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六年前的一段坎坷经历

　　时光荏苒，日月如梭。“文化大革命”从姚文元批判吴晗同志的《海瑞罢官》算起，已经过去36年。我如今已是72岁的老人，当1966年“五・一六”通知下达，5月17日我被“专政”时，正好36岁。我是当时中科院被揪出来的第一人。 　　36岁，正是一个科技人员出成果的时候，可以说是我的黄金时代。从中科院来讲，在党组书记、副院长张劲夫，党组副书记、副院长裴丽生的领导下，在众多科学领域内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东方红一号”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基本总装测试接近尾声，其它尖端技术有很大的突破，中科院一派繁荣景象。那时我只是自动化研究所技术室的业务秘书，既不是“当权派”，也不是什么“学术权威”，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科技人员。 　　我倒霉就倒在平常喜欢博览群书，爱“舞文弄墨”上。正如我在《张汝范文集》后记里所说的：“我本人可以说是一介书生，从18岁开始在报刊上发表文章，这些文章包罗万象，也可以称得上一个‘杂家’。由于1965年12月12日和1966年1月30日在《北京日报》上发表了两篇文章反对姚文元批判吴晗同志，蒙受冤狱，我过去所写的文章全部被抄走。之后12年内由于没有工作及写作的权利，只写‘检讨’，不写文章。” 　　我是1948年2月在国民党统治区加入中国民主同盟的。那个时候正是国民党反动派镇压一切民主运动，“视民盟如同共匪”，民盟处在最困难的时期。我在国民党统治区生活了18年，亲眼看见过国民党官吏的腐败，金圆券成为废纸一般，宪兵的凶恶，特务的凶残，百姓的疾苦，抓壮丁时的悲惨场面，真是一幅衰败没落的画面。新中国成立后，我是第一批考入大学的大学生。并且担任过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师院日报”的编委兼社论股长，兰州市学生联合会副主席兼学习部长。1951年初响应毛泽东主席“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伟大号召，毅然投笔从戎。可以说我当时是一个爱国的热血青年。 　　解放后又经过土地改革、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三反五反”、反“高饶反党集团”、反胡风运动、反“右派”等一系列政治运动。对一个知识分子来说，经受的考验是空前的。我除了在反胡风运动中，因与所谓“胡风分子”地下党员、以新闻记者身份作掩护的闫栋材(解放前在兰州被马步芳秘密杀害)解放前有过联系而受到审查；我个人除了在每次运动中检查小资产阶级思想、个人主义、受剥削家庭影响外，并没有受到什么冲击。我从1952年6月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起，一直要求入党(1984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我对党有着深厚的感情。我从来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思想基础。只要是党发的号召，从不怀疑。大炼钢铁、修十三陵水库，我是团支部书记带头参加。在修十三陵水库时由于担沙磨破了肩，衬衣与血肉沾在一起仍不下火线，后来腰部受到压伤，住积水潭医院两个月也无怨言。反右时我是积极分子，也错误地批判过他人。应该说我对党是一片赤诚。 　　1965年11月，姚文元在上海《文汇报》上发表了长篇文章《评新编历史剧》，对吴晗同志栽赃陷害，无限上纲，置吴晗同志于死地而后快。我个人了解吴晗同志不仅是一位有造诣的明史专家，他在解放前为民主、自由、解放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过不屈不挠的长期斗争。解放后他担任民盟中央副主席、民盟北京市委主任委员、北京市副市长、清华大学教授，是一名社会政治活动家。为人正直、坦率、无私、无畏、老老实实作人，与世无争；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事业，是一个好好先生。就是我这个搞自然科学的人对他也十分敬重。 　　姚文元的文章发表后，《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并没有及时转载。后来这两张报纸迫于政治压力转载了姚文元的文章。《人民日报》在“学术研究”版面转载并加了按语。这个按语说：“我们准备就《海瑞罢官》这出戏和有关问题在报上开展一次辨论。”“我们的方针是既允许批判的自由，也允许反批评的自由；对于错误的意见，我们也采取说理的方法，实事求是以理服人。”我个人认为《人民日报》的编者按语是客观的、公正的，《海瑞罢官》是一出戏，与当前政治没有联系，可以从学术角度讨论，可以有不同的学术观点。 　　我是一个书生，把《人民日报》编者按当作“圣旨”，党报的话难道还能不信吗？再说我对姚文元的学阀霸道文风有一肚子的气。于是用了一个晚上写成了《一概否定的态度是不对的――从姚文元同志批评吴晗同志的〈海瑞罢官〉说起》的文章。其中的小标题是：“怎样看待历史人物对当时社会所起的作用？”、“写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要不要把自己的看法写进去？”、“开展学术讨论，不要扣大帽子、不要牵强附会”。这篇文章登在1965年12月12日《北京日报》的显著位置。这篇文章寄出后我又看了《海瑞罢官》的剧本，又反复看了姚文元的文章，于是又写了《〈海瑞罢官〉并没有宣扬阶级调和――与姚文元、向阳生等同志商榷》的长篇文章。这篇文章的小标题是：“姚文元同志与吴晗同志对海瑞的看法并没有根本性的不同”；“《海瑞罢官》并没有改变海瑞的阶级属性”；“《海瑞罢官》并不会产生‘瓦解人民公社’的作用”；“吴晗同志为什么会犯错误”。实际上我一条一条反驳了姚文元强加于吴晗同志的罪名。这篇文章发表在《北京日报》1966年1月30日，占了将近一个整版的1/3。 　　到了1966年1月以后，“学术讨论”就变味儿了，为吴晗辨护的文章越来越少，批判上纲上线的文章火药味越来越强烈，到了令人窒息的地步。很多人迫于当时的政治压力已经不敢讲真话了。批判“燕山夜话”及讨伐“三家村”，已经成了一场席卷全国的政治运动。我已经处在火山口上了。 　　当时中科院的四清工作组把我列入重点，“五・一六”通知下发当晚批判我的大字报挂满食堂。第二天我就接受政治审查，之后带高帽子游街、抄家三次、批斗、停发工资(每月发16元生活费)、腾房、劳改、请罪，并成为专政对象，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一直到毛泽东主席逝世，还不得进入在本单位食堂设的灵堂悼念。“四人帮”制造的震惊世界的新文字狱，不仅断送了吴晗、邓拓一大批专家学者的性命，同时受到株连的知识分子有成千上万，我就是其中的一员。 　　工宣队及军宣队进驻后，又将我定为“两篇文章客观上起到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作用，按犯有严重政治错误予以结论。”尽管我不是阶级敌人了，但性质是严重的政治错误，仍然没有享受到一个普通公民的权利。不准进本单位设置的毛主席灵堂，不准走出中关村地区，限制人身自由，接受监视居住。一直到“四人帮”垮台，有一位领导在大会上还叫我“反革命分子”。尽管在这种政治气候下，我秘密参加了《革命诗抄》、《四五诗选》及纪念周恩来总理大型画册《人民的悼念》的编辑工作；在海军印刷厂支持下，地下发行《革命诗抄》40多万册，遍及全国。《革命诗抄》1979年1月由青年出版社正式出版，一次印刷25万册。《四五诗选》1980年5月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印刷3万册。《人民的悼念》1979年1月由北京出版社出版。这些图书成为粉碎“四人帮”后最热销的书籍。 　　经过12年的苦难，1978年10月17日我被正式平反，这时候才真正恢复了公民的权利。尽管我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尽了屈辱，但我从来就没有想过自杀，没有失去自信，因为我是无罪的。巴尔扎克说过：“苦难是生活最好的老师。”因祸得福的事也曾到过我头上，譬如下放锻炼，我因为接受劳改，就没有资格去；没问题的人举家外迁，有的至今没有回来。 　　从1979年以后我在中央报刊及北京市报刊发表了160多篇文章(包括《人民日报》的8篇)。中央书记处及国务院接受了我调整我国航天事业的建议。我参加了编写《光辉的成就》、《当代中国的国防科技事业》、《当代中国的航天事业》等重要文献资料及其它9本书。1999年5月《张汝范文集》由北京科技出版社出版。我先后被航天工业部及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记二等功、三等功各一次；获国防科工委科技进步一等奖(集体)一次，并获得“献身国防科技事业30年”荣誉证章及“从事航天事业30年”荣誉证书。 　　1992年1月我在航天工业部司局级干部岗位上离休，根据统一战线工作需要，我于1992年后又到北京市政协担任常委、副秘书长，民盟北京市委担任常委、秘书长。1998年二次退下来。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获得了第二次政治生命，使我成为一个大写的人。在“四人帮”统治时期，本单位设的毛主席灵堂我都不能进，邓小平同志逝世，我参加了由中央领导参加的人民大会堂悼念活动；我参加了在中南海邓颖超同志的悼念活动；在八宝山公墓举行的彭真同志悼念活动。 　　离休至今我一直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做一些有益于人民的事，时刻记住自己是一个共产党员。 　　虽然我在“文革”中受过很多屈辱与苦难，我认为苦难是生活最好的老师。只要信念不灭，坚强的生活，光明总会降临在自己身上。我的经历不正说明了这个不叫“真理”的真理吗？ 　　我为批评姚文元跌入深渊，我对12年的艰难岁月和受到的肉体上、精神上的痛苦，无怨无悔。因为我不随风摇摆，见风使舵，我坚持了真理。 　　(责任编辑：瑶　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