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历史剧[屈原]在日本的上演与影响

作者：权五明

重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0年05期

　　中图分类号：1207.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29(2009)06-0077-09

　　1952年郭沫若的《屈原》由须田祯一翻译出版了。《屈原》的剧本改编也是由他完成的。在东京的剧团“前进座”(现在该剧团仍存在)曾在1952年9月—翌年8月、1962年5-7月、1972年3月、11月21日及翌年7月初、1979年3月在日本全国各地进行了该剧的公演。

　　这部历史剧在日本社会上被给予了什么评价，他们接受了些什么呢？作品流传到日本后，进行了怎样的改写呢？对应日本社会的变化、日本和中国国家关系的变化，日本改编的《屈原》被给予了怎样的评价呢？这就是我的研究课题。笔者认为，这个研究已经不是单纯的文艺比较。把它纳入比较文学的范畴来研究，是十分有意义的。据笔者所知，在日本或者中国围绕这个课题进行的先行研究中，还没有涉及到这方面的问题。本文的考察限定在“前进座”1952-1953年、1962年的上演活动中。

　　一、“前进座”剧团略史

　　在日本上演历史剧《屈原》的剧团是“前进座”，因此略述关于“前进座”的历史。

　　1.“前进座”的成立

　　“前进座”的前身是“大众座”。“大众座”，1930年1月由市川八百藏、市川小太夫、中村玩右卫门等演员在东京本乡座成立。同年7月，在新桥舞蹈剧场举行了第二次公演。[1](1085-1086)

　　1930年，市川猿之助退出松竹歌舞伎，带领剧团“大众座”的全体成员新组了“春秋座”。这是对当时歌舞伎界不满而做出的反抗行动。1931年1月，在“市村座”(剧场)举行建团公演失败了。结果，市川猿之助不得不放弃了“春秋座”，而复归“松竹”。也有不少人一直跟随市川猿之助。

　　1931年5月22日，在东京市芝区田村町的“飞行馆”举行了“前进座”的组成总会。“前进座”的主体是拒绝重返歌舞伎界的人。当时的“前进座”领导人是演员河原崎长十郎、中村玩右卫门、河原崎国太郎。他们都是歌舞伎界出身的演员，可他们反对重视血统及名门的传统性，轻视歌舞伎界中下级的歌舞伎演员。因此，他们对歌舞伎界的传统持批判态度。

　　“前进座”从6月份开始了正式的公演活动。

　　从6月12日至28日，在市村座上演了《大冈政谈白粉のぁと》、《飞びつちよ》、《歌舞伎王国》等三部剧目。这三次上演活动以失败告终。“前进座”陷入了缺乏资金的困境。1932年1月，在市村座公演了《仮名手本忠臣藏》。这次上演博得了好评，“前进座”开始受到社会的重视。当时，剧团成员中也有对歌舞伎的戏剧持否定看法的人，但由于《仮名手本忠臣藏》的成功，他们改变了最初的想法。

　　1937年5月，“前进座”是股份公司。1938年6月，设立了“前进座演剧映画研究所”，开始培养正式的演员。[1](1086-1087)

　　2.战后的“前进座”

　　1946年11月，由于市川菊之助(以后改名为中村歌门)的提案，开始在大剧场公演，以学生、青年、工人为对象，制定了走向全国的学校大厅、公会堂、工场去公演的计划。由于在学校是免税举办，入场券比较便宜，每人五日元。战后第二年，即1946年，“前进座”创立十五周年，那年成为“青年剧场运动”的开端。

　　1951-1960年是前进座的“再进大剧场”时期，“前进座”得到广泛的观众支持。为了得到更大的发展，他们积极争取到大剧场公演的机会。以1953年名古屋新歌舞伎座出演为开端，1954年《寺子屋》中扮演千代的岗芳三郎荣获艺术祭奖，1955年“前进座”还参加了大阪歌舞伎座的演出。后参加演出名古屋御园座，并跟东映一起制作电影《美女と怪竜》(鸣神的电影化)。“前进座”的孩子们也表现活跃，参加了《蟹工船》等二十六部作品的演出。不久，收音机里播出了戏剧《屈原》，而歌舞伎特集里也有了“前进座”的名字。

　　为纪念“前进座”创立三十周年，1960年举行第一次访中公演。2月6日访中公演，日本剧团中前进座共有七十名成员参加。演出剧目——A剧目是《佐仓宗五郎》、《劝进帐》，B剧目是《俊宽》、《鸣神》，分别在北京、西安、武汉、南京、上海、广州等地举行公演。

　　1961-1970年是该座的“回顾创立初心情”的时期。创立第一年时只有32名成员，至1961年创立三十周年时发展到210名。三十年之间，他们以其不屈不挠的精神闯过了重重障碍。那个时期，演出人(或者制片人)负责制被引入戏剧界，并越来越流行混合同台演出的戏剧公演。1962年的《屈原》、《左的腕》、《御浜御殿纲丰卿》荣获了年度的第八次Theatre奖(当代戏剧奖)。1966年中国开始了文革，围绕对文革的评价，日本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之间发生了深深的龟裂、激烈的对立。在日本共产党领导下的“前进座”内部也发生了激烈的矛盾冲突。河原崎长十郎赞成中国共产党的立场。1966年，河原崎长十郎被日本共产党开除了党籍。1968年，又被“前进座”除名。1968年4月，剧团由个人经营变为法人化经营，为了保证座员的“总有的财产”，设立了“股份公司前进座”。为了培养下一代，于1970年4月创立四十周年纪念剧团前进座附属养成所。[2]

　　二、第一次的《屈原》公演(1952年9月-1953年8月)

　　1.时代背景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朝鲜战争是以美国和苏联为代表的东西冷战。当时，日本是处于联合国军(实际上美军)占领下的国家，所以支持美国冷战，在朝鲜战争中担当美军后方基地的任务。新剧人是知识分子中的代表人物，他们批判和反抗美国及日本政府的对外政策。

　　新剧人对政府的批评是相当尖锐的，所以，新剧的公演活动受到影响。经常被迫停止在剧场的公演。例如，东京的三越剧场于1952年禁止公演新剧。对外宣传的理由是禁止夜间劳动，可其实是因为上演剧作家木下顺二的《蛙升天》时，剧团成员募集了左翼的政治资金，所以激怒了三越侧。[3](188)

　　“前进座”也是左翼系的新剧人的集团之一。战后的1949年3月7日，座员及他们的家族成员七十五名集体加入日本共产党，所以被各地剧场关在门外，公演的处境十分困难。可到20世纪50年代后半期时情况有所改观，东京的大剧场可以进行公演活动了。[1](1085-1086)

　　2.河原崎长十郎和“中华文化人联合协会”之间的来往书信

　　“前进座”第一次公演《屈原》是在上述的社会及政治环境下进行的。公演从1952年9月26日开始，至1953年8月结束。从1953年5月开始公演是为了纪念屈原逝世两千二百三十周年。[4]

　　第一次《屈原》公演之前，1952年9月1日，河原崎长十郎给郭沫若寄了书信。河原崎长十郎已决定扮演屈原的角色，他告诉郭沫若《屈原》即将在日本公演，希望得到允许及指导等。以下是书信内容。

　　……作为今年秋天开始的前进座第一次的演出剧目，请允许我们上演您的作品《屈原》。这部戏曲在数年前，已作为前进座的演出剧目寄给过您。得到了您的允许。……

　　上演的理由如下，首先，这部戏曲是表现正直的人被欺负的愤怒和支持正直的人的大众力量，这样的作品对今日的日本的革命是很有必要的。而从今日的国际形势来看，中国和日本的文化交流很必要。这篇作品打破了日本偏袒于一方的卖国势力，具有很大的意义。还有，由于上演这部戏曲，咱们前进座座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也能得到提高。

　　我们希望您把对这部戏上演的指导和资料寄给我们。……

　　如前所述，河原崎长十郎把《屈原》上演的理由分为几方面陈述，坦率地表明了作品内容对50年代前半期日本社会的意义，即这部戏剧是表现主张正义的人的愤怒和大众的力量，而这对日本的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很有必要。河原崎长十郎的主张中有极其敏锐的对国际政治和国内政治的危机意识。因为在大剧场不能举行公演，所以不得不举行巡回公演。

　　当时，郭沫若是“中华文化人联合协会”(以下简称中华文联)的主席。中华文联的办事处9月15日的回信如下：

　　您们的来信，郭先生都看过了。郭先生已同意了您们的《屈原》上演计划。这部戏剧在中国上演的时候，充分考虑过音乐的效果，最后获得了成功。我想你们也关注了音乐，但还是请再三斟酌。另外，第一幕中有些台词有点长，所以请适当的修改一下。

　　如前所述，郭沫若回信同意了在日本公演《屈原》，并建议第一幕台词中对戏曲内容进行修改，这是个重要的意见。[5]

　　3.第一次公演的演职员阵容

　　1952年9月24日，为了《屈原》的全国巡回公演成功，有关部门人员召开了座谈会。斡旋“前进座”和“中华文联”的关系。日中友好协会的代表之一田岛出席了这次会议，《屈原》的译者须田祯先生也参加了，另外参加的还有中国华侨的代表陈文贵、刘启盛、甘文芳、黄秀凤等人，作为亲中国派山之内一郎、三岛一、竹中伸、枝法、杉本要吉、坂本德松、松田解子、江间彰子、实吉惠吉等人也出席了。华侨方面有以下的发言：“全国人民都很想知道屈原的心情。这部戏剧不是单纯的历史剧，这部戏剧跟今天的日本社会情况也很相似。对那样的意义来说，由前进座举行全国巡回公演是非常有意义的。希望和剧中的婵娟一样，日本的民众也以考虑日本的立场为行动的前提。”关于公演中的音乐、装置、照明等也进行了讨论。9月26日，开始了日本全国巡回公演。[6]

　　笔者认为，“这部戏剧不是单纯的历史剧”，这也是参加座谈会的人们的同感。《屈原》的公演表现了对当时日本社会情况的批判精神。

　　下面，第1表是第一次《屈原》公演的演职员阵容。

　　

　　

　　出自剧团前进座编著《前进座公演小册子》，1953年。前进座编著《月刊前进座》，1952年8-9月。剧团前进座编著《前进座画报(创立45周年纪念)》，1976年。

　　中村玩右卫门是“前进座”的著名演员之一。他出演过一些重要的剧目，可是却没有参加《屈原》第一次公演。因为中村玩右卫门参加同年6月“前进座”在北海道演出的剧目，并为此受到政治弹压。因此，他秘密逃到了北京。以后，他参加了1953年《屈原》在中国的公演。[3](307)

　　4.“前进座”和郭沫若之间往复的书信

　　第一次公演是1953年1月20日，土方与志(担任演出)和河原崎长十郎(扮演屈原的角色)给郭沫若寄去了书信，汇报了《屈原》的公演情况。以下是书信内容。

　　……剧团全体成员从去年9月初开始约一个月的期间热心稽古。9月下旬开始了全国巡回公演。稽古的时候，为了表明对超越民族的先生的信赖，深入研究了戏曲《屈原》的思想和内容。我们反复考虑“在日本的现实下如何活用这部戏剧才好呢？”。

　　在全国巡回公演中，表演时间的缩短是个重要的课题。所以，我们把上演时间缩短为约三个半小时。第一幕缩短了很多，这是遵从先生的教导。舞台结构的要素是演出、演技、舞台装置、照明、音乐效果、舞蹈等。对我们来说，最大的困难是音乐效果和舞蹈。在音乐效果中，编了以“昆曲”为基础的曲子。“昆曲”不是屈原时期的音乐，“昆曲”的运用中，得到了在日本的中国研究家们的鼎力相助。编曲仰仗伴奏家杵尾十三郎先生，他一直不断给予我们剧团帮助。舞蹈方面，创作了以“雅乐”为基础的舞蹈。“雅乐”是日本的传统宫廷舞蹈。舞蹈是由进步日本舞蹈家花柳德兵卫先生创作的。舞台装置是让日本一流的进步装置家吉田谦吉先生制作的。为了使《屈原》成为最优秀的艺术作品，我们付出了巨大的努力。[7]

　　在这封书信里，能知道“前进座”在改编历史剧《屈原》的时候，进行了很多研究。他们不但缩短戏曲，而且在三个方面想了办法：第一，音乐效果；第二，舞蹈；第三，舞台装置。

　　郭沫若寄了两封信。第一封是寄给“前进座的各位友人”的书信(于2月1日)。第二封是寄给“土方与志和河原崎长十郎”的书信(于2月28日)。

　　下面是郭沫若回信(两封)的内容。

　　收到了历史剧《屈原》上演的各种资料。衷心感谢。

　　在两位先生以及前进座同人的努力下，《屈原》在日本的上演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我也由衷地感到高兴。今天，中村玩右卫门同志寄给我的《屈原》的幻灯影片。大家精彩的演技让我好像亲眼看到似的。看完之后，也激动得不会忘记的。[8]

　　从这封信中，能感觉到郭沫若的欢喜。通过在北京逗留的中村玩右卫门将《屈原》的幻灯影片赠送给郭沫若的事，已确认属实。

　　关于寄给“前进座的友人各位”的书信(于1953年2月1日)也简单地介绍一下。以下是内容。

　　我听说您们举行《屈原》全国巡回公演而在各地取得了大成功，非常激动。……屈原是公元前278年去世的，今年是逝世两千二百三十周年纪念。在世界和平理事会上，决定了今年5月举行屈原的纪念活动，并向各国发送了通知。苏联和中国，正在准备上演《屈原》。[8]

　　在这封书信里，介绍了“中国和苏联计划屈原节”。“屈原节”的计划是1952年在维也纳召开的世界和平会议理事会上提出的。在这个理事会上，屈原被选为“世界上伟大的文化人之一”，并由此提出了纪念一事。除屈原之外，何塞·马蒂(Jose Marti：古巴的作家和民族主义独立运动领袖，诞辰一百周年)、凡·高(Vincent van Gogh：荷兰的画家，诞辰一百周年)、弗朗吉瓦·拉伯雷(Fransois Fabelais：法国的人道主义作家，逝世四百周年)、尼古劳斯·哥白尼(Nicolaus Copernicus：波兰的天文学家，逝世四百一十周年)、R·爱默生(Ralph Emerson：美国的哲学家与诗人，诞辰一百五十周年)也同时被选出。文化人选拔标准不太明确。中国文化名人的代表为什么是屈原，原因也不很明确。笔者认为，考虑得更多的，可能是《屈原》的作者郭沫若的国际知名度和政治地位，而非屈原本身的原因。当时郭沫若作为中国代表，常常出席世界和平会议。例如，1949年3-5月举行的世界和平拥护大会上，郭沫若作为中国代表出席。1951年2月在柏林举行的世界和平会议理事会，他同样作为中国代表出席了。1952年12月在维也纳举行的世界和平会议，以中国代表团副团长的身分出席。以后，他也多次在世界平和会议上以中国代表的身分出席。[9](112-118)笔者认为，还考虑了诞辰年度及逝世年度，能成为“告一个段落”数字，如“××周年”的文化人。

　　1953年5月5日，国际上的一些国家纷纷颂扬“屈原的伟业”，并举行了纪念活动。同日，在北京和莫斯科上演了《屈原》。“前进座”为“屈原逝世两千二百三十周年”进行的纪念公演也是为了回应世界和平会议理事会提案的决定。[10]

　　5.第一次公演的反响

　　于1952年9月26日开始的《屈原》全国巡回公演引起了很大反响。10月下旬，以河原崎长十郎为代表的第一班结束了北陆公演。然后，他们向关西地方移动。在关西的公演中，得到了当地大众团体的援助，还举行了围绕公演的出演者座谈会，公演还由新闻和广播电台进行了介绍。公演到1953年7月约十个月的时间里，在从北海道到九州岛的106座城市里上演。全国巡回公演的次数是二百八十三次，观众总数达三十一万六千人。相当于每次上演的平均观众数约为一千一百一十七人。总之，《屈原》全国巡回公演获得了巨大的成功。[11]

　　同年8月9-10日，在东京举行了“屈原节”。这次上演是全国巡回公演中最后一次公演。第一天是8月9日，是一般性的公演。10日的公演是招待日中友好协会等民间支援团体的演出。[12]

　　三、第二次的《屈原》公演(1962年5月1-25日/7月1-15日)

　　1.时代背景

　　1951年9月8日，日本与48个国家签署《对日和平条约》，同时又与美国签署了《日美安全保障条约》，规定美军继续驻扎日本。11月，日本国会众参两院较为顺利地通过了两个条约。1952年2月，日本与美国签署了《日美行政协定》，即美国军人在日犯罪的审判、日本无偿提供基地驻扎费用等问题达成协议。4月，对日媾和条约正式生效，结束了长达近七年的军事占领。与此同时，日本政府与台湾国民党政权签署和约，建立邦交关系。[13](175)

　　日本政府在1960年1月正式签署了《日美相互合作及安全保障条约》，即“新日美安保条约”。其内容包括明确美国有保卫日本的义务和日本在其行政管辖区域内保卫美军的义务、日本承担增加军备的义务、美军利用在日设施及军事行动的事先协商制度等。这些规定不仅使新条约具有军事同盟的性质，而且也有可能将日本卷入远东地区纠纷而引起的战争。正因如此，“新日美安保条约”遭到广大国民的强烈反对。但是，6月19日，日本政府宣布新条约“自然成立”。但岸信介内阁面对声势浩大的国民反对浪潮，不得不在6月23日宣布总辞职。[13](181-182)这个时期，可以说是日本国政府执行了对美国的亲近政策以及敌视苏联、中国的政策。

　　另外，从这个时期日本的经济情况来看。尽管1958年初的《经济白皮书》估计日本经济将进入长期萧条期，但从1958年6月开始，出现新一轮的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直到1961年12月，其持续时间长达42个月，年增长率在10％以上。[13](184-185)这就是60年代初开始的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

　　2.河原崎长十郎的《屈原》公演宣言

　　1962年3月，“前进座”决定开始第二次《屈原》公演。为回应这个决定，3月24日，河原崎长十郎发表了公演宣言。[14]

　　这个公演宣言说，虽然时期改变了，但“戏曲《屈原》的社会地位是毫不动摇的”。可河原崎长十郎对《屈原》的评价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十年之前，他认为：“这篇戏曲是表现正直的人被欺负的愤怒和支持正直的人的大众力量”，“这样的作品对今天的日本的革命是很有必要的”(于1952年9月1日，河原崎长十郎寄给郭沫若的书信上)。可他对1962年的作品的评价是“通俗易懂的、有意义、美好的、感人的”。对日本的社会危机意识和批判精神是消失了，最多也不过认为《屈原》是“娱乐性和教育性十分和谐的戏曲”。跟十年之前比较的话，戏曲内容、演出(包括演技)、音乐效果、舞蹈、衣裳、舞台装置(包括照明)等发生了哪些变化呢？现在资料不详，今后笔者将继续考察。

　　3.第二次公演的演职员阵容

　　第二次的公演是1962年5月(东京)和7月(名古屋)举行的。

　　在东京，从5月1日到20日之间在读卖大厅上演。每天十二点半和下午五点半开演，共两次。只有第一天下午五点上演了一次。在名古屋，从7月1日到15日在名铁大厅公演。在名铁大厅公演《屈原》是在8月19日下午八点至十点教育电视“艺术剧场”的节目里。入场券是750、450、230日元三种。当时，白米1升(1.425 kg)是125日元、新闻预定费是一个月400日元，相比较而言，入场券并不是很贵。[14]

　　下面，第2表是第二次《屈原》公演的演职员阵容。

　　

　　

　　(出自)剧团前进座编著《前进座公演小册子》，1962年。前进座编著《月刊前进座》，1962年4-5月。剧团前进座编著《前进座画报(创立45周年纪念)》，1975年。

　　(备考)姓名后面加◎是饰演和第一次公演相同角色的演员。

　　第二次公演的演职员阵容和第一次公演比较的话，主角级的河原崎长十郎、今村泉、市川祥之助、户田千代子等人的角色没变。可约四分之三的角色是变换了的，因为经过十年，由于退团或其他理由，团员的组成有所变化。我认为，演员及其他的演职员也有变化。例如，第一次《屈原》公演中担任演出的土方与志于1959年6月4日去世了。[14]

　　4.跟中国电影代表团的交流

　　在临近第二次公演之前的1962年4月23日，中国电影代表团访日。一行九人：团长司徒慧敏(中国电影工作者协会常务理事、电影导演)、副团长袁文珠(电影剧本作家)。其他团员赵丹(演员、演出家)、秦怡(女演员)、凌子风(电影导演)、薛廷香(上海海燕电影制片厂摄影师)、李泽奎(中国电影放映影公司副处长)、陈兆初(中国电影工作者协会秘书)、黄世明(翻译、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他们由日中文化交流协会接待，在东京和京都逗留了约一个月。赵丹在1953年北京《屈原》公演时扮演屈原的角色。因此，“前进座”参加《屈原》公演的成员们都很希望得到他的指教。[15]

　　5月19日夜，由日中关系的8个团体联合主办了在读卖大厅举行的日中友好观剧会。中国电影代表团观看了同夜公演的《屈原》。代表团给舞台打扮的河原崎长十郎、中村玩右卫门等人赠送了鲜花。三岛一(日中友好协会理事长)代表8个团体向团长司徒慧敏表示敬意。最后，河原崎长十郎向代表团致答谢词。

　　司徒慧敏说：“今晚上演的戏剧充分表现了屈原的精神。作家的意图得到了充分的发挥。由于日本朋友们不懈的努力，取得了成功。为此，让我们共同祝贺。”

　　赵丹跟换好衣服后的河原崎长十郎互相握了手，这是中国屈原和日本屈原的第一次见面，赵丹颇有感触地说：“河原崎长十郎先生的确具有屈原的人品和风格，演技逼真，使人如见了真屈原一般，特别是对白色的服装，印象很深，非常好。中村玩右卫门先生饰演的楚怀王很好地表现了楚怀王的风貌和性格，真是不错。”赵丹对帽冠和衣装、小道具等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并提出了在第三幕招魂的场面突出严肃的气氛会有更好的效果。[16]

　　5.对第二次《屈原》公演的评价

　　第二次《屈原》公演也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下面介绍的是当时新闻及杂志的剧评。[16]

　　(1)《读卖新闻》(安藤鹤夫)：《屈原》是充满着人性关爱的愉快的作品。屈原从始至终没变，他被卷进了阴谋中，极简单而清楚的展现了那个过程。……河原崎长十郎饰演的屈原最初是迈着大步登场了。在舞台上，不断迈大步，表现出豁达开朗的性格，这显示了屈原美丽而高洁的爱国诗人的风格。到后半场，虽然他表演夸张，但并没有给观众不愉快的感觉。这样就很好。中村梅之助饰演的宋玉、市川祥之助饰演的子兰、今村泉饰演的婵娟都很成功。他们虽然是年轻的座员，但都有成熟的演技。

　　(2)《朝日新闻》(“辉”的署名)：屈原不能改变自己的爱国之心，面对悲哀的现实他才意气消沉了。可是在他心中仍燃烧着不屈的正义感，这种屈原精神深深地感动了我们。戏剧的主题很简单，可是随着波澜起伏的情节，戏曲的结构显得很巧妙。对舞台服装进行了周密的考证，而且非常漂亮。

　　(3)《每日新闻》(三宅周太郎)：舞台装置显得简朴而有风情。河原崎长十郎表现了不屈的人物、诚实的精神，塑造了正义的受难者形象。

　　(4)《东京新闻》(戸坂康二)：河原崎长十郎活用自己的个性演绎了屈原。他的演技具有强大的力量。就好像用粗的毛笔写出大字的力量，是相当有个性的演员。

　　以上介绍的剧评，新闻及杂志大都给了较高的评价。例如，“充满着人性关爱的作品”(安藤鹤夫)、“波澜起伏的情节”(“辉”的署名)、“不屈的人物、诚实的精神”(三宅周太郎)、“演技具有强大的力量”(户坂康二)、“格调很高，具有厚重的历史内涵”(浜村米藏)、“充满力量的作品”(入方宏)等评价。在1952-1953年的公演中，剧团强调了作品的政治性。可是在上述的剧评上，只是对作品的艺术性、演员演技的独创性评价很高，并未涉及作品的政治性，时代的变化对作品评价的视角和重点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1962年5月，苏联驻日大使尼古拉·特拉菲莫维奇·费德林(1912.10-2000.10，1958-1962年任苏联驻日大使。曾把《屈原》译成俄语)也观看了《屈原》的公演。费德林是有资格评论历史剧《屈原》的少数外国人之一。他具有俄罗斯文学家、东方语文学家、语文学博士、中国学教授、高级研究员、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等多重身份。作为文学家，从20世纪40年代的重庆、南京到50年代的北京，他结识了中国文学艺术界的众多精英人物，如郭沫若、茅盾、老舍、巴金、徐悲鸿、梅兰芳、赵树理、艾青等等。《屈原》在重庆初演的1942年4月，他住在重庆，作为驻华苏联大使馆的一员，观看了《屈原》初次公演。1952年5月，在莫斯科以俄罗斯语的《屈原》上演作为“屈原节”的纪念。费德林将郭沫若的剧本《屈原》译成俄文上演，得到郭沫若的大力相助。所以，他非常理解屈原这位具有政治性、思想性的人物。这样一位人物，在1962年5月谈了以下的感想，他说：“这部戏剧是在中国、日本、苏联的上演都取得了成功，因此这部戏剧就应被视为世界戏剧艺术的最高峰。我认为，这部作品接近于莎士比亚的作品，是非常伟大的作品。郭沫若先生在这部戏剧中提出的理想和正义在今天仍有现实意义。”[16]

　　费德林把历史剧《屈原》视作“人道主义”的作品进行了评价，称赞它“是近乎于莎士比亚的作品”，可是没有谈论到关于《屈原》曾经具有的政治性。从费德林的评价中，我们也能感觉到时代的变化。当时中国和苏联围绕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基本方针发生了激烈的对立和论争，可是在费德林的语言中，完全没有感觉到这种矛盾的哪怕是一点点余波。

　　四、结语

　　考察当中笔者提出了以下几个论点。

　　第一，由“前进座”第一次公演《屈原》表现了主张正义的人的愤怒和大众的力量，对日本的民主主义革命作用很大。河原崎长十郎具有极其敏锐的对国际政治和国内政治的危机意识。所以，在大剧场不能举行公演，不得不进行巡回公演。郭沫若在回信上同意《屈原》在日本公演，并建议对第一幕台词的内容进行修改。1953年5月公演《屈原》是为了纪念屈原逝世两千二百三十周年。1953年5月5日，国际上的一些国家颂扬“屈原的伟业”，举行了纪念活动。同日，在北京和莫斯科上演了《屈原》。“前进座”以从5月开始的公演作为对屈原“逝世两千二百三十周年”的纪念，这是对世界和平会议理事会提案的回应。

　　第二，第一次《屈原》全国巡回公演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公演还通过电视新闻和广播电台的播音得以在更大范围内进行了宣传。公演在至1953年7月约十个月的时间里，从北海道到九州岛的106座城市中举行。全国巡回公演了二百八十三次，观众总数达三十一万六千人。每次上演观众数平均约一千一百一十七人。总之，《屈原》全国巡回公演获得了很大的成功。

　　第三，河原崎长十郎在1962年第二次《屈原》公演宣言上说：虽然时代改变了，但“戏曲《屈原》的社会地位是丝毫也没动摇的”。他对《屈原》的评价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十年之前，他认为：“这部戏曲表现正直的人被欺负的愤怒和支持正直的人的大众力量”，“这样的作品对今天的日本革命是很有必要”(于1952年9月1日、河原崎长十郎寄给郭沫若的书信上)。可他对1962年的作品的评价是“通俗易懂的、有意义、美好的、感动的”。对日本的社会危机意识和批判精神消失了，认为《屈原》最多也不过是“娱乐性和教育性十分和谐的戏曲”。

　　第四，第二次《屈原》公演也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新闻及杂志都给予了较高的评价。在第一次公演时，剧团强调了作品的政治性。可是在第二次的剧评上，对作品的艺术性、演员演技的独创性评价很高，却未涉及作品的政治性，时代的变化对作品评价的视角和重点影响很大。苏联驻日大使费德林把历史剧《屈原》作为“人道主义”的作品进行了评价，称赞它“是接近于莎士比亚的作品”，可是没有谈论关于《屈原》以前具有的政治性。从他的评价中，我们也能感觉到时代的变化。

作者介绍：权五明(Kwun Ohmyoung，1969-)，男，韩国人，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博士生，四川外语学院东方语学院韩国语系讲师，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成都 610064，四川外语学院东方语学院韩国语系，重庆 4000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