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人拾柴一人点火
（接上期） 四、《长征组歌》的创作概况 参与创作的四位作曲家情况各异，进入前期创作的方式也就不同。 1、晨耕主要负责组织工作，带领我和生茂学习毛主席有关论述，学习红军长征回忆录，组织和老红军座谈，以及负责和上级领导取得联系，得到及时的指示，等等。在唐诃进入以后，又组织了多次研讨会，对初稿进行修改加工。 2、由于唐诃当时忙于歌剧创作，进入的比较晚，生茂便担当起了前期创作的主力。在这之前，团里分配给我的任务大都是为舞蹈音乐谱曲，可能是生茂对我在声乐创作上的实力不很了解，也可能是出于客气，他提出和我分工：他从第一曲往下写，我从第七曲往后写。 3、由于我在上海音乐学院多年的学习，在民间音乐方面和在声乐创作方面都比较缺乏。虽然1960年以后我在努力补课，但“写作经验”可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我在声乐创作上达到得心应手，那还是1972年我从大量的器乐创作中解脱出来以后的事。因此，我和生茂的分工，进行得很不平衡：他差不多快写完了，我的第七曲才有个眉目，而且他很不满意，需要大改。于是他劝我先进入后期的编写合唱，以及设计器乐部分的创作。 4、这种集体创作发展的不平衡，却给《长征组歌》带来了生机。试想，如果创作当初不是晨耕基本上没有动笔；如果不是唐诃进入得很晚；如果不是我对声乐创作把握性不大，因而在创作的前期，主要发挥了生茂一个人的作用，其他人拾遗补缺，推敲润色，加以完善。如果不是这样，而是每个人都甩开膀子大干，“分头创作、分段合成”，肯定也会落入多元化的模式里而招致失败。 5、主旋律谱出来以后，创作班子进行了仔细的推敲润色。大家不分彼此，劲往一处使。应该说，集体讨论，集思广益，也是作品成功的关键。 五、最后定稿 大型声乐套曲的创作，在前期即使很好地注意了“总体与局部的关系”，最后定稿时仍然会发现存在着结构性的不完善。在创作之初认为是合理的部分，在综观全局时可能变得不合理了。也会发现重要的缺漏、重复、败笔，也还要处理色彩浓淡、节奏缓急，独唱、重唱、合唱的关系搭配，声乐、器乐的布局等。只有妥善解决了这些问题，才能算是“最终的定稿”。这个过程在我交出总谱以后还在继续，指挥唐江同志又作了许多增补、反复等处理。 值得庆幸的是，《长征组歌》的后期创作交给我一个人全权处理，使得我有足够的主动权按照大型作品的规律行事。 在后期定稿中要注意的，大致有以下问题： 1、节奏的轻重缓急 前文已经提到，歌词为谱曲提供了良好的节奏布局。但是在通观全局时，仍能发现许多生硬的、不通顺的地方。 2、色彩功能的浓淡 激烈的战争场面需要强烈的功能，抒情的部分需要色彩。 3、独唱与合唱的关系 4、声乐与器乐的关系 一部大型声乐套曲，不是“军歌大联唱”，也不是“歌曲加伴奏”。声乐、器乐是一个整体，共同完成塑造形象的任务。我很欣赏普洛克菲耶夫的《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大合唱。他的声乐器乐紧密结合，有些段落是乐队为合唱伴奏，有些又像是合唱为乐队伴唱。在他的笔下，声乐、器乐都是塑造形象、抒发感情的工具，不分彼此。可是到了我们中国，为什么就非要分得那么清楚？ 鉴于以上认识，我在第二、三、七曲之前，都利用短短的空间作了交响性的描写，给合唱的进入作好铺垫。对第五曲，为了弥补其主旋律的不足，在主题进入以前，用乐队加合唱以川江号子的音调大造一通气氛，效果相当好。 到第六曲，《组歌》演出过半，演员相当疲劳，观众也很可能失去了新鲜感，这正是变换形式，发挥乐队的好时机。我便用乐队作了一个低潮--高潮--低潮的戏剧性展现。不要小看这短短几分钟音乐的作用：它使得作品由“歌曲联唱”提升到了“交响合唱”的境界。 集体创作容易使作品形成“多种风格中心，多个互相排斥的单元”的联合体。而《长征组歌》是“一个风格中心，多个互相依存的侧面”的整体。 所以集体创作不是任务平摊，应以一人为主，最好是全程的。如不可能，接力也可。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