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蔡元培.蒋梦麟 | 五四运动中校长们的忧虑

广义上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如何评价，不是笔者能力所及。本文说的五四，是中国外交受挫后爆发的旷日持久的学生风潮。当时，从喧闹兴奋的大街和广场，从罢课的校园和平静的书房，从报馆和东交民巷的密室，从伺机而动的闲居政客的寓所，声音非常杂多。把各种异质话语处理成单一的正声，无助于我们理解纷繁的历史真相，无助于敏锐的政治辨识力的养成。本文略谈几位北大校长五四后发出的忧虑之声，带出一两个让人可以深度思考的话题。

（一）

学生风潮大概是与20世纪一同来到中国的新生事物。1902年秋，上海南洋公学学生要求总办辞退教习，挟制未成，全体退学。这恐怕就是最早的学潮之一，从此公立学堂学生与校方作对，罢学退学，一时成为风气。1902年11月，蔡元培和中国教育会在上海创办爱国学社，就是为了让部分南洋公学退学学生有学可上。蔡元培第二年“不愿多问社事”，离职而去，在他后来的教育生涯上，有很多风潮在等候他。

蔡元培 (北大校长任期1916年12月至1927年8月)

郭沫若自传第一卷《少年时代》有一些有趣记载。作者曾是“学生小领袖”，出了风头后颇有点飘飘然，学起抽烟喝酒来。辛亥革命前几个月，成都的中学生又为“请愿国会”举行罢课，郭沫若长于自剖，拒绝为参加罢课的心理冠以爱国的名号：“平常学生罢课，除极少数是热心运动之外，大多数是趁趁热闹，乐得天天都是星期。所以重要的动机与其说是热诚，宁肯说是偷懒。” “偷懒”没出息，“热心运动”未见得就是夸奖。

五四那天北京学生上街后闹出轰轰烈烈的事来，有的涉嫌犯法被警方拘留。5月7日，被捕学生经蔡元培率领的校长保释，凯旋归校。此时蔡元培已萌生去意，他在5月9日悄然南下。当时学生意气正盛，即使是一校之长也不敢犯他们的逆鳞。蔡元培在一则奇怪的辞职启事上用“杀君马者道旁儿”之类隐晦的古文来曲折表达自己的忧虑。

蔡元培的辞职经常被说成是被迫的，不然的话他就好像是战场上的逃兵了。所谓“军阀政府决定撤免蔡元培北大校长职务” 一说，其实是想用正声来捂住杂音。一年前即1918年5月，北大学生到总统府抗议签订中日军事协定，蔡元培劝阻无效，自责“平日既疏于训育，临时又拙于肆应”，愤而辞职。后来他在教育部和学生的恳请下留任。这一先例足以说明，赵家楼起火之后，他想离开北大的心情必然更加迫切。

经政府和北大师生一而再、再而三的挽留，蔡元培答应复出，条件是学生必须整饬纪律，不再参加校外集会。他肯定学生唤醒民众的功绩，不敢怠慢，但是他勉励学生尽瘁学术，并希求早日恢复“五四以前教育原状”。1920年5月，他又发表《去年五月四日以来的回顾与今后的希望》一文，再次强调罢课造成的损失，此时他说的话与郭沫若非常相近：“况且有了罢课的话柄，就有懒得用工的学生，常常把这句话作为运动的目的，就是不罢课的时候除了若干真好学的学生以外，普通的就都不能安心用工。”这句话粗看与郭沫若所说相近，细品一下我们发现，蔡元培没有把“热心运动”和“偷懒”完全分别开来：运动家可能恰恰就是“懒得用工的学生”。偷懒的人有了“话柄”，非但罢课心安，还神气活现。至于“话柄”是什么，慈蔼的校长不便说出。

蒋梦麟 (北大校长任期1930年12月-1945年9月)

那年夏天，从7月22日到9月12日，蒋梦麟作为蔡元培的个人代表暂管校务。这位教育学家几次代理蔡元培主持校政，他正式担任北大校长时间之长，也是无人能及的。或许正是这一原因，他说到学生的骄矜自喜，极不客气。蒋梦麟的《西湖》作于二战后期，他把北大五四后那段时期称作“扰攘不安的岁月”，并婉叹“旧日安宁的精神彻底死了”。从他笔下我们知道，蔡元培与胡适早就料到，学生五四逞威成功，将陶醉于自己的胜利。蒋梦麟写道，学生滥用权力，绝无责任感可言：

学校里的学生竟然取代了学校当局聘请或解聘教员的权力，如果所求不遂，他们就罢课闹事。教员如果考试严格或赞成严格一点的纪律，学生就马上罢课反对他们。他们要求学校津贴春假中的旅行费用，要求津贴学生活动的经费，要求免费发给讲义。总之，他们向学校予取予求，但是从来不考虑对学校的义务。他们沉醉于权力，自私到极点。有人提到“校规”，他们就会瞪起眼睛，噘起嘴巴，咬牙切齿，随时准备揍人。

与这班学生老爷相处，还需要很多非关学术的本领。有一次，北大评议会决定收取讲义费，大批学生涌进办公室，要追究有关老师的责任。面对这批闹事者，蔡元培大怒，他卷起袖子，挥舞老拳，喊道：“你们这班懦夫！有胆的就站出来与我决斗！”

蒋梦麟如此描写当时的场景：“这位平常驯如绵羊，静如处子的学者，忽然变成正义之狮了。”学生慑于校长的震怒，未敢使出对付章宗祥的手段。但他们最终还是胜利者。校方就同五四时的政府一样，委曲退让。教务处答应“延期收费”，而延期就等于无限期。这次对抗发生于1922年。1928年8月，蔡元培在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上提议，“青年运动现今不宜继续。”

蒋梦麟所说的学生嚣张跋扈的原因，往往未被充分认识。他们都是统治阶级的子女，家里有政府要员和社会闻人，政府有何办法？至于学生喜欢攻击的目标，蒋梦麟概括很精妙：政府无法解决或者未能圆满解决的国际问题。“因此他们常常获得国人的同情；他们的力量也就在此。”这句话的褒贬，不大听得出来。

（二）

再来看看严复对学生风潮的态度。

严复从事西学教学之早，在他那一代人中是极少见的，称他为中国现代教育先驱，也不为过。1905年，严复出访伦敦，当时孙中山也正在英国（后来有“落难”之说，从中赚得丰厚政治资本）。两人晤谈，话不投机。严复有感于中国“民品太劣，民智太卑”，认为改革必从教育着手，以求逐渐更张。那一年蔡元培加入新成立的同盟会，与他的会党朋友们歃血为盟。此前他学习过制造炸弹，还想在爱国女校“预备下暗杀的种子”。这位前清翰林后来也坚信教育救国，不过那是晚到的觉悟。

严复 (北大校长任期1912年2月-1912年10月)

1902年北大前身京师大学堂复校，管学大臣张百熙聘严复为编译局总办，两年后辞职赴沪。这是他第一次执教北大。1912年2月，严复又成为辛亥革命后首任京师大学堂总监督（校长）兼文科学长，这一年五月初，在新任教育部长蔡元培提议下袁世凯批准京师大学堂更名为北京大学校，由严复署理校长。民国初建，财政支绌，加上与留日归来的教育部官员（他称为“东学党”）合作困难，严复在当年十月去职。但他在任职期间向教育部提交的《论北京大学校不可停办说帖》以及《分科大学改良办法说帖》都是北大校史上十分重要的文件。五四运动爆发后，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严复虽然“老病余生”，仍在密切关注时局。在6月20日致熊纯如的信上，他写道：“咄咄学生，救国良苦！顾中国之可救与否不可知，而他日决非此种学生所能济事者，则可决也。”

学生应该认真向学，在这一点上严复是和蔡元培、蒋梦麟是相一致的。而且五四以后，学生领袖如傅斯年也反思运动，认识到从此之后应厚蓄实力，不轻发泄。 严复与他们略为不同的是从学生的行事风格推断他们的品质，得出他们不堪重任的结论。而在他看来，学生的举动与近年来北大的风气和提倡的一些观念相关，蔡元培本人也有责任：

蔡孑民人格甚高，然于世事，往往如庄生所云：“知其过，而不知其所以过。偏喜新理，而不识其时之未至，则人虽良士，亦与汪精卫、李石曾、王儒堂、章枚叔诸公同归于神经病一流而已，于世事不但无补，且有害也。

蔡元培鼓吹俄国虚无党事迹，宣传世界语，提倡汉字改用拉丁字母，这些大概都是“偏喜新理”的例子吧。

五四波及全国，严复四子严璿当时是唐山工业学校的学生，他在5月22日的家信上汇报，自己也参加了声援北京学生的活动，捐款五元。不料严复回信表示“深为不悦”，批评严璿“随俗迁流”，语气极为严厉：“如此直不类严氏家儿，可悲孰逾于此者！今吾与汝母均极伤心。吾见汝信，恨不即叫儿回家，从此不在各校求学也。”可见严复对当时的各类新式学堂都极感失望。整整四十年前（1879年），他从英国留学归来就执教马江船政学堂，后又先后任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和天津北师学堂总办，他是西学在中国开展的见证。如果这么多年过去了，中国学生还是以街头演说为满足，他能不忧愤吗？蔡元培和蒋梦麟也会责备学生狂妄，但是他们还是积极入世的，对未来抱有希望。此刻的严复则不然，所谓的“历史大潮”早已把他边缘化了，他只能在私人信件中表达政见。

（三）

严复关于五四的一些评点有两个特点。一是他认为学生太横暴，不利于形成健康讨论的氛围；二是他把学生运动放在大国在华博弈的背景下，警告国人注意外国势力的小动作。

在那年7月，他寄严璿的诗中有这两句：“举国方狂饮，昌披等桀纣。” “昌披”（昌同猖）语出《离骚》（“何桀纣之昌披兮”），指狂乱放纵。这大概是当时对学生最恶毒的攻击了，恐怕不公。最令他失望的是遇到如此重大的问题，大家竟无法讨论。他在致儿子严璿的信上说：

北京曹、章或亦有罪，而学生横厉如此，谁复敢立异，而正理从此不可见矣。

国家之间的事务太复杂，他不信严璿那样十几岁的少年能真正理解。 如果曹汝霖、章宗祥和陆宗舆（三人都曾是京师大学堂教员）有罪，那也应该重视证据，由法律来处理。再说1917年至1918年间的“西原借款”与中国政府对德宣战相联系，很难用简单的利或弊来定性。严复所看重的是“立异”即持不同观点的权利，而且允许、尊重别人“立异”，也是求得“正理”的先决条件。专横的态度最大的害处就是消灭了心平气和研讨问题的气氛。现在我们读到这句话，心里也无法轻松。在北京以德先生、赛先生自榜的青年导师往往“不容他人之匡正”，反而是被讥为“保皇”、“保守”的严复要开明（liberal）得多，更懂德先生的真义。

严复曾说，国民责望政府不宜过深。中国如此孱弱，处境如此艰难，勉强维护大局已经非常不易。有些美好的目标难以用合适的手段实现，那么这目标就不一定值得追求。他关注目的与手段的关系，“为鹄易见”而“为术难求” 的事业就只能暂时搁置。让我们再回到1905年。当时美国的排华政策在中国很多城市引发抵制美货运动，严复是有深忧的。他担心那些大声鼓噪者并不真正爱国，担心他们又制造出新版的曹州教案和义和团运动，招来大祸。

中国民情暗野，若鼓之过厉，将抉藩破防，徒授人以柄……今夫处孱国而倡言排外，使人得先我而防之者，天下之至危也。彼议不旋踵而取快一击者，初何尝恤国事哉！

如果鼓动排外的人纯粹出于爱国心，那也可以理解——尽管愚顽与国不利。最危险是不择手段的“好义之徒”：

今日好义之徒，必吹求他人之不义，于是或匿名函告，或宣布报端，必使其人于公愤而后己。而其事之实否，公等又无从以深知。

不幸的是一些“学界少年”唱着高调，实际上另有所图：

持议在我，而受亏在人。此时邀爱国之美名，他日冀成功之可居。此其用意，若明知而故蹈之，可谓至薄。

抵制美货运动中不乏激昂的姿态和高亢的口号，但是那种顺昌逆亡的气势预示了不祥的趋势，无数细节又暴露出社会的脆弱：

匿名揭帖遍于通衢，群情汹汹，不知风潮之所至。夫国民持议最忌主于一偏而不容他人之异说。仆为此正不可禁默之时，于是有通盘筹划之言进于社会，此无论其说之是也。就令理解不圆而际其时，于社会亦有一节之用 。

这里严复表达的忧虑是与前面一样的。群情汹汹之际爱国少年如“不容他人之异说”就沦为暴徒了。此时的严复还在《中外日报》上发表一系列文章，并回应于右任的批评，他愿意在公共领域尽匹夫之责。到了1919年，热心热血的爱国言论更容不得“他人之异说”，既然正理难求，严复参与社会讨论的热情不免减退。他的表达手段由公而私，这一退缩恐怕不是社会之福。

不合舆情的言论受到打压，严复深有体会。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而宣统尚未逊位之际，他对张元济道出自己的担心。他说，中国积弱腐败，原因很多（他曾悲叹中国人缺少“管理财政的道德能力”），并不能全部归罪于满人，汉人自己程度不高，也应为中国的问题负责。他意识到当时举国责骂鞑虏，发表这样的见解非常危险，“其之一出口，必将蒙首恶之诛，公敌之指，而躬为革命之少年与为其机关之报馆方且取其人而轘裂之矣。” 这种舆情的专制高度自发地压制“异说”，可能比徒有其名的“封建专制”更为可怕，然而极少出现在关于清末民初政治的讨论之中。

严复对五四学生风潮不抱任何同情心，或许不对，但是他的忧虑却是极有价值的。还在晚清的时候，一些风潮就已暴露出致命弱点。二十世纪头几年大批中国年轻人去日本留学，但是当地一些为中国人特设的学校只是借教育之名行营利之实，浪费学生钱财时日，亟需整顿。1905年11月，日本文部省颁布管理中国留学生以及相关学校的规则，很多中国学生反应过激，或罢课抗议，或退学回国，甚至强行要求一致行动。梁启超见此非常痛心，撰文（《记东京学界公愤事并述余之意见》）劝学生如陈天华在《绝命书》中所言“可了则了”。他将规则译出，置于日文原文之后，逐条分析，并由此指出这些条文利多害少。最令他难过的是留日学生在中国人中间固然得风气之先，然而连他们也无暇顾及细节，热衷于一哄而上的运动，中国前途何在？为此他深深惧怕：

何为惧？惧吾国民常识之幼稚，断事之轻躁。遇一问题之起，不肯虚心研究真相，不虑其结果如何，而凭一瞥之感情以为标准。其异己者则惟挟意气以排之。……以大多数血气用事之人，而支配少数之有学识有经历者，且摧残之，此社会秩序所以一破而不可回复也。夫安得以不惧者！

严复所忧惧的也是“学界少年”鲁莽专断的风格，也是自以为是的优秀分子面对错综的局势时意气用事的习性。1919年的北大学生是否愿意听取异见并尊重“异己者”的权利？对1917年8月中国宣布参战以及随之而生的所谓“西原借款”的利弊交织的难局，对巴黎和会上自己祖国的代表团与列强艰难交涉的过程，他们是否愿意“虚心研究真相”？

那年4月29日和30日英法美召开三国会议，议定凡尔赛公约中有关的山东的条款（第156至158条）。中国代表团探得内容就与中央政府紧急商议，五四那天，时任外交总长兼首席代表的陆徵祥向三国会议提出正式抗议，但是同一天北京的学生却以“内除国贼”的名目把矛头指向中国政府。

（四）

以往我国史学界判断一次公共事件的性质，往往取在野的立场，过分倚重公开打出的旗号，对该事件与政治稳定和国家利益的关系，从不深究。严复所见是列强在中国争霸的大局，他对“主于一偏”的言论是否会被外人利用尤其担心。

武昌起义时各地争相独立，严复在致张元济信上无奈地写道：“舆论燎原滔天，凡诸理势诚不可以口舌争。”他对狭隘的大汉种族主义厌恶至极，革命党如此贱视少数民族，无意识地帮了强敌的大忙：“合众民主定局之后，不知何以处辽沈，何以处蒙古、准噶尔、新疆、卫藏。不知我所斥以为异种犬羊而不屑为伍者，在他人方引而亲之，视为同种。……他日者，彼且取其地而启辟之，取其民而训练之，以为南抗之颜行。” 这一点不幸被严复预见到了：列强在辛亥革命时煽动少数民族独立，“引而亲之，视为同种”，一直到现在，有的流亡势力依然被用作反华抗华的先头部队（即“颜行”）。至于失去的国土，那就不必说了。

严复在探讨五四事件的时候体现出同样的地缘政治的智慧。学生的游行以及纵火、伤人的行动成功打击了所谓的“亲日派”，他们然后又掀起声讨“卖国贼”的巨澜，迫使政府舍法律与事实于不顾，向舆论屈服，允许曹汝霖、章宗祥和陆宗舆辞职。所有这些对谁有利？是否得到某一外国势力暗中鼓励？这些问题是我国学者讨论五四学生风潮时极少提出或有意回避的。还是在那封致熊纯如的长信上，严复如此评论上海各界对北京的声援：

上海罢市，非得欧美人默许，自无其事。而所以默许者，亦因欧战以还，日本势力在远东过于膨胀，抵制日货，将以收回旧有市场，而暗中纵容，以学生、康摆渡为傀儡耳。

这种眼光是当时一般人不具备的。不过“欧美人”所指过于宽泛，以“美国人”取而代之更加切合。英国人主导的上海工部局对游行队伍严加管理，甚至断然弹压，造成人员伤亡（奇怪的是居然没有酿祸）。《泰晤士报》（7月9日）还发表长文和社论，支持日本，指责中国“意气用事”， 还以拒绝中国参加国联为威胁。

十九世纪末，美国兼并夏威夷，又从西班牙手中抢得菲律宾和关岛，确立了在太平洋地区的霸主地位。西进的图谋并未稍稍收敛。在1917年对德国宣战后，马上考虑战后远东的利益。1917年11月22日，美国国务卿蓝欣同日本特使石井菊次郎交换两国在华共同利益的照会。美方承认日本与中国的“特殊关系”以及日本在邻近日本地区的“特殊利益”，但是迫使日本同意门罗主义的原则，即机会均等，不能独占在华利益。战争期间日本急速扩大在华势力，战后，想统治太平洋地区的美国腾出手来对付日本，五四运动揭开了美日远东争霸的竞争。当时在各国驻华使节中，美国公使芮恩施“成为中国青年最为深切的同情者之一，他相信青年们是在为他们的民族自由和新生而战，而他的态度是得到了美国政府的认可。” 芮恩施本人也在回忆录中赞同五四学生的理想，他还多余然而又回味无穷地加了一句：“不过我自然还是避免与运动的直接接触。” 他是否通过各种隐蔽的渠道为学生加油，那就难知其详了。他要让中国政府来为学生的极端行为负责：“北京政府由于袒护曹汝霖及其同僚而造成一种错误的手段，因此引起那时相当安静的学生的激情。” 北大几位校长大概不会认为学生“相当安静”吧。那年8月，即五四过去不久，芮恩施从驻华公使一职退休，受聘为中国政府法律顾问，年薪三万金元。 日本方面的媒体则一直揭发美国巧妙插手中国学生风潮，而且投入大量财力。

由于种种原因，巴黎和会上的中国代表拒签和约。此举保持了与会者的名节 ，满足了国内的呼声。其实不能用放大镜来看拒签背后的“骨气”，没有适当的外部条件，弱国坚拒不平等条约，就要准备玉碎。但是真正迫使日本履行归还山东诺言的还是来自欧美尤其是美国的压力，中国依然是大国争霸的战场。美国参议院未批准《凡尔赛和约》中关于山东的条款，而且中国后来也通过华盛顿会议解决山东问题，确实得益于美日争霸。如果有意识地运用李鸿章“以夷制夷”的谋略，那也称得上是弱者的高明。如果只相信并仰赖“友邦”仗义执言，那么自己又会不知不觉沦为别人的囊中物。晚清过来的关心时局的读书人对古巴、菲律宾的命运记忆犹新。美国在两地都是先支持反抗西班牙的起义，然后毫不含糊地在这两个国家取得西班牙的统治地位，弹压当地要求独立的组织及其武装。阿奎那多将军的故事是很有名的。对这些深知国际事务难处的中国士人而言，古巴、菲律宾前门拒虎，后门进狼，覆辙可鉴。严复既不反美，也不媚日，他所忧心的是中国轻信威尔逊总统的美好言辞，寄望于外力干涉，将丧失独立自主的立场。

（五）

五四时期中国南北政府正在议和，北京政府在巴黎和会上的失败将被用作南方打压北方最厉害的武器。中国赴和会使团中有来自南方政府的代表，他们在与北方代表合作的同时也会耍些小动作，损害北方的声誉。1918年一战结束，南方政府就急于得到美国的承认，他们中有的人如陈友仁和郭泰祺曾任南方政府驻华盛顿代表，去巴黎参加会议前先在美国设立强烈反日的中美通讯社（Sino-American News Agency）,致力于丑化北方政府。周策纵在研究五四的著作中提到，“有少数和国民党或南方政府有关的能力高强的人士，曾到美国和法国去为这种[反政府]活动作过准备工作。” 这也说明为什么在五四前一两个月就不断有种种不利于北方政府的谣言，有的几乎荒诞不经（如中国政府已准备让日本得益）。就某种程度上南方政府与美国利益一致。陈友仁等人在美期间如何与美方人士接洽并协调立场，实在是很好的研究课题。

所以，以北方政府为主体的中国代表团腹背受敌：前有凶恶的日本，后有造谣中伤的南方政府。五四前后不少捕风捉影的消息由中美通讯社故意传播。例如1919年5月16日该社列出的一张曹汝霖财产清单，里面竟然包括他与“梁士诒、徐树铮和袁世凯一位亲戚三人取得的西藏金矿权，曹所占之份价值200万”。统计起来曹氏个人产业至少2000万，“实超过当年和珅之数”。 言下之意就是曹汝霖招权纳贿，罪在和珅之上，应该凌迟处死。五四时期的声音非常杂多，将它们用电子合成法处理成单一的正声无助于我们理解纷繁的历史真相，无助于敏锐的政治辨识力的养成。当时无数诸如曹汝霖财产清单之类的消息营造了一种不经审判即可行刑的氛围，同时也决定了某些具体的历史进程。

（六）

笔者手头正好有一本小书，可以演示当时针对中国（北方）政府的谣言。这本《卖国贼之一章宗祥》1919年5月出版， 封面上是章宗祥的标准照，两边各有八个字：“士颜奴性，甘为伯寮”；“击汝不死，待肆市朝”。编辑者是“大中华国民”，由“爱国社”发行，版权页上盖了一个蓝章，上刻“卡德路三十八号谢宅收信回单”，显然这位爱国公民对自己的身份是保密的。这本小书详细披露了章宗祥的家庭、官阶和卖国的业绩、手段。小报笔法诉求的价值观很是可疑。例如：“星家推算宗祥星宫，谓此儿披麻星坐命，有十母，剋十母”；章幼时受过舅父资助，显贵后舅父请托，“仅得一司法部佥事，噉饭而已。忘恩负义如此，无怪其卖国也”；章任驻日大使，其父赴日居住，“宗祥待遇甚薄”，建议他早早归国。从后面两条指控来判断，章宗祥为人还比较清廉。“大中华国民”急于责骂“卖国贼”，一不小心露出自己的流氓腔。他暗示章急欲卖妻：曹汝霖回国后“令妻与那桐宿，得援引力，已名满京国，章艳羡甚。”

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从左至右）

也许这些只是编者吸引格调不高的读者的商业噱头。他宏大的目标是要向读者灌输这样一种信念：政府一贯的政策都是为了卖国。五四那天，才从日本归来章宗祥被殴。这本书转引上海《时事新报》等小报的完全无中生有的消息：“章宗祥此次回国，入长外交，并出席巴黎和平会议，改善中日和会关系。” 看来打击曹章陆三个所谓“亲日派”还不是有些人的最终目的。“大中华国民”要强调的是北京政府倒行逆施，请出“卖国专家”来主持外交，“势非卖尽中国不止”。

这本爱国宣传小册子上还有很多妙论，笔者再做几回文抄公。在《章宗祥阴谋之鳞爪》一章有四五页的篇幅转谈在巴黎和会上表现出色的顾维钧为巨款变易初心，投靠曹汝霖。作者仿佛亲临其境，将梁启超为顾维钧做媒的虚构故事写得绘声绘色：

梁大文妖运动西渡，曹汝霖遂思得良策，厚结梁氏，博其欢心，大排陆徵祥，并许以梁代陆，而梁遂为曹之鹰犬矣。曹梁合谋，顾[维钧]本少川[唐绍仪字]佳婿，今适断弦，财帛美人，不难堕其心志。梁到欧后，急晤顾氏，自任冰人。谓曹家小妹，貌可倾城，财犹山积，如肯缔姻，愿以五十万妆 ，顾大艳羡，婚约以成。于是梁氏倡亲日于前，顾氏和之以后。金钱美人之势力，竟足断送二十一个行省之锦绣河山，四万万之神明裔胄也！

顾维钧在和会的交涉中已经大露头角， 写出这些文字来构陷他的人天良泯灭，还有什么做不出来？

最让人浩叹的是这本书中竟有《西人痛斥卖国贼》一章，编者译出并转载近日《字林西报》上一位布鲁斯·拜克斯特的文章，长达八页。作者设定英国人为主要读者，采用了高明的论说策略。他提醒英美人士注意，风潮兴起，暗含危险，必须谨防中国政府加以利用，将外交失败的责任诿诸英美：“吾人应注意，使华人对于和会之恶感，并非对英美而发，并使华人知此事咎在中国政府，不在吾人。” 拜克斯特先生然后分析二十一条，指出日本势力深入中国腹地，中国丧失的利权，比割让山东更大。中国利益几乎被日本一国垄断。他解释道，这样说并非嫉妒日本，该骂的是中国政府，它偏袒日本，“使吾辈受损，实不能忍受”。强调他意欲保护的是英美应该得到的正当的竞争之权。门户开放政策的语言终于浮现了出来：

今使英法美三国，果欲维护中国门户开放之政策者，则对于中国人民抵抗恶劣官僚之任何奋斗，必积极赞助之。吾人对于中国官僚之腐败恶劣感情如何，应使华人知之，华人之从事排除卖国党，吾人应起而助之。

文章最后建议，英美两国同文同种，应该密切合作，“以一致之政策，施行于中国。” 英国当时被英日同盟条约束缚（华盛顿会议后解除），在对华问题上对日本比较迁就。拜克斯特先生这篇高妙的文字劝说英国，不要与日本走得太远，现在到了与美国兄弟在远东携手的时候。美国在美西战争后的1899年提出门户开放政策，二十年之后，它的实力完全可以与大英帝国颉颃。拜克斯特先生这番高见，英国不能不听。

“大中华国民”向国人推荐这篇追求美国利益的文章，自甘傀儡，这倒证实了严复的忧愤不是凭空生出来的。在讨论华人如何自救的时候，“大中华国民”表达了更直露的想法。他说，自救只有两个办法，“一则华人自己奋起，推翻其恶政府；一则国际同盟或类于国际同盟之物代华人为之。”两者之中，“尤以后者为近”。爱国乎？卖国乎？这一类旨在颠覆中国政府的出版物在五四时期不属罕见，然而直接指望列强操纵的国际组织来推翻中国政权的文字恐怕是不多见的。“大中华国民”究竟是谁？笔者几乎不敢猜测。当时哪一个伟人暂住上海？在1919年闹哄哄的夏天，严复以老病之身发出细弱无奈的声音。要是他读到过这种纯粹听由外人摆布的言论，他恐怕也不会大惊。对国人的政治能力，他几年前已经深感绝望。民国元年的首义元勋们“逐于声利”，“所争者存乎门户” （请看南京方面如何定都，如何设计内阁制或总统制）；袁世凯称帝引发纷争，但是谁真正以国为重？

中国党人，无论帝制、共和两派，蜂起愤争，而迹其行事，诛其居心，要皆以国为戏，以售其权利愤好之私，而为旁睨胠箧之傀儡。以云爱国，逖乎远矣。

学生和罢市商人（康摆渡）是不是傀儡，可以不论，拜克斯特先生是“旁睨胠箧”,则是没有疑义的。

（选自：网易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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