跟踪分析和研究，是国内最早研究、批判新自由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曾参与主持或独立主持“百县市经济社会调查”“百县市经济社会追踪调查”等国家重大课题，出版学术资料性调查专著120余部；独著、合著及主编学术著作十多部；撰写论文百余篇。其中，《世界沧桑150年——（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世界发生的主要变化》一书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入选奖，学术资料性调查专著《百县市经济社会调查》（105册）获第三届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奖荣誉奖，论文《新自由主义研究》获第六届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奖一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