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家说史)冯友兰:不得不说的中国哲学史
编者:史家说史系列,是要用易懂好玩的方式介绍著名学者的观点。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大名鼎鼎的专业人士的意见,总要更靠谱一些。我们只是历史的搬运工。
冯友兰(1895-1990),中国当代著名哲学家,曾任清华大学哲学系主任,全国政协常委。他的著作《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史新编》《贞元六书》等已成为20世纪中国学术经典,被誉为“现代新儒家”。
(冯友兰先生像)
《中国哲学史》上下两册完成于抗战时期,成为当时的大学教材,奠定了现代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基本框架。韩国总统朴槿惠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在我最困难的时期,使我重新找回内心平静的生命灯塔,是中国著名学者冯友兰的著作《中国哲学史》”。
冯友兰先生坚信:“有着五千年文明之深厚基础的中华民族绝不会灭亡,困厄只是暂时的,很快就会过去,抗日战争胜利之日,就是中华民族及其文化复兴之时!”。本文摘录冯友兰先生的部分精彩观点,以飨大家。
1、什么是哲学
一提起哲学,大家觉得好像很高深,不食人间烟火似的,有排斥心理。其实大可不必。哲学不过是对世界,对人生,有系统的看法。我们对世界人生也有看法,也有自己的逻辑,如果逻辑更严密点,系统化了,就成哲学家了。
哲学这个词,是从西方传过来的,中国以前是没有的。因此讲中国哲学,其实是从中国历史上的各种学问中,挑出大致符合西方“哲学”的学问。这样,多少有些生搬硬套,有些格格不入也在所难免。
西方对哲学的定义,也是各不相同。但哲学的范畴基本是定的,包括三个方面:宇宙论,人生论,知识论。宇宙论主要探寻世界的存在、世界的发生、历史和归宿等。人生论主要探寻人是什么,人要怎么做等。知识论主要探寻知识是什么,知识的逻辑规范是什么等。
这三个论里,宇宙论和人生论的关系紧密。我们常说,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就有什么样的人生观。《列子·杨朱篇》认为宇宙是物质的、盲目的、机械的,所以人生就没有希望,只能追求眼前快乐。西方享乐主义没有跟列子商量,得到的结果却是一样的。
对于中国哲学,一般能想到的就是孔孟、老庄,还有佛教等。给人的感觉,是直觉、顿悟、神秘主义,好像是不讲逻辑,不理智,不科学的。其实不然。虽然佛家的“不可说,不可说”的最高境界,需要顿悟,但这不是佛学;只有经过严密推理讲出的道理,才是佛学。
直觉能够让我们得到一个体验,但不能成为一个道理。体验无所谓对错,而道理是一个判断,必须要有逻辑。各种哲学学说,都不是简单说说体验,而是要讲出道理来,因此一定是有逻辑的,是讲究科学方法的。
一个观点包含两部分,一个是最终的结论,另一个是得到结论的过程和依据。普通人直接拿到最终结论就好了,不用管证明过程。但对于一个学说而言,是不行的,必须要弄清楚得到结论的过程和依据。有句话说,普通人是跳进结论里,而哲学家必须走进结论里。
哲学的观点,要成为一个学说,必须要论证其成立,而不能只做不说。创业,可以不说话,实际干起来就行;哲学不行,道理必须要用逻辑的方法说明。孟子说,我难道喜欢辩论吗,是不得已呀。不过,中国的哲学恰恰在这方面有所不足。
(清华大学向朴槿惠赠送冯友兰先生的书法)
2、中国哲学的特点
中国的哲学一般分为两个阶段,一个是春秋战国的诸子百家,称为子学时代,一个是从汉朝董仲舒到清朝康有为,称为经学时代。诸子百家中的阴阳家,儒家,墨家,名家,法家,道德家等,以及魏晋的玄学,宋明的道学,清朝的义理之学等与西方哲学的研究对象相当,可视为中国的哲学。
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有明显的不同,首先研究对象就有些不一样。《论语》说:夫子之言性与天道。天道之说就相当于宇宙论,性命之说就相当于人生论,但没有知识论。中国也有做学问的方法,不过不是探寻知识的方法,而是个人修养的方法。也就是,中国的求学之法不注重求真,而注重求善。
中国哲学在论证和说明方面,比起西方和印度的哲学,也逊色很多。大概是因为中国的哲学家,更为务实,追求思想的实现,不愿为知识而知识,空言讨论。中国哲学家不太重视写书。“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立言是排在最后的。最高的理想是追求内圣外王之道,内圣就是立德,外王就是立功。要么实际拥有圣人的道德,要么实际帮助帝王功业。两个都做不到,这才不得已写书。因此,中国的哲学书,大多是自己或后人杂凑平日语录而成,水准自然要差不少。
还有一个说法是,由于中国古代用竹简来写书。竹简很重,因此写书时,尽量力求简短,往往就只写个结论完事。等到后来用纸了,虽然不再有限制,但大家已成习惯,也改不过来了。这也算半个牵强的理由吧。
中国哲学多注意人的品性,而不注意人的能力。你是个圣人,没有知识,也是圣人;你是个恶人,再厉害,依旧是个恶人。王阳明用金子来比喻圣人,只要成色精纯就是圣人,至于知识才能,不过是半斤重还是一斤重,只是份量不同,金子还是金子。这也是中国有科学萌芽,而不能大为发展的原因之一吧。
另外,中国哲学没有显著地将个人和宇宙区分开来。相反,西方近代一个重要的事,就是自我的觉醒。自我的觉醒后,“我”的世界就一分为二,“我”和“非我”。“我”是主观的,“非我”是客观世界。于是,主观的“我”如何认识客观的“非我”,就成了随之而来的问题。因此,知识论成了西方哲学的重要部分,而没能成为中国哲学的大问题。
还有,哲学必须要辩论,辩论就要依据逻辑。由于中国哲学家并不重视立言,因此除了昙花一现的名家外,没有人意识到需要就辩论的程序方法自身进行研究。因此中国的逻辑也不太发达。
有的人认为,哲学微言大义,必须要有悟才行,文字中虽包含了道理,而道理却在文字之外,要那么些啰嗦论证干嘛,这本就是中国哲学的精神。这个观点我是不认同的,道在文字之外,只是一种体验,不能成学问,哲学必须体现文字之中。
(河南唐河县的冯友兰纪念馆)
3、中国哲学与历史
哲学是哲学家的主观思考后,有逻辑有系统的见解。不同于科学的客观性,科学的道理是放之四海而皆准,而哲学只能是一家之言。
要了解一门学问,就必须要了解做学问的人,以及他所处时代,也就是历史。孟子说:“咏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这就是成语知人论世的本意。
反过来看,不同的历史时代,有不同的时代精神,哲学就是时代精神的结晶。要了解一个时代的历史,就必须要了解这个时代的哲学。如不了解哲学,就好比是画龙不点睛,了解得不够透彻。
说到历史,有两层含义,一个是事情本身,是客观的历史,另一个是写的历史,是主观的历史,如《史记》。这两个历史是截然不同的。客观的历史已经发生,已经过去,永不改变。而写的历史,却在各个时代不断重写。客观的历史只有一个,写的历史却有千千万。
写的历史与客观的历史永远也不能完全一致。有几个理由,首先,“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对史书和史料的意思难以完全领会。即使能领会,也不可全信。其次,拿到片段的史料,需要运用想象力才能连成一串,掺入了主观因素,难免会有偏差。第三,历史无法假设,无法实验,即使说对了,也无法验证。
写历史时,要讲述一个完整的故事,必须注重事情的前因后果。一件事情,之前有很多事,之后也有很多事,哪些是不可或缺的前因,哪些是必然发生的后果,不同历史学家的见解不同,写出的历史就会不同。因此,前人写出“战事之前见彗星;皇帝无道有日蚀”,今人则视为笑谈。写历史的人,只能尽心去写,尽量去逼近客观的历史。如此而已。
中国哲学史还有个特殊的情况,就是很多作者自己不要署名权,把署名权让给了古人。这种借古人名义写书的风气,弄得后人不知道书里究竟说的是哪朝话,很是困惑。这种书说白了就是伪书。
中国的伪书很多。现存的所有孔子之前的个人著作都是伪书,比如《老子》就是后人写的。在秦始皇焚书后,到西汉董仲舒的一套学说,将孔子捧为神,儒家变儒教。再到西汉末期,出现古文经学,再将孔子重新回归为人,儒教回归为儒家。为了支持自己的观点,古文经学伪造了许多经典,并流传下来。
如果我们不分辨真书伪书,那就会被混淆视听,无法看到时代的真面目。然而,伪书也不是全无价值,虽不能代表其假冒时代的思想,但可以代表其产生时代的思想,正是其产生时代的重要史料。如《列子·杨朱篇》虽然不是杨朱的学说,却是魏晋间一种流行思想的反映,成为魏晋时代的史料。
还有,从董仲舒、朱熹开始讲孔子,到王阳明、康有为还在讲孔子,好像中国自孔子以后就没别人了。其实只要理解,董仲舒讲的是董仲舒的哲学,王阳明讲的是王阳明的哲学,而不再是孔子的哲学。那么,中国哲学的进步和发展就相当清晰了。
虽然历史总是迷雾重重让人难以看清,但我们将什么时代的材料,归到什么时代,将什么人说的话,归到什么人,就能拨开迷雾,更加接近历史的真正面目。
限于篇幅,更多真知灼见,请阅读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
(毛主席接见冯友兰)
本文主要观点来自:《中国哲学史》,冯友兰,重庆出版社,2009。由于本人水平不足,如理解有误,请各位指出赐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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