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内监督条例解读

中心组学习资料

2004年第3期

广州远洋运输公司公司宣传部 2月18 日

党内监督条例解读

历经13年的砥砺，备受关注的《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颁布实施了。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部十分重要的党内法规，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党内监督从此进入规范化、制度化的新阶段。

能不能始终保持警醒和自励，不断加强党内监督，永葆党的蓬勃生机，关系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6600余字的党内监督条例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根据党内监督的现实需要，着眼于解决当前存在的突出问题，制定了比较完整的党内监督制度体系，形成了便利管用、科学规范、有约束力的党内监督机制，解决了中国共产党开展党内监督的基础问题，闪烁着一个个引人注目的亮点。 亮点之一：通篇贯穿“发展党内民主，维护党的团结统一”这根主线 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也是党内监督的基础。中央纪委有关负责人指出，重视发展党内民主，重视在党内建立一个健康、规范的权力运行机制，对人民民主起重要的示范和带动作用，是条例的一个突出亮点，也是贯穿整个条例的思想主线。

根据党情、国情，条例规定了发展党内民主的具体措施和要求。民主生活会是党长期坚持、被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一项制度，但有的地方和部门民主生活会质量不高。针对这一情况，条例专门单列“民主生活会”一节，明确要求：民主生活会情况和整改措施要及时在一定范围通报；党员有权了解本人所提意见和建议的处理结果；上级党组织认为下级领导班子民主生活会不符合规定要求，可以责令重新召开等。

为确保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条例明确规定，凡属方针政策性的大事，凡属全局性的问题，凡属重要干部的推荐、任免和奖惩，都要按照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的原则，由党的委员会集体讨论作出决定。专家表示，这一民主程序的规定意味着，对于应当经集体讨论决定的事项而未经集体讨论，也未征求其他成员意见，由个人或少数人决定的，除遇紧急情况外，应当区别情况追究主要责任人的责任。

亮点之二：党内监督重在制度建设

实践反复证明，制度的可行性、规范性和约束力，决定着监督工作的质量和效果。没有以制度为载体的民主是靠不住的民主，没有以制度为载体的监督是软弱的监督。参与条例起草工作的有关专家表示，在构建党内监督体系时，把制度建设放在特别重要的位置，正是条例一个突出的特点。

条例第三章用10节的篇幅，分别对集体领导和分工负责、重要情况通报和报告、述职述廉、民主生活会、信访处理、巡视、谈话和诫勉、舆论监督、询问和质询、罢免或撤换要求及处理等10种监督制度作出了具体规定。专家指出，这些制度中，巡视、述职述廉等是对现有办法和经验做了系统化的归纳后，进而上升到党内法规的层次；询问和质询、罢免或撤换要求及其处理等则是借鉴了党外一些有效的监督形式，进行了大胆的创新。

中科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的分析印证了这一看法：“条例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凸显了制度的力量，这说明中国共产党充分认识到了制度建设在政党建设中的根本性、长期性、基础性地位，并紧紧抓住了这一关键环节。” 亮点之三：中央政治局如何监督等重大问题初步得到解决

中央委员会如何监督中央政治局？党的各级代表大会代表如何在闭会期间发挥监督作用？如何在党委会中借鉴询问和质询等监督形式营造良好的民主氛围？„„长期以来，党内监督在不断向纵深发展的同时，也面临诸多亟待解决的

重大问题。权威专家指出，党内监督条例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初步解决了这些重大问题。

在去年10月举行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胡锦涛总书记受中央政治局委托，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在党内外、海内外引起强烈反响。条例将这一做法制度化，明确规定“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报告工作”。条例还明确了对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的意见如何反映的问题。专家们认为，这是一个重要的创举，体现了中央委员会对中央政治局的监督，体现了中央政治局在党内监督方面对全党应该起到示范和表率作用的精神。

党章规定，党员享有要求罢免或撤换不称职的干部的权利。但这一原则性的规定如何真正落实？条例单列一节，对党的地方各级委员会委员的这项权利作出了具体规定。专家表示，条例通过发展党内民主、加强干部监督工作，使罢免或撤换不称职干部成为一项经常性的工作，对于防止和减少用人上的失察失误，防止和纠正用人上的不正之风，完善干部能上能下、优胜劣汰的机制，具有重要意义。

亮点之四：“一把手”成为监督重点

党内监督条例首次以法规的形式确立党内监督的重点对象是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中央党校教授叶笃初指出，强调对“一把手”的监督，并将其列为监督的重点，是条例的一个重要特点，也是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富有胆识和智慧的重大决策。

“以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判处死缓的原沈阳市市长慕绥新，自称是‘党内个体户’，任人唯亲，重大决策不经集体讨论自作主张。”红旗出版社副总编辑、党建研究专家黄苇町说，“条例禁止出现这样不受制约的‘一把手’，强调主要领导干部要自觉接受监督，并规定了一系列的制约措施，其中外部措施有巡视制度、谈话和诫勉制度等，内部措施有民主生活会、述职述廉制度、集体

领导制度等，这些都是对‘一把手’的制约。”

社科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研究员田波表示，“一把手”要以权谋私搞腐败，首先要破坏党内民主，破坏监督制度。“条例针对‘一把手’的监督问题，出台了许多非常具体的规定，发展党内民主，弥补制度缺陷，确实抓住了要害。” 亮点之五：重视权利与义务的平衡

“条例在处理监督者与被监督者之间的关系时，既重视保护监督者的合法权益，又重视保护被监督者的合法权益，较好地体现了权利与义务相平衡的思想。”中央纪委法规室参与条例起草的专家表示，坚持监督制约与保护支持相结合，也是条例的一大亮点。

这位专家表示，监督制约与保护支持相结合，既是开展党内监督的重要原则，又是贯穿条例的一个重要精神。条例一方面通过严格的制度和切实有效的措施监督制约被监督者，保护支持监督者的合法权益和工作积极性，防止被监督者滥用权力打击报复监督者；另一方面也使监督者受到必要的监督制约，保护支持被监督者的合法权益和工作积极性，以防监督者借监督之名而行诬陷之实。

保障受处理的党员和党组织的救济权利，也是保证党内监督健康、深入开展所必须的。为此，条例保障党员和党组织的申诉权，规定党员、党组织对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向作出处理决定的党组织申诉；有关党组织应当认真复议、复查，并作出结论；如仍有意见，可以向上级党组织直至中央申诉。

亮点之六：监督职责划分更为明确

条例的另一个亮点是明确了监督职责的划分，对党的委员会及委员，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及委员以及党员、党代表开展党内监督的职责，都作出了明确的规定。

有专家指出，国际共运史的教训之一，是比较重视上对下、组织对个人的监督，而不够重视下对上、个人对组织的监督。条例充分注意了这一问题。黄苇町

说：“条例既有上级对下级的监督，也有下级对上级的监督，还有平级之间的监督，构建起一个完整的监督网络、监督体系。”

条例明确了在党内监督方面党的各级委员会应履行的5项职责、党的各级委员会委员的4项责任，规定党的各级委员会要监督其常委会、委员等主要负责同志；党的各级委员会委员个人要对所在委员会、同级纪委等的工作和所在委员会、同级纪委的常委、委员等进行监督。

尤为引人注目的是，条例突出了各级党代会代表的监督职责。专家指出，过去党代表只是在党代会开会期间行使监督权利。闭会期间要不要监督，怎么监督，都没有规定。条例不仅规定党代表在代表大会闭会期间，除履行党员的监督责任和享有党员的监督权利外，还要按照有关规定对其选举产生的党的委员会、纪律检查委员会及其成员进行监督。黄苇町认为，这是党内监督制度设计上的一个重大突破。

亮点之七：突出党内、党外监督相结合

强调加强党内监督，绝不意味着排斥或拒绝党外监督。中央纪委有关负责人指出，条例在对加强党内监督作出一系列制度设计的同时，还非常重视党外监督，特别是单列一节“舆论监督”。“在党内法规这个层面上，专门就舆论监督问题作出规定，这在我们党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专家们认为，新闻舆论监督不仅能帮助领导机关掌握问题，督促问题的解决，还能起到警示作用，防范问题的发生。而条例对党的各级组织和领导干部正确对待并接受舆论监督，提出了明确要求：一是要重视和支持舆论监督；二是要自觉和主动地听取来自新闻媒体的意见；三是要根据舆论监督的要求，推动和改进各项工作。条例同时还就如何保证新闻舆论监督的健康开展作出了相应规定。 亮点之八：立足实际 操作性强

法律法规的可操作性如何，是影响其实施效果的重要因素。中央纪委负责人

指出，条例的有关规定注重从实际出发，重点解决时机成熟、可以解决的问题，不求一劳永逸，不求解决所有问题。黄苇町也认为，条例充分吸收近年来的许多成功经验和作法，不再停留于原则的规定，而是很具体，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 比如，现实中存在一些举报人被打击报复的情况，挫伤了其参与监督的积极性。为此，条例对如何保护举报人的权利、如何进行调查处理等都作了具体规定，以保护党组织、党员、党代表发挥党内监督的作用。

近年查处的一些大案要案中，任用亲信、拉帮结伙的现象较为突出。条例为此规定，党的各级领导班子讨论干部任免事项，应当如实记录推荐、考察、酝酿、讨论决定的情况；领导班子成员个人向党组织推荐领导干部人选，必须负责地写出推荐材料并署名。黄苇町认为，“这其实是要求领导干部对举荐的干部要负责到底，就像要求生产者把名字刻在产品上一样，产品出了问题就要找你。这样的规定，针对性、可操作性都非常强。”

(完)

复杂多变的台湾局势

过去的一年，是台湾政局发生复杂变化、两岸关系经历严峻考验的一年。一年来，泛蓝、泛绿两大政治势力围绕2004年的所谓“总统”选举展开角逐，竞选异常激烈；陈水扁当局纠合各种“台独”分裂势力加快谋独步伐，特别是企图利用公投手段进行分裂活动；“台独”分裂势力的猖獗活动，使两岸间的紧张局势进一步加剧，但在两岸同胞的共同努力下，两岸人员往来与各项交流继续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

一、“总统”选战进入白热化阶段

定于今年3月20日举行的台湾“总统”选举，是当前台湾各派政治势力之间最大的权力争夺战。目前是泛蓝（由连战所在的国民党、宋楚瑜所在的亲民党

等组成）连战、宋楚瑜与泛绿（由陈水扁所在的民进党、李登辉主导的台联党组成）陈水扁、吕秀莲两组候选人对决的态势。这次选举结果不仅决定今后台湾各派治实力的消长，更关系到未来台湾政局和台湾前途走向，并将对两岸关系产生重大影响。因此，蓝绿双方全力以赴，斗争空前激烈。

去年初，国亲两党成功实现“国亲合”、“连宋配”，标志着“泛蓝”整合取得实质性进展，使陈水扁失去了再次坐收渔翁之利的机会。一段时间里，连宋的支持率一直以10个左右百分点领先于陈水扁。陈水扁为扭转这一局面，一是拉高选举层次。陈水扁将这场选举定位为“一场‘一边一国’对‘一个中国’的选战”，相继提出公投、“制宪”，将选举焦点集中于重大政治议题，转移选民对经济状况和民进党执政能力的不满，激化省籍矛盾和统独争议。二是刺激经济景气回升。通过大幅举债、增加大型建设、放宽对境外资金投资股市的限制、加紧对外招商等，扩大内需，拉抬股市，增加就业，刺激经济好转。三是通过“扫黑金”、“抓弊案”，打击“泛蓝”。这是陈水扁的“杀手锏”，现在“剑已出鞘”。前不久，台检察机关已就“兴票案”传宋楚瑜到庭说明，并要宋让其小姨子陈碧云自美回台作证。最近，民进党紧紧抓住国民党党产问题不放，并由党产延伸到连战的家产，质疑国民党1900亿新台币党产、及连战200亿新台币家产的“来源不正”。四是蓄意在两岸关系方面频频制造“台独”事端，对我挑衅，企图以此“制造悲情”、刺激选情。五是千方百计地争取美国的支持。

从前一段时间看，陈水扁的支持率有所上升，与连宋的差距在缩小。其主要原因，一是陈水扁在公投、“制宪”等重大政治议题上，对泛蓝步步进逼，占据了主导优势。二是美国放宽对陈水扁过境的政策限制，给一些台湾民众造成了美国支持陈水扁的印象。三是台湾经济在世界景气上升的带动下，情况出现好转。四是李登辉一再发出要“保卫本土政权”的号召，对一些本省籍选民产生了刺激作用。泛蓝面对泛绿的攻势，基本上以守为主，守中有攻。

目前两大阵营大体上势均力敌、旗鼓相当，整个选情十分复杂，形势还不明朗。现在选情的基本态势是：泛绿取攻势，支持率有所上长；泛蓝处守势，支持率出现下滑。从近期台湾的一些民调看，“连宋配”的支持率略高于陈水扁，但已非常接近（泛蓝领先3到5个百分点）。总的来看，双方胜率均为“五五波”，连宋和陈吕都有当选可能，但均无胜选的把握。

二、公投风波仍在发展中

民进党自1986年成立以来，就主张台湾的前途应通过公民投票的方式“自决”。后来提出了一些新的说法，但始终没有放弃公投“自决”的基本主张。2002年8月3日，陈水扁抛出“一边一国论”的分裂主张，同时声称要“认真思考公投立法的重要性与迫切性”。这番话，反映了他的“台独”本质，也为他现在推动公投埋下了伏笔。

民进党当局去年“参与世卫组织”的图谋再遭挫败后，5月20日，陈水扁提出要推动“台湾加入世卫组织”的公投。对此，我们迅即表明了坚决反对的原则立场。6月1日胡锦涛主席在法国与布什会晤时，就台公投问题郑重表明了我立场，引起美方高度重视。6月初以后，美方通过国务院、美在台协会对台当局拟举行公投可能引起台海局势紧张表示“高度关切”，并强调美国“严肃看待”陈水扁上台时作出的“不会推动改变现状的统独公投”的承诺，实际上警告台不要搞“统独公投”，如举行其他议题公投也须“后果自负”。对此，台当局不得不向美方承诺不搞“统独公投”。6月27日，陈水扁宣布就“核四”等民生议题举办公投。陈水扁选择此时推动公投，既是出于竞选的考虑，也是为了落实以公投决定台湾前途的主张，为今后进行“台独公投”创造条件。

陈水扁在推动公投的同时，竭力推动“公投立法”。去年11月27日，台“立法院”通过“公投法”。台“公投立法”的形势发展到目前状况，首先是陈水扁当局推行分裂路线的必然结果。美方提升陈水扁过境美国的待遇，客观上起到了

助长其“台独”气焰的恶劣作用。但最直接的原因是泛蓝在“公投立法”问题上的立场出现重大退让。去年5、6月间，国亲两党出于选举的考虑，害怕被扣上反民主、反改革、“联共卖台”的帽子，丢失票源，放弃了原先反对“公投立法”的立场。9月份台“立法院”新会期开始后，国亲两党提交了“公投法”草案，其中所谓“全国性”公投适用事项包括法律复决、立法原则的创制、重大政策的创制或复决、“宪法”修正原则创制，与民进党的主张几乎一致，但国亲两党版草案当时还列有“排除条款”，即公投不适用“宪法制定及中华民国国号、国旗及领土之变更”等事项，对实施“台独公投”作了限制。正是因为有这一条，陈水扁把国亲两党的“公投法”草案说成是“鸟笼公投法”，说它仍在限制台湾民众的民主权利。结果，国亲两党在压力之下，再次作出了重大让步，11月13日宣布，对公投事项“不做范围限定”，即放弃了“排除条款”，不再排斥“统独公投”，实际上为民进党推动“公投立法”开了绿灯。

台“公投法”的通过，并不等于已经实现了“台独公投”，更不是实现了“台独”，但它为“台独”分裂势力日后利用公投手段进行分裂活动提供了条件，留下了隐患。从台“立法院”通过“公投法”的表决过程及最后结果看，有几点值得注意：1、民进党“立委”蔡同荣主张进行“台独公投”的条款，即公投事项适用于“国旗、国歌、国号、领土变更、国家主权等国家定位议题”遭到否决。2、公投的适用范围，没有纳入直接允许“台独公投”的条款，但也未明确排除进行此类公投的可能性；民进党主张公投包括“制宪议题”的条款遭到否决。3、国亲两党关于发动公投的“门槛条款”获得通过，对举办公投作了较严格的技术限制，其中包括公投提案人需达选民千分之五以上；设立公投审议委员会决定公投议题；“行政院”不得举办任何形式的公投。4、台“行政院”版主张的“防御性公投”条款获得通过（即：第十七条：“当国家遭受外力威胁，致国家主权有改变之虞，总统得经行政院院会之决议，就攸关国家安全事项交付公

民投票”），为“台独”势力在特定情况下扩大解释、搞“台独公投”预留了空间。

由于我坚决斗争和各方面压力，台湾当局未敢在“公投法”中纳入直接允许“台独公投”的条款，也未敢进行赤裸裸的“台独公投”，但围绕公投问题的斗争形势，仍然严峻。去年11月29日，陈水扁借口台湾正“遭受大陆导弹威胁”，提出要引用“公投法”的“防御性条款”，在2004年3月20日“总统”选举当天同时举行“防御性公投”，并将公投的议题初定为要我撤除部署在台湾对面地区的导 弹和要我放弃对台使用武力。这是对一个中国原则与台海和平的严重挑战。我与之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特别是温家宝总理在去年12月出访美国时积极开展对美工作产生了重大效应。美国奉行“以台制华”战略，阻挠我解决台湾问题，但不愿因“台独”引起台海局势紧张而损害美国的利益，最近公开表示，美国反对台湾举办任何会改变台湾地位或走向“台独”的公投。布什直接点名台湾当局领导人企图单方面改变现状，并明确表示反对。陈水扁当局为了争取美国的理解和支持，试图派团赴美解释，遭到了美国的拒绝。但出于选举的需要，陈水扁尽管受到很大压力，仍不愿意放弃公投，否则可能导致败选。在此形势下，陈水扁当局骑虎难下、进退两难。1月16日，陈水扁发表电视讲话，声称坚持推动3·20“和平公投”，并宣布两个公投议题，用和平色彩和进口美国武器装备等对原来的议题进行包装，以迎合美国的需要、争取美国的支持，而实质没有变化。因此，我们反制陈水扁当局利用公投搞“台独”分裂活动的斗争，远没有结束。

三、两岸关系面临严峻考验

随着台湾局势和围绕台湾问题外部环境的复杂变化，两岸关系跌宕起伏、扑朔迷离。究竟怎样判断当前的形势，看法不尽一致。我们的看法是：长期以来形成的两岸关系基本格局，虽然受到严峻的挑战，但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在台

湾政局发生复杂变化的大背景下，“台独”分裂势力膨胀迅速、活动加剧，力图改变现状，两岸间围绕分裂与反分裂的斗争空前尖锐、激烈。有关台湾问题的积极因素、消极因素都在快速发展，解决台湾问题的历史进程已经逼近关键期。 现阶段，最大的问题是台湾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并在危机感的驱使下，开始将“台独”分裂主张付诸行动。陈水扁上台以来，在两岸关系上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在陈水扁上台初期，竭力隐藏自己“台独”分裂的真面目，围绕一 个中国原则问题与我周旋，并且不断表现出改善两岸关系的姿态（提出“四不一没有”、“统合论”、取消戒急用忍政策等）。2001年底台湾“立委”选举后，民进党实力有所增强，陈水扁开始显露“台独”分裂本质，加紧进行“渐进式台独”，直至公开抛出“一边一国论”的分裂主张。去年以来，陈水扁在竞选连任目标驱使下，危机感加深，明显加快了“台独”分裂的步伐，达到了肆无忌惮的地步。去年最明显的特点是，陈水扁当局在两岸关系上交替使用两手，但以硬的一手为主。

陈水扁软的一手，是在两岸交流、“三通”协商等问题上作出某些姿态。去年8月13日，陈水扁提出“三阶段”的两岸直航时程表，第一是准备阶段，在选举前提出两岸货运便捷化措施；第二是协商阶段，在选举后开始协商；第三是实现阶段，时间是今年底。15日，台“行政院”发表“两岸直航之影响评估”报告。这份报告，承认直航有助于大幅降低两岸货运和人员旅行成本，扩大两岸贸易，发展台湾经济；但强调直航将对台湾军事、政治、社会、经济安全造成巨大的冲击和影响，扩大协商“三通”时的两岸政治分歧和解决实际问题的难度，没有提出如何开启直航协商的办法。因此，这份报告实际上是一份不直航的报告。 陈水扁硬的一手，就是蓄意推进“渐进式台独”活动，并且大肆攻击一个中国原则、“一国两制”，猖狂鼓吹两岸“一边一国”，对我挑衅。陈水扁去年5月20日提出要推动“台湾加入世卫组织”的公投，9月28日宣称2006年要“催

生台湾新宪法”，此后逐步形成了一个“台独”时间表：2004年实施首次公投；2006年“公投制宪”；2008年正式实施“新宪法”使“台湾成为正常的、完整的国家”。最近甚至鼓吹今年的选举是“台湾人民对中国共产党的圣战”，提出“两边三国论”，逼我作出过激反应。陈水扁的“台独”分裂活动在不断升级。他把过去不能讲、不敢讲、不便讲的等极端“台独”言论，都明目张胆地讲出来了，过去的“政治禁忌”已变成堂而皇之的“选举诉求”。李登辉为保住“台独”政权、延续其分裂路线，一再向激进“台独”势力发出“要保卫本土政权”的号召。扁李联手策动了去年9月6日“台湾正名”大游行和10月25日“公投制宪”大游行 。随着选举的临近，“台独”分裂活动有可能更加猖獗。陈水扁与李登辉等商定，要在2月28日举行100万人参加的大游行。事态的发展表明，陈水扁不仅仅是为了选举，他正以选举为掩护，有计划、有预谋地争取在2008年前，完成公投、“制宪”、“建国”三个重大步骤，最终实现“台独”目标。 形势表明，当前我反对“台独”分裂活动的斗争进一步尖锐、复杂，但两岸关系的基本格局和外部环境没有改变。一年来，在中央正确决策和部署下，我全面贯彻党的十六大关于对台工作的指导思想和总体要求，紧紧抓住遏制“台独”分裂、争取台湾民心两个重点，以两手对两手，妥善应对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坚决遏制陈水扁当局利用公投和“公投立法”进行分裂活动。克服“非典”疫情给对台工作造成的困难，继续大力推动两岸人员往来和经济文化交流，保持了两岸贸易、台商投资继续增长的势头。去年1～11月，新批台商投资项目4025项，合同金额74.98亿美元（增长26.5%），实际利用30.1亿美元；两岸贸易522亿美元（同比增长29.8%），年贸易额首次突破500亿美元大关。从1988年到去年11月，大陆方面累计批准台资项目6万多个，合同台资超过695亿多美元，实际利用台资超过360亿美元；两岸贸易总额累计超过3000亿美元，大陆已成为台湾第一大出口市场，台湾是大陆第二大进口市场；两岸人员往来现在每年达

300多万人次。与此同时，我们积极地开展涉台外交工作，第7次挫败台湾当局挤入世卫组织的图谋、第11次挫败台湾当局“参与联合国”的图谋。从总体上看，国际社会普遍承认一个中国的大框架没有改变，两岸关系的基本格局没有改变。

综合各方面情况看，陈水扁上台后，我们通过坚决的斗争和艰苦的工作，基本遏制了公开“台独”危险，避免了出现最坏的状况，维护了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地位，并且促进了两岸交流与往来的发展，维护了两岸关系大局的基本稳定。目前台湾问题的总体战略态势是：两岸力量对比继续朝着对我有利的方向发展，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和人员往来持续发展并保持着良好的发展势头，大多数台湾同胞不支持“台独”，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执行一个中国政策，以及美国政府不支持“台独”，制约着台湾分裂势力贸然实施彻底的分裂步骤。但我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遏制“台独”势力、抵御外部势力干涉台湾问题的斗争，仍面临复杂的形势，斗争尖锐、激烈，形势严峻。当前对台工作的首要战略任务依然是遏制“台独”、防止“台独”。（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