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体的发展对传统媒体新闻传播形式的挑战

新媒体的发展对传统媒体新闻传播形式的挑战 进入21世纪，互联网等新技术的蓬勃发展和各种新媒体的日益壮大发展，已对传统媒体形成了持续和强烈的冲击，传统媒体新闻报道的话语权也受到严峻考验。新闻传播是传统媒体第一责任，也是赖于生存的根基，在新的媒体环境下，传统媒体的新闻运作该如何顺应潮流，正是目前存在的普遍问题和困惑是解决问题的前提。

目前，传统媒体在新闻运作中普遍遭遇的矛盾：

一、新闻消费习惯改变与传统新闻理念的矛盾

信息传播手段的变化必然带来接受方式的改变，读报看电视听广播，这是过去人们接收信息的主要途径，如果把新闻信息看为一种产品的话，那么它的消费方式就是买报纸杂志或在特定的时间、区域看电视听广播。然而，当互联网迅猛发展起来之后，这一切开始悄然发生了变化。“美国著名的调查机构皮尤研究中心的一项最新调查显示，网络新闻比报纸在美国更受人欢迎。最受欢迎的新闻形式首先是社区新闻和全国性电视台的新闻节目，接下来排在第三位的就是互联网上登载的新闻„„调查显示美国人的获取新闻的习惯已经发生了变化[1]。

在中国也出现同样的情况。新的传播载体有它自身的传播特点，它的迅猛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恰好迎合了人们某种心理需求。就微博而言，140字的限制，短平快；不求深入，只求大概；不求过程，只求结果。这与社会浮躁心理的契合度极高。新闻也成为一种快速的消费品，像只为赶时间填饱肚子的快餐，不求精致。

喜欢从微博上获取新闻信息的年轻人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趋同性，在眼下信息过剩的时代，新闻信息的大小、重要与否其实跟自己没什么关系，他们关心的往往是自己关注的人都在关心什么新闻信息，这才是最重要的、与自己有关系的。他们只是通过别人的关注，借助别人的眼光来筛选新闻，这当然也是有效率最省力的方法。

以微博、微信为代表的载体，它的信息传播主要以个体为单位，所以，有一种说法叫：“人人都是新闻的发布者和接收者”。与专业媒体的新闻产品其实存在很大的区别。 专业媒体有新闻的专业性要求，也有新闻传播的价值预期判断和理念的追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刘奇葆到新华社调研就强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新闻理念，用心走基层，用情写群众，深化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活动，把火热实践作为报道的主题，把普通百姓作为报道的主角，真正做到为人民采写、为时代放歌。要坚持不懈地改进文风，写短文、讲实话、发有用的报道，以文风的有效改进，促进新闻报道水平的提高。[2]”

可是，当许多受众都习惯了只接受140字的简短信息之后，专业媒体的专业报道往往变成转发者断章取义的资料来源，变成新媒体信息传播的第一手材料。这是目前传统媒体面

临的最大困惑之一。我们会奇怪地发现，在微博微信中，往往被广泛传播的新闻信息，基本上都是语焉不详的。新闻的要素，即五W+H都是残缺不全（What何事？ Who何人？When何时？Where何地？Why何故？How怎么样？），但就是这样的产品却依然会大受关注，被广为转发。对于传统媒体而言，如何适应受众新的消费特点，是个待解的课题。“写短文、讲实话、发有用的报道”或许是不二的选择。

二、信息传播全面提速与传统运作模式的矛盾

2009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的改版被业界认为是新闻提速的成功范例：“新闻可以不断被刷新，不断被改写”已经成为“中国之声”的治台方略。30分钟为一个播报轮盘，在这30分钟里，当天的新闻要尽可能地涉及。对于一个新闻事件，记者捕捉到一个信息点就播报一个信息点，再捕捉到新的信息点，纳入下一个播报轮盘。没有新料，就把之前的信息点合并播出„„“中国之声”按栏目设置的编制完全打散，强化大编辑部、大采访部、大策划部，全“中国之声”共用同一个400人规模的采编后台[3]。

作为一个传统媒体，这已经是最成功的运作模式的改革，它付出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自称的“不计成本”的代价。而对于其它基本上靠自负盈亏、靠市场经营养活自己的传统媒体来说，只能望其项背，谁也干不了“不计成本”的事！

即使如此，相对于新媒体，这样的运作速度还是落后的。新媒体的特点在于随时随地可以发布新闻信息，以微博为例，它由个体操作，以个体的眼光和角度，不必通过层层把关，只需用手机拍一张照片就可以发送出去，与传统媒体相对复杂的运作模式大不相同。除了严格的稿件审查制度外，技术的要求也远比新媒体复杂，而且传统媒体的新闻还是以定时定版面的方式发布为主，例如报纸有出版的时间、版面，广播电视也是通过固定时间的新闻节目来发布信息。即使是广播电视的直播活动，它也需要做大量的前期工作，这使得真正的新闻事件的直播无法成为常态，许多大规模的直播活动不仅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而且往往是那些已经多次排练的活动类事件，并非突发的未知结果的事件，其对受众的吸引力有限。

对于随时随地想通过媒体了解最新信息的受众来说，传统媒体显然难以满足要求。而且，由于新闻的管理部门大多未能适应新的舆论环境，在管理方式上观念落后，对于突发事件多采用封堵传统媒体的做法，而对于新媒体，例如微博、微信等却无能为力，这在客观上造成了“灯下黑”的状况，传统媒体经常出现对于本地突发事件的报道“失声”、“失位”的现象。“本地媒体对本地发生的重大事件装聋作哑，是本地媒体的耻辱，也严重妨碍了媒体业的发展。媒体不管怎样发展，它的本职仍然是传播新闻事件，行使社会监督功能。只有立足于这种最基本的职能发挥，媒体才能赢得读者的信任，并进而赢得市场”[4]。

由于个人发布平台时常缺乏客观性和全面性，传播的信息又在转发中不断地出现信息的偏离，但却在第一时间满足了群众的信息需求，所以传播力很强，极容易造成社会舆论对主流方向的偏离。而这个时候，主流的传统媒体无论是出来“以正视听”收拾残局还是继续

保持沉默，都难以获得受众的信任，由此，传统媒体的公信力会不断地受损，直接威胁传统媒体的生命力。

三、新闻评论个体表达与客观公正立场的矛盾

新闻评论历来被看作媒介的声音，社论、评论员评论、评论类节目等重型评论文体甚至被称为媒介的旗帜和灵魂，也是判断媒体的政治面貌和衡量媒体实力和视野的主要标尺之一，更是媒体在当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的有力武器。《南方日报》就打出了“高度决定影响力”的口号；《南方都市报》更是以评论作为自己的新闻拳头产品，每天推出“社论”和“个论”两个专版。

20年来，各种媒体在新闻评论方面的大量投入促进了新闻评论的繁荣发展成为我国媒体的一个显著特点。已形成一个横跨平面媒体、电子媒体及网络媒体的意见表达和传播系统，跨媒体合作和传播正在成为一种新的趋势，新闻评论的影响面和影响力正在不断增强。

新闻评论的发展与民主社会的建设具有同步性，现代社会需要各种声音的争鸣、辩论，同时也给人们更多话语表达空间。社会转型期各种矛盾、问题凸现，也需要媒体传递更多的意见性信息来解疑、释惑。伴随着媒体评论的竞争，有一些媒体依靠优质言论从激烈的媒体竞争中脱颖而出，配备自己的队伍和运作模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评论风格。比如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都建立了自己的评论员队伍，拥有一批名牌评论类节目和栏目。

同时，我们注意到，一些网络的意见也纷纷被传统媒体所引用，而传统媒体的声音更是网络传播的重要依托，这种相互的融合和互动有力地推动了新闻评论的发展，甚至一些原本在网络上传播的个人评论节目也被搬到传统媒体上来，例如：高晓松的《晓说》2013年在东方卫视播出；2013年梁宏达的《老梁据说》在浙江卫视、《老梁有话说》在陕西卫视播出。

新闻评论的兴起和受欢迎无疑满足了受众某些方面的信息需要。网络时代的传播媒体多了，传播的速度快了，传播的范围广了，信息量的爆炸性增长对于受众来说也是一种负担——选择的负担、甄别的负担、深入思考的负担。在信息庞杂、各种媒体竞争激烈的现代社会，受众也需要媒体能够帮助他们对众多纷繁复杂的信息进行选择和处理，以提高受众接受和利用信息进行决策时的效率。而新闻评论是通过了整合加工后的精致新闻产品，通过对庞杂信息的提炼加工再生出新的信息，新闻评论受欢迎往往还在于它的原创性和独创性，有助于满足受众对原创和独家信息的阅读需求 。

而为了满足受众对独创性的需求，评论的“个性化”正成为不少媒体的追求。我们并不否认独立思考的积极作用，但为了“个性”而“个性”，只追求与众不同，往往又极容易走向另一个极端，背离客观公正的立场。

在不少网络的重大舆论事件中，我们看到许多评论会被大量转发，而最受关注的往往是那些偏激、极端，甚至断章取义的评论，容易吸引眼球，有的甚至为了表达某种情绪或意见，不惜编造捏造事实，这种不良倾向有蔓延之势。而传统媒体也深受其影响，有的传统媒

体会不自觉的采信、引用网络不当的评论；有的本身向网络媒体“学习”，“语不惊人誓不休”，常出现惊人之语；有的失去立场，成为个人情绪宣泄的渠道。

或许，一时的痛快表达能换来眼球，但缺失客观公正的基础，媒体的生命力如何得以维持？在个性的张扬和客观公正立场之间，媒体正遭遇困惑。或许答案很简单，但在实际操作中，还是有不少媒体会表现出急功近利的浮躁，深陷选择的泥沼不能自拔，这也正是传统媒体常常出现评论导向问题的症结所在。

四、信息碎片化故事化与社会普遍意义的矛盾

新闻的“碎片化”和“故事化”是近年来新闻发展呈现出来的最显著的特点。

“碎片化”既基于受众对“短平快”信息的需求，同时也契合了新媒体的传输特点。无论是面对什么媒体，如今的受众很难集中精力在特定的时段专注地接收信息，而是随意性很强，这种随意性包括时间的随意性、接收的随意性、选择的随意性等，有时间看一下、听一下，边干别的事情边接收信息，只有感兴趣的信息才会予以特别的关注，受众接收信息的方式变得碎片化，这就迫使媒体的信息传播也要“碎片化”。

例如对于广播，节目形态越来越“碎片化”，在一个相对独立的板块内尽量分出小板块，小片段，各个片段能相对完整独立，在各小片段中还要频繁地营造兴奋点以刺激听众的收听兴趣。中央电台以前的节目不少是完整一个内容的专题节目，而2009年12月改版后的创新点之一就体现在碎片化播出形态上，即采取“间隔性原则”，分散信息重点，每五六分钟就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片段，每个片段都会努力安排一个关键的重要的信息点，也就是节目的兴奋点。并通过不停的新闻提要的穿插进行内容切换，打破原来整体感很强的“一体化”形式，代之以“碎片化”节目形态，使听众任何时候打开收音机都能够听进去，而没有“不知前面说什么”的突兀之感，能无障碍顺利地进入收听状态，从而最大程度地吸引听众的注意力。

而无论是广播电视还是报纸，这种碎片化的形态还有利于在新媒体上的二次传播。因为篇幅短又独立成章，信手拈来就可以粘贴的网络上，也适合网络的传播特点。

与“新闻的碎片化”相伴而行的还有“新闻故事化”，即采用文学的表现手法，将新闻事实以讲故事的方式展现给受众的一种新闻表现形式。新闻故事化在新闻叙述中更加注重细节的描写、人物的刻画、场景的再现以及背景的交代等，将新闻事实当作一个故事叙述出来。

传统的倒金字塔结构报道强调的是信息发布和传达，相对而言不太讲究表达的艺术性，而将新闻事实以讲故事的方式展现出来的形式则更有吸引力。新闻故事化主要表现在它所产生的生动、曲折、引人入胜的艺术效果上，而要把新闻当故事讲要讲究技巧，要本着一波三折的原则来推动故事的整个讲述过程，要有故事的“冲突”。这种冲突，可以是人物与外界的冲突，也可以是来自人物内心的冲突。

然而，新闻故事化作为一种新闻传播模式，也普遍存在一些传播上的毛病。比如，为追求故事化而使新闻主题流于表面，难以深化主题；为追求曲折情节容易引发人为安排、不客观等现象。在影响重大的社会事件面前，对曲折情节的挖掘容易偏离新闻事件的本质，变成“舍本逐末”——“2002年的莫斯科人质危机事件中，不少报纸几乎都充斥着大量侧重于事件过程和细节描述的新闻故事：《莫斯科上演‘倩女幽魂’女人质手机传情荡气回肠》《‘女肉弹’几乎全被歼灭 她们更残酷、更富进攻性》《我离死亡只有3米》等等，读者在看得惊心动魄、痛快淋漓的同时却容易忽略国际恐怖事件背后蕴藏的社会政治危机，沦为系列故事的新闻报道对事件本质的揭示容易停留在某一阶段而难以深入。”2001年12月，武汉森林野生动物园老总怒砸奔驰车事件接连数天上了江城各大都市报的头版，《车主不满售后服务 老牛拉奔驰‘游街’》到《奔驰车真的砸了》，这一事件倍受各报青睐，也的确吸引了许多读者。先不论车主是否有借此炒作其公司的嫌疑，各媒体对这一极端事件近乎狂热的追踪报道实际上是相中了它所包含的离奇故事情节，报道真正给汽车消费者带来了多大实惠还是个疑问。而更让人担忧的是，同时发生在武汉的“全球最大冰毒案在汉侦破”等影响百姓生活的重大社会事件却少人问津，媒体在新闻故事化倾向影响下所进行的“厚此薄彼”的关注对社会议题的设置进行了不恰当的引导[5]。

在“走基层”的新闻实践活动中，传统媒体都推出了一系列的栏目，到基层去，反映基层百姓生活的现状，于是媒体不约而同地在表现形式上更趋碎片化、故事化，选择报道的也绝大多数是普通人的生活故事。但由于这样的新闻作品不太具有新闻性，时效性不强，同时其社会价值也不高——不是重要人物、不是重大事件、不是普遍现象。所以早期的不少栏目实际上传播效果并不是太好，也缺乏新闻的传播力和影响力。与碎片化、故事化的形态相伴而来的就是新闻主题不明确，分散且隐蔽，容易造成传播方和接收方的不一致，甚至偏离。这与传统新闻传播强调的主题鲜明、立场鲜明不相适应。

普通人的故事要引起关注就必须寻找主人公故事的独特性，追求故事的曲折性，而与之相伴的必然是事件的个别性和偶发性，往往并不具备社会的普遍意义，甚至作品的主题极易偏离社会普遍价值，走向故事的猎奇。

我们要追求新闻报道形式的创新和多样化，但对于某种形式的追求应该保持在一种理想性、适度的基础上，它永远只是新闻报道模式的一种，形式最终也永远是要服务于内容的，对适合的题材有针对性地运用相应的报道形式才能相得益彰，而绝不能把形式当成终极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