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建筑及其趋向-近十年中国建筑的一种描述

当代建筑及其趋向

——近十年中国建筑的一种描述

Contemporary Architecture and Its Development Trend:A Description of Chinese Architecture in the Past Decade

■ 史 建 ■ Shi Jian

[摘 要] 本文将2003年看作实验建筑的终结和当代建筑的起始，提出的“当代建筑”概念，不仅仅基于当代艺术理论界对现代性的反思，以及对“当代”、“当代性”等理论议题的既有探究，也是面对中国建筑近十年剧变，应对与阐释的迫切需求。文中分别从本土、都市、场所、未来和景观语境，概括了中国当代建筑的几种趋向。

[关键词] 实验建筑 当代建筑 当代性

[Abstract] This paper, viewing the year 2003 as an end of experimental architecture as well as a beginning of modern architecture, presents the concept of modern architecture on the basis of both the contemplation on modernity in the field of artistic theory and the needs of expounding and tackling the radical changes over last decade of China's architectural development, generalizing the trends in her modern architectural advances, respectively, in local, urban, future and landscaping contexts.

[Key words] Experimental architecture, Modern architecture, Modernity

一、实验性建筑的终结与当代建筑的起始

中国的实验性建筑肇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但在整个80年代和90年代中期以前，是实验建筑的准备期，是建筑思想界基于国际流行思潮和文化使命感，对“新建筑”的呼唤与探索。 “1993年，张永和与夫人鲁力佳创办了非常建筑工作室……工作重心由纯概念转移到概念与建造的关系上，并开始了对材料和构造以及结构和节点的实验。同时，在他们的工作中，创作与研究是重叠的，旨在突破理论与实践之间人为的界限①。”由此，实验建筑脱离了思想文化界的文化与形式革命的冲动，在主流与商业设计的夹缝中，开始了艰难的概念、设计与机制的实验。1996年，他们的北京席殊书屋是实验建筑最早建成的作品。

2003年12月14日下午，在北京水晶石“六箱建筑”，举行了“‘非常建筑’非常十年”的回顾展和研讨会。不大的会议室挤满了人，新一代青年建筑师群星荟萃，他们大都没有被归为“实验建筑师”，但同样关注“当代性”、“立场”和“批判性参与”等问题，艺术家/建筑师艾未未表现得尤其决绝。这实际上不仅是非常建筑十年，也是中国实验建筑“十年”实绩的展示、辨析和总结的契机，但只有《建筑师》破例刊出了纪念专辑，主流媒体反应平淡，笼罩在张永和及实验建筑身上的“前卫”光环悄然褪去。

此后，随着张永和、王澍、马清运等人在国内外高校担任要职和承担大型设计项目，新一代青年建筑师群体的崛起，以及国家设计院模式的转型，实验性建筑的语境发生了彻底转换——它所要对抗的秩序“消失”了，开始全面介入主流社会，它所面对的是更为复杂的世界。所以，我把2003年12月14日看作实验建筑的终结和当代建筑的起始。

此时，中国意义上的现代主义前卫设计实验很快遭遇到经济起步和超速城市化现实：国家主义设计模式崩解，建筑样式的表达成为社会的超量需求，快速设计成为普遍现实和生存前提。由此，实验建筑面对的问题被瞬间置换，实验性建筑师曾经标榜的前卫姿态亦被迫转换为文化上的退守。既有的“实验建筑”概念以及汇集的建筑师和作品，需要进行深入的学术清理；以“实验建筑”为话语的建筑活

动和批评到目前依然具有强大的影响力，但是当其面对现实问题，又具有较大的局限性，即它难以将更为广泛的建筑实践和实验纳入进来；近十年中国城市/建筑的超速发展及面对的挑战，已经远远超过当年“实验建筑时代”或“实验建筑”所针对的问题，且成就庞杂、头绪纷呈，急需系统地梳理和分析、批评。

二、当代建筑的内涵

如果说当年“实验建筑”的称谓是比“先锋建筑”更宽泛的概念，那么现今“当代建筑”所指，则更为宽泛，它特指具有“当代性”或“批判地参与”的探索群体。但是，与其说它与当代景观设计有某种对接，不如说与当代艺术有着更为“天然”的联系和共同点，它们已经是媒体时代的主流建筑/艺术，既保持着对现实锐利的审视，也是当下空间/视觉的最有力的表达者。

1．“当代”与“当代性”

时下，“当代”是个被屡屡提及的概念，尤其是与其相关的艺术家、作品和展览，已经形成自成体系的、完整的话语/生产/资本“生物链”。显然，“当代艺术”语境中的“当代”不是时间、当下或者“新”意义上的概念，它不同于中国语境的“当代文学”——是否具有“当代性”（contemporaneity ），才是考量“当代艺术”的基点。

2009年，在上海当代艺术博览会以“发现当代艺术”为主题的系列讲座上，德国艺术理论家鲍里斯·格罗伊斯（Boris Groys）基于对现代主义和现代性的反思，对“当代”、“当代性”和“当代艺术”进行了系统、透彻的分析。

他首先认为“当代艺术”不仅仅是时间的概念，而是对“当代性”的反映：“当代艺术只有反映出自身的当代性才名副其实，仅凭其现时制作与展示的特征则不能”，“在这里，时间为基础的艺术再次把时间的稀缺变成了剩余——并显示出自己是一个合作者，是时间的同志，是真正具有当代性的。”

接着，他指出当代艺术是对现代性的质疑与重估，“我们的时代是这样一个时代：我们于其中重新考量——不是抛弃，而是分析和重新思考现代的规划”，“‘当代性’其实是由疑惑、犹豫、不确定、优

作者单位：北京一石文化（北京 · 100027）

收稿日期：2010-09-13

柔寡断和一种对于长时间反思的需要构成的。我们想拖延我们的决策和行动，以便拥有更多的时间来做分析、反思和考量。这正是当代的—— 一种延长的，乃至无穷的延误。”

他进而指出，“当代”已经脱离“当下”和“在场”旧有的或现代性的语境，“当下已经不再是一个过去通往未来的转折点。它反倒成了对于过去与未来的永久性重写，对于历史的永久重写的场域——成为超越个人所能把握或控制的历史叙事的惯常性扩散的场域”。“成为‘当代’的不仅仅意味着在场，在此时此地——它的意思是，‘同时间一道’，而非‘在时间之内”，此时，“艺术开始记录一种重复的、不定的，或许甚至是无限的‘当下’—— 一种已然存在且可能被延长到无尽的未来的‘现在’②”。

2．什么是“当代建筑”

本文提出的“当代建筑”概念，不仅仅基于当代艺术理论界对现代性的反思和对“当代”、“当代性”等理论议题的既有探究，也是应对与阐释中国建筑近十年剧变的迫切需求。

首先，“当代建筑”并非对“实验建筑”的进一步泛化，而是还实验建筑以本来面目，并将更多具有相同特质的设计趋向予以归并，在全球化语境中予以审视。就像当代艺术之于主流艺术和传统艺术，当代建筑也并不仅仅是界定时间的概念，它首先指一种直面现实、应对现实的观念和态度。

其次，当代建筑无需对抗实验建筑时代无所不在的强大的“坚实”体制和国家主义设计模式，但是却被迫融入更为复杂的、体制与市场机制混合的现实。当代建筑仍然具有批判性，这种批判性虽然更多的是作为生存策略的姿态或表演，但也有将实验建筑时代话语的批判性转化为建构的批判性的新的可能。

第三，由于超速城市化现实的催生，当代建筑已经割舍了实验建筑时代的“自闭式”空间实验的边缘化套路，转而在主流平台进行具有国际视野的设计语言演练。这种探索可能依然是有关空间的、本土语言的和城市的，也有可能是有关科技和环境的，或仅仅是“造型”/表皮的。在后实验建筑时代，具有不同立场、风格、观念的建筑师可以因不同的需要结成不同的利益群体（如著名的集群设计现象）。

本文相对较晚地提出“当代建筑”概念，并非欣喜于实验性建筑的终结和拥抱当代建筑的众声喧哗，而是忧虑于面对日益强势的意识形态/市场综合体，当代建筑在学科建设、空间实验和社会批评方面日益萎缩的现状。三、当代建筑的几种趋向

要像当年论述“实验建筑”那样按照谱系罗列中国当代建筑师及其作品，或者按照几种类型划分，都是不现实的。这首先是因为建筑师群体的壮大，不断有新的年轻建筑师/事务所加盟；同时，由于

市场压力、立场的弹性和策略的多变，使许多建筑师的设计品质处于不稳定状态，其作品或者分属当代建筑的不同趋向，或者只有部分作品具有“当代性”，这或许也是现实变化剧烈的一种表征。以下的五个层面/趋向的分析，只是试图从多角度全面概括这一群体现状的初步努力。

1．本土语境的建筑

这一趋向顺延着实验建筑十多年的实践，砖、瓦、竹子、夯土、合院、园林这些农业时代文明元素的混搭、挪用与化用，曾经是实验性建筑师对抗主流和商业设计，寻求本土身份的国际认同的基本手法（如张永和的“竹化城市”、二分宅，王澍的夯筑间），也因此广受质疑。

在后实验（即“当代”）建筑时代，这一趋向并没有“收敛”，反而得以在更大规模的公共建筑项目中广泛实施。不仅如此，都市实践、张雷等留学海外的建筑师学成归国，加入到实验性建筑崩解后的众声喧哗，而对本土资源和现实的关注是他们与王澍、刘家琨等人的共同特征，只是对他们而言，这种“本土性”与“中国性”无关，他们的设计有着更为多元的国际视野。

2008年2月26日，纽约建筑中心。由Wei Wei Shannon 和我策划的“Building China: Five Projects, Five Stories”展出，与国内动辄中等规模以上的群展不同，这只是汇集五个中国建筑师的五个作品（刘家琨：文革之钟博物馆；王澍：中国美术学院象山校区；崔恺：德胜尚城；都市实践：大芬美术馆；张雷：高淳诗人住宅）小展览，展览的中文名称为“因地制宜：中国本土建筑展”。

在展览的论坛上，我还列举了艾未未（艺术文件仓库、草场地村105号院）、马清运（井宇）、董豫赣（清水会馆）等人相近的设计作品，强调这绝不仅仅是个别建筑师的“自娱自乐”，它正在成为值得重视的设计潮流。这里“中国性”和“低技策略”虽然是重要原因，但我们不要被这些作品表面的退守姿态所迷惑。由于本土历史文化资源丰厚和现实剧变足够异类，以退为进的本土性建筑近年来埋头于营造，就像王澍在中国美院象山校区的大规模实验所做的，“因地制宜”绝不是一种退避和守成的姿态，它充满着东方的智慧，隐含着再造东方建筑学的宏愿，也着意于建构园林城市/建筑的范本。

此外，童明的董氏义庄茶室、苏泉苑茶室，马清运的上海青浦曲水园边园，标准营造的阳朔店面，李晓东的丽江玉湖完小，袁烽的青城山八大山房等，虽然深处传统肌理环境，但进行了用现代设计语言重新阐释历史元素的探索。张永和的诺华上海园区对中国传统园林、建筑和公共空间进行尺寸和容量的研究，以求形成整体上院落布局的城市空间（由公共院子和公共廊系统构成的互相交流）。朱锫和王晖的设计虽然是“未来与媒体语境的建筑”趋向的代表，但前者的蔡国强四合院改造和后者的西藏阿

里苹果小学，则显示出对都市文脉、传统名居和在地文化的深刻理解以及更为新异的表达。

当代建筑以更为国际化或策略化的态度对待本土性。这里所说的“本土性”已不再专指重新面对本土文化资源，更特指其直面剧变现实的积极应变姿态，即所谓“因地制宜”。既不是类西方的中国建筑，也不同于刻意不同的中国建筑，而是正视中国问题的、“真实”的中国建筑。毫无疑问，本土语境的建筑是构成中国当代建筑最具国际影响力的趋向。

2．都市语境的建筑

在一本“内部发行”的名为《都市主义的中国政策》的小册子中，马清运谈到“政策”在剧变都市语境中的重要作用：“剧烈的社会变革常常与剧烈的都市化同步。资本主义社会中社会改革是在城市中萌发并由城市问题所驱使。但在中国，革命创造了城市，但革命创造城市是通过政策完成的”，进而归纳出十种政策③。

正是出于对中国超速城市化及其运作政策的透彻理解，马清运及其马达思班在宁波等城市的超大规模营造探索（如宁波天一广场、上海百联桥梓湾商城等），成为后实验建筑时代中国当代建筑的孤例，已经远远跨越了建筑设计、景观设计和城市规划的界限，直接介入到超速城市化的市场与政策运作的“内核”中去了。

相对而言，深圳—北京的以“都市实践”为事务所名称的刘晓都、王辉和孟岩，更多立足于建筑学本体，将都市语境作为建筑设计的出发点，这也是实验建筑时代张永和的策略。“从一开始把事务 所的定位锁定在‘城市’这一主题词上时，都市实践就已明确感到亚洲当今的城市状态孕育着新的知识，而对这种知识的了解，必须经历亲身的实践与观察。”“都市实践明确了这种批判性实践的三个内涵：第一、创造都市性而不是泛滥都市化……第二、知性事件而不是惯性实践……第三、做城市装置而不是作城市装置艺术④。”他们的作品如深圳罗湖区公共艺术广场、大芬美术馆、土楼公舍等，立足于深圳剧变的城市语境，以纯熟的设计语言和精到的营造品质，成为都市区域中的积极因素。

值得关注的，还有徐甜甜及其DnA 工作室在宋庄的美术馆、小堡驿站艺术中心和艺术家工作室兼集合住宅等项目，面对宋庄艺术家聚居区超速城乡结合部化的现实，以强烈、有力的前卫设计语言和低技策略相回应；张永和及其非常建筑设计研究所从空间实验性向技术实验性（上海世博会企业联合馆）和介入大型项目（深圳四个高层建筑加一个总体城市设计概念性方案）的转型，批判性的介入往往更多体现在先期对都市语境的深入研究、提炼和化用上；朱涛的文锦渡客运站，以巨大、拥塞、夸张的体量和设计语言，对抗周边的普通都市语境，是批判性建构性地介入、激活区域的大胆实验。

眼下，立足都市或区域研究的设计已经成为当

1 宜兰县社会福利馆

2 礁溪生活学习馆3 宜兰津梅栈桥

代建筑师的基本策略，这尤其体现在设计在专业领域（如展览、期刊）的呈现中。都市语境的建筑实践，体现了建筑师对中国超速城市化这一现实问题的批判性的积极应对的趋向，但是相对于“本土语境的建筑”，这一趋向在深入研究超速城市化中新异的都市性以及用建筑重塑都市空间的力度方面，都有待推进。

3．场所语境的建筑

这一趋向较为复杂，特指恪守独立的现代设计语言和营造品质的建筑师的作品，这是近年来大量出现的个人化建筑事务所的主流趋向。作为首届“深圳城市/建筑双年展”的策展人，张永和曾以“好趣味”名之：“他们普遍重视建筑艺术语言，常常接受欧洲现代主义的审美体系；同时过于强调形式上的‘好趣味’的重要性，对其他的研究和探索也构成一种潜在的局限⑤”，“他们通常有较强的品牌意识和媒体意识⑤ ”。

几乎在这同时，在《时代建筑》“中国年轻一代的建筑实践”专辑中，李翔宁以“权宜建筑”概念正面评价了年轻一代建筑师的策略，指出“他们更关注的是如何在中国现有的条件下，实现有品质、有趣味的建筑⑥”，“他们不再执著于对中国空间和样式的追求⑥” 。

例如，当中国的实验建筑在21世纪走向新的临界点，即转而向传统文化/空间资源寻找突破点的时候，最有可能在这一方面有所作为的王昀（曾师从日本著名建筑师原广司，做过长期的聚落考察与研究），却返身极简现代主义，在纯白色的几何空间里实验，这确实是一个有趣的现象⑦。

“这是一个瞬息万变的时代，我们必须了解这个

世界每天的变化并迅速做出判断，但我们不必好高骛远，因为我们已经知道有些东西是一直不变的。我们相信对基本元素的关注会有助于我们的成长，那些关于光线、材料、细部、尺度、比例，那些空间的要素与氛围的营造等等。”这是大舍建筑的设计理念⑧， 他们在设计中（东莞理工学院、青浦私营企业协会办公楼和夏雨幼儿园）寻求着“理性而有人情味的设计途径⑨”。

同样，像标准营造（雅鲁藏布江小码头）、张雷（混凝土缝之宅、高淳诗人住宅）、齐欣（松山湖管委会、江苏软件园、用友总部）、王昀（庐师山庄A ＋B 住宅、百子湾幼儿园和中学、石景山财政局培训中心）、祝晓峰（青松外苑、万科假日风景社区中心）、袁烽（九间堂“线性住宅”别墅、苔圣石工坊）、直向建筑（董功和徐千禾“与记忆相遇”——华润置地合肥东大街售楼中心）这样的建筑师，并不直接表达对现实的鲜明的批判态度和应变策略，而是在长期的设计实践中恪守个人的审美品位（往往是现代主义的纯净风格），专注于建造过程和营造品质，这在标榜快速建设和表演性设计的浮躁现实中同样是非常可贵的。

而且，标准营造对建筑界的流俗有着清醒的认识：“我们需要放下书本，不要重复书里的设计，拒绝浮躁，回归建筑本身”，“希望给建筑一个干净的动机，用更平常的心态，认认真真地为普通的老百姓创造建筑⑩”；张雷对实验与品质有着独到的理解：“我现在有时候，情愿让我的房子在所谓观念和实验性方面稍弱一点，但是要保证它建造的水准”；齐欣也有着对场所语境的独特理解：“如何寻找潜在的物理环境以及物理环境以外的精神或文化环境，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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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了建筑师在从事‘无中生有’工作中‘有的放矢’的关键环节”；王昀的纯粹现代主义探索更是基于其深厚的聚落研究背景；曾参与过库哈斯的珠江三角洲考察的祝晓峰，则探索着从现实“融合”形式语言：“就建筑而言，当代中国的建造体系已经完全西化，这就注定通过建筑来传承传统文化的时候，必定是‘融合’而非‘复原’。事既至此，态度更需积极，应当以充分开放的方式对待‘融合’，从构造、材料、空间到精神，无不可信手取材”；袁烽认为只有“自主性”的创造才有我们的未来：“既不是一意孤行对国内的现状不屑一顾，也不是对国外新理念持抵抗的态度，而是和他们保持一种自主的关系”；直向建筑不再满足于对营造品质和本土文化的已有关注，而更多关注现实的“问题”：“‘建筑设计’需要直率地面对各种‘问题’，并以专业观点提出完整的方案，若仅仅只是设计师的主观表达或某种风格的追求，将无法真实地面对环境，并失去设计应有的社会价值。每一次设计过程都是一次从发现问题到解决问题的过程”。

另外，国有设计院因为体制改革，也产生了一些类工作室式的设计模式（如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的崔恺、李兴钢工作室），使设计水准迅速提升，增加了这一趋势的规模。

场所语境的建筑是中国当代建筑的主流，是过于亢奋的城市现实的“镇静剂”，也是真正的实验/先锋建筑产生的土壤。

4．未来语境的建筑

以朱锫（深圳展示中心、中国当代美术馆、杭州西溪湿地艺术馆）、马岩松（梦露大厦、800m 塔）、王晖（左右间咖啡、今日美术馆艺术家工作室）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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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振飞（天津滨海于家堡工程指挥中心、上海电子艺术节装置、上海“双倍无限展”展场设计）的部分作品为代表的未来建筑，搁置本土、都市和场所语境，畅想未来，以非线性国际流行设计语言和高度个人化象征/阐释手法，成为目前最具国际影响和最受媒体追捧的路向。

与朱锫和马岩松惯用的“国际式”非线性设计不同，王振飞的具有个性化和实操性的参数化设计，令人耳目一新。“我并不想为参数化堆砌虚幻的泡沫，亦不准备给这个‘洪水猛兽’套上枷锁，我们只想对这一个以解决问题为出发点的设计手段做一个真实的还原，让其真正为设计服务。”

王振飞的作品不仅有炫目的、基于变量几何法的建筑表皮设计（天津滨海于家堡工程指挥中心、上海电子艺术节装置），也有魔幻的、基于结构生成历程的三维曲面室内和景观设计（上海“双倍无限展”展场设计）。也就是说，他以自己对参数化设计的独特领悟，做出了迥异于国内流行模式的实验。“别把建筑这事整得这么严肃，也别赋予太大的意义，我希望好玩地做建筑。”可以说在中国当代建筑师中，王振飞代表的是全新的一代，他们不再自觉肩负社会与文化的重任，也不再沉迷于形式主义的梦幻表演，而是专注于形式技术实验本身。

未来与媒体语境的建筑并非对未来风格的“预测”和媒体的鼓噪，而是甲方的诱导与意志的折射，因此，前述不同趋向中的建筑师也会偶有即兴之作，如崔恺的北京数字出版信息中心、首都博物馆，都市实践的新世界纺织城中心商务区，齐欣于家堡Y-1-28金融办公楼。

未来语境的建筑搁置了传统，但并非不敬或轻慢，而是“敬鬼神，事而远之”，并试图在实践中积极面对超速城市化现实，以国际化视野/经验激活普通的都市区域。在某种程度上，未来语境的建筑是大众/媒体文化时代的实验建筑，它因此具有强烈的表演和玩世欲望。未来语境的建筑是这个疯狂的表演性时代的宠儿，甲方的奇观化、地标化渴求成就了他们的梦想，材料/结构技术的革命性进步使他们的妄想成为现实。未来语境的建筑在这个设计时代具有强烈的跨界欲望，它与产品设计和环境平面设计间的界限已日渐模糊。

未来语境的建筑面临的问题是设计的独有性的危机，由于缺乏来自自身的“自然”的原创力，深思熟虑的设计理念以及对都市和场所语境的基本兴趣，致使貌似激情四溢的未来建筑难掩空泛、苍白“内核”。

5．景观语境的建筑

这实际上是“城市语境中的建筑”趋向的延伸，是建筑师和景观设计师积极介入、整合都市空间的探索，是后实验建筑时代产生的新类型，也是当代建筑向景观设计领域的积极而富有成效的“渗透”。

艾未未的金华义乌江大坝景观、艾青文化园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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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所策划的金华建筑艺术公园，均以强烈的实验性介入城市空间，纯净而有力的设计语言同时给当代建筑和景观设计以启示；都市实践的地王城市公园两期项目和笋岗片区中心广场，是以层次丰富的小广场设计激活普通街区的探索；王澍的中国美院象山校园景观环境设计，由于保持了原有农地、溪流和鱼塘的格局，使建筑设计理念得以延伸；刘家琨的时代玫瑰园公共交流空间以更为先锋的姿态，进行了现有居住社区模式的主动城市化/公共化实验；标准营造的疯狂小三角公园以看似随意、简单的地景切割，赋予这一平淡空间以公共艺术般的品质。

作为景观设计的中坚力量，俞孔坚的中山岐江公园、都江堰广场、永宁公园、沈阳建筑大学校园景观，以及庞伟的狮山郊野公园山顶景观塔、东部华侨城湿地花园等大量实践，创造性地运用当代的设计语言，通过乡土景观基底的保留、当地植物（甚至农作物）的极致化等手法，以批判性姿态和强烈的使命感介入景观设计实践，颠覆了时下巴洛克化城市景观主流模式。

相对而言，反倒是建筑师的景观作品更为纯净，更切近当代公共艺术的精髓，在城市空间中以自身“虚”的存在整合、激活区域；景观设计师们的作品往往有着过强的建筑意味、过于主观的景观建构意识和过于生猛的区域重塑欲望。

与大陆建筑师/景观设计师们的超大规模实践相比，在台湾“地貌改造运动”中异军突起的黄声远在宜兰的大规模实践（宜兰县社会福利馆、宜兰火车站周边都市魅力再造、宜兰河整治）或许具有更多的启示意义。他在宜兰的设计涉及建筑、规划、环境、装置、社区，其积极参与的透过公共工程进行地貌及环境改造、并配合区域行销而成功地推动地方发展的操作模式，被称为“宜兰模式”。

就像台湾评论家阮庆岳所说的：“（宜兰县社会福利馆）预告了黄声远后期作品发展中，显得十分特殊的另两个特质：一是针对基地外周遭都市环境的直接介入，二是对基地内使用内容的强力参与。”“这种对建筑师角色，尤其是在处理公共建筑时，由传统领域位置主动往上层的都市计划领域、预审层化的参与内容设定方向延伸的态度，都叫人耳目一新。”■

笔者注：限于体例和字数，本文不涉及作品的深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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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参见：鲍里斯·格罗伊斯.时代的同志.当代艺术&投资，2009（10）

③分别为中心论政策、临时性政策、速度政策、巨大化政策、自由表情政策、半透明政策、清除政策、省力政策、高效政策、政策的政策。参见：马清运.都市主义的中国政策（内部参考）.马达思班，2003－09－25

④参见：UR B A N U S都市实践.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7.8～9

⑤参见：张永和.现象与关系//城市，开门！——2005首届深圳城市/建筑双年展.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14

⑥参见：李翔宁.权宜建筑——青年建筑师与中国策略.时代建筑，2005（6）

⑦我曾对王昀的庐师山庄作过评论：“在王昀的设计中，庐师山庄实际上是反用或逆向的聚落。表象上，山庄表现出某种‘过度’设计、刻意设计和固执设计的特征，但它的深层空间戏码，却是多义的、混合的。”“在对弥漫于建筑设计界的复杂而躁动的表层语意进行了大胆的删节，以及对都市语境进行了刻意的回避与疏离后，王昀将‘剩下’的、被抽空了意义的所谓极简空间进行了聚落意义上的重组。作品中一系列具有仪式性和戏剧性空间的穿插与交叠，都显示出对意义空间深度开掘的欲望与执著。在这里，白色与围墙是对灰黄都市现实的某种拒绝，不仅是对其过分嘈杂语境的拒绝，也是对其空间秩序的拒绝，他试图构建自足的、主观的乌托邦空间语境，试图建立对新生的超大空间消费群体的另类空间想象，试图在赋予居住空间以某种都市性的同时也与传统有些深度契合（白色围墙拒绝都市语境却借景林木与西山）。”（史建.灰黄语境中的白色，或聚落几何学.Ed g e，Design Magazine 07）

⑧参见：大舍建筑工作室·前言. h t t p://ww w. deshaus.com/atelierdeshaus.htm

⑨参见：邹晖.记忆的艺术——关于大舍建筑设计事务所的思考.A＋U中文版，2009（2）

⑩参见：南方都市报·中国建筑传媒奖颁奖特刊，2008－12－30

11 参见：胡恒.裂缝的辩证法.Do m u s国际中文版，

2008（1）

12 参见：齐欣建筑设计理念13

参见：阮庆岳.中国建筑风火轮：城市自有山水

秀.家饰（台湾），2008（11）

14 参见：袁烽.现实下的自主建构.“现实建构”展览

画册

15 参见：直向建筑设计理念

16 参见：陈韦.王振飞：好玩地做前卫建筑.中华建筑

报，2010－06－05

注释

①参见：史建.九十年代中国实验性建筑.文艺研究，19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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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阮庆岳.弱建筑——从《道德经》看台湾

当代建筑.田园城市文化事业有限公司（台湾），2006.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