筑牢高举伟大旗帜,听党指挥的思想政治根基

筑牢高举旗帜、听党指挥的思想政治根基

尊敬的各位领导、亲爱的战友们：

大家好！今天受站政治处的指派，由我来和大家共同学习今年公

安边防部队“践行核心价值观，喜迎党的十八大”主题教育的第一讲。

首先讲讲题外话，主要是我对这次教育的一些想法。接到这个任

务后，心里一点底都没有，突然间从原来的听课者变成授课者，压力倍增，不知道自己会不会一上台就紧张的语无伦次，手脚冰凉了。现在看来还好！为了备课，我查阅了许多资料，一方面自己在理论方面很受教育，另一方面也使我对平时教育的方式方法有了更多的思考。我实事求是的说，在此之前，确实对政治教育工作认识上存在一些误区：认为教育者就是照本宣科，完成任务就行，效果怎么样，不太注重。官兵也普遍存在着不注重政治教育，讲形式、走过场的现象：讲课者滔滔不绝，听课者昏昏欲睡，感觉上课还不如搞训练。今天，我这堂课想要达到的目的就一个：争取让大家听起来不那么累，并且在此过程中有所收获。今天，我不是老师，而是和大家一样来学习的，仅将我这几天来的学习体会拿出来和大家一起分享。对于理论知识我会简要地讲，重点呢，是谈到一些党史和军史的基本知识。也就是保留本讲宣讲提纲中的架构，但不照本宣科，重点突出我对本讲的理解和认识。在座的有很多领导，理论高度和实践经验都比我要高出百倍我在此班门弄斧，讲的不正确不到位的，请大家批评指正，同时也希望能抛砖引玉，使得后面的讲课内容更加精彩！

闲不多谈，言归正传。

简单来说，本讲所要解决的问题就两个：我们要举什么旗和听谁指挥。虽然只是两个问题，却非常难讲。一是题目太大，每一个问题至少需要一本学术专著来解决，想在90分钟内给大家将每一个问题都说清楚、道明白是根本不可能的；二是理论性太强，容易使大家犯困。查资料时，看到讲这个两个问题的基本上都是理论性的文章，很苦燥乏味。如果今天我去念这些理论性的文章，我想大部分同志不到半个小时就受不了了。所以，今天我尽量不用理论性的语言去表述，只通过一些历史史实、身边的变化将这两个问题形象化、简单化。这一课结束的时候，大家能有一点点的感同身受、有所领悟，我认为就达到教育目的了。

对我们全体官兵而言，能真正明确这两个问题，坚定理想信念，在当下中国不仅具有十分深刻的现实意义，而且也十分迫切。可能有些同志会讲，这两个问题年年都讲，不过是老调重谈，有什么新意呢，与我们有什么关系呢？

不知大家有没有关注最近几则时事新闻？一是3月14日温家宝总理在记者会上，多次提到“文革”的话题，并且近几年在多种场合反复强调要坚持改革开放，说“不改革就是死路一条”。二是《人民日报》连续两月深化改革认识论的文章《宁要微词，不要危机》、《不失时机 攻坚克难》力挺改革；三是王立军事件、薄熙来被免职以及重庆模式话题等；四是胡主席在今年全国人大会议解放军代表团全体会议上对国防和军队建设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

制度的指示以及3月19日的《解放军报》社论中“每逢党和国家面临大事 敌对势力总兴风作浪，要坚决抵制“军队国家化”、“军队非党化”的表态。

前两则讲的是道路的问题，最后一则表达的是听党指挥的问题，第三则政治事件有待中央的调查，我不敢说是什么问题，但是目前中国思想理论界确实是暗流激荡。让我们先来听一听一些人的声音吧：马宾在《纪念毛泽东》书中说“中国已没有社会主义，统治中国的是帝国主义、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党内修正主义新三座大山„„无商不奸，无官不贪。窃钩者诛，窃国者候” 。“历史根源就是文化大革命后期领导权被修正社会主义分子篡夺，而十一届三中全会背叛了毛主席路线，修正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不搞阶级斗争，不搞群众运动”“必须坚持毛泽东思想，必须坚持进行第二次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非常适合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我们应该积极规划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张宏良说“中国目前是一个邪教，要用文革的方式改变它。”；梅俏说 “30年的所谓改革开放，我们没有看到什么进步。我们看到的是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的大倒退，是全面糟蹋了社会主义，糟蹋了我们的共产党，糟蹋我们优秀的精神，把我们社会退化到充斥着买办官僚、大地主、大资本家、白领、贪官污吏、男盗女娼的旧社会，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严重的反马克思主义、反《共产党宣言》的观点，结果造就了一大批官僚、地主、买卖资本家„„我们不得不呼唤人民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汪晖说“邓小平南方谈话出现的直接结果是出现大量开发区、期货市场、股票市场、房地产，这些因素构成了富人阶层的出现和制度性腐败的前提”。（马

宾是一个老革命、前正部级的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的官员，张宏良和梅俏分别是乌有之乡和毛泽东旗帜网网站的灵魂人物，汪晖是清华大学人文学院的教授，当代中国著名学者。）

目前针对这两个问题的两种错误的观点：一是质疑我们高举的这个旗帜正确性，否定三十多年来所走的道路，“左倾”思潮阴魂不散一种是鼓吹“军队国家化”，否定党指挥枪的建军原则，并且具有相当的欺骗性和蛊惑性。批驳这两种具有代表性的错误思潮，对我们驾驶当前军队的思想政治工作，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尤为迫切和重要。

本讲有三个大标题。第一标题下我想先明确高举的是旗帜是什么？其次，简要回顾他的发展过程，然后举一些大家感同身受的事例，来印证高举这个旗帜的正确性，最后回顾一些发生在近现代中国思想交锋过程，批驳当前中国社会存在的一种“向左”思潮，坚定我们高举旗帜的信心。第二个标题主要是先从另一个角度来讲述我党建军的历史，使大家明白党指挥枪这一原则的由来，然后通过发生的历史事件来驳斥一种相反的观点，使大家在思想上更加自觉的听从党的指挥。第三个标题是讲今年创建具体工作的，我则侧重于讲创建活动的巨大意义，以期达到深化大家思想认识，具体怎么做，上级领导讲话以及文件内容都规定了很多，大家按照上级要求，结合本单位和自身实际做即可，不再罗嗦。

一、思想要更加统一，进一步坚定高举旗帜的理想信念 十七大报告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

（一）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那么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是一种理论，也是一种实践。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探索是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探索，实践上探索的最大成果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上探索的最大成果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

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形成背景

新中国建立后，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始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的全面建设，由于没有任何经验可以借鉴，加上对国际、国内两个形势的错误判断，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经历了很大的挫折，最终演化为“十年洗劫”的文化大革命，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面临着“向何处去”的艰难选择。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开始痛定思痛，在对以前社会主义道路思考的基础上，针对当时中国的具体形势，冲破“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提出要走一条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之路。（邓引用刘伯承元帅在战争期间经常说的一句话—— “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他说，这说的是打仗。我们之所以能够打败蒋介石，就是不讲老规矩，不按老路子打，一切看情况，打赢算数。建设社会主义不能按一个模

式，各国的情况千差万别，不同本国的实际相结合，难免会犯错误。）

2、中国特色社会义的发展阶段及其主要内容

第一阶段，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二大（78—82年），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起步中确定主题阶段。“我们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拨乱反正，二是全面改革（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城市开始进行改革试点，设立四个经济特区）”。

第二阶段，从党的十二大到党的十三大（82—87年），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从确定主题到初步开辟阶段。这一阶段在理论上有三大突破: 一是作出了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判断（主要针对的是大跃进思想。“十年超英，十五年赶上美国”后来又加速）。二是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主题（主要针对当时毛泽东对国际国内两个形势的判断、1956年的匈牙利事件）。三是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新概念。

第三阶段，从党的十三大到党的十六大（87--02），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基本形成和不断完善阶段。1992 年邓小平的南方谈话有力地推动了这一进程，他紧扣“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核心问题，明确回答了许多长期束缚人们思想的重大认识问题，其中包括计划与市场、社会主义本质、“三个有利于”标准、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等重要观点。党的十四大第一次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从九个方面做了新的概括。党的十五大明确地把这一理论命名为邓小平理论，强调这个理论是当代中国

的马克思主义，并把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明确写进党章。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面对变化了的世情、国情、党情，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在13 年的伟大实践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功地推向21 世纪，并在实践中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它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样一些重大历史课题。

第四阶段，党的十六大以来（02--），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继续深化和拓展阶段。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的新贡献，一是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着力转变不适应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思想观念，着力解决影响和制约科学发展的突出问题，促进了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二是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战略思想，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将社会建设提升到与经济、政治、文化建设并重的高度，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从“三位一体”提高到“四位一体”; 三是坚持和发展了邓小平关于和平与发展已成为时代主题的观点，提出和平发展、和谐世界的理论，既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发展自己，又通过自己的发展来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 四是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坚持不懈地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力量，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鼓舞斗志，用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风尚，不断增强社会主义意

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此外，加强党的先进性和执政能力建设、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创新型国家等创新理论和创新实践，进一步深化和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二）三十多年来中国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证明了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性。

1、从宏观层面看

第一、经济建设的变化

第二、国防科技的变化

2、从微观层面看

第一、衣食住行的变化

第二、结婚彩礼的变化

第三、通讯方式的变化

第四、文化娱乐的变化

（三）批驳“左倾”思潮，更加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思想信念

什么是“左倾”？ 自19世纪国际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兴起以来，就不断出现右的和“左”的倾向与流派。毛泽东曾经对“左”和“右”的问题作了言简意赅的说明。他说：“什么叫„左‟？超过时代，超过当前的情况，在方针政策上、在行动上冒进，在斗争的问题上、在发生争论的问题上乱斗，这是„左‟，这个不好。落在时代的后面，落在当前情况的后面，缺少斗争性，这是右，这个也不好。”

1992年邓小平：“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

们。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它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这些就是„左‟。

“左倾”在我党我军历史上留下的惨痛教训：

1、在大革命时期：革命浪潮日渐高，“左”风泛滥百业萧。

第一次“左”倾错误——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1927年11月9日至10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在罗米那兹的直接指导下于上海召开，罗米那兹作了报告，会议通过的《中国现状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主要是接受了罗米那兹的思想，是瞿秋白“左”倾错误的标志。《决议案》断言“现实全中国的状况是直接革命的形势”，据此确定了实行全国武装暴动的总策略，而以城市暴动为“中心及指导者”，并认为“现在的革命斗争，已经必然要超越民权主义的范围而急遽的进展”，命令少数共产党员和群众去组织毫无胜利希望的城市武装暴动。会议还指责南昌起义、秋收起义的领导者周恩来、毛泽东等犯了“机会主义”错误，分别给以政治纪律处分。这次会议前后，在党组织力量十分薄弱而敌人拥有强大武力的无锡、宜兴等地区先后发生了不顾一切的蛮干、盲目举行的武装暴动很快就被镇压下去。大革命失败后保存下来的有限的革命力量进一步蒙受重大的损失。

第二次“左”倾错误---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1930年5月，爆发了蒋阎冯中原大战，双方投入兵力160万，打了四个多月，无暇顾及共产党。当时实际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李立三等认为革命危机已在全国范围内成熟。做出了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总暴动和集中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计划；随后又将党、团、工会的各级领导机关合并为准备武装起义的各级行动委员会，并先后命令红一军团攻打南昌，红二军团攻打长沙，红一军出兵武汉，红十军进攻九江，红七军挺进柳州，幻想能够“会师武汉，饮马长江”。这次“左”倾错误虽然在党内统治只有三个多月，但党为此却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在国民党统治区内，先后有11个省委机关遭受破坏，武汉、南京等城市的党组织几乎全部瓦解，红军在进攻大城市时也遭到重大损失。

第三次“左”倾是紧跟着第二次“左”倾来的，1931年，在共产国际的直接干预下，就是那一批从共产国际派回来的王明、博古，包括张闻天、王稼祥等人（张闻天、王稼祥二人的思想后来有了很大的变化）控制了中央的实际领导权。他们跟第二次“左”倾又有不同，打的旗号叫国际路线，声称要执行共产国际的路线。那时共产国际在中国共产党内有很高的威信，中国共产党在党章里规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要听从它的命令。他们来后提出的国际路线，就是进攻路线。那个时候国民党统治区里面的工人运动已经越来越低落了，而红军和革命根据地越来越发展，所以他们又有一个变化，就是把越来越多的注意力集中到红军和根据地方面去。派从莫斯科回来的夏曦到红二、六军团去，派张国焘到四方面军、鄂豫皖根据地去，直接控制这些地区，一切要听他们的指挥。第三次“左”倾错误

的一个高峰是1934年1月的六届五中全会。它的政治决议案是这样写的：在军事上就提出要形成百万钢铁红军，是大量扩军，是御敌于国门之外，就是跟人家打阵地战；在土地问题上，实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在统一战线方面，又提出中间派是最危险的敌人。用这样一整套的政策，又打着国际路线的旗号，统治了四年之久，就使整个根据地几乎全盘失败，逼着红军走上长征的路。

2、在红军时期：斗争形势令人焦，利刃同志头上削。

主要是在党用左倾的目光，把“社会民主党”、“改组派”看成是中国革命危险的敌人，认为必须来一番大规模的清肃，肃反运动随之在各个根据地展开。几个具有代表性的事例是：一是夏曦四次肃反运动，埋葬了洪湖赤卫队，3万红军被他杀剩3千。贺龙曾回忆：“夏曦在洪湖杀了几个月，仅在这次（第一次）肃反中就杀了一万多人。现在活着的几个女同志，是因为先杀男的，后杀女的，敌人来了，女的杀不及才活下来的。”“一万多人”与报告称“处死百数十人”的差距之大，难以想象。况且还不包括后三次“肃反”。一个公开的事实是，3万多人的红三军，经过肃反后，加上牺牲和逃亡的，人数下降到3000余人。行军从头可以看到尾，出现枪比人多的怪现象，士兵没人敢当班、排长，生怕冤枉送命。二是反“AB 团”扩大化，发生了震惊苏区的“富田事变”。1930年 12月7日，红一方面军前委肃反委员会主任李韶九持前委面交江西省行委的绝密信并带一连士兵到省行委驻地富田，指导地方和红二十军的肃反工作。以对红二十军实行“整

编”为名，通知红二十军副排以上干部“全部集合”到于都平头寨(亦称平安寨) 的祠堂“开会”。当他们一个个鱼贯而入，有序进入祠堂后，旋即一个个被缴枪、捆绑。随后，全部被押到谢田河滩，以“AB 团分子”的罪名，分批在平安河河坝上杀死。红二十军从军长萧大鹏以下到副排以上军官200余人，除个别幸存者外，全部罹难！据当地老人目睹者回忆说，当时平头寨杀人，整条河水都染红了。三是1932年12月张国焘在川北开展了一场较之鄂豫皖更大规模的肃反运动，一次将高级干部七十余人砍头。

3、建国之后：领袖威望盖中央，谁知“左风”日益高。一是大跃进运动。“大跃进”运动从1957年底开始发动，1958年全面展开。“大跃进”表现在工业方面，首先是钢产量指标的不断提高。提出“以钢为纲”的口号，目标定在“十年超英，十五年赶上美国”后来又加速，要求两年内超过英国。（当时中国钢产量535万吨，英国3200万吨）。在农业上，主要是对农作物产量的估计严重浮夸。农业放高产“卫星”，亩产万斤粮，甚至12万斤粮食，结果是中国出现了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饥荒，造成了大批人员饿死。大陆官方公布非自然死亡人数是2158万人。二是庐山会议反右倾斗争扩大化。错误决策发展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倾理论，特别是提出和强化了阶级斗争转向党内的错误观点，这给后来国家的政治生活乃至各项事业的发展事业带来了无穷的后患；也破坏了党内民主，助长了个人专断、个人崇拜现象的发展。同时也使我国经济工作中的“左”倾指导思想继续膨胀、蔓延并依然

占据主导地位，整个国民经济重新陷入更加严重的困境。

4、文革十年：“左”路狂奔终于糟，一亿人民火上烧。1978年叶剑英同志在讲话中说，他们利用篡夺来的权力，大搞法西斯专政，上整干部，下整群众，制造大量冤案、错案、假案，把许多老同志打倒，把大批干部和群众打成“走资派”、“反革命”，进行残酷迫害。包括受牵连的在内，受害的有上亿人，占全国人口的九分之一。1967年8月5日，在中南海院内经受了又一次被打得鼻青脸肿“坐喷气式飞机”的残酷批斗之后，刘少奇手拿《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抗议道：“你们怎样对待我个人，这无关紧要，但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我要捍卫国家主席的尊严。谁罢免了我国家主席？要审判，也要通过人民代表大会。我个人也是一个公民，宪法保障每一个公民的人身权利不受侵犯，破坏宪法的人是要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的！”1969年11月，国家主席刘少奇病逝于河南，遗体被易名火化。另外，受极左思潮影响，中国先后与蒙古、保加利亚、印度、缅甸、肯尼亚、捷克斯洛伐克、印度尼西亚、英国以及民主德国和苏联等10个国家发生严重外交冲突，最为著名的事件是1967年8月的“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8月22日晚，北京外国语学院等十几个单位的红卫兵齐聚英国代办处门前示威，随后冲入英国代办处放火并实施“打砸抢”）与30多个建交国发生外交纠纷，国际形象受到严重损害。

5、九十年代：姓“社”姓“资”拖改革，小平南巡造冲击波。邓小平南巡讲话的背景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国内形势相当严峻。国际上矛盾错综复杂，风云变幻莫测。1991年，随着

“八·一九”事件发生，苏联迅速解体，东欧国家易帜剧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顿时陷入低潮。东西两极体系彻底瓦解，两极冷战局面结束，世界力量对比失衡，出现了多极化的趋势，世界的大变动、大改组，对中国产生了震撼性的影响。当时，西方国家加紧对原社会主义国家进行争夺和渗透，一些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迅速发展，中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再次引起了人们对我国前途命运的关注。国内，十一届三中全会实行工作重点转移以来，我国一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也是几次党的代表大会一贯坚持的，但有的报刊却发表长文，说全党和全国人民现在有“双重任务——阶级斗争和全面建设”，这不是将一个中心变成两个中心吗？“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已经讲了十几年，但在这时提出两个中心，主张反和平演变也是中心，真是令人眼花缭乱、莫衷一是。可以这样说，在小平同志巡视南方前的一段时间里，确实笼罩着沉闷、困惑、无所适从的气氛。从1990年开始《人民日报》多次发表长篇文章来批判和否定改革开放以来所走的道路，甚至当时管宣传的部长也发表文章《关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暗指改革开放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矛头只指邓小平，全国出现了“左倾”思潮。邓小平敏锐的发现了问题，在88岁高龄的1992年，以退位之身，借到南方休息的名义，在深圳发表了著名的南巡讲话，倾尽全力，最后推了一把中国，澄清了人们的思想认识，扭转改革滑坡的局面。

二、政治要更加坚定，进一步增强听党指挥的自觉性和

坚定性

听党指挥、党指挥枪是人民军队的军魂所在，也是党历尽磨难的经验总结，是被中国革命成功的最大法宝。

（一）党指挥枪的原则的由来

以前，我们对党史军史的了解，大部分人的印象都是怎样怎样的辉煌！我记得，中学的历史教课书在提到中共一大的历史意义时，评价说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历史就焕然一新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的宣传画（油画，当时没有照片）大都是周恩来、毛泽东一只手高高挥起，气定神闲，指挥千军万马，无往而不胜。辉煌结果是不假，但反过来想一想铸就辉煌过程就真的这么简单，革命就是如些轻松，我们党、我们的军队天生就是这么强大吗？客观地回顾一下我党我军历史，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就会得出一个结论：辉煌是苦难铸就的。从党武装起义，独立领导军队开始，曾经屡屡遭遇挫败；党的领导卓越领导人也大量牺牲，如李大钊、邓中夏、彭湃、恽代英、张太雷、蔡和森、方志敏等。包括毛泽东同志也曾经九死一生：1927年秋收起义失败后，在经过浏阳张家坊时，被清乡队抓住，押送团防局处死。毛泽东从未暴露身份的潘心源那里借了几十块钱，打算贿赂押送的人，当时押送的普通士兵同意放他走，但负责的队长不允许。直到离民团总部不到200米的地方，毛泽东才找到机会逃脱，钻到了草丛里，有几次伸手都能接触到搜捕他的士兵。接近黄昏时，士兵放弃了搜索，毛泽东翻山越岭，彻夜赶路，鞋都跑掉了，脚底擦伤的

很厉害，到了邻县用七块钱才买了一双鞋、一把雨伞和一些食物。安全到达农民武装那里的时候，口袋就剩下两个铜板了（见西行漫记毛泽东对斯诺亲口讲述）。

1、血雨腥风，使党拿起了枪杆子。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看过一部电视剧，叫《人间正道是沧桑》，它讲述了国共合作大革命时期的这段历史。到南昌起义的前夕，是我党历史上最黑暗的日子。蒋介石突然在上海发动4.12政变，许克祥在长沙发动马日事变，汪精卫在武汉发动7.15政变，同时向共产党人举起了屠刀！全国范围内共产党到处被通辑、被屠杀、被囚禁。历史资料显示，仅1927年4月到1928年上半年，死难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工农群众及其他革命人士，就达337000人（到1932年，死难人数达到上百万，1949年革命胜利，新中国建国，仅有姓名可查的共产党员烈士就有140万之众）。共产党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在血雨腥风中，党终于看到了枪杆子的极端重要性，以叶挺的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也就是在大革命时期能掌握和影响的武装力量）为主力约两万人在南昌城头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的第一枪。党在危急关头也终于看清了国民党的真面目，在1927年“八七”会议上纠正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决定以革命的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对派的武装屠杀，毛泽东同志在会上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一伟大论断。会议决定毛泽东同志到湖南发动秋收起义。

2、被逼无奈，使党走上了井冈山之路。南昌起义的部队，当时按党中央的指示，部队南下广东，准备开始二次北伐。一路上被国民

党军队围追堵截，部队损失很大。在三河坝分兵，朱德率4000人断后掩护主力南下潮汕。三天三夜阻击伤亡过半，仅剩下2000今后余人，南下路遇溃败下来的周邦采带领的200多人，才知道主力已经在潮汕失败。部队虽然摆脱了追敌，但常受地主武装和土匪的袭击，与党组织也失去了联系，一无给养，二无援兵，看不到任何希望，军心开始动摇。师以上党的领导人均已离队，只剩一个团政治指导员陈毅（当时军师一级才设党代表），师团级的军事干部只剩下了一个团参谋长王尔琢，团以下干部更是结着伙走，拉走一个营、一个连的战士公然离队。部队到最后就剩下800人，合编成一个纵队，由朱德带领艰难上了井冈山。再说毛泽东的秋收起义队伍也好不到那里去。1927年9月，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有八千余人，编为一个师，余洒度任师长，余贲民为副师长。但不足20天，部队的就垮了一大片，只剩下几百号人。大量减员的很大一部分是革命看不到希望，官兵选择了逃跑。编了一个师，师长跑掉了，编为一个团，团长又要逃，团长逃了，副团长、参谋长也逃了。

3、处境的不堪，让党将支部建在连上。当时的起义军四面受敌，内无粮草、外无救兵，领导干部又带头逃跑，士气低落到了极点。毛泽东看出了问题的症结，党的组织系统没有扎根基层，难以切实掌握士兵、掌握部队，特别是在残酷的斗争中，一有风吹草动，就很难抓住部队。正是在这个小山村，毛泽东领导了著名的“三湾改编”。毛泽东的一个重要的措施，就是把党的支部建在连上。同时，班、排建立党小组，营以上各级建立党委。党的前敌委员会对全军实行统一领导。

一切重大问题，必须经过党组织集体讨论决定。 “支部建在连上”，最关键的点，一是使人民军队从连队开始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二是更便于发扬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一年后，毛泽东在总结井冈山斗争的经验时强调：“红军之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数十年后，当年的连党代表、共和国新中国元帅罗荣桓评价说：“如果不是这样，红军即使不被强大的敌人消灭，也只能变成流寇”。

4、思想的混乱，使党学会了政治工作，真正意义上实现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朱毛红军胜利会师井冈山后，面临的是部队思想的极度混乱。当时的红军，有60％的成员是贫苦农民，40％来自起义的旧军队。小私有者所固有的狭隘观念和旧军队的习气，在部队中打下了很深的烙印。随着形势发展，红4军党内出现一些不同认识并引发了争论，一些官兵习惯于旧军队的管理方式，抱怨“党管事太多”；有的要求事情不论大小，一律“先交下级讨论，再由上级决议”；有的人认为军队的任务就是打仗，只要有枪杆子就行；有的不愿在艰苦的农村建立根据地，只想用流动游击的方法，打到城市去享乐；有的家乡乡土观念重、自由散漫、极端民主化。当时一个故事十分典型。井冈山朱毛会师后，二十九团是由湘南宜章农军组成，在湘赣两省敌人对井冈山发动第一次“会剿”时，红四军军委决定二十九团随部队返回宁冈，增援永新。这时，二十九团的士兵和一些干部提出，不回宁冈，要回湘南。理由是家乡被敌人占了，要打回老家闹革命。他们甚至说，如果不让他们去，他们就交了枪单身回去。在这种情况下，为防止二

十九团军心涣散，组织解体，军委决定增派二十八团与二十九团同去湘南。二十九团立刻一改几天前那种“似行不行， 三五成群，步伍零乱”的状态，行军速度飞快，三伏天一天可走七八十里，二十八团在后面紧追都跟不上。此时，朱德忧心忡忡，总觉得往湘南打郴州凶多吉少。果不出所料，打郴州，先胜后败，二十九团几乎全部失散。 为解决党内的这些分歧和不同的思想认识，红四军连续召开了两次前委扩大会议和第七、八次党代表大会都没有解决问题。特别是红四军第七次党代会，还选掉了中央指定的前委书记毛泽东的职务。正是在解决这些不同认识和争论中，产生了著名的《中国共产党红4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这个决议全面系统地总结了红军诞生以来的建军经验，着重批判了单纯军事观点、军阀主义、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等错误倾向，阐明了政治工作的地位、作用和基本原则。核心是规定红军必须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在决议中专门对上政治课怎么编班，由谁讲授、讲授方法做出了十分详细的规定，特别规定上政治课除战斗兵须到课外，传令兵、勤务兵、长夫、马夫、火夫须均到课。这也是党从真正意义上实现了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开始了五次反围剿、二万五千里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一次又一次气壮山河、惊天地、泣鬼神的辉煌胜利。

（二）不坚持这一原则现实危害

明白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这一真理苦难探索的历史，相应的也要批驳一种十分具有欺骗性和蛊惑性的观点：“军队国家化”“军队非

党化”的观点。“军队国家化”论者认为，既然军队是国家的，军队就不应该由党来领导。其实质就是以军队的国家性质来否定军队从属于政党的政治性质。国家的军队”与“军队国家化”不是一码事，不能混为一谈。“军队是国家的”，这谁也没有提出过异议。“军队国家化”论者利用人们对“军队是国家的”这一命题的认同心理，把“国家的军队”与“军队国家化”等同起来，谁反对“军队国家化”，就给谁扣上反对“军队是国家的”帽子，就说谁不懂“常识”，这是一种偷换概念、偷运私货的行径。

在“军队国家化”问题上，国共两党曾经有过正面的交锋。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三次电邀毛泽东到重庆进行谈判，商量和平建国。一方面是自认共产党没有这个胆量，另一方面是要将后面内战的责任嫁祸给共产党。但党清楚地知道蒋介石的真正目的，毛泽东亲自到达重庆，挫败了蒋介石的阴谋。在重庆谈判中国共斗争的焦点是军队和解放区问题。国民党坚持共产党要首先交出军队和解放区的政权，提出军队要先实行国家化后，才能谈和平建国。“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历史教训，使我党十分清楚地知道国民党的真实用意是什么，提出首先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实现国家民主化，然后与国民党一起把武装力量交给新的民主国家，即“先国家民主化，后军队国家化”的主张。蒋介石当然不会同意。倚仗兵多将广和执政优势，由此发动了全面内战，中国的近现代史也进入了解放战争时期。

在苏联解体、东欧巨变的历史教训中，可以更加清楚的看到

“军队国家化”的现实危害。对89年苏联解体这一历史事件原因研究，一直是国际、国内历史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问题。各种原因、各类观点不一而足。但却都绕不开一个“军队国家化”问题。 从军队层面，导致前苏联灭顶之灾，主要有三步： 第一步，1990年苏共接受反对党的“军队非政治化”、“军队非党化”和“军队国家化”主张，在军队中废除了原有的政治思想教育内容，进行所谓“超意识形态”的教育，放弃了党对军队的思想领导，在思想上解除了广大官兵的武装。第二步，同年10月颁发了苏联《社会团体法》，规定军人活动不受政党决议的束缚。军队中党的组织虽然还存在，但已名存实亡。这就放弃了党对军队的组织领导。第三步，1991年初开始对军队政治机关进行全面改组，将属于党在军队中的领导机关-政治部门，改成服从政府指令的机关，苏军总政治部更名为苏联武装力量总军事部，不再是党在军队中的最高领导机关，走上了所谓“国家化”的道路。这三板斧一砍，恶果立见。仅1990年军队退党的官兵就有34600人。军中各种派别和宗教团体多如牛毛，党组织被宗教、宗派组织代替。结果是：军队变质，政权易主，共产党分崩离析，国家四分五裂，许多军官也被排挤出军队，进入了失业大军。教训不可谓不惨重。面对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胡主席告诫全党：只要党能牢牢掌握军队，国家就能长治久安，即便是出一点乱子，也可以“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

三、组织要更加坚强，以创建模范党组织生活的新成效迎接十八大

创建活动自去年开始，已经轰轰烈烈的搞了一年多了。部队上下都十分重视，积极探索实践，想方设法推进工作，官兵思想开始活跃，认识有所提高，效果已经有所显现。该学的学了、该落实的基本动作也落实了，活动各阶段的小结讲评也做了，台账门类齐全，官兵应知应会也滚瓜烂熟了，也迎接了上级的检查验收，是不是说创建目的就达到了呢？或者说经过达标考核验收的党组织创建工作就完成了呢？创建活动究竟要达到什么目的？什么时候才能结束？有什么意义？可能是困扰大家的一个普遍问题。我觉得讲创建活动主要还是要解决一个思想认识问题。至于今年的创建活动应该怎么做？上级的文件规定的比较详细，大家按照要求做即可，在此不再赘述。

（一）深刻领会上级领导对创建工作给予高度重视的决策意图。 孟宏伟副部长说：“现在的主要问题是如何让领导干部的认识变成全体边防部队的认识，如何从口头、书面的认识变成内心的认识，让部队上上下下都真正认识到创建活动的重要性”。 创建活动为什么会提出？主要是针对当前全党、全军，包括我们边防部队都比较普遍的现象，就是组织生活逐年在弱化，用孟宏伟副部长的话就是：存在着庸俗化、形式化、低标准化，部队工作出现了很多的问题，如腐败问题导致的队伍纯洁问题。对队伍建设的重要性，胡锦涛总书记多年前就深刻指出，在全部公安工作中，队伍建设是根本，也是保证。周永康同志也指出，在全部政法工作中，队伍建设是根本；在队伍建设中，党的建设是根本。孟建柱部长更是逢会必讲队伍建设、党组织建设问题。要加强队伍建设，必须从党建工作抓起。

但只要是党内方方面面的工作，都是党建工作，要抓党建工作，怎么抓，从哪里抓起，是一个问题。部局党委在认真总结维和经验、反思“吕文彦”腐败案教训的基础上，将创建工作做为一项战略部署提提出来，像跟打仗炸碉堡一样，找到一个突破口，通过点来带动整个党建工作，希望依靠各级党组织自身的力量，解决我们队伍自我改造、自我净化的问题，保证我们的队伍不出问题。

通过吕文彦腐败案，部局领导看到了创建活动是关系到公安边防部队生存发展的根本保证的重大意义。正如孟副部长讲：“如果公安边防部队不在党的建设上取得突破，那么我们的生存都会成问题。不是国家不让我们生存，也不是群众不让我们生存，而是我们自己可能会“烂掉”、自己把自己打倒。”

通过海地维和防暴队用“三个第一”原则（政治第一，是指所有防暴队员在国外，首先要想到自己代表中国警察，代表中国，代表中国共产党的形象；党组织第一，是指虽然这支队伍有主官，但所有的重大事项、生存发展都要由党组织来集体决定；思想工作第一，是指防暴队在海外执行任务，要把思想工作放在首位，及时解决队员的思想问题，保证队伍的战斗力，保证队伍内部团结、不发生问题。）加强党组织建设，焕发的强大力量，创造联合国维和历史奇迹的成功经验，（5年间派出8支防暴队出国执行维和任务，创造了无一人违纪、无一人伤亡、无一人中途退返的“三无”纪录。历任联合国秘书长视察海地，第一个都要到中国防暴队去视察，海地总统大选的总记票站就设在中国防暴队的营地。在海地有来自世界各国的十多支防暴队，最有战斗力、最专业、素质最高的就是中国防暴队，这是联合国维和

部的官员包括其他国家公认的. ）部局领导看到了创建活动是保持公安边防部队强大战斗力的力量源泉。

当然，创建工作解决的是党建的大课题，任务的艰巨性、复杂性决定了我们必须从战略性的高度去看待这项工作。要搞好这项工作，不是一朝一夕能做到的，正如孟副部队长所讲：“创建活动是一个需要长期推进的事情，不是一两年或者三五年就能做好的，因此做起来很难，要取得实效更难”。我们必须有长期作战的准备。一是长期存在的顽固问题，有的已经常规化了、普遍存在了，大家都已经习惯了。多年积累的问题，不是一朝一夕能改变的；二是创建工作是新事物，没有现成的模板来照搬，大家本身就对怎么提高党组织生活质量，怎么把工作做得更好，认识上都有一定程度的盲目性。要搞好这项工作，我们一定要充分认识到所面临的困难，用“愚公移山”的精神，摸着石头过河，去研究、去探索、去创新。

（二）要抓好“四个基本”，在夯实党建基础上有新成效

1、深化基本教育。一切活动，学习教育是基础。主要是在去年“三学”（学党章、学党的文件、学经典著作）的基础上，丰富载体，加强对党章、党史、党务知识、党的基本理论的学习研究，结合十八大的召开，组织开展大讨论活动，不断加强部队党建文化建设。

2、固化基本养成。基本动作重在养成。主要是在去年落实基本动作的基础上，突出从有形动作养成向无形思想认识的转变，真正体现基本动作养成的实质性要求。

3、完善基本制度。今年部局创建活动对完善基本制度的内容主要体现在“一个要求，三个重点，三项探索”。一个要求：恢复优良传统，体现时代特点；三个重点：党委工作运行制度、理论务虚制度、党委票决重大事项制度；三个探索：推行党内平等、扩大党内民主、强化党内监督。

4、建强基本队伍。今年部局主要工作（1）强力推动支队级以下政治主官任书记制度；（2）建立各级党务工作者分级培训制度，着力提高各级党组织党务工作水平。

（三）要破解创建难题，在提升创建质量上有新成效

1、突出坚持党性原则。党性原则是组织生活原则性、战斗性的灵魂。是衡量组织生活质量高低的重要指标。避免防止（1）党委员没有原则“一团和气”的假和谐氛围；（2）“事不关已，高高挂起”，充当老好人现象；（3）不讲原则的“会上不说，会后乱说”的现象

2、突出强化集体领导。主要是防止三种现象：（1）重大事项个别人和少数人说了算的现象（2）班子成员懒于议政、疏于监督的现象（3）违反原则，集体“闯红灯”现象。

3、突出落实党内民主。（1）党委班子内部的民主风气建设；（2）保障党员的民主权利（3）建立“四评”长效机制。

4、突出加强制度创新。（1）推进党组织生活的创新；（2）大力推行党务公开；（3）认真落实党代表任期制；（4）积极推进警地联创联建。请进来，走出去，相互学习，共同提高。

5、突出增强创建效能。重点在实现“三促进”上见成效：（1）

促进班子团结进取；（2）促进中心工作；（3）促进部队建设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