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富汗战争

摘 要: 美国以塔利班包庇“9·11”恐怖袭击的幕后凶手为由,对阿富汗发动大规模空袭,并借机进军中亚。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并进军中亚并非仅仅为反击恐怖主义,其战略意图是多方面的。种种迹象表明美军不会轻易撤出中亚,美国在中亚长期驻军对中国安全的影响是深远的,长远来看,其负面影响更为明显,这要求我们从战略高度审视阿富汗战争及美国中亚驻军长期化对我国安全环境的影响。

关键词 阿富汗战争;美国中亚驻军;中国安全

中亚与中国西北接壤,中亚局势的变动对中国边疆安全、反恐战略、能源战略等都具有重大影响。美国的反恐战争重创了以本·拉登为首的国际恐怖势力,与基地组织有密切联系的东突势力失去了外部支持,中国面临的恐怖威胁短期内略有下降。此外,“9·11”事件后,中国采取了支持美国反恐行动的立场,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中美关系,为中美关系的发展开辟了新的空间。但阿富汗战争及美国在中亚长期驻军给中国带来的正面影响是短暂的、局部的,而给中国带来的负面影响却是全面的、长远的。(一)美军进驻中亚,可以打压俄罗斯,遏制中

国,包围中东,夹击伊朗,监控南亚中亚北接俄罗斯的“软腹部”,东邻中国,西面里海、高加索,向南可直达中东、南亚,进入印度洋,自古以来就是东西方交通要道。美军进入中亚后,从而与美国在波罗的海、东欧、外高加索的军事存在连成一条弧形军事防范和攻击线,实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军方提出的“对付北极熊的蟒蛇套”战略,全方位封锁打压俄罗斯的战略空间;中国是美国21世纪的重点防范对象,在西太平洋、东南亚围堵中国的同时,还不忘在中国背后插刀。吉尔吉斯斯坦的马纳斯机场距中国新疆仅400余公里,美国战机十几分钟即可进入新疆。一旦台海发生冲突、美军实施干预,驻中亚的美军就有可能从我背后发动攻击。因而美军进驻中亚已形成对中国“由东到西的包抄之势”,便于“有效地遏制中国的崛起”;美国在阿富汗、中亚建立军事基地后,从土耳其到沙特、科威特、巴林和卡塔尔,从巴基斯坦到阿富汗、中亚,美国的军事基地形成了一个环绕整个中东的包围圈,对中东实现了更加紧密的控制;而中亚与阿富汗、巴基斯坦和印度相连,在中亚驻军可以与美国在印度洋上的军事基地遥相呼应,监控整个南亚、印度洋。

(一)美国在中亚的军事存在恶化了中国整体安全环境

中亚国家独立后与中国保持了相对良好的外交关系,一定程度上成为中俄之间的缓冲区,成为

中国的战略后方。“9·11”事件后,中亚国家表现出明显的亲美倾向,美国在中亚驻军的长期化和对中亚地区政治影响力的增强,将使中亚地区的政治版图更多地按照美国的利益来描绘。美军进驻中亚后,在我国西部埋下隐患,使我国东西南三面受敌,我国陆上防御首次直面美国军事力量,美军对中国西北边疆已构成直接威胁。英国广播公司2002年4月14日发表评论说:“鉴于美国在日本、韩国、菲律宾、印度洋以及中亚国家的空军基地都有驻军,事实上,中国整个领土现在变得极易受到美国飞机的攻击”。正如俄罗斯国防部国际军事合作总局前局长、地缘政治学院副院长列·伊瓦绍夫说的,“美国在阿富汗、高加索和中亚的军事存在不仅对俄罗斯,而且对中国、伊朗和印度都是危险的。”[10]

(二)美军进驻中亚弱化了上海合作组织的功能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大力推行睦邻外交,全面发展与中亚国家的双边和多边合作关系,

使我国西部安全环境处于建国以来最好的时期。2001年,我们又成功地将“上海五国”升格为“上海合作组织”。上海合作组织的诞生,是中国推行多边睦邻外交的重要成果,标志着中国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国的关系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中亚地区的合作也迈入了新的阶段。但是,美国的“反恐联盟”弱化了上海合作组织,不仅上海合作组织的反恐功能在美国反恐战争中受到削弱,而且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的济合作也受到了冲击,上海合作组织面临着“空心化”和“边缘化”的危险。美国在中亚和南高加索地区影响的加强,以及这些地区国家与华盛顿发展战略关系的企图,实质性地限制了中国和俄罗斯在具有战略意义的上述地区的政治和经济存在。

(三)长远来看,美国在中亚的军事存在不利于中国反恐战略的实施

多年来,美国一直打着“人权”旗号对我国新疆、西藏的民族分裂势力进行煽动和支持。美国的一些政要还多次接见“东突”、藏独势力的头目,并在财政上给予资助。中国境内的疆独、藏独势力在勾结基地组织的同时,也把美国等西方势力视为靠山。在“9·11”事件后,作为对中国支持其反恐行动的回报,美国政府宣布将“东突厥伊斯兰运动”列入恐怖主义组织名单。但长期以来,美国在反恐问题上一直奉行双重标准,将新疆、

西藏的分裂势力作为牵制中国发展的工具,以弱化、分裂中国。美国在中亚的军事存在,对新疆境内外“疆独”势力和其他分裂组织无疑将起到刺激和鼓舞作用。可以预见,美军进驻中亚后,很可能将中亚作为对我国进行分化和西化的一个前沿阵地,通过支持我国新疆的民族分裂势力弱化中国,这将给我国西部

边疆的安全和稳定带来隐患。(四)美国在中亚的军事存在给中国能源安全

带来巨大压力中国自1993年成为石油净进口国后,石油进口量不断增加,对外依存度迅速攀升。但中国石油进口长期以来严重依赖中东和马六甲海峡,近乎单一的能源进口来源、运输线路十分不利于中国的能源安全,中国迫切需要实施能源进口多元化战略。与中国为邻的中亚、里海地区油气资源丰富,自然成为中国能源进口多元化战略实施的重点方向,中

国也与中亚国家开展了卓有成效的能源合作。美军进驻中亚打破了该地区原有的力量平衡局面,中亚国家也表现出了一定的亲美倾向。中哈石油管道建设过程中就不时出现杂音,酝酿中的中哈、中土天然气管道项目更使某些西方人士感到“担忧”。一旦美国完全掌控中亚地区的能源开发,无疑将对中国与中亚国从而危及中国的能源安全。

综上所述,阿富汗战争及美军进驻中亚所导致的地缘政治结构和力量对比的变化,对我国产生了巨大而又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既有正面的,又有负面的,从长远来看,负面影响更为明显。而且,美国军队决不会轻易撤出中亚,反而会追求在中亚长期存在下去,或永远“暂时性”地存在下去。因此,我们必须立足全局,未雨绸缪,从战略高度审视阿富汗战争及美国中亚驻军长期化对我国安全环境的影响。既要沉着冷静,又要有所作为,努力推进与中亚国家的经贸、能源、安全合作,为我国经济建设创造一个相对稳定的周边环境,造就一个更加稳定、和谐、繁荣的中亚。家的能源合作产生巨大冲击,

参考文献：

[1]孙壮志.中亚安全与阿富汗问题[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 83.

（2）阿富汗战争及美国中亚驻军长期中国安全的影响 大庆师范学院学报第28卷 第4期2007年8月 贾春阳(新疆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新疆乌鲁木齐830046)

略论阿富汗战争的性质及其影响 太原师范学院学报 (人文科学版·2002年第1期) J 王晓敏

[摘 要] 美国发动的以9·11事件为直接导因的阿富汗战争,既是一场反恐怖战争,也是一场由西方文明与伊斯兰文明之间长期互存偏见而引发的一定范围的文明冲突;恐怖与反恐怖只是其表现形式。美俄等国在阿富汗战争中的积极合作实际是出于反恐怖的共同需要所促生的策略之举,它并未使相互间长期存在的矛盾和分歧全面化解,所谓“后冷战”结束的说法尚缺乏充分的事实根据。阿富汗战争中有限的国际合作也未能从根本上改变美国多年来所奉行的单边主义,但它将使美国今后在单边主义和国际合作的选择问题上更为实用和灵活,分别或合并使用二者。阿富汗战争也将使反恐怖及其国际意义成为美国今后推行新干涉主义的新的“正当理由”。

[关键词] 阿富汗战争;反恐怖;文明的冲突;后冷战;单边主义

9·11事件的发生使全球反恐怖问题备受关注,人们的目光也为随之而来的阿富汗战争所吸引。随着塔利班政权的垮台和阿富汗临时政府的成立,阿富汗战争已进入尾声,但人们对反恐怖问题和这场战争的议论并未结束,它的影响似乎才刚刚开始。阿富汗战争究竟是否是文明的冲突,是否意味着后冷战时代的结束和单边主义的抛弃,可谓见仁见智。笔者拟就此谈些一、阿富汗战争是以反恐怖形式表现出来的文明的冲突 阿富汗战争的直接起因是9·11事件,因而阿富汗战争作为一种对恐怖分子的报复行动,无疑是一场反恐怖战争。但它在事实上又不仅仅是一场反恐怖战争,而且是由不同文明之间的相互偏见引发的以恐怖与反恐怖形式表现出来的文明的冲突。自亨廷顿提出文明的冲突问题后,人们对亨氏的观点褒贬不一。9·11事件和阿富汗战争爆发后,文明的冲突问题被再次提起,甚至亨廷顿本人也站出来就此发表看法。不少人认为, 9·11事件和阿富汗战争虽发生在个不同文明的国家之间,但还不是文明的冲突,而是国际反恐力量对恐怖分子的打击。其主要理由:一是亨廷顿本人不认为这是文明之间的冲突,他也希望不要把反恐战争扩大成文明

的冲突。二是9·11事件发生后,在准备反恐战争的过程中,布什三番五次讲战争不是针对阿富汗人民和全体穆斯林,而是针对恐怖分子,恐怖主义也不是穆斯林的信仰,美国是全世界穆斯林的朋友。布什甚至还到一座

清真寺去给穆斯林以安慰。三是认为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只是看到了文明发展中的一个侧面而忽视了更重要的“融合”的一面。所有这些的确都有一定道理,但真正理论起来,都难以否认阿富汗战争具有文明冲突的性质。首先,亨廷顿的言论并不等于事实本身,他不讲美国发动的反恐战争是文明的冲突,并不表明战争本身的进程就不具有文明冲突的性质。他的讲话事实上也有其政治考虑,如果他明确承认这是文明的冲突,可能会在国际上引起某种混乱,从而给美国的反恐行动带来不必要的麻烦。作为一个美国公民他不会不考虑国家利益的需要,更何况他并没有否认反恐战争发展为文明冲突的可能性,而是提醒人们存在这样的“危险”和“可能”,希望美国政府设法阻止。[1]但愿望改变不了现实,控制战争进程的击。其主要理由:一是亨廷顿本人不认为这是文明之间的冲突,他也希望不要把反恐战争扩大成文明的冲突。二是9·11事件发生后,在准备反恐战争的过程中,布什三番五次讲战争不是针对阿富汗人民和全体穆斯林,而是针对恐怖分子,恐怖主义也不是穆斯林的信仰,美国是全世界穆斯林的朋友。布什甚至还到一座清真寺去给穆斯林以安慰。三是认为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只是看到了文明发展中的一个侧面而忽视了更重要的“融合”的一面。

所有这些的确都有一定道理,但真正理论起来,都难以否认阿富汗战争具有文明冲突的性质。首先,亨廷顿的言论并不等于事实本身,他不讲美国发动的反恐战争是文明的冲突,并不表明战争本身的进程就不具有文明冲突的性质。他的讲话事实上也有其政治考虑,如果他明确承认这是文明的冲突,可能会在国际上引起某种混乱,从而给美国的反恐行动带来不必要的麻烦。作为一个美国公民他不会不考虑国家利益的需要,更何况他并没有否认反恐战争发展为文明冲突的可能性,而是提醒人们存在这样的“危险”和“可能”,希望美国政府设法阻止。[1]但愿望改变不了现实,控制战争进程的是美发展为文明的冲突也就由不得他的个人看法。

其次,布什对发动战争的合理性、正当性的宣传和对穆斯林的安慰,乃至给阿富汗平民以必要的人道主义援助,都不过是政治上的策略考虑,目的是为赢得战争胜利寻求更多的理解和支持,而尽可能减少干扰。这些讲话和辩白同样不能改变文明之间发生冲突这一事实本身,他在战前的宣传和战争初期的辩解并不等于战争的进程就不向文明冲突的方向发展。他在反恐问题上以我划线的做法不仅把伊朗、伊拉克等伊斯兰国家置于其对立面,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否认着“美国是全世界10亿穆斯林的朋友”的说法。而当塔利班政权被摧毁,战争进入尾声之际,美国又在寻找新的打击对象,将目标锁定在伊拉克等国的做法,不正是亨廷顿所担心的扩大反恐战争进而将其扩大成文明的冲突吗?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战争本身的进程并未像亨廷顿所希望的那样,美国政府在设法阻止它成为文明的冲突,而是在扩大战争。

其三,文明发展过程中的“融合”并不能否认碰撞与冲突的存在,更不能取代它。“冲突”与

“融合”是文明发展过程中的客观现象,文明之间存在差异必然会有碰撞与冲突。没有碰撞与冲突,融合也将无从发生,只有经过碰撞与冲突,才可能找到文明之间的契合点。而从冲突走向融合有一个过程,二者不可能相互取代。因而以融合重于冲突来说明阿富汗战争不是文明的冲突只能是愿望而已。基于上述,笔者认为当前一些否认阿富汗战争具有文明冲突性质的观点都还缺乏充足的根据。事实上,西方文明与伊斯兰文明之间的冲突在历史上长期存在,不仅亨廷顿本人注意到这一点,就是批评“文明冲突论”的人也不能否认这一点。十字军的东征和一些巴尔干人被迫皈依伊斯兰教等都是其典型表现。近代以来西方对伊斯兰国家的殖民掠夺和伊斯兰国家借助伊斯兰教进行的反抗活动同样具有文明冲突的性质,原教旨主义思潮的萌发在很大程度上是对西方文明扩张和殖民掠夺的一种反应。尽管在中世纪西方文明与伊斯兰文明都有扩张倾向,相互攻伐不断,但近代以来西方文明日益走向强势和伊斯兰国家的衰落也是不争的事实。一千多年来相互间的不断攻伐和对异教徒的杀戮,近代以来西方文明的兴盛及其优越感和“普世”情结,伊斯兰文明昔日荣耀的失去,等等,使得相互间的偏

见日益积聚,延及至今。在一些西方人的眼里,伊视,也因此使一些国家间的关系有所改善,尤其是在上半年还龃龉不断的俄美、中美关系大为缓和,并在阿富汗战争问题上进行了进一步的合作。因而一时也有了“后冷战”时代结束的说法。针对阿富汗战争中的俄美合作,布什和鲍威尔曾先后明确表示这意味着“冷战后”时代结束。其突出表现是针对10月17日普京宣布关闭两个海外军事基地所发表的言论。布什认为“这是冷战已经结束的又一个迹象„„”鲍威尔则进一步说这标志着“冷战后”时代的结束,“不仅冷战结束了,冷战后时期也已结束”,“这是与俄罗斯合作的战略新时机的一个组成部分”。[3]与此相应,普京也曾在讲话中表示俄美关系“正在发生实质性变化”。对于俄美关系的重大变化,一些国际媒体也是相当看好,不仅认为普京

与美国和北约修好可与1991年苏共垮台带来的深远影响相媲美,而且认为两国将建立新型关系,俄美事实上已成为盟友。[4]我国学术界也有人认为9·11事件改变了传统的国家间关系的方式,俄美间相互以对方为潜在对手的观念已不适应,阿富汗战争是俄美间的一次积极合作,等等,因而“后冷战”时代已经结束了。上述这些说法不同程度地注意到了大国关系特别是冷战对手国之间关系的重大变化,这的确也是事实。尤其是俄美之间的某些相互友好举动和就阿富汗战争展开的合作是以前不曾有过的,中美关系也因9·11事件和阿富汗战争有了很大转机。这些围绕国际反恐问题进行的必要合作也有利于今后相互关系的改善和发展。但若因此就说“后冷战”时代已经结束可能为时尚早。理由在于:一是9·11事件后美俄、美中在反恐和阿富汗战争问题上的合作很大程度上是暂时的利益需要,能否长期保持这种合作目前看来没有充分根据。即使这种反恐合作保持下去,也并不意味着在其他方面也能合作或顺利合作,至多也是为反恐合作的需要在其他方面做出某些让步。美俄在阿富汗战争上的合作实际是在反恐问题上各取所需的结果,双方以后能否继续合作和扩大合作领域同样取决于有无共同需要和是否找到了满足共同需要的结合点和方式,而这一切并非易事。 二是美国既未因俄国对其进行阿富汗战争支持和合作而放弃领导世界和建立单极霸权的战略目标,也未对俄的友好举动做出相应的实质性回报。俄在单方面宣布关闭驻海外军事基地的同时,曾要求美国有相应的举动,关闭其在挪威的电子窃听站,但美方并未响应。既然冷战是相互的,解除冷战的努力也应当是相互的,然而美国却只说不做,其结束冷战和后冷战的诚意何以体现?后冷战又如何能在事实上消失?三是美国与俄、中之间的一些固有分歧、战略矛盾不可能短期内消除,也不可能仅靠一次反恐合作完全消除,而这正是长期冷战和后冷战持续的症结所在。冷战结束以来国际形势的发展和美俄关系的曲折历程表明,美俄之间在未来世界格局、国际秩序、欧洲安全格局等许多重大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甚至截然对立。正是这些分歧和对立使以往美苏之间互视对方为最大现实威胁的冷战活动,演为当今美俄互视为潜在对手和假想敌的后冷战活动。尤其是北约东扩和导弹防御计划的提出,都不同程度地以俄为假想敌和潜在对手,以确保美国的绝对安全,从而在事实上沿袭了“冷战思维”。尽管美国为这两项举措多次辩解,但都经不住推敲。当阿富汗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之际,美国于2001

年12月再次进行导弹拦截试验和正式宣布退出反导条约的举动,为其继续奉行冷战思维作了很好的注脚。同样,就美中关系发展来讲,相互间的分歧也是多方面的,并未因反恐合作而全面化解。美中之间不仅存在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上的巨大差异,美国的反共意识不会消失;而且双方在世界格局、国际新秩序、人权、宗教、武器扩散等问题上的分歧也是长期的,尤其是美国借台湾问题遏制中国根本立场没有改变,不断提高售台武器的数量和水平,为两岸统一设置障碍。美方虽在有些场合强调中国是重要的合作伙伴,但并不认为中国是真正的盟友,在其战略构想中从来也没有放弃把中国视为潜在对手予以遏制的念头。既然美国与俄中间的矛 盾和分歧未因阿富汗战争中的合作而一并化解,美国也没有彻底放弃以俄中为假想敌和潜在对手的旧观念,要说后冷战结束自难令人信服。四是美国在阿富汗战争后期的举动表明了它在反恐合作上的功利性和冷战思维的顽固性。铲除塔利班政权和拉登的基地组织是美国发动对阿战争的直接目标,为此,美国积极争取俄中等国的合作和支持。但当塔利班政权被摧毁,基地组织溃散后,美国又旧病复发,开始了不利于与俄中友好的活动。它不仅通过外交努力等各种手段谋求在中亚建立军事基地,进行长期驻扎的准备,而且在中情局关于导弹威胁的年度报告中,将中国视为威胁之一,一些“鹰派”人物也在宣扬中国的“威胁”[5]。这种继续视俄中为潜在对手的举动,无疑从事实上证明了布什和鲍威尔关于后冷战结束的言论具有明显的宣传性,美与俄中的合作也因此极具功利性,其骨子里的冷战思维并未改变。因此,笔者认为,后冷战是否结束,并不在于个别政要出于某种考虑而发表的言论如何动听,关键在于是否从行动上摒弃了冷战思维。美、俄、中等在阿富汗战争和反恐问题上的合作虽有助于相互

关系的改善,但还不足以消除相互间的固有分歧和主要障碍,因而也不足以使冷战思维退出历史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