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孟儒学与"玄学"及宋代理学的区别

管子学刊２０１２年第３期

学术考辨

孔孟儒学与“玄学＂及宋代理学的区别

周光华

（淄博市社会科学联合会，山东淄博２５５０００）

［摘要］孔孟儒学，是中国族群的优良文化传统，需要辨明道理，剔除糟粕，让孔盂儒学推崇爱民、养民、育民的德政传统，广大于中

国，构建安民和谐的社会。玄学产生于君主无为．大臣（世袭职位的门阀士族＞专权。任继愈指出，。玄学”与“先秦两汉的孔予大不相

同”。孔子把“仁”解释为“爱人”，这是继承德政传统，不是独辟蹊径的新说。宋代理学宣扬“天理”被确认为官学后，抑制人服从君主，因此不能把熏染着封建糟粕的宋代理学，硬拉进孔孟儒学混谈。继承儒学传统，发展中国，是不能推辞的责任。

［关键词］儒学；仁；玄学；理学

［中图分类号］Ｂ２１［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２—３８２８（２０１２）０３一０１２０—０５

春秋战国时期形成的孑Ｌ孟儒学，是中国族群的优良文化传统，几千年传承至今，发挥着影响作用。当代中国社会的进步发展，需要传承孔孟儒学的文化传统，需要辨明道理，剔除糟粕，让孔孟儒学保护生存权，推崇爱民、养民、育民的德政文化传统，广大于中国，构建安民和谐的社会。

孔子治学到齐国，听韶乐，留下“三月不知肉味”的历史佳话，目的在于寻取在齐国实现治政抱负的意愿；孟子用“仁政”说齐宣王，批评齐宣王伐燕战争的错误，失去在齐参政的心志，离开齐晷对慢慢腾腾，目的仍然希望齐宣王挽留他接受“仁政”主张，施展治政抱负。因此，形成的孑Ｌ孟儒学是治政的学说。但是孔孟儒学，历经两千年韵中国封建社会，熏染着浓重的封建伦理糟粕，由此把孔孟儒学与魏晋“玄学”、宋代理学混谈，欠妥当。这就需要辨明道理，摘取孔孟儒学的思想真谛，飨于读者。

一、“玄学”及其对孔盂儒学的阉割（一）时代背景

东汉末年的农民起义，用老子的《道德经》为宣传、组织农民的理论依据，传播“道教”（山东、河

北的“太平道”，汉中、四川的“天师道”即“五斗米

［收稿日期］ｚｏｌｊ—０２一ｚ１

道”等）发动起义，使得镇压黄巾起义的东汉豪强地主集团，产生恐惧。在“聚而禁之”（曹植《辩道论》）压制传道的手段下，魏晋时期掌控实权的豪门±族文人学士，也以老子《道德经》加上《庄子》、《周易》为依托，这三本书被称为“三玄”，用来思辨解说天地万物，论说封建统治的合理性，由此保护豪强地主阶层，保护当时门阀士族阶层专权的合法性。在这种时代背景下产生的“三玄”理论，被称为“玄学”。

农民起义沉重打击封建君主的统治威力，地方豪强地主集团在镇压农民起义的过程中势力壮大，所以到魏文帝曹丕时代，废止曹操奉行“唯才是举”的吊入任官原则，建立“九品中正制”的任官体制，使得豪强地主成为封建君主政权的统治主干。到两晋时期，豪强地主成为控制实权的世袭门阀士族，出现“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晋书・刘毅传》）的政治局面，封建君主的实权落在门阀士族手里。魏晋玄学由此而生。

（二）老子的“玄德”、“无为”不是“玄学”的“以

无为本”

应该注意的是，“玄”是“玄学”的思辨核心。“玄”是深黑色，有深奥，深厚的含义。今传本老子《道德经》（曹魏王弼注本）一章有：“同谓之玄，玄

［作者简介］周光华，男，山东淄博市社会科学联合会研究员。

①本文依据浙江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４年５月影印１９１９年扫叶山房石印版《百子全书》第八册，魏晋王弼注《道德经》和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５年５月修订本，任继愈译著《老子新译》；弓Ｉ文注明章数，下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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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又玄，众妙之门”；十章、五十一章、六十五章有：“玄德”，把“玄”用在“德”上，表述深厚的德，即深厚高尚的“德”的含义。魏晋“玄学”的“玄”是深远的、深奥的、难捉摸，看不透的意思，与老子《道德经》“玄德”中的“玄”，不是同类含义。所以，用“玄学”理论类比老子《道德经》不合适。

曹魏王弼注释，唐朝陆德明作音义解释的今传本老子《道德经》，第一章说的，“常（恒）无”、“常（恒）有”是并存互衬的：“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在这里，老子说的“无”，是事物无形体规律、无法则、无尺度；“有”是事物存在形体的具体特征和细节。由此，老子时代没有把事物存在的“有”、“无”拆分对立起来，而是整体的表述事物存在的两个并存互衬的方面。所以在老子的哲学思辨里，事物存在的“有”、“无”这两个方面同源而深奥，深藏不露：“同谓之玄。”这样看，“玄”出现在《道德经》里的基本含义是，事物的存在深奥难琢磨、需要把握难度。因此老子在这里认为事物的存在，同源于“有”、“无”互衬的两个方面，是“有”、“无”共融并存的。一方面老子表示事物存在“有”、“无”两个方面，不能分割是共融的；一方面表述事物存在的道理深奥，需要把握难度，所以说：“玄之又玄，众妙之门。”就是说，把握事物非常难，难到看不透，难到无法言喻的地步，这是把握事物本质的入门路径。

能够认识老子对“玄”的基本把握，有利于理解《道德经》六章：“谷神不死，是为玄牝；玄牝之门，是为天地根”这句话。“牝”，泛指雌性；“玄牝”，泛指深奥的雌性生殖能力。“玄牝之门”的含义便是，神秘莫测的生殖能力，“是谓天地根”，才是天地万物生成的根本。在这里，老子的“玄”具体指的是，男女生殖能力是万物生成的根本，“玄牝”深奥，但是生殖能力具体实在，老子没有把万物的根本用“玄”推向难把握的生理内涵，而是落实到“谷神”、“玄牝”男女交合的生殖本能上，所以老子在这里的“玄”，用在可以把握的人的具体行为上，并非深奥难懂。因此《道德经》第十五章出现“微妙玄通”的语句。就是说，能够把握道理的人，便能细致通畅地把握事物；“玄”在这里是，细致、深远、通达的含义。五十六章的“是为玄同”，其中的“玄”是深厚，囊括所尽的含义。就是说，把握事物的深奥内涵，可以具备融合协调所有事物的能力；“玄同”是协和融洽的含义。

因为《道德经》里“玄”的含义是可以把握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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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所以第十、五十一、六十五章的“玄”，具体指“玄德”，就是指人的涵养深厚具有高尚的品德。在老子的《道德经》里，阐述“玄德”的深厚，思维是辩证的，互衬的，不拆分的。老子没有把陈述的事项推入“虚无”的无法把握的境界，这是老子《道德经》与魏晋时期割断“有”、“无”互衬的本质，片面强调“以无为本”的“玄学”的思辨区别。

魏晋“玄学”，起始于曹魏时期“何晏、王弼等祖述《老》《庄》，立论以为：‘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首先，何晏、王弼等提出“以无为本”，这就把老子《道德经》阐述事物“有”、“无”并存互衬的本源依据，拆分割断，认为“无”是根本，认为人要“无为”处世，才能保存自己。继而王弼在《道德经注》里提出“以无为用”（《一章》王弼注），“凡有皆始于无”，“始于无而后生”，这样便割断“有”、“无”并存互衬的本源，“无”成为“玄学”需要的，无法言表，无法把握，不可知的理论依据。因为在“玄学”的解释里，“玄”是“默然无有也”，“玄”就是“无”，所以“玄学”把“虚”（《十六章》王弼注）与“无”联系为体，成为“虚无”的概念，进而策动“虚”与“静”融合，借助老子“虚极守静”的辩证道理，推动“有起于虚，动起于静”，万物“卒复归于虚静”的推说，由此阉割老子“有”、“无”同为事物本源的互衬本质，用“虚无”、“虚静”表述事物的起源，所以“玄学”理论不是老子的“无为”、“虚极守静”的辩证理论，二者有本质的差别。

其一，老子《道德经》崇尚高尚的德政，表露对德政衰败时代不满的无奈【１］，因此老子说的“无为”，是无需表现自己，有高尚品德，便可取得巨大的影响，从而实现作为的目的。所以，老子主张“无为而无不为”《四十八章》，无需表现行为而实现处处作为的目的，恰恰是老子《道德经》与“玄学”理论“无为”说法的本质区别。

其二，“玄学”的“虚无”、“虚静”把“无为”的道理推向实际的不作为，这个不作为是指向以少统多，即“万物万形其归一也”（《四十二章》王弼注）。

（三）“玄学”与孔孟儒学的本质不同

孔子儒学是用“仁”的“爱人”（《论语・颜渊》）的行为境界，实行德政，这是孔孟儒学的核心主

张。

这个核心主张内涵的“无为而治”（《论语・卫灵公》）、“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就是说，行政官员不要自作主张的行使管理权，自觉地遵循规章制度约制自己，以爱护人民的高尚品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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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使管理，由此实现有秩序的生活，实现爱护人民，养育人民的行政效果，这样才能维护执政的权威，才能保护民众百姓的利益，才能保护国家的利益，才能实现德政和谐生活的境界。因此，孔子儒学没有停留在纸面的说教上，而是有着清楚的理性主张和实践效果。根据《春秋左传》、《史记》中的鲁周公世家、孔子世家等文献资料，例如夹谷会盟，任鲁国大司寇的孔子，本着“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史记・孔子世家》）的原则，部署兵力保护鲁定公的安全，收回齐国侵占鲁国的土地，迫使齐景公撤退侵犯鲁国的军队，取得保护国君和国家安全的功绩。例如孑Ｌ子利用“三桓”与下臣的矛盾“堕三都”（同上），削弱“三桓”分权势力，维护鲁国政权的统治利益。孔子在鲁国执政五年，除旧布新，人民生活逐步富有，国家稳定，民俗社会管理有序，鲁国国势逐渐增强，引发齐国君臣恐慌，用财色贿赂鲁定公和权臣季桓子，造成孔子朝堂言政无人听的尴尬局面，架空孔子，迫使孔子辞官周游列国，留下时代的讽刺悲剧。这些事例说明，孔子儒学是治政有效的，主张的“无为而治”与“克己复礼为仁”是并存的，是推动有生活保障，有秩序的“仁政”管理，是推行爱民、养民、育民的德政。

魏晋时期的“玄学”，维护门阀士族统治，保护士族专权利益，这与孑Ｌ孟儒学的基本原理相悖，“玄学”因此不是继承儒学，而是阉割儒学，从而保护门阀士族集团权力。所以无论何晏或者王弼怎样捧孔子，“玄学”不是儒学，不是儒学德政的文化传统。关于这个问题，学界早有教诲。例如任继愈先生，在他的《中国哲学史简编》中明确指出，“玄学”与“先秦两汉的孔子大不相同”［２］。这是今天认识“玄学”与孔孟儒学本质不同的地处。

二、宋代理学不是孔盂儒学（一）时代背景

靠武装割据力量建立政权的宋王朝，商品经济发达，金钱利益形成市侩文化思想，社会浮华风气盛行，民生苟安思想严重。这个时期，地主庄园经济实力扩大。众多官僚地主占有国家７０％的土地，却不承担国家赋税。广大农民的差役和徭役负担沉重，“富者益以多畜，贫者无能自存”（《续资治通鉴长编・第２７卷》）的社会状况普遍存在，亲民的施政思想淡薄，农民造反连年不绝，加上军备力量分权严重，国家防卫力量虚弱，北方族群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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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军力强壮，北宋王朝无力保护自己的政权而灭

亡。

宋代是多族群政权并立时期，这个时期贫富差距严重危害社会稳定，保护政权的稳固，从而稳定社会，成为知识分子关注的问题。所以宋代成为中国历史上关注传统文化，探索研究传统文化的重要时期，出现周敦颐发端，程颢、程颐“二程”为前驱，朱熹集大成的，继承传统文化，有新的理解的重要时期。这个时期给予传统文化新的解说，赋予时代内容，是给予时代定位的重要历史环节，形成影响中国族群社会民俗的效果。

（二）宋代理学的发端

从历史的进程角度看，宋代道士陈抟传易图，形成周敦颐的易学理论体系，提出“太极”为之善之美的本原，继而“二程”提出“天理”是先于万物生成的本原，后有南宋的朱熹解释“仁”为“仁该全体”；把“太极”之善之美的学说，用“二程”的“天理”加在“仁”的学说上，得出“仁”是最高尚境界的世界观，成为宋代“理学”的精髓。这是朱熹对儒学，赋予时代需要的解说。这样的解说和理论，是时代的君主统治需要的，把“克己复礼为仁”的治政原则提到理论体系的高度。这便是宋代理学的发端与内涵。

（三）孑Ｌ孟儒学爱民立政主张不是宋代理学孔子主张的前提是“仁”，这个“仁”的主张不是孔子的发明创造。“仁”较早出现在《尚书》中，历史上的商代和周王朝的《尚书》文献资料，对“仁”的含义有具体的认定。

１．商代“仁”的含义是亲近爱民

今传本《尚书・仲虺之诰》中有“克宽克仁”。“克”是能够做到的含义，“仁”是亲近的含义；《说文解字》说：“亲也，从人从二……古文仁从千心……或从尸。”就是说，商汤王为政，是以亲近爱民众为根本的，善于用人，敢于自我批评，道德品行宽厚亲爱人，所以能够取得人民的信任和拥护：“彰信兆民。”这是现有资料里较早看到的“仁”的含义。

“仁”的含义在《尚书・太甲下》里还有：“民罔常怀，怀于有仁”；就是说，人民不是经常怀念、服从君主的，人民怀念服从亲近爱护民众的君主。这里明确地把亲近爱护民众，认定为“仁”的含义。

根据《史记・殷本纪》、《尚书・太甲下》记载的时间，是商朝辅臣伊尹主政教诲第十七位商王太甲的时期。商汤王为第十四位商王，其后的帝

外丙在位二年，帝中壬在位四年，太甲是未即位而亡的太子太丁之子。根据《夏商周断代工程》，商汤王伐夏立政时间在公元前１６００年口］。根据《殷本纪》的原文记载语序，商汤王功成辞世，太甲即位大致在公元前１５９４年后。但是西晋皇甫谧解释说商汤王：“为天子十三年。”由此太甲即位大致在公元前１５８１年后，结合《仲虺之诰》的成文时间在商汤王伐夏胜利，流放夏桀到“南巢”的记载，距今３６００年前，中国华夏族群的古人已经把“仁”的含义确认为亲近爱民，并且确认亲近爱护民众的“仁”是治国的根本。这个时间比孔子出生的公元前５５１年，早１０００多年。也就是说，中国华夏族群早在孔子时代的１０００多年前，便把亲近爱民的原则，概括为“仁”的含义，并且是立政的根本，所以“仁”的含义不是孔子造出来的，是孔子继承文化传统，根据时代的需要，发出“仁”的主张，而后才有孟子推崇“仁政”，这便是孔孟儒学“仁”的来源根基。

２．周代的“仁”是亲爱忠心确认为爱人的含义《尚书》中关于“仁”的含义，还有：“虽有周亲，不如仁人”（《尚书・泰誓中》）；就是说，商纣王虽然有众多的亲族，但是“离心离德”，不如周武王身边有亲爱忠心的贤臣辅政。“周”是至，“周亲”就是至亲，就是血族亲属。“仁”在这里是亲爱忠诚贤能人的含义。

《尚书・武成》篇里有：“予小子既获仁人，敢祗承上帝。”周武王自己认为，得到亲爱忠心贤能的人辅政，就能够承担国家大任。“祗承上帝”是恭敬地承担起告祭上天使命的责任，也就是敬承国家责任。“仁”是亲爱忠心能干，“仁”的含义具体到亲爱忠诚有才干的人才。

《尚书・金滕》有：“予仁若考。”这是周武王说自己亲爱人孝顺祖先，能担当大任。“若”是孝顺保护的意思，“考”是先祖，“仁”是亲爱人。根据《夏商周断代工程》，周武王时期是公元前１０４６至前１０４３年［４］，距孔子时代近５００年。也就是说，到周王朝初年的周武王时代，“仁”的含义确认为，爱人保护人。

３．《论语》继承“仁”的“爱人”立政传统因此，孔子把“仁”解释为“爱人”（《论语・颜渊》），是对传统文化思想的直接继承，是继承爱民、养民、育民的德政传统，不是独辟蹊径的新说。

大致看，《论语》中有５２处之多记载“仁”，表述的含义主旨是爱护人管理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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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看，明确“仁”是“爱人”（《颜渊》），“孝弟”是“仁”的根本（《学而》）。认为“仁者先难而后获”（《雍也》），有仁德的人会抢先做艰苦的工作，不争荣誉；“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雍也》）自己想树立的也帮助别人树立，自己想实现的也帮助别人实现，无论什么事情都能够从自身角度想到别人，这才是推崇“仁”的举措目的。在这个基础上守秩序和谐相处安居生活。就是说，行政官员自觉地遵循规章制度约制自己，行使管理，由此培养“里仁为美”（《里仁》）的社会风气，“里”是乡里民俗，“仁”是亲爱和谐，才是和谐安民的社会。简言之，孑Ｌ子在《论语》里推崇的“仁”是养成关心爱护别人的美好品行，构建和谐安民的治政社会。

因为孔子的“仁”具体到“爱人”安民，安民是“仁”的根本目的，所以战国时代的孟子才提出“仁政”的施政主张和方案。因为安居民生构建国家管理体系，使孔孟儒学成为传承中国族群夏商周以来立政文化的优良传统，所以孔盂儒学“仁”的“爱人”的“仁政”，不是维护封建君主统治的理论根据。

４．宋代理学的“仁”是“天理”世界观服从君主，不是孔孟儒学的“仁”

以宋代理学集大成者，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为依据，阐述宋代理学不是孔孟儒学的“仁”。

其一，朱熹在《论语集注》中认为，“仁”是内心世界没有私欲的品德：“仁者，心之德，心不违仁者，无私欲而有其德也。”［５１所以认为：“仁者安于义理而厚重不迁。”［６３就是说，有仁德品性的人，守于“义理”，厚道稳重不会改变处事行为。这样看，孔孟儒学关心爱护民众，保民立政的“仁”的含义，爱民、养民、育民的“仁”的治政管理思想内涵，被宋代理学改写阐述为人的道德品行，改写成个人的修身养性，并且贯穿在朱熹《论语集注》的全篇解说中。

其二，朱熹继承二程（程颢、程颐）的解说，认为“仁以理言，通乎上下”［７］。就是说，让“仁”的道德品行达到“理”的境界，贯通全身（或社会阶层的全部关系）而周到。把“仁”的含义落实到修身养性上，使得“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莫非己也眦引，把自身同化于外部世界，“仁则天理浑然”［９］，让“仁”混于“天理”的思维逻辑，成为理学的唯心世界观。由此，孔子的“仁”在朱熹那里失去爱民立政的本意，成为二程“天理”涵盖所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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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部分，“仁”成为修养自身的代称，成为从属于“天理”的工具。因为朱熹认为本性是先天生成的，是“天理”固有的，“所谓率性，循天理是

也”［１０｜，认为修身养性维护“天理”的本性，才是

主张不同，宋代理学因此不能代表先秦孔孟儒学。因为孔孟儒学与宋代理学的时代背景和文化的内涵本质不同，所以不能把熏染着封建糟粕的宋代理学，硬拉进孔孟儒学混谈。

总之，孔孟儒学是继承夏商周“政在养民”（《尚书・大禹谟》）、“民为邦本”（《尚书・五子之歌》）、“以人为本”（《管子・霸言》）、“爱民治国”（《道德经》十章）的文化传统，是春秋战国时代中国族群继承爱民、养民、育民德政优良传统的结晶，所以从历史的进程角度弄清楚孔孟儒学在中国乃至人类社会进步发展事业中的地位作用，是必要的。由此继承儒学文化传统，发展中国，是不能推辞的责任。

“仁”，所以朱熹解说的“仁”不是孔孟儒学。因为宋代理学把“仁”的含义解释成修身养性，“以仁为己任”［１１｜，成为“存天理，灭人欲”（《朱子语类・卷四》）的理学主张，所以也就成为官办学问绝对服从于封建君主统治权威的理论依据。孑Ｌ孟儒学“仁”的“爱人”的“仁政”涵义，在官办的宋代理学的解说中被剔除。

简言之，朱熹认为，“仁”是“仁该全体”［１引，就是说，仁、智、礼、义都融合在“仁”的含义里，是“本心之全德”，认为“克尽己私，皆归于礼，方始是仁”［１３｜。就是说，“仁”囊括修养自身，包含着树立“全德”品性的所有内涵要求。因为把培养“仁”解释的世界观融入“天理”的唯心思维网络，所以官办的理学解释“仁”为绝对服从君主。

上面两点说明，宋代理学的“仁”是修身养性的引导工具，是官办理学维护君主统治的需要，这是不同于孔孟儒学爱民治政传统的基本区别点。因为宋代理学宣扬的“仁”，用“天理”抑制人的欲望，倡导修身养性培养绝对服从君主统治的思想意志，所以与孔孟儒学爱民、养民、育民的“仁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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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部分，“仁”成为修养自身的代称，成为从属于“天理”的工具。因为朱熹认为本性是先天生成的，是“天理”固有的，“所谓率性，循天理是

也”［１０｜，认为修身养性维护“天理”的本性，才是

主张不同，宋代理学因此不能代表先秦孔孟儒学。因为孔孟儒学与宋代理学的时代背景和文化的内涵本质不同，所以不能把熏染着封建糟粕的宋代理学，硬拉进孔孟儒学混谈。

总之，孔孟儒学是继承夏商周“政在养民”（《尚书・大禹谟》）、“民为邦本”（《尚书・五子之歌》）、“以人为本”（《管子・霸言》）、“爱民治国”（《道德经》十章）的文化传统，是春秋战国时代中国族群继承爱民、养民、育民德政优良传统的结晶，所以从历史的进程角度弄清楚孔孟儒学在中国乃至人类社会进步发展事业中的地位作用，是必要的。由此继承儒学文化传统，发展中国，是不能推辞的责任。

“仁”，所以朱熹解说的“仁”不是孔孟儒学。因为宋代理学把“仁”的含义解释成修身养性，“以仁为己任”［１１｜，成为“存天理，灭人欲”（《朱子语类・卷四》）的理学主张，所以也就成为官办学问绝对服从于封建君主统治权威的理论依据。孑Ｌ孟儒学“仁”的“爱人”的“仁政”涵义，在官办的宋代理学的解说中被剔除。

简言之，朱熹认为，“仁”是“仁该全体”［１引，就是说，仁、智、礼、义都融合在“仁”的含义里，是“本心之全德”，认为“克尽己私，皆归于礼，方始是仁”［１３｜。就是说，“仁”囊括修养自身，包含着树立“全德”品性的所有内涵要求。因为把培养“仁”解释的世界观融入“天理”的唯心思维网络，所以官办的理学解释“仁”为绝对服从君主。

上面两点说明，宋代理学的“仁”是修身养性的引导工具，是官办理学维护君主统治的需要，这是不同于孔孟儒学爱民治政传统的基本区别点。因为宋代理学宣扬的“仁”，用“天理”抑制人的欲望，倡导修身养性培养绝对服从君主统治的思想意志，所以与孔孟儒学爱民、养民、育民的“仁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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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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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方数据

孔孟儒学与“玄学”及宋代理学的区别

作者：作者单位：刊名：英文刊名：年，卷(期)：

周光华

淄博市社会科学联合会,山东淄博,255000管子学刊

Guanzi Journal20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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