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关系理论

国际关系理论

两极稳定论：沃尔兹认为，在两极世界中，主要国家对其相对权力地位估计错误的可能性较低，不确定的潜在威胁较少，大国精力集中，所以因判断失误而发动战争的可能性较小。各极能力较强，减少了其他行为体对大国的危害。

多极稳定论：多伊奇和辛格为多极结构比较稳定，因为体系中有几个主要国家，他们之间互动的机会较多，国家之间因此会形成相互交织的利益，从而减少它们之间的敌意，抑制冲突。例如，尽管国家A在某一个问题上与国家B意见不同，但是它需要国家B的支持来处理它与国家C之间的问题，因为在这个问题上，国家A和国家B的共同利益都遭到了国家C的反对。这样，体系本身的灵活性就增大了，形成两大敌对集团的可能就相应地减少了，因而，体系性战争行为也会随之减少。

霸权稳定论：单极结构是最稳定的结构。在单极结构中，霸权国家有能力，也有意愿维护国际体系的稳定，提供公共物品，抑制冲突，因为霸权国在体系内受到的限制最小，获得利益最大，维护体系的稳定和延续是霸权国最为重要的利益。此外，其他国家与霸权国有着较大的实力差距，因此无力也不愿与霸权国发生战争。

霸权稳定论声称,当国际经济体系内出现一个单独的支配性强国时,一个开放的国际体系最有可能出现。金德尔伯格认为,大萧条是典型的市场失灵,而其原因就在于当时国际金融领域缺少一个实力强大的借贷国，因为只有霸主国才有能力和兴趣维持一个对公众有利、稳定的金融体系。吉尔平和克拉斯勒认为国家对于利益的最大化非常感兴趣。但是,利益的获得可能引起相关利益分配上得与失的冲突。权力分配是关键的解释性变量,因为权力将决定管理跨国公司的规则和对外贸易的开放或封闭程度。在国际经济体系中，所有国家追求的目标简单明了，即经济的效用、增长、社会稳定和政治影响。一个开放的世界体系能够以有限的社会动荡换取经济的增长和提高对支配性权力的政治影响,所以对于霸权国而言,一个开放的体系是确保其实现这些目标的最佳途径。霸权国的公司最具竞争力,且最易获得资本，因而在开放的体系中获益最大。

对霸权稳定论的批判。蒂莫希·麦克昂提出,英国在19世纪的行为与霸权稳定论并不相符。阿瑟·斯坦认为,19世纪的贸易自由化措施并不是出自霸权政策,而是出自不对称的交易行为。戴维·雷克和邓肯·斯奈达尔表示,享有支配性权力的国家并非是惟一与开放的经济体系利益一致的行为体。从与霸权稳定论完全一致的本体论和认识论的假想进行推断, 他们发现少数领先的国家也有兴趣和能力支持一个开放的体系。

霸权周期理论/长周期理论：莫德尔斯基认为，全球性政治体系领导权的更替存在着周期，这一周期包括四个阶段：（1）全球战争阶段，其特征是大范围严重的暴力，全球性战争将决定霸主更替，宣告全球政治体系产生新的领导，进入实力高度集中的新阶段。（2）世界权力阶段，在该阶段，某个民族国家有实力成为全球领导者并执行新的计划；（3）权威丧失阶段，这个阶段里，提出了世界领导者的合法性问题，新的问题进入了全球议程；（4）权力分散阶段，在该阶段，世界领导国的权力衰落到低点，一个或多个挑战国（原来可能是全球领导者的盟国）组织起新的同盟，向领导国发起挑战。根据长周期理论，崛起的大国要获得体系的领导权，必将经历全球战争。全球战争是体系领导国的选择机制，也是世界政治体系循环周期的一部分，发挥着不可替代的自然选择作用。因此，长周期理论认为，全球战争将继续下去，除非出现某种替代性的全球决策机制，能够决定体系领导权的归属。

权力转移理论：奥根斯基。强调权力分配的变化会增加战争爆发的危险。奥根斯基认为，当权力差距缩小时，尤其是一个敌对的力图改变现状的挑战者与曾经较为强大的现状维持者之间实力接近时，战争的可能性就会增加。换言之，战争源于大国间的增长速度不同，特别是当主导国与挑战者增长速度的不同使后者能够超越前者时。与吉尔平所不同的是，奥根斯基不仅认为居于主导地位的国家可能对挑战者进行防御性打击，而且认为挑战者如果认识到

主导国家的这种意图，也可能发动战争，出其不意的首先进行打击，并从中占得先机。

安全困境：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下，一个国家增强自我安全的行动必然会削弱其他国家的安全感。国家往往通过增强军备减弱自我的不安全感。但是，这样做只能使其他国家以同样的方式加强自己的军备。结果就会出现国家之间不断升级的军备竞赛，最后的结果是所有国家都因为增强了军备而感到更不安全。安全困境出现的条件：无政府状态；国家希望生存。

均势理论：国际体系中竞争的国家或国家集团之间权力大体相当，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支配别国，从而能够实现共存。均势理论假定，在这种格局下，国家反对其他国家的权力优势，原因有两个：（1）权力不平衡可能威胁各个国家的安全与自主；（2）不平衡可能带来体系不稳定。因此，只有当主要国家的权力大体均衡的时候，安全才能得到最好的保障。由于国家权力的弱势可能导致侵略，因此防止战争的最佳途径就是防止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取得权力的优势。国家可以通过增加自身势力到达制衡目的（内部均势）。如果自己实力不足，也可以通过结盟的方法实现这一目标。（外部均势）

合作安全：合作安全以“共同安全”和“综合安全”等安全观念为基础，在安全利益相互冲突的国家之间展开政治和安全对话，加强相互信任，达到相互安全的目的。建立合作安全机制的前提条件比较简单，只要参与各方有避免对抗和冲突的政治意愿，合作安全就能够展开。冷战期间，欧安会就是两大对立集团为谋求欧洲的缓和而建立起来的。20世纪90年代初期，西方国家，主要是亚太国家，更为明确地提出了合作安全概念。当代合作安全的典型是欧安组织和东盟地区论坛。它们的共同特征是：非排他性，即成员的广泛性；合作内容的广泛性，即包括政治、经济、人权、环保等非军事领域里的合作；非强制性，不建立强制机制。以东盟地区论坛为代表的亚太合作安全还具有亚太模式或“东盟模式”的特性：（1）合作的非正式性和灵活性，主要是非正式的对话和磋商；（2）渐进主义，强调平等和协商一致原则。

新安全观：针对冷战后安全威胁变化的需要，中国提出的一种新的安全观念，包括三个方面，国际安全面临的威胁来源：取决于国家集团之间的政治关系而不是实力差距，一国是否成为威胁取决于一个国家奉行的内外政策；构成国际安全的基本条件：共同利益、相互信任和经济发展；维护持久安全的方法：扩大共同利益、建立相互信任措施和加强经济合作。安全合作的原则是不针对第三方、不干涉内政和平等协商。

集体安全：集体安全，就是以集体的方式威慑或制止侵略，从而保障国家安全的设想与原则。根据集体安全理论，一国如果侵犯他国，必然遭到其余所有国家的反对和制约，从而使任何侵略行为遭到失败，使潜在的侵略意图得到遏制。集体安全方案包括两个原则：威慑原则和普遍性原则。威慑原则指的是，试图使用武力者将立即遭到一个反侵略国际联盟的反击；普遍性原则是指，所有国家对侵略者的认识一致并反对之，所有国家都有义务以适当的方式加入到反侵略的行动中。这样，集体安全通过形成压倒性的反侵略联合力量来威慑或一致侵略，从而促成国际冲突的解决。

理想的集体安全四个基本特征：（1）非排他性，即建立在普遍性国际安全组织的基础之上；（2）以集体强制力为后盾，具有合法和有效的冲突管理机制；（3）内向性，即没有特定的假想敌，没有对立的敌国和敌对集团；（4）建立在国际法基础之上。全球性集体安全的实践是一战后成立的国际联盟和二战后成立的联合国。在实践中，全球性集体安全往往面临集体行动的困境，国际联盟的失败和联合国成立以来遭受的各种挫折都表明了这一点。除了全球性集体安全，还存在许多地区层次上的集体安全。地区层次上的集体安全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该地区只有一个主导大国，第二种情况是该地区有两个以上大国。在前一种情况下建立集体安全的前提条件是主导大国的偏好选择，如美洲国家互助条约和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在后一种情况下建立集体安全的前提条件主要有三条：集体的力量大于任何一国；大国接受国际秩序的现状；大国拥有相似的价值体系和安全观念。例如海湾合作委员会。

文明冲突论：亨廷顿认为，冷战之后，国际冲突的基本源泉将是文化，而非意识形态和经济。全球政治的主要冲突将发生在不同文化的国家和集团之间。文明冲突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地区层次，不同文明的邻国或以国内不同文明集团之间的冲突；二是全球层次，不同文明的主要国家之间的核心国冲突。文明断裂带最容易爆发冲突。易发战争文明差异导致冲突的原因包括：文明冲突由来已久；文化之间的交流迅速增多，而文化差异又不易解决，因此文化之间的摩擦、冲突越来越多，尤其是对西方价值观的反对愈发激烈；现代化变迁导致个性解放，对国家的忠诚下降，宗教填补了信仰真空；经济地区主义使得文明意识进一步增强。 对文明冲突的批判：（1）冷战结束前也是文明冲突，拿破仑战争，一战、二战，冷战都不是文明内部冲突。（2）冷战后，民族国家依然是国际关系主要行为体，那么对国家的忠诚为什么会转向文明。民族主义的力量在于把个人文化亲近力与权力机构国家结合起来，文明还难以取代民族主义的地位。（3）文明发动冲突的行动能力吗？如果认为文明的核心国家代表文明，这将带来两个问题，一是并非所有文明都有文明核心国家，二是这样的理论框架与现实主义还有什么区别；（3）冷战后，文明内部冲突不亚于文明间之间的战争，海湾、科索沃。911后穆斯林政府对美支持表明国家利益高于文明的作用。

相互依存：指的是一个体系中的行为体或者事件相互影响的情势，其中必然涉及成本和收益。完全均等或纯粹依赖都较为罕见，不对称相互依赖是最常见的情形。不对称相互依赖就是“相互的但有不平等的依附关系”。依赖性较少的行为体经常可能把相依赖关系作为在某一问题上进行讨价还价的筹码或者影响其他问题，这就是相互依赖关系中政治讨价还价过程的核心所在。

相互依存的成本：短期的敏感性和长期的脆弱性。（1）敏感性：指依赖效应的强度和速度，即体系的一个部分得变化在多长时间里引起另一部分发生变化。（2）脆弱性：是指改变相互依存体系结构得相对成本，即逃离体系或改变游戏规则的成本。相互依存的收益：（1）零和：你的所失即是我的所得，反之亦然；（2）正和：大家都获益；负和：大家都受损。

复合相互依存：是国际关系的一种理想状态，其基本特征是：(1)各个社会之间存在多渠道联系，包括政府精英之间的非正式联系或对外部门的正式联系；非政府精英之间的非正式联系；跨国组织的联系。(2)世界政治中各问题之间无明确等级之分，军事安全并不始终居于议事日程首位，内政与外交之间界线模糊；(3)在复合相互依赖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政府不在自己所处的地区内或在某些问题上对其他政府使用武力。武力变成了一种无效的政策工具，军事力量不起主要作用。”多数情况下使用军事力量的结果不仅代价高昂而且还难以预料。” （复合相互依赖的实际例证：时间上源于福利国家的长期发展，尤其是20世纪50年代后的加速发展。地域主要包括工业化多元主义国家，即西欧、北美、日本和澳新。）

可以说，权力政治与相互依赖是描述国际关系特征的两种不同理论框架。两种框架都是理想模型而不是现实描述。任何模式都不能普遍适用，不可能对世界政治作完美无缺的解释，每一种模式将有助于解释某一时期或某个问题领域。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取代对实际情况作仔细的分析，而大多数实际情况又将介于两个极端之间。所以在确定哪种解释模式适用于哪种情况或问题之前，关键在于判定理论框架与实际情况的相符程度。

一体化的功能主义理论：创立者为英国学者戴维·米特兰尼，其代表作是《有效的和平体制》。他认为，20世纪，技术问题日益增加。解决这些问题无须借助政治化的意识形态或政治化的民族主义，而需要相关技术专家根据具体的需要或功能实现跨国合作，这样的合作将促进合作网络、国际机制和制度的形成和巩固。由于认识到合作的必要，在某一功能领域合作的成功将会推动相关国家合作态度的改变，从而实现合作领域的扩展和合作程度的深化，进而使和平规范得以创立，从而减少战争并最终消灭战争。

新功能主义：新功能主义继承了功能主义思想，其关注的重点是欧盟，特别是欧盟制度的发展过程。新功能主义强调，福利问题与权力问题不可分割，政治和经济领域的精英人物

是推动一体化的关键人物。如果精英们认为，可以从某一超国家组织的活动中获得好处，比如预期到拆除贸易壁垒后，市场将扩大，利润将增加，他们就可能与国外有类似思想的精英进行跨国合作。此外，政府领导人也在发挥作用，因为如果没有国家的参与，专家们的工作无人理睬，难以完成。因此，为满足特定的需要，各国官僚机构中的专家进行合作是推动一体化最有效的方式。“外溢”是新功能主义的核心概念，即一体化过程中一个领域的问题将会提出另一个领域的问题，或要求另一个领域的解决办法，因此，一体化必然向外延伸，能从一个部门外溢到另一个部门。新功能主义认为，在一体化的初始阶段，外溢仅发生在不同的功能性任务中，但随着中心机构的成长，外溢逐渐会扩展到政治领域，一旦清除了实质性的障碍，中心机构外溢的速度将明显加快，最终将逐步形成超越主权国家的政治共同体。

地区主义：总体上是一种强化各种联系的趋势，常常是一群地理位置临近的国家，为了发展它们共同的政治、经济和战略利益与目标所进行的互动与合作。地区主义建构需要一定的条件：（1）形成共同意识。这些国家常常认同地区的地理空间，文化的相似性或者相同的意识形态、共同的威胁观念和共同的政治体系与价值等方面将使这些国家形成一种独立的文化意识或共同体感。（2）形成共同的制度化框架。通常这种制度化框架最终的体现是形成正式的地区组织，但地区组织构建是现代地区主义的基本层面，而制度的建设是地区主义的核心，制度框架可以促进成员国沟通信息、增进理解，减少成员国制定相关政策的交易成本。

（3）成员国形成共同行为取向。共同意识和共同制度化框架将促使成员国的行为趋同。这些共同行为取向将使成员国形成一致的政策决策, 共同面对本地区之外行为体，增加成员国对外部的权势，强化地区主义共同特性。

二战后地区组织的发展主要有三种形式：（1）综合性地区组织，是指其广泛的行动和目标跨过政治军事和经济社会这种两分法界线的地区组织，如美洲国家组织、阿拉伯国家联盟和非洲统一组织；（2）军事联盟型组织，是指那些以军事政治为中心定位，提供反对外部行为者的安全性组织。（3）功能性组织是指那些提供经济、社会和政治合作，不涉及或较少涉及安全因素的组织，如欧洲经济共同体。冷战之后，地区主义不再局限于相当狭隘的安全和经济目标。它所关注的内容和要求实现的目标不断增加，涉及建立在地区基础上包括人权、民主、环境和社会正义的跨国社会和文化网络等方面。随着内容和目标的增加与扩展,它体现了对国家内部事务的介入性。亚洲地区主义面临的问题：（１）地区认同感弱；国家目标不明确；缺乏主导力量。

贸易和平论（贸易自由主义）：（1）对外贸易是获得主导权更为有效的手段。有史以来，国家一直通过军事手段和领土扩张寻求权力。20世纪50年代以来，一批高度工业化的国家崛起，这些国家获得主导权、实现繁荣的手段是经济发展和对外贸易。相对而言，这些手段比武力扩张更为有效、更为划算。（2）为什么使用武力的成本上升、效用下降呢？罗斯克兰斯认为，首要的原因是现代化改变了经济生产的特点和基础。较早时期，拥有领土和丰富的资源是成为强国的关键。今天，高素质的劳动力、对信息的获得和资本是成功的关键。二战后，最为成功的国家是日本和德国这样的“贸易国”。他们放弃了传统的军事政治策略，即军事上军费开支巨大，经济上自给自足。相反，他们选择的策略是推进国际分工，加强相互依存。而美苏依然奉行传统的策略，背上了沉重的军费负担。（3）冷战结束使传统策略的急迫性下降，贸易立国的策略愈加受到许多国家的青睐。现实中，现代国家重新选择传统的策略，进行军备竞赛和暴力对抗的风险仍然存在，但可能性不大。

民主和平论(共和自由主义)：（1）虽然不能说民主国家比非民主国家的冲突倾向更弱，但民主国家之间不会相互开战。（2）原因：行为规范模式认为，民主国家里，解决内部冲突的方法是妥协，而不是把对手消灭，这种民主政治的规范在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中得到了外部化。民主国家通常根据民主价值观，理性地与对方和解，以非暴力的方式解决彼此之间的冲突。民主国家与非民主国家的冲突则由非民主国家的规范支配，因为非民主国家倾向于利用

民主国家的温和天性，强行解决问题。结构模式认为，其原因是民主国家的战争动员过程相当困难和麻烦。除非最后不得不做出战争选择，否则民主过程的复杂性会使领导人不愿意进行动员，发动战争；民主的双方会拿出足够的时间，使外交官能够找到解决冲突的非军事办法。相反，非民主国家的领导人在进行战争动员时受到的结构约束很少，他们也不大关心民意，因此他们更容易将冲突迅速升级到暴力水平。

人权理论：（1）国际社会中，一方面，国家应当相互尊重独立，这是国家主权和不干涉的基本价值；另一方面，国际关系不仅涉及国家，而且涉及个人，不管他们是哪个国家的公民，他们都拥有人权。（2）在不干涉权利和人权之间有时会有冲突，当这种情况发生时，这些价值中哪些应当有优先权?如果人权在一国内部受到大规模侵害，能否有一种人道主义干预?国际社会学派对这些问题主要做出了两种回答：一是多元主义的回答，它强调国家主权的重要性，认为国际社会中的权利和义务授予了主权国家，个人仅有他们自己国家所给予的权利。因此，尊重主权和不干涉原则总是第一位的，国家无权因人道理由干涉他国。二是社会连带主义的回答，强调作为国际社会根本成员的个人的重要性，认为国家既有权利也有义务进行干预，以便缓和人类不幸的极端情况。人道主义干涉理论认为，如果某个国家因其所作所为而激起人类良知的义愤，局外人即有责任做出反应。应当指出，近年来西方国家宣称的“人权高于主权”、“人权无国界”等论调与国际社会学派的这种人道主义干涉理论有密切的理论渊源。

霍布斯无政府文化：是由敌人的角色结构确立的，它的核心内容是敌意。国家相互之间的再现是敌人，行为原则是不承认其作为独立的行为体存在的权利，并且可以无限制使用暴力。如果国家之间相互角色是敌人，它们往往表现出以下的行为取向：(1)力图摧毁、消灭，或改变对方;(2)时刻把对方意图向最坏处考虑，任何事件都会与敌意联系在一起;(3)军事实力被视为至关重要的因素，既根据敌人的军事实力预测敌人的行动，又认为自我军事实力是相互关系的决定性因素，军事方式被认为是唯一可以具有最终决定权的手段，发展军事力量被视为安全的保证;(4)如果爆发战争，就会无限制使用暴力，直至消灭对方或被对方所消灭。所以，霍布斯无政府文化的逻辑是“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状态。生存完全依赖自己的军事实力，相互之间的安全完全是高度竞争的零和游戏。这是完全意义上的霍布斯自然状态。

洛克文化：洛克文化是由竞争对手的角色结构建立的，它的核心内容是竞争(rivalry)。竞争和敌意有着本质的不同：竞争的双方相互承认生存和财产权利，这种承认由主权制度表现出来。竞争对手不像敌人那样具有生死攸关的威胁，不会试图统治和消灭对方。如果国家之间的相对主体位置是竞争对手，它们往往表现出以下的行为取向：(1)承认相互主权。虽然国家之间的竞争和争执会涉及边界甚至出现领土变动，但是主权作为一种制度是得到普遍承认和遵守的。(2)重视绝对收益。因为生存问题不是最紧迫问题，所以行为体趋于重视绝对收益，重视未来效应。(3)军事实力比重减弱。虽然竞争导致的冲突可能使得国家诉诸武力，但是军事力量的意义已经不像对敌人那样至关重要。(4)暴力受到限制。一旦战争爆发，竞争对手会限制暴力的使用程度，不以消灭对方为最终目的。洛克无政府文化的逻辑是“生存和允许生存”。所以，国家之间的关系不是相互杀戮。温特认为从1648年至今的国际体系主导文化是洛克文化，主权制度是洛克文化的标志性印记，国家的低死亡率表明了生存和允许生存的逻辑。正因为如此，华尔兹表述的国际体系是洛克体系，而不是像他自己说的那样是霍布斯体系。

康德文化：康德无政府文化是由朋友的角色结构确立的，核心内容是友谊。在康德文化中，国家之间相互再现为朋友，并为之遵循两条基本规则，即非暴力规则和互助规则。这两条规则界定了康德无政府文化中国家的基本行为取向：非暴力规则意味着不使用战争和战争威胁方式解决，互助规则意味着一方受到威胁的时候另一方将予以帮助。这不是说朋友之间没有利益冲突，但是朋友之间不使用暴力解决利益冲突问题。康德无政府文化的逻辑是“我

为人人，人人为我”。当一个体系成员受到威胁或暴力侵犯的时候，其他体系成员即使在没有直接利益的情况下也会尽力相助。一个国家的军事实力不仅不再是威胁其他国家的手段，而且还成为体系中成员的共同财富。这就是集体安全或安全共同体的体系。它排除了完全个体意义上的利益，形成了一种真正的集体身份和高度的利益认同。在这种体系中，个体利益体现在集体利益之中，助人和自助也就融为一体。

新帝国论： 9·11之后，美国出现的一种战略思想或战略取向，其主要观点包括：（1）美国实力超群。当今的美国是自从罗马帝国消亡以来最为强盛的国家，无论是在经济、军事、科技等物质领域还是在政治、文化和教育等非物质领域对于其他大国都享有全面优势地位，是可以堪当“新帝国”角色的惟一超级大国。所以，美国决心接受新的挑战，发挥帝国的作用，担负其帝国的重任。（2）国际安全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美国面临着全新的威胁。 至少在近期，美国安全的主要威胁不是其他大国的挑战，而是失败国家。这些国家在经济、政治和社会诸领域全面崩溃和失控，成为贩毒、走私、非法移民的孳生地以及恐怖主义和其他极端分子的庇护所，从而形成了对世界稳定的巨大威胁，布什政府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明确声称，在如今美国面临的最严重的危险“在于极端主义和技术的结合”，“来自衰败的国家”。因此，美国的对外政策必须对此做出反应，应对日益增长的‘失败国家’的威胁”。

（3）更新手段，维护美国安全，实现美国霸权下的世界稳定。传统的手段比如外交努力、经济援助乃至武力威慑都已经不再有效。例如，由于存在着广泛的腐败和国家职能的崩溃，对这些国家的经济援助已经不能帮助其摆脱困境；“失败国家”，没有自己的领土和人民，传统的武力威慑政策根本不起作用，因此，“美国将不得不成为帝国主义者”，其政策选择包括：把美国的领导地位与现行国际体制下的国际合法性结合起来，摆脱联合国安理会和联合国大会的烦琐程序，建立美国主导、基本反映美国利益的国际管理体系，其中美国可以任意采取行动，其直接体现是“先发制人”战略；用美国的优势地位建立起美国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的单极霸权世界，抑制其他国家试图谋求霸权的挑战倾向。

中心－外围理论：由普雷维什和阿明等人提出，该观点认为随着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形成，一部分是少数高度工业化的发达国家，处在世界的社会与经济中心；另一部分是非工业化的不发达国家，形成世界的社会与经济周边或外围。“外围国家”对“中心国家”存在着不平等的依赖关系，“外围国家”越来越贫穷，而“中心国家”越来越富裕。只有缩小南北差距和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才能使“外围国家”在经济上进一步独立并改变贫困落后的局面。

民族国家：是现代国家形态，具有四个要素：定居的人民、固定的领土、有权统治人民和领土的政府、主权（国际承认）（对内最高统治权，对外平等权）。共同体的核心基础是政治文化认同，种族、血缘、经济、关系都在下降，而文化认同的核心是语言、文化倾向、生活地域关系。民族主义是一种思想感情，即忠诚于操共同语言和具有共同历史传统的集团，关注其命运的发展。

霸权：指国际关系中一种支配性的领导地位和状态，也可指霸权国强行推行其意志的政策。霸权国是指具有足够的军事和经济实力，并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其它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行为，操纵国际体系运作的国家。成为霸权国要具备三个条件，国家力量和影响具有压倒性优势，具有将自己的力量转化为对国际事务、其他国际行为体进行干预的愿望，具有强行推行其意志的行动。

冷战思维：冷战期间形成的一种以意识形态划分敌友和以零和关系分析国际安全的观念，认为，敌对国家的实力不平衡是对国际安全的最主要威胁，与自己政治制度不同的敌对国家如果强大则更危险；维护国家安全的基本条件是压倒敌对国家或集团的军事实力；维护国家安全的方法是扩军和加强军事同盟或采取遏制政策削弱敌方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