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籍与陶渊明的比较
2004年第4期九江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No,4,2004 JournalofjiujiangUniversity(PhilosophyandSocialScience)(总第129期)
(SumN0129)
阮籍与陶渊明的比较
赵治中
Ξ
(丽水师范专科学校 浙江丽水 323000)
摘要:阮籍与陶渊明,同中有异:,;阮成为意识形态的突出代表,“魏晋风度的最高优秀代
表”,阮“忧愤无端,,平淡冲和”;创作上,阮多写忧生之叹,,多抒情写志,平淡朴素。 关键词: 哲学家 达人 忧生 写志 中图分类号:I206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882(2004)04-0001-(06) 阮籍生活在曹魏后期,而陶渊明则生活在晋宋易代之际。他们虽相隔150余年,但两人之间却有某种关联:“到陶渊明,我们才给阮籍找到了遥遥嗣响的人;同时在阮籍身上,我们也看到了
[1]
陶渊明的影子。”所谓“嗣响”者,即陶渊明对
日,遭受屠戮和迫害也是历史上最多的。
阮籍亲历两次“禅代”的骗局,陶渊明也目睹两场篡位的杀夺。两人不仅所处的社会政治环境有着惊人的相似,而且生活经历方面也颇为相仿。
阮籍出身于富裕的官僚家庭,却不是高门世族。因父亲阮王禹在曹操手下任过要职,颇受宠信,因而他的家庭与曹魏集团必然有些感情的依恋;又因魏帝的歌舞荒淫,“三少主”的懦弱无能,他不免对曹魏政权产生失望与不满。而对于司马氏集团以杀助夺的卑劣残忍行为,阮籍又深为厌恶。陶渊明也出身于有家产田业的官宦门庭,却“望
[2]
非世族”,“俗异诸华”。由于仕宦的家世和传统
阮籍有承传之谓也;而“影子”者,即阮籍身上有与陶渊明相似和相近之处也。然而,阮籍和陶渊明到底生活在两个不同的朝代,所处的社会政治环境、家世背景和人生遭际等,有明显的不同,因而他们的思想与人格,创作的题材内容与创造的艺术境界,也就存在明显的差异。将两人作具体而深入的比较,找出相同与相异之处,对于正确认识和把握阮籍、陶渊明及其在文学史上的贡献和地位,了解时代社会对文人思想、性格和创作的影响,无疑都是颇有意义的。
(一)
的家族意识,陶渊明也确与晋王朝有过较深的感情;又因“於穆仁考,淡焉虚止。寄迹风云,冥),家庭日趋破落,陶渊明也不兹愠喜”(《命子》
阮籍和陶渊明,都生活在魏晋这样大动荡、大残杀和大分裂的时代。当时,社会动荡,政局变幻,统治集团虚伪阴险,多以杀戮助篡夺;士人在险恶的政治夹缝中生活,在忧惧和惶恐中度
Ξ收稿日期:
可能是“典午王朝”的忠臣。晚年,陶渊明对刘裕篡晋的暴行显然心怀不满,而对腐朽的东晋王朝也没什么好感,故诗文对它们多有揭露与批判。
阮、陶都年幼失怙:阮籍三岁成孤,陶渊明
2004-05-27
)男,丽水师专中文系教授。作者简介:赵治中(1936-
・2・九江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4年第4期
八岁丧父,自小都过寡妇孤儿的清贫生活。但两人少年时都勤奋好学,熟读儒家经典,专心于进德修业:
昔年十四五,志尚好书诗。被褐怀珠玉,颜闵相与期。(阮籍《咏怀》十五。后面引诗只列序数)
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陶渊明《饮酒二十首》,后面引诗只注篇目)
奉上天之成命,师圣人之遗书。发忠孝)于君亲,生信义于乡侣。(《感士不遇赋》
日自解归。州召主簿,不就,躬耕自资,遂抱赢
[4]
疾”。35岁以后,陶渊明任过桓玄僚属、刘裕镇
军参军、刘敬宣建威参军,还就任过八十多天的彭泽令。在前后十三年中,陶渊明在官场五仕五归,真正为官时间则不足六年。
彭泽辞官归田后,陶渊明虽仍有为官的机会,
[5]但都被拒绝:“义熙末,征著作佐郎,不就”。
晚年,即使“偃卧瘠馁有日”,江州剌史檀道济前来规劝:“贤者处世,,有道则至。,?”他仍婉言拒,。”(见萧统《陶渊,陶渊明在一生最后的二十多年两人都崇尚习武,任侠好义:
少年学击剌,妙伎过曲城,超世发奇声。(十一)
)少时壮且历,抚剑独远行(《拟古九首》
里,却一直生活在农村里,虽穷困也不再为官,始终过着躬耕垄亩的艰辛生活,成了“已倦安劳”的“归鸟”。
然而,阮、陶两人为官的动机却不完全一致。阮籍是正始时期声望最高的名士,“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志,天下无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他的入仕多出于统治集团的政治需要:曹魏集团一再拉他去做官,是为壮大政治力量,延缓残局;司马氏集团则出于笼络名士,以装潢门面。而陶渊明的入仕,即为“佐君立业”,匡扶既倾的王朝,又为解决当前生计和日后的“三径之资”:“畴昔苦长饥,投耒去学仕。”“此行谁使然,似为饥所驱。”(《饮酒二十)首》
同时,两人都有从耕的经历;阮曾“躬耕东
[3]
皋之阳”,陶则“灌哇鬻蔬,为供鱼菽之祭;织
纟句纬萧,以充粮粒之费”。
青年时,两人都立志远大,想建功立业,都以大济苍生、治国安邦为人生的最高追求和终极关怀:阮籍有“王业须良辅,建功俟英雄。元凯康哉美,多士颂声隆”(四十三)的功业追求;陶渊明也有过“佐君立业”、“大济于苍生”的雄心壮志。
壮年以后,两人都有一段官场进进出出的经历。阮籍正碰上司马氏与曹魏两大集团斗争最为剧烈的正始时期,乱世使他不能有所建树。曹魏王朝一次次的征召,阮籍先是藏匿逃避;即使被逼“就吏”,也“谢病归”,或是“以病免”、“以疾辞”,自外于流俗,远离权力中心,“屏于田里”。在前期,阮籍虽有过三次辞官归里的经历,但自嘉平元年(249)正月发生高平陵事件,曹魏政权完全落入司马氏手中之后,阮籍虽报国无门,则主动求官就职,先后任过太傅(司马懿)从事中郎,太司马(司马师)从事中郎、东平相,大将军(司马昭)从事郎中、步兵校尉等职。直到临死,他也没再引退,一直混迹于官场,成为“号外野”的“孤鸿”。
陶渊明,29岁“起为州祭酒,不堪吏职,少
两人居官的心态也不一样:阮籍先是逃匿退避,后来是迫于权势,身不由已,虚与委蛇。作为“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名士,阮籍即使为官也仅“禄仕”而已。故他外表沉湎任诞,而内心紧张痛苦:“胸中怀汤火,变化故相招。……但恐须臾间,魂气随风飘。”(三十三)陶渊明入仕后,虽不无清静无为的道家思想色彩,却以清廉勤政和施惠于民的儒家思想为本体:“怀役不遑寝,中)由于“一宵尚孤征。”(《辛丑岁七月赴假……》
心处两端”,渊明在官场的态度也是游移的:“久游恋所生,如何淹在兹。静念园林好,人间良可)“一形似有制,素襟辞。”(《庚子岁五月中……》
不可易。园田日梦想,安得久离析。”(《乙巳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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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涉足不深,浅尝辄止,渊明虽也看月……》种儒道兼综互融并以儒家为本位的思想,都以道家的简易无为去行儒家的治平事功。
正是相同的思想文化氛围,薰染出阮、陶两人思想的某些共同性:都是多种思想的兼综互融,而并非仅仅是归属于某一家;多吸取传承各家思想的精义,而能扬弃各家落后消极的成分。但在前后期的思想,侧重又有不同:前期都以儒家思想为主干,后期都服膺玄学,崇尚自然,以道家思想为主导,。
。阮籍集哲学家、,阮籍在《咏怀》诗和《大人先生传》中有所表述:
儒者通六艺,立志不可干。违礼不为动,非法不肯言。……信道守诗书。义不受一餐。烈烈褒贬辞,老氏用长叹。(六十)
盖无君而庶物定,无臣而万事理,保身修性,不违其纪。……君立而虐兴,臣设而贼生。坐制礼法,束缚下民,欺愚诳拙,藏)智自神。(《大人先生传》
到官场的庸俗污浊,宦海的险恶,仕途如“罗网”,充斥倾轧和残杀,但尚无灭顶之灾,故无临深履薄之危。他只须“逃禄而归耕”,就可“复得返自然”。
阮籍和陶渊明,虽然都被李泽厚称为“政治斗争的退避者”,但两人退避的程度却不一样。阮籍少年时,就“口不论事,自然高迈”,企图避开政事;后“文帝初欲为武帝求婚于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以醉酒躲过了政治联姻;“钟会数以时事问之,欲因可否致之罪,皆以酣醉获免。”即便后期,,,可不属于“朝隐”,超然无累。而陶渊明是善觉之“达人”:“只有他才真正做到了这种退避,宁愿归耕田园,蔑视功名利禄……只有他,算是找到了生活快乐和心灵慰安的较为现实的途
[6]
径。”
总之,阮籍、陶渊明的人生遭际有其相似之外,但两人的行为表现与心理状态则有明显的差异。
(二)
愿耕东皋阳,谁与守其真?(三十四)愿登太华山,上与松子游。(三十二)他还专门写有哲学论文,系统而完整地阐述他的哲学主张和思想观点:《通易论》虽为解释《易经》,实乃传统儒家人文主义与新起道家自然主义的综合:《乐论》以正统的儒家礼乐观,贯通玄学的形而上世界;《达庄论》猛烈抨击了名教礼法,充分发挥了庄子“齐祸福而一生死,以天地为一物,以万物为一指”的思想,这是作者努力调合儒道的一种尝试。总之,阮籍抨击儒家虚伪的礼法,并不否定儒定的仁爱精神和等级区分。他向往无君无臣、清静逍遥的社会,力求越名任心,仍有对人生的挚爱和济世的热忱。儒家的仁爱精神和道家自然无为理想的结合,正是阮籍思想的重要特征。阮籍既对旧制度有所检讨,又重构社会政治思想,被称为哲学家和思想家,那是当之无愧的。
也有人称“陶渊明不仅是诗人,也是思想家,他的诗带有浓郁的哲理意味”。“陶渊明不仅是诗
阮、陶同生活在魏晋时期,有着相同的思想文化背景:玄学作为一种对宇宙人生作为纯哲学思考的思辨哲学,成为当时的一种显学。清淡“三玄”之风颇盛,自然无为的老庄思想成为士大夫的重要精神支柱。佛教自东汉传入以后,随着乱世人们对现实的绝望,其因果报应的思想和苦修转世的信念相当流行。道教从方术、神仙家发展而来,追求长生久视之道,因而民间炼丹、导引和士人服药、求仙的风气颇为浓厚。而统治者则重视经术、竭力维护名教,大力张扬封建的伦理政治和儒家的道德观念。当时的社会思潮,即不是先秦道家思想的简单复兴,也不是儒家道统的全盘远绍。因而,他们既不会是先秦道家那样一味听任自然,绝对清静无为,也不会是儒家孔子那样“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积极入世。他们的思想是道家化的儒学或儒学化的道家,即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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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也是哲人,具有深刻的哲学思考———我们不能因为他是诗人,以诗的形式表现其哲学思考,而忽视他在哲学史上的地位。———许多诗都可以
[7]
看作一位哲人以诗的形式写成的哲学著作。”
偶而所得,却没有专门去深究,缺乏明确的哲学理念和必要的哲学层次,更没进行必要的论证与一定的演译。对于这些,我们就只能承认它们是哲理诗或理趣诗,却不能等同于哲学著作。陶渊明也仅是个“善觉之达人”,而不能称他为“哲人”。
陶渊明虽然不是思想家、哲人,但是诗文中表现的思想是丰富而深刻的,有“各家思想的精义,有儒道佛三家的精华而,而不为那种虚伪的礼法和破碎的经文所陷。他爱慕老庄那种清静逍遥的境界,而不与那些颓废荒唐的清淡名士同流;他有佛家的空观与慈爱,而不沾一点骗人的宗教
[9]
色彩。
纵观陶渊明一生,他既不是政治人物,亦不是思想家、哲学家,而只是一个诗人、文学家。他既没有写过政论,更没有写过哲学论文或讲义,直接表达自己的理性认识,而只是写诗、赋、记、传、疏、祭文。他的诗文中,确实有许多人生的感悟,表现了他对农业劳动、对苦乐、对名实、对生死的实际感悟和深刻认识,甚至提出一些真知灼见。同时,自己理想,,在思想领域也是有贡献的,有些诗文虽属经典,却尚未有深刻的阐述,更未构成有序的思想理论体系。它们多从自身的需要,仅是生活实践中的感悟,并未提炼、概括为抽象而深邃的思想,得出哲学高度的结论。
即如陈寅恪所谓合自然与名教为一,“创改之新自然说”而论,汤用彤早在半个多世纪前就曾明确指出:
向郭《庄子注》上承王(弼)何(晏)等人温和派的态度,对于《庄子》,主张齐一儒道,任自然而不废名教,乃当时旧解外的一种新的看法。———他们推尊孔子为圣人,
[8]发挥“自然”与“名教”不可分离的思想。
陶渊明的思想是经过升华与净化,故比起阮籍来,要纯净、实际、健康得多。
阮、陶两人不仅思想方面有同有异,而且在人格方面也是有同有异。
陶潜和阮籍在魏晋时代分别创造了两种迥然不同的艺术境界,一超然事外,平淡冲和,一忧愤无端,慷慨任气。它们以深刻的形态表现了魏晋风度。应该说,不是建安七子,不是何晏、王弼……而是他们两个人,才真正是魏晋风度的最高优秀代表。(李泽厚)《美的历程》
调和自然与名教为一,是向秀、郭象的“创陶渊明终究因其缺乏深刻阐述,尚不构成完整的理论体系,我们就不能随便称他为“思想家”,更不能称之为“大思想家”。
陶渊明确以诗的形式表现其哲学思考、思考着关于宇宙、人生的大问题,而且得出了具有哲学高度的结论。但这仅仅是与自己关系密切的问题,而不是一系列的哲学命题,又尚未形成严谨的层次与完整的体系;他的诗文中也仅仅是“浸润”着哲学精神,用诗的思维方法去解决和表达哲学命题。某些人生的感悟,但这多是灵感式地
李泽厚的评述告诉我们:两人所同者,均是表现了魏晋风度”。
所谓“魏晋风度”,各家的说法有异,但其主要精神应是一致的。当时的士大夫由于自我意识的觉醒,与黑暗的现实政治产生深刻的矛盾与尖锐的冲突,他们用“自然”以反抗统治者标榜的“名教”,怀疑和否定外在的权威,追求达到人生的自在境界,充分地体现其内在独立的人格追求。在正始名士身上,具体表现为思想上崇尚无为和人的无执,行为的疏略放达,言谈上的简约玄淡。阮籍可以说是典型。他思想上崇尚无为,向往虚
改”,而不是渊明的“孤明先发”,“独申新解”。“魏晋风度的最高优秀代表”,都“以深刻的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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幻,鄙视世俗,超然物外,行为上在“狂”与“慎”上“徘徊”:或达而无检,以行为放荡来惊世骇俗,或躲避逃匿,以韬光养晦来避祸;言谈上,要么装“痴”,缄默不言,“口不臧否人物”,要么口出狂言,“发言玄远”,远离“世务”。阮籍力求从统治者标榜的“名教”束缚中挣脱出来,过上一种适性自足的生活,努力实现自我,回复自己本性。但由于客观上政局险恶,当权者残暴,他主观上性格软弱,缺乏抵抗的勇气,行为上的退缩屈服,就不可能做到“任自然”,而只能装“痴”逞“狂”。他的自然本性还是被异化,性格被扭曲,行为发生变形,如此,他“忧愤无端,。
,宅心玄远,虚室常闲。他“不戚戚贫贱,不汲汲于富贵”,)。他襟怀“忘怀得失,以此自终”(《五柳先生传》
狂放,又不出世隐遁,岩栖穴隐,去欲辟谷,走的是一条正视现实、直面人生、返回常道、归于自然、使人间成于人间的正道。在人格上,他既具儒家高雅平易的人格美,又具有道家超旷任真的自然美,且使两者统一于一身。正因他人格是众美毕具,精神境界又最高尚,称他“才真正是魏晋风度的最高优秀代表”应是当之无愧的。
(三)
,陶是阮“嗣响”与阮。
,两。《咏怀》五言82首和四言13首,是阮籍一生思想感情的总汇。其内容有嗟时、忧生、愤世、嫉俗,而主要则表现理想与现实的深刻矛盾,自然与名教的激烈对抗。陶虽以田园诗名世,但仍以咏怀诗为主体,不仅数量最多,而且最有思想深度。它们或直抒胸臆,或托古言志,或慨叹时事,表现了陶从出仕到归田后的人生历程和种种体验。而对黑暗动乱现实的谴责,对农村田园理想生活的讴歌,则是陶是陶诗的最基本内容。陶诗中的《饮酒二十首》、《杂诗十二首》、《拟古九首》、《咏贫十七首》及咏史等,可以说直接传承阮的《咏怀》诗而产生的“嗣响”。
其次,阮、陶的审美趣味也有其共同性。阮是提倡简淡,标举自然的:“乾坤易简,故雅乐不烦。道德平淡,故无声无味。不烦则阴阳自通,无味则百物自乐。此自然之道,乐之所始也。”(《乐论》)阮力求摆脱尘世的物欲羁绊,而获得
旷达,把个人的得失、祸福、生死等都置之度外,真正做到超尘脱俗,超越了自我,而达到无我的境地。而在外表上,他似乎有些“拙”,且要“守拙”。实际上,他的“拙”正是“巧”的表现,“守拙”是他最为明智的选择,故能完善自我,而不为军阀殉葬。其次,他为人真率。要想出仕,不讳言“家贫”;在任为官,则“聊欲弦歌,以为三径之资”;喝起酒来,更是无视俗世的繁文缛礼。再次,他一任自然,绝不勉强,更不矫励。无论是日常生活,还是进退出处,陶渊明都力求称情适性。苏轼曾盛赞他:“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饥则扣门而乞
[10]食,饱则鸡黍以延客。”还有,他深于感情:对
“百物自乐”,求得与自然的合一。陶则追求平易简省,“落尽华芬”,故《诗薮》内编卷二有评:薮》外编卷二,则又指出:“元亮得步兵之澹,而以趣为宗”。这里既点明阮、陶的传承关系,又辨明两人之间的区别。阮虽追求“平淡”,但多着眼于人生境界和哲理玄学的层面,其诗歌创作倒是多感慨之词,辞藻艳逸,深沉美丽。而陶正如《朱子语类》所评:“渊明诗平淡出于自然。”黄庭坚《别杨明叔》所咏:“皮毛剥落尽,惟有真实在。”不追求强烈的刺激,没有浓重的色彩,没有
自然万物有感情,对亲人友朋更有深情。陶渊明在陶诗中,万物情趣盈注,自然面影可爱可亲。日常生活中,他敦亲睦族,友于兄弟,交欢稚子,解颜劝农,坦诚诗友。总之,陶渊明“超然事外,平淡冲和”,性格真率自然,又爱人及物,笃厚真诚,是集达士的胸襟与仁者的情怀于一身的“大贤”。
在魏晋那样混乱时期,人间充满挣脱思想束缚后的狂乱浪潮,陶渊明既无入世的变态,纵欲
。胡应麟在《诗打破了物与人的界限,使物我浑融,回流相济。“惟陶之五言,开千古平淡之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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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折的结构,纯是自然的流露。
九江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4年第4期
鸟则显示诗人寂寞情怀。陶专写飞鸟的诗也有6首,涉及到竟有40多首。陶诗中的鸟有飞鸟、羁鸟、归鸟,诗人羡慕飞鸟的自由自在,怜惜羁鸟的受困牢笼,向往归鸟的有家可依。但是两人写作的侧重不一:阮的飞鸟有属类的区别,如燕雀鸿鹄凤凰鹌鹑,却无形态的划分;陶则写通性的鸟,虽无属类别的区别,但其形态殊异,或孤或羁,或倦或归。然而,它们都服从于诗人写意抒情的要求。
:,又峻急悲怆,;,以田园诗,可称为自然诗人。
陶诗“摆脱膏艳”,“剥落文采”,已达到自然真淳的极境,艺术圆熟老到的“化境”。
再次,在表现方法上的相同性,两人都倾全力来抒情写意。阮始终执着于内心感情的体验与抒写,诗作往往略去具体事实与过程的叙写,专注于纯粹感情的抒发。尽管诗中也有皋兰野草、清露凝霜等自然景物的描写,但它们只作背景材料或抒情的媒介;诗人更为重视的是自身感受、情绪和意念的捕捉与表现。陶诗多直抒胸臆:“陶
[11]
翁岂作诗,直写胸中天。”“渊明不为诗,写胸[12]中之妙尔。”陶诗虽也写到松菊泉流等自然现象,而是借物以寄意,,的感受,,诗中的景物仅成为作者心灵的寄托,情感的载体。在陶诗中,造化与心灵完全契合,物我交流相济浑融。但在抒情方式上,则两人明显有异:“阮籍使气以命诗”,慷慨激昂,峻急悲怆;而陶诗平淡冲和,舒缓自如。
阮多用比兴、寄托和象征的手法,构成完整的意境。其中有以物喻人、借古讽今,用仙比俗。这些虽拓展了艺术表现的空间与深度,但也造成诗意的晦涩。故诗作往往“言在耳目之内,情寄
[13]八荒之表。……厥旨渊放,归趣难求。”陶则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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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抒胸臆,朴素地描写景物,偶尔也用寄托象征的手法写意:以松傲霜、后凋的高操来表现自己不屈不挠的精神;以菊的与世抗争、不同流合污来表现诗人清高贞洁、刚正不阿的操守;以鸟的自由自在来表现自己远大的理想和情怀。陶诗中的物象,虽也言约而旨远,但明晰而达意。诗歌寓意的模糊与鲜明,与社会政治环境和诗人处境、性格有着很直接的关系:“嗣宗身仕乱朝,常恐罹谤遇祸……虽志在刺讥,而文多隐避,百代之下,难以情测。”即“多隐避”,寓意就有意模糊。陶渊明虽生活在晋宋易代之际,但远离朝廷而身居田园,寓意就可以鲜明直露。
阮、陶诗在意象上也有传承,都有写飞鸟。阮有近30首言鸟,飞鸟成了超脱尘世的象征,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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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梅俊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