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理论基础

中央财经大学学报２００７年第４期・经济管理・

论“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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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ａｎｄ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李克强

ＬＩＫｅ－ｑｉａｎｇ

（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院北京１０００８１）

［摘要］“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作为独立的学科，目前缺乏相应的理论拓展的基点，为此，本文以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学科理论体系的研究基点为研究对象，根据“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性质、特点，提出了本学科构建的理论起点，即“人口资源环境”的稀缺性、外部性、个体理性与社会理性之冲突以及其经济人假定拓展。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Ａｓａ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ｓｕｂｊｅｃｔ，“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ｏｆ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ａｎｄ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ｉｓｓｈｏｒｔｏｆｂａｓｉｃｐｏｉｎｔｓｏｆ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ｅｘｔｅｎｓｉｏｎ．Ｉｎｌｉｎｅｗｉｔｈｉｔｓｑｕａｌｉｔｙａｎｄ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ｔｈｅｐａｐｅｒｓｔｕｄｉｅｓｉｔ，ａｎｄｐｏｉｎｔｓｏｕｔｔｈｅｓｔａｒｔｉｎｇｐｏｉｎｔｓｏｆ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Ｔｈｅｙａｒｅｓｃａｒｃｉｔｉｅｓ，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ｉｔｉｅｓ，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ｏｆ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ｒｅａｓｏｎｓ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ｒｅａｓｏｎｓａｎ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ａｌｐｅｒｓｏｎｓｕｐ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关键词］经济人理性稀缺性外部性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ｐｅｒｓｏｎＲｅａｓｏｎＳｃａｒｃｉｔｉｅｓ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ｉｔｉｅｓ

［中图分类号］Ｆ０６２．１［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ｉ０００一１５４９（２００７）０４－－００５３～０６

随着自然资源的不断枯竭、环境恶化和人口压力，以及人类的经济社会活动因此受到的影响，人们开始注重研究自然资源、环境以及人口与经济系统的关系，由此也产生了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这一学科。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作为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将人口、资源、环境视为经济系统的内生变量，研究它们与经济系统中其他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探求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系统的客观规律，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年轻的经济学科，其研究在多方面取得了不可忽视的成就和贡献，但是，在构筑完整的理论体系方面还存在某种局限，其中之一就是缺乏与本学科的特点相适应的前提假设，其结果是本学科的研究更多地停留在对现状、数据的罗列，对未来充满担忧的预测以及理想化、空泛化、应然化的政策分析。也正是对其前提假设研究的忽视而使其缺乏出发点、立足点和落脚点，最终导致本学科不能形成一个完整的整体，而是更多的从单一学科角度进行研究。其一，任何一个学科的建设有其自己的前提假设，以此建立起完整的理论体系。理论体系构筑中基本假设的作用是提供理论演绎链条的起点，由此建造起关于社会经济活动的带有演绎性质的理论，用以解释经济秩序的形成经济制度的建立以及经济政策的制定。其二，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尽管是经济学的分支，但是有其自身的特殊性，自然资源、环境不再是无限供给，而是一种稀缺资源；人类社会追求的不再是单一的财富，而是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系统的协调发展，强调的是可持续发展。因而，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理论体

收稿日期：２００７—３—１

作者简介：李克强（１９６４一），男，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主要研究制度经济学、。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

＊本文为“中央民族大学‘９８５’工程项目（ＣＵＮ９８５—３—３—２）”的阶段性成果。５３

中央财经大学学报２００７年第４期系的构建必须依其自身研究的特点，以传统经济学的前提假设为基础，迸一步来规定其前提假设。为此，本文通过对主流经济学基本前提假设的分析，研究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基本前提假设，为构建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奠定基础。

一、“人口、资源与环境”的稀缺性

传统经济学的出发点是稀缺性，研究的核心是如何使社会经济中的稀缺性资源进行有效配置。一方面资源的稀缺性是经济分析价值意义的前提，没有稀缺性的资源，不需要花费成本，就不存在经济分析的价值和意义；另一方面对稀缺性资源的合理配置是经济分析追求的价值目标，经济分析的目的就是寻找稀缺资源的高效开发利用的途径，以实现最优的资源配置。

传统经济学事实上是以自然能够为人类提供无限量的自然资源，资源环境是无限供给的，作为其立论的前提假设，因而都将自然资源（数量）、环境作为外生变量，没有纳入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它也认为自然资源具有稀缺性，但是它认为自然资源的稀缺性是相对于人类的无限欲望而呈现的稀缺与不足，而不是自然资源本身所具有的自然属性所表现出来的稀缺；自然资源的现有稀缺性存量状况更多地被假定为～个不变的恒量。因此，稀缺性是相对有限的，而不是具有减少、不断减少并面临枯竭的含义。

在生产力相对落后时，人类活动对环境影响较小，人们认为空气、水等环境资源是一种无限资源，人们可以随意获取，且不存在竞争。随着人类活动对环境影响的深度和广度扩大，资源环境问题逐步暴露出来，人类逐渐认识到环境资源不再是一种无限资源，人类索取资源的速度超过了资源及其替代品的再生速度，人类向环境排放废弃物的速度超过了环境的自净力，环境已成为一种稀缺资源。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以及科学技术的进步，人类对自然的“使用”速度急剧增长，可是，自然资源在一定的时间内是不变的，有些是不可再生的资源，女降石油、煤以及金属矿产等，也就是有些资源的绝对稀缺，与自然资源密切相关的环境资源也随之发生着变化，而且对人类的生活、生产产生深刻的影响，也不再是无限的资源。人类的经济活动只是数量规模有限的环境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它不可能无限制地从环境系统中汲取资源，并以此满足自我无限膨胀的需求。因此，在人类不断发展的进程中，自然资源、环境资源相对于人类的欲望，不仅是一种相对稀缺的资源，而且是一种绝对稀缺资源。总之，基于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条件下，传统经济增长理论把经济看作是交换价值的孤立循环流程或自我支撑的封闭系统，将自然资源、环境资源看作是相对于人类需求欲望的稀缺，已经不适应现实经济社会的发展，应该打破传统的自然资源、环境资源的“总量无限观”。所以，“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基石是自然资源、环境资源的有限性，要超越传统经济学自然资源、环境资源相对稀缺的逻辑基础，其立论的基础是以自然资源、环境资源的绝对稀缺和有限性为基础。

关于“人口的稀缺性”问题。２００年以前，著名的马尔萨斯（Ｔ．Ｒ．Ｍａｌｔｈｕｓ）在其著作《人口原理》中指出“馅饼”理论，提出传统经济理念强调物质，尤其土地，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而忽视了人的素质方面的重要影响。马尔萨斯甚至断言，由于土地的局限性和人口的几何级数增长，全世界人民必将陷入饥饿之中。

两个世纪以来，人口与生产力水平都在快速增长，不断膨胀的人口规模成为全世界必须共同面对的社会问题，在某些局部地区人口快速增长和人ＩＺｌ数量规模超过或者将要超过自然资源、环境资源的承载能力，人口似乎呈现为一种“过剩”的状态。但是，从经济学视角涞看，人口资源问题包涵着两个方面的内涵，即入口的数量和人口的质量，人口资源的过剩与稀少性判断，不是单纯的数量概念，更重要的是要分析人口资源的质量。因为，在现代经济社会中，人４２１资源的水平或者说人口资源对经济社会的作用、贡献程度，越来越依赖于人口资源的内在质量高低，以及内在结构与相关联的经济社会结构的匹配程度。

舒尔茨的“人力资本投资理论”，认为人ＩＺｌ素质比人口数量更重要，这是“人力资本投资理论”的立论要点。人口素质主要指人在后天培育起来的知识水平、劳动技能、自我管理、自我约束、自我发展以及自我完善的能力，这种能力在人一生的社会活动中，包括改造自然、创造财富以及改造社会等方面，均具５４

中央财经大学学报２００７年第４期有决定性的作用。而这种能力的形成和发展，都是靠后天的教育来实现的，包括父母的家庭教育、社会成员的示范作用、学校教育、在职培训以及成人教育等方面。在现代社会，衡量人口素质的指标主要是受教育的层次和程度，一国或一地区受教育者的教育层次和教育程度越高，数量越大，说明其素质越高。修正了人们过去的传统观念，把人们的认识水平提高了一大层次。因为从重农主义时代开始的所有古典经济学家，都是把物质，尤其土地，看作是决定人类生产能力的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即使本世纪初以来的许多经济增长理论，都同样极端地看待物质资本的重要性，几乎所有的理论核心都是以物质资本的运作为出发点，而忽视了劳动者智力这一极其重要的因素。而人力资本投资理论认为，人的素质对经济增长，乃至社会进步的影响是第一位的，而物质资源（包括可再生性资源和不可再生性资源）却在其次。因此，这一新理论的核心，就是人的素质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即人力资本投资的作用要比物质资本投资更大，舒尔茨认为，这一点是现代经济发展中最突出的特征。

现代社会大生产的技术要素含量越来越高，技术性水平也越来越高，技术的广度和深度也在不断加大，这对劳动者的素质要求也就越来越高。低层次的劳动力根本无法接受、理解和掌握现代社会复杂的高新技术知识，他们只能从事较简单的劳动，并获得较低的报酬。从长远看，这种低层次人才，不但根本无力承担发展经济的重任，甚至还可能给经济发展设置重重障碍，从而成为社会的沉重包袱，因为他们所耗费的生活资料与高素质人才相比，可能并不会有太大的差别，但他们的贡献是无法跟后者相提并论的。

因此，人口资源的内在品质和构成相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具有难以消解的资源稀缺性。在很大程度上，巨大人口规模可因其经济价值与生产能力得不到有效的开发和利用，不可避免地引致资源与环境问题和压力，从而使“过剩人ＶＩ”成为无效率的资源，在其社会生产性能上处于闲置状态。因此，在“人ＩＺｌ资源环境”与经济运行系统的作用关系中，人口资源呈现为内在的资源稀缺性。

总之，“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理论逻辑基础必须打破传统经济学的基本假定，将人口资源、自然资源、环境总量有限性以及稀缺性作为其最高原则和第一性命题。依此，“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核心应该是探讨阻止人类经济活动超越自然生态限制，限制人类经济绝对规模“无限”增长的理论与实践界限，将人类经济行为控制在环境承载限度以内，实现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

二、“人口资源与环境”的外部性

外部性理论是指“一种经济力量对另＿种经济力量的非市场性附带影响”，这种非市场性的附带影响使价格机制不能有效地配置资源，是一个人的行为或两个人的交易所带来的成本或收益对第二个或第三个人的成本或收益产生的直接影响，是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的不一致所造成的。由此，外部性的特征表现为：（１）外部性是经济力量互相作用的结果，是两个经济主体之间的相互行为；（２）这种相互行为不能通过市场机制的作用显示出来，当生产者或消费者因外部不经济而受到损失时，市场也不需要向造成不经济的一方追究责任。

人类的“人口资源环境”行为及所引致的各种关系的变化具有显著的外部效应，而且这种外部性对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产生着长远而深刻的影响，甚至一些外部性可能会成为永久的环境悲剧或人类灾难。

首先，人口过度增长内在地产生“资源与环境悲剧”。在传统社会，入口与资源、人口与环境的关系较为松弛，认为自然资源、环境资源是无限供给的，总量上不存在对人类生存的约束。实际上，人类扩张的能力受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限制，其外延式经济发展方式要借助于一定的人Ｈ增殖力，也就是在生产力水平相对较低时，人口的数量规定着经济增长的水平。但是，随着人ＶＩ增殖力制约的解除（以人口死亡率的下降为标志），人Ｉｍｌ快速增长而形成的“人１：３过剩”就成为人类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摆脱不了的命运。马尔萨斯在其《人Ｈ原理》中指出，“人口增殖力和土地生产力天然地不平等，而伟大的自然法则却必须不断使它们的作用保持相等。我认为，这便是阻碍社会自我完善的不可克服的巨大困难”，即人口增长必然超过生活资料增长，在人Ｈ过剩压力下社会必然陷入社会灾难的逻辑结果。在这里，马尔萨斯实际上已经理解到人口过剩也服从“公用地的灾难”的原理，即人口行为具有最大限度追求个人利益，而导致不可５５

中央财经大学学报２００７年第４期避免的资源与环境外部损害的性质。在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中，入口增长成本可以大量外化为社会成本和资源环境成本的体制，是推动人口快速增长的激励因素。在这一意义上，“公用地的灾难”原理是世界人口不断膨胀，资源不断被耗竭，环境不断被破坏的一种合理解释。在追求各自的最大化利益中，尽可能把成本外化为社会成本，获得最大的个人利益的行为动机，使人类长期以来陷于内在化动机不足的行为机制中；人类生存发展之本的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成为无限攫取生产资源的“自由领地”，而把个人成本转化为外在的公共资源与环境的损害。

其次，环境资源的“公共用地灾难”。环境资源利用中存在严重的外部不经济性，即某个微观经济单位的经济活动对其他微观经济单位（包括个人）所产生的不利的外部影响。这种影响是非市场性的，因为它并没有通过市场价格机制反映出来。造成外部不经济性的单位没有计算其经营活动的环境成本，随意向自然环境排放各种污物、废物，而由此造成的各种损害和消除这些损害的费用却要由全社会来承担。

环境作为一种稀缺性，也存在其价值。资源环境价值包含环境的使用价值、潜在价值和存在价值。使用价值表现为环境具有为人类提供食物、药物和原料的功能，间接地支持和保护人类活动和财产的调节功能。潜在价值使环境为后代人提供选择机会的价值。存在价值则是环境独立于人的需要的生存权利。

环境资源的物理属性使其具有了公共物品的属性特征。一是非竞争性，即一个人消费该商品不影响其他人的消费；二是非排他性，即没有理由排除其他人消费这些商品。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个人或团体都可以享用而不需要付出代价，其结果是任何个人或团体只考虑与自己直接相关的收益和成本，而不考虑社会成本，最终造成环境资源的过度利用和环境资源经济价值的降低乃至丧失。

人口资源环境问题的重要性，以及由此而演化成的诸多人类发展困境，揭示了“人口资源环境”行为的外部性是“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研究的基本理论范畴和重点，寻找解释这种具有灾难性结果的行为外部性的内在化理论与方法论工具，追求克服“人口资源环境”行为的外部性，达成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一致，是本学科研究的政策指向。

三、经济人假设的拓展：实现经济人与道德人的统一

经济入假定是西方经济学最基本的范畴，是西方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基本前提。皿当・斯密在《国富论》中首次完整地表述了“经济人”的思想，约翰・穆勒进一步依据亚当・斯密对“经济人”的描述，提出了个人经济利益最大化公理，明确地提炼出了经济人假设。《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中对“经济人”的定义是：“针对经济行为者的许多不同描述中，经济人的称号通常是加给那些在工具主义意义上是理性的人的。”①

在构架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的研究内容时，首先需要明确的是传统经济学对经济人的假定是否对本学科建设有价值。

在传统经济学中，经济人假定体现的是人们在面对每一种选择的可能性都会基于理性地衡量其成本和收益，追求其自身的收益最大化。其中包涵着三种命题：第一是“自利”，即人的经济行为的根本动机在于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第二是“理性”，即“人”都是理性的，总是要根据自身的处境和自身利益之所在作出最有利于自己的判断和选择；第三个是“法律和制度的保证”，即只要有良好的法律和制度，“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时，会无意识地增进社会的公共利益，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具有一致性。

经济人假定只强调经济当事人的经济利益最大化，而没有考虑到社会利益、社会责任，对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自然资源、环境资源、人口资源等的外部性没有明确的界定，这就助长了包括厂商、消费者在内的人类生产生活中的不持续行为，经济人假定无法正确处理代际利益的问题以及人类可持续发展问题。阿马蒂亚・森在其《论伦理学与经济学》中评述道：“对自身利益的追逐只是人类许许多多动机中最为重要的动机，其他的如人性、公正、慈爱和公共精神等品质也相当重要。因此，如果把追求私利以外的动机①《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２卷，经济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第５７页。５６

中央财经大学学报２００７年第４期都排除在外，事实上，我们将无法理解人的理性，理性的人类对别人的事情不管不顾是没有道理的。”①经济人假定中的人是手段和工具，人的存在与追求都是为了财富的积累，人沦为物的附庸。“经济人”的有限理性主要表现在：一是人们对自然和环境的认识有一个历史过程。在人们对环境还没有足够的科学认识之前，非理性的人类行为也就难免；二是“经济人”的特性决定了为了其自身的利益，人们还会做出损害环境的行为。

在现代经济社会发展中，经济应是以人的福利提高为目的，经济以服务于人的自由、全面、健康发展为前提，经济只是人类生存、可持续发展、自我完善的手段，经济必须有利于人的健康生存与发展。也就是经济自身具有一定的伦理价值，即经济在实现自身价值的同时又使其行为获得了道德规范性，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提供了理论依据。可持续发展理论认为，世界上任何国家、任何地区的发展都不能以损害别的国家、别的地区的发展能力为代价，当代人的发展不能以损害后代人的发展能力为代价。可见，经济入假设理论与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冲突。

经济人假定是“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研究的基本范畴和重点，应该面对传统经济学中经济人假定与可持续发展理论的矛盾，拓展经济人假定，使二者结合起来，寻找解释这种由经济人行为而带来的人类经济社会发展不持续的理论与方法。

经济人假定既是对“人”行为的基本认同，同时也是社会价值观的体现。应建立可持续发展伦理观，实现“经济人”与“道德人”统一的发展观。在传统经济中，经济人假定是把对经济利益的追求当作人类社会活动的唯一目标，一切活动均要服从于、服务于经济的规则和要求。所以，其中存在其片面性，它只考虑市场价值，只考虑眼前的利益最大化或者个体人的利益最大化，而忽视了人类自身的内在价值，忽视甚至不考虑“人类”的代际发展、长期发展。在这种价值观指导下，在以人为中心的世界中，自然界成了人类任意征服、索取的对象。基于人类可持续发展的要求，需要有科学合理的伦理观念的指导，在承认人观，并融化到日常生活和行为模式中，实现经济人与道德人的内在统一。事实上，人除了对物质利益的追求即充当“经济人”外，还有对非物质利益的追求或对道德的追求，充当“道德人”。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一书中就认为，伦理生活中，人们存在着“利他心”、“同情心”。所以，他才会把自己所剩余的东西去与别人所剩余的东西相交换，而不是通过其他的非理性的方法来满足自身的需要，在利己的同时利他，从而推动整个社会向前发展。所以，“完全道德的人……是一个能把对于别人的原始和同情心的微妙感情得到最完全控制的、原始的和自私的感情结合起来的一个人”。⑦“人道主义的软弱力量和自然在人的心中点起的轻微的仁爱的火花不能抵抗利已的强烈冲击。是一更大力量更强的动因，在这种情况下，发挥了作用。这里指的是理智、原则、良心、胸中的栖息者、内心的人、我们行为的大法官和仲裁者”。＠由此可见，在亚当・斯密思维中，“经济人”除了利己本性外，还有着自身内在的道德约束。对此，我们在肯定“经济人”对自身正当物质利益追求的同时，应要求其具有良好的社会责任感，合理地和有道德地获利，做到“个体利益”、“社会利益”并举。

四、个体理性与社会理性的冲突

传统经济学的核心思想是；个人在追求他们自己利益的同时能够为社会带来利益，并且比个人直接追求公共利益带来的效果更大，即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具有一致性，个人在追求私人利益最大化的同时，也最大地促进了社会利益。这是主流经济学的理论硬核。但是，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自利的追求收益最大化的理性行为并未得到充分的经验支持，很多经济社会现象无法得到与理论的经验验证，一些研究也证实①转引自李贵仁、党国印：《１９９８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生平与学术贡献》，载《经济学动态》１９９８年第１１麓。

②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商务出版社。１９９７，第１５２页．

＠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商务出版社，１９９７，第１３７页．５７

对自然拥有权利的同时，也应强调人对自然环境的义务和责任，把可持续发展观内化成为人们的伦理价值

中央财经大学学报２００７年第４期了自利的理性行为与现实世界的偏离，①主要体现为个体人追求自身收益最大化的同时并未产生社会福利的最大化，而是损害了社会的整体福利，即个体理性的结果与社会总体不一致。比如对“人口资源环境”的外部性问题、公用地悲剧等理论与实践问题，基于经济人的假定的经济理念难以进行有效的解释。可见，经济人的假定存在着逻辑上的不一致性，并由此产生个体理性与社会理性的不一致。

哈丁的“公用地的灾难”揭示的就是个体理性与社会理性的冲突。对“公用地的灾难”，哈丁总结到“这是灾难之所在。每个人都被迫使他在有限的范围内无节制的增加牲畜的制度中，毁灭是所有人都奔向的目的地，在信奉公用地自由化的社会中，每一个人都追求各自的最大利益”。②在存在较强的外部性而且没有任何约束的公用地上，每个人都为了追求自身的利益最大化，每个人都选择有利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策略，在对公用地的使用博弈过程中，期望对手采取合作策略而自己采取不使用策略可以获得更多的收益，基于这种判断和预期，其博弈的结果是个体人采取不合作的策略。每个人这种不合作策略对具较强外部性的公用地而言，所产生的效应是外部性不断被放大，形成“公用地的灾难”，形成对所有人的利益损害，产生了个体理性与社会理性的非均衡。

“人口资源环境”行为具有类似于“公用地悲剧”的选择与策略。“人口资源环境”具较强的外部性，而且具有公用地性质，人类在对待自然资源、环境的行为上更倾向于采取不合作策略，认为：如果其他人采取合作策略，即在自然资源开发、环境保护方面采取积极的行动，自身即可以通过过量的自然资源的开发、环境保护的不作为而获取最大收益；如果其他人也采取不合作的策略，即过度开发自然资源、破坏环境，他将采取更高的不合作策略，以避免更大损失，从而获取收益。所以，行为人在选择自己最佳对策时，所获得的不是最佳的共同结果，从而形成“人口资源环境”行为的个体理性与社会理性的冲突。

结语：“人口资源环境”的稀缺性、外部性、个体理性与社会理性之冲突以及其经济人假定拓展是“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学科体系建设的基点和出发点，也是本学科所要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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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麦伟）

①张五常《经济解释一一张五常经济论文选》商务出版社，２００２ｐ８３——８４．

②奥斯特罗姆《制度分析与发展的反思一一问题与抉择》商务出版社，２００１，ｐ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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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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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

刊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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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卷(期)：

被引用次数：李克强， LI Ke-qiang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院,北京,100081中央财经大学学报JOURNAL OF CENTRAL UNIVERSITY OF FINANCE & ECONOMICS2007(4)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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