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儒术独尊之偶然与必然

汉代儒术独尊之偶然与必然

儒学，是中国近两千年来最占统治地位的学派。自汉以来，儒家文化就始终占据着封建社会文化的主流。而这一切，都始于汉武帝刘彻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

" 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 始见于《资治通鉴》, 其语意当由《汉书·武帝纪赞》" 孝武初立, 卓然罢黜百家, 表章六经" 中化出。指的就是西汉武帝时期经由董仲舒提议，武帝执行的思想大一统运动。这次运动直接奠定了儒学千年来的统治地位，影响不可谓不深远。

然而凡是重大的历史事件，其发生的原因都有必然性与偶然性两方面，此事亦不例外。现试着谈谈儒术独尊的偶然与必然。

一、 儒术独尊之必然

独尊儒术有其必然性，这是由汉武时期特殊的国情决定的。下面分条阐述。

一、黄老之学不合潮流，须变

黄老无为政策的推行，造成了惠帝、吕后统治时期的太平与繁荣。当时，“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稿，衣食滋殖”（《史记·吕太后本纪》）。然而好景不常，汉文帝时社会矛盾就开始激化起来，此时不仅汉王朝外部匈奴为患日趋严重，内部也出现了淮南厉王的未遂叛乱，任其自然的黄老无为思想开始适应不了新的情况。因此，儒生贾谊撰写许多政论文章，企图以儒家的思想和方案来解决已经出现的社会危机。

贾谊和陆贾一样强调“仁义不施”（《过秦论》）是秦王朝灭亡的根本原因；并且根据新的情况吸取法家的法治思想，提出“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治安策》）。他把“仁义恩厚”当作君主的“芒刃”，把“权势法制”当成君主的“斤斧”，主张仁义和法治结合起来。他又认为：“夫民者，万世之本也，不可欺。凡居于上者，简士苦民是谓愚，敬士爱民是谓智。”（《新书·大政上》）因而要求君主和各级官吏带头为善，对百姓施之以示范开导政策，即仁义政策。而对飞扬跋扈反对朝廷的地方诸侯王，则要求施之以“斤斧”，即给予权势法制的镇压和制裁。贾谊同时还向汉文帝建议改正朔，易服色，兴礼乐，彻底更改秦王朝所留下来的一些制度，以及建议“众建诸侯”和遣列侯离京就国等等，以此加强中央集权，巩固封建统治。这些建议遭到周勃、灌婴等安于无为政策的权臣集团的嫉妒，文帝也由此疏远贾谊。因此贾生后来遭贬，忧愤而死。

在汉朝廷无为政策的纵容迁就下，地方诸侯王势力恶性膨胀。汉景帝即位第三年（前１５４）就爆发了吴楚七国之乱。虽然这次叛乱只三个月就被平定了，但中央的威望已大遭损伤，黄老无为思想也显得失效，因而汉朝廷的一些当政大臣感到启用儒术已势在必行。

既然法家暴力统治思想在秦末农民大起义中破产了，黄老无为思想在吴楚七国之乱中失效了，而儒家思想经过陆贾、贾谊、董仲舒等儒生的宣扬阐释，为越来越多的统治集团中人所信奉，因此独尊儒术就成了历史的必然，而非汉武帝一人一时心血来潮，是他顺应时势的一大决策。

另一方面，在經濟上，由于一直以来的「無為而治」、「與民休息」的政策，汉朝国力已然恢复。漢武帝即位之日，正是西漢國力雄厚之時，好大喜功的特性，加上國力允許的客觀條件，決定他一定會奮然躍起，內多興作，以鞏固和強化中央集權政體；外勤用兵，征討匈奴以除邊患，同時開疆拓土，擴大漢家基業。為了施展他的雄才大略，必須從多方面轉軌變型，這就需要一個權威的思想作為堅實的理論基礎，為其政治任務服務。而黃老之術「出世」的性質和「無

為」的取向，與其政治抱負處處相左，顯然已經過時。於是絀抑黃老，以新的思想取而代之就必然地提出了。

二、汉儒迎合统治需要，可用

漢武帝之前漢代政治的特點，一言以蔽之：「寡慾政治」。但自漢武帝開始逐漸轉向「多欲政治」，這就需要相應的理論支持。漢武帝之所以面對百家而對儒學情有獨鐘，關鍵是儒學適應他的多欲政治的需要。

首先，儒學自身功能完備。此時的儒學，經過吸納百家，整合體系，闡幽發微，不僅形態完備，精英輩出，而且其勢難違。儒學積極入世的性質，特別是它所倡導的「主唱臣和」、「主先臣隨」，與漢武帝的多欲政治最為投合，諸如《春秋》公羊傳開卷即講「大一統」，這就很合漢武帝加強中央集權，鞏固國家統一的政治需要，因而被拿來作為政治統一，強化君權的理論依據。董仲舒弟子呂步舒官至長史，「於諸侯擅專斷，不報，以《春秋》之義正之，天子皆以為是。」(儒林列传)

其次《春秋》公羊學既提倡尊王攘夷，又說「復九世之仇」。這正好為漢武帝對外用兵，特別是征討匈奴提供了一條「最高指示」。這種強有力的理論支持是任何其他理論所無法提供的。

再次，儒學還可以修飾統治行為。歷來的舊統治，其本質都是赤裸裸的暴力行為，但總得經過一番精心包裝之後才隆重推出。《漢書·汲黯傳》說：「上（武帝）方向儒術，尊公孫弘，及事益多，吏民巧。」「吏民巧」三字就是傳神之筆，很可玩味一番。漢武帝在封禪泰山時，「頗采儒術以文之。」名臣倪寬為漢武帝行封禪之事，也「自製儀，采儒術以文焉」。《漢書·汲黯傳》还记载汲黯曾當面指稱漢武帝:“天子方招文学儒者，上曰吾欲云云，黯对曰: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 上默然，怒，变色而罢朝。公卿皆为黯惧。上退，谓左右曰:甚矣，汲黯之戆也! ”。即使是主張獨尊儒術的董仲舒，也公開建言「五常之道，王者所當修飾也。」後世據此常說漢武帝陽尊儒術而陰事申韓，此說中肯。這也是漢武帝以後中國封建時代經常運用的一個統治術，但也僅是「術」而已。

三、汉武时期儒学势大，当兴

儒家在先秦百家爭鳴中，已經名高勢大，與墨學並稱為顯學。虽经秦火重创，但「儒術既絀焉，然齊魯之間，學者獨不廢也。」在百年休养生息间，终于又重新振作起來。至武帝即位，儒學已經發展到名家輩出，學科精細的繁榮階段。「言《詩》於魯則申培公，於齊則轅固生，於燕則韓太傅。言《尚書》自濟南伏生。言《禮》自魯高堂生。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於魯自胡母生、於趙自董仲舒。」（《史记·儒林列传》）

每一位名家都是一面思想的旗幟，每一門學科都是儒學的淵藪，所以很容易統攝社會的思想信息。儒學的發展也進一步吸引了更多的人學儒、從儒、如申培公自楚返魯之後，「退居家教，終生不出門」，但其「弟子自遠方至受業者百餘人」。面對這種不可抗拒的學術勢力和思想家群體，任何政治家也不能無視它的存在和價值，貴因順勢，才是上上之策，所以漢武帝要獨尊儒術。

三、 儒术独尊之偶然

汉武独尊儒术有其必然性，相对地，也有其偶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