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享发展理念的微观释义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以平均9.4%的速度增长，综合国力大幅提升，发展成就举世瞩目，被世人称为“中国奇迹”。但是，与此同时，一系列与发展相伴而生的矛盾和问题也越来越凸显：激烈竞争形成的贫富分化和发展不平衡，人生、人性的货币化和对金钱的崇拜，企业的外部性造成的环境污染和破坏等。 　　市场经济广泛建立并快速发展的同时，其内生本质必然在社会生活中被普遍外生化，从而诱发消费主义、物质主义、拜金主义和极端利己主义等。基于对市场经济上述本质的深刻认识，市场经济理论的鼻祖亚当・斯密在完成《国富论》的写作之后，又有《道德情操论》一书出版。足见正义理念在市场经济建设中的不可或缺。 　　在深刻总结国内外发展经验教训及发展趋势的基础上，针对我国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并强调“共享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归宿与目标。 　　共享本质上是对迄今为止人类所创造的一切物质与精神财富的平等拥有权利的要求，是对特权与私人独占的一种否定意识，是一种倡导人与人之间应该相互关爱、共享美好生活的公共情怀。共享意识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渊源深厚，如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天下大同、家国一体的思想观。儒家强调“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儒家对“仁”的本质阐释是“天地、万物、人伦之和谐”。此外，还有道家的物无贵贱，佛家的众生平等，墨家兼相爱、交相利思想等等。 　　综上，无论历史流源中的各派先贤，还是当下的最高决策层，都将共享发展视为归宿及目标，强调其不可动摇、不可替代的重要性。但这里所指的共享发展均为宏观层面的内容，重审的是战略层面社会发展的综合平衡、总体均等，这也是中国文化叙事宏大、目标高远的特有体现。但宏观层面共享发展目标的实现，必是以中观、微观层面上的实现为前提的。现实中，微观层面共享发展理念其实也具有重要的辩证内涵和实践空间。共享发展不仅包括组织单元之间的共享，也包括组织单元内部的共享。这类似于生态系统的和谐原理：“群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离则弱，弱则不能胜物。”鉴于目前较多的文献均从宏观视角对共享发展理念及实现路径进行阐述，本文拟以经济发展的基本单元――企业为分析对象，结合组织生态学相关概念，梳理企业管理实践中与共享发展问题相关的几点内容，以飨读者。 　　共享夙愿是人类特有的生命追求 　　近期网上有一个名为青山周平的日本建筑设计师很火，他在北京的四合院生活了7年，不久前因为帮助胡同里的百姓成功改造居住空间而名声大振。在“一席”讲坛上，他以《我们为什么要花那么多钱去买两屋一厅？》为题发表了一个精彩的演讲，很有启发。他从建筑师的角度观察胡同里百姓的日常生活，并理解诸如为什么成年男子夏天在胡同里光着膀子而不觉为难：“因为他们觉得这个地方不是公共的空间，他们觉得这是家的一部分，他们家的客厅，或者他们家的哪里哪里――为什么在自己的家里面要穿衣服。”人们在胡同里下棋、打牌、聊天，这里被视为他们的客厅。许多诸如桌子、凳子、晾衣架之类的物品放在院子里，成为实质上的公共用品，邻里共享，但物品的主人并不放弃所有权，物品的“所有”和“使用”之间有很暧昧的关系。家里不需要冰箱，因为周围的菜市场、小卖部既方便又新鲜……他说：“所以我认为家应该是开放的，家应该跟城市融合在一起。城市可以引入到家里面，家可以延伸到城市里面。家应该是跟自然有关，跟生活有关。” 　　这是一个日本人眼中的北京四合院。无疑，青山周平是喜欢它的，喜欢它什么呢？自然是它的生态、和谐、共生、共享。青山周平自称，他所有有关未来家的设计理念――“共享社区”，灵感纯粹来源于北京的四合院。 　　不分种族、肤色，无论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只要有可能，都对北京四合院情有独钟。这可视为人类共持的偏好吗？如果回答：是，则可以说：四合院作为完美体现了天人合一思想理念的居住设计，满足的是根植于所有人类生命深处的共享夙愿。因此，“共享”是生物世界、人类社会的天然存在和本质需求。 　　“学习型组织”为共享发展提供了 　　适配生境 　　19世纪30代以前，英国一些村庄周围生活着山雀和红知更鸟，牛奶公司送到各家各户门口的瓶装牛奶是没封口的，红知更鸟和山雀便在顾客开门收取牛奶前，抢先一步从瓶口吸取乳汁，长此以往，它们的肠胃系统慢慢适应了牛乳。再后来，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发展及环境的恶化，牛奶公司开始使用铝箔封住了奶瓶口，山雀与知更鸟便不再拥有这份“免费早餐”了。 　　令人惊奇的是，山雀慢慢学会了用尖尖的喙刺穿铝制瓶盖，重开“免费早餐”的大门。知更鸟却只有极少数学会了用喙刺穿瓶盖的本领。 　　同样是鸟类，以前同样都会喝“免费牛奶”，而在牛奶公司加装瓶盖之后，为什么绝大多数红山雀会刺穿铝制瓶盖，而仅仅只有极少数知更鸟学会用喙刺穿瓶盖的本领呢？ 　　一些鸟类专家通过对这两种鸟类的习性进行了观察之后解释说：“山雀是一种群居的鸟类，在一只山雀发现用尖尖的喙可以刺穿瓶盖后，所有的红山雀都学会了用喙刺穿瓶盖；而红知更鸟是排他性较强的鸟类，喜欢独来独往，如果其他鸟来到它的地盘上的话，它还会大叫着把对方赶走，同类之间也基本上是以敌对的方式沟通。当一只知更鸟发现用喙刺穿瓶盖的本领时，难以把这一发现与别的同类共享，天长日久，由于食物来源匮乏，红知更鸟的数量日渐稀少。” 　　山雀与知更鸟的故事，讲的是共享或独行对生物生存的影响。美国著名管理学者彼得・圣吉曾通过此案例引申出“学习型组织”这一重要概念，用以说明企业内部、企业与企业之间学习交流的重要性。 　　网络经济、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取代资本、劳动、土地等成为主要的生产要素，这使共享而非独占的正外部性尤为明显，因为，知识生产要素相对于传统生产要素而言，最大特点是共享程度越高，越能更多地展现网络效应，这是由知识生产要素边际收益递增的特点所决定的。因此，共享发展理念与现有的企业生态环境存在相当程度的适宜性、匹配性，也可概括为：知识经济的时代背景为共享发展提供了适宜生境。 　　共享发展首先应体现于 　　“生物人”而非“社会人” 　　社会意义上的共享发展通常指的是以类型划分的人群，即结构化了人（社会人），如城乡之间、沿海与内陆之间、发达地区与贫困地区之间如何共享经济发展的成果等等。相对于“社会人”，共享发展对个体的“生物人”意味着什么？都说发展最终是为人服务的，那么这个“人”是指“生物人”还是“社会人”？中国传统文化的“以人为本”是典型的“社会人本”而非“生物人本”。因此，提及共享发展，遵循以人为本的真义，首先应该落实“生物人”的共享发展问题，即人自身的共享发展。而所谓人自身的共享发展是指人兼具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需要实现肉体与灵魂的内在统一。人作为文化动物，在物质供给丰沛的同时，仍不能短缺精神追求及心灵寄托。因此，人自身的共享发展是指个体的全面发展、平衡发展、身心发展、灵肉发展。没有这一点，共享发展理念无从谈起。 　　从组织生态变迁的角度看，工业文明以来的企业管理发展史及企业管理思想发展史，也是对组织成员（被管理者）属性认知进化的发展史。19世纪末20世纪初，工业技术快速发展、专业化分工日益深入、广泛，促使企业规模迅速扩大化，企业管理日趋复杂，管理复杂度提升与管理理论及管理技术匮乏的矛盾凸显，以美国为代表的现代管理学在此背景下进入初创时期。 　　科学管理之父泰罗（Frederick Winslow Taylor，1856―1915）立足于解决管理现场的时间浪费及效率提升问题，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时间研究、动作研究、标准化、职能制等建立起了一整套相较于经验管理至为严谨、科学、程序、规范的管理方法，并通过可培训、可复制的方式迅速在生产现场推广开来。于是，组织中的普通人（工人），只要按照程序，接受命令，完成规定的程序化动作即可。自此，与机械紧密结合起来的工人开始了由“自然人”向逐步远离原始生态的“经济人”的转变。有意思的是，这一转变当时以“进步”的姿态向世人宣告科学管理时代的到来：物质生产力得到极大提高、财富快速积累，人的需要、情感、选择、自由等价值被置于资本逻辑的演绎之中。在这一组织生态下，个人与组织的关系，是“机械人”与机械组织的关系。拥有理性或说能够把知、情、意融为于一体的人无从体现。其后，人际关系学派的代表梅奥（George Elton Mayo，1880―1949）从科学的工业心理视角重新审视、阐释了人是“社会人”的观点，否定了“经济人”假设的基本认知。20世纪50年代，赫伯特・西蒙（Herbert A.Simon，1916―2001）提出决策理论，“决策人”一词的出现，意味着人不仅是有情感、自尊、社会归属感等单向要求的“社会人”，更是有自我决策、自我主张、不受外力左右、能够独立思考并行动的“决策人”。20世纪80年代，企业文化理论诞生，标志着管理学对人（被管理者）理解与认知的日益丰富、完善、提升，有人据此提出了“文化人”假设。 　　西方近百年的企业管理发展史，经历了对组织内部“人”的发展的数次研究，相关的理论分别从身心视角、多元化利益视角等诱发人的全面发展和积极生存状态。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借用技术支撑和利益诱发等手段曾取得了一系列效果，但相应的，其局限性也渐趋清晰，近年来，结合组织文化、组织生态、组织正义等命题学界及实践部门正在探寻新的诱发。 　　目前，中国的组织发展，特别是在对人的激励层面，整体上仍处于以技术支撑和利益诱发为主要工具和手段的时期，“富士康事件”等现象就是这一组织生态的具体反映。当组织生态无形中引导了人向物质、金钱、名誉、地位、自我等单向度发展时，必是忽略了人的本质需求：精神、心灵、道德情操。马克斯・舍勒（Max Scheler，1874―1928）把这种有用价值凌驾于生命价值、工具价值之上并取代内在价值的状况称为“价值的颠倒”。因此，目前迫切需要在现有组织生态场域呼唤人的价值回归，也就是微观层面的人的共享发展：全面发展、和谐发展。 　　共享发展理念与企业有效性评价 　　20世纪90年代，较有影响力的利益相关者理论在管理学领域诞生并迅速得到理论与实际部门的认可。到目前为止，一般的观点认为：发轫于20世纪60年代的这一理论，产生的最主要原因是对美、英等国奉行“股东至上”公司治理实践的质疑。即“股东至上”的治理模式强调股东利益最大化，牺牲公司雇员等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加之20世纪80年代，美英等国敌意收购事件频发，通过收缩规模，裁减员工降低成本，在股价上扬中损害企业经理、一般员工、供应商、社区等各方利益而单独维护股东利益。20世纪90年代以后，西方学者认为：公司治理的作用不仅包括调节股东与经理层的关系、大股东与中小股东的关系，还应该包括调节股东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关系，如债权人利益的保护，社区利益的保护等。公司治理的主旨应是在保护各利益相关者利益的前提下，实现公司价值最大化。 　　深入分析组织生态环境的变迁会发现，对“股东至上”公司治理实践的质疑只是利益相关者理论形成的诱因之一，而非全部，真实的原因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整个企业生态环境变迁导致外部力量取代股东成为影响企业成败的关键。即技术创新迫使企业与外部的联系日益广泛、复杂、深刻，从供应链合作战略联盟，从业务外包到业务归核，从一体化到模块化，企业日益成为整个生态系统中的业务单元，企业的生存、发展越来越受制并依赖于外部环境而非企业自身，环境对企业成败的影响日益增强。企业与外部合作者的关系由线状向网状发展，继而，影响企业的外部力量呈多元、分散、力量均等特点。而且，这些多元的影响力量构成系统，互相作用。单一或少数的利益相关者独统、独占、独享企业管理权或利益的局面逐步让位于诸利益相关者共同体。企业与外部的联系成为常态，交往的频次由单而复，单次博弈式的一锤子买卖被多次博弈的诚信机制所不容，企业必须向共享、互利、互惠的境界成长与迈进，否则，将不被生态环境所接纳。相较于反映了共享理念，体现了共享精神，达到了共享目标的企业利益相关者评价方法，传统企业有效性评价方法（系统资源法、内部过程法、目标法）的局限性日益明显：“股东利益至上”、注重纵向权力评价，显然不是一种兼顾生态各方利益的共享机制，有悖于组织生态环境的变化，因此必然受到环境的严峻挑战。 　　反观国内的管理现实，目标评价法仍然是目前组织有效性评价的主要思路，如GDP导向、市场占有率导向、利益导向、税收导向等。这种评价及其由此带来的方向驱动，构成了企业短期行为、透支未来行为、重数量轻质量等行为的生态背景，是一系列问题产生、形成的诱因。如果说共享发展在个体层面要求的是全面、和谐发展的话，在企业层面则必须要求长远发展而非短期发展、质量发展而非数量发展、可持续发展而非透支式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讲，共享发展确是企业必须努力践行的一项重要管理活动。 　　（作者单位：中国科学院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责任编辑：罗志荣） 　　徐艳梅个人简介 　　中国科学院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期从事管理科学专业教学及科研工作，主要研究方向：战略管理、技术创新、组织生态。现任中国技术经济学会理事，日本东京理科大学客座教授。 　　主持国家、省部及企业课题30余项，出版学术专著7部，在国内外核心期刊发表论文百余篇。向多家大中型企业提供管理咨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