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陈世美--兼评秦香莲和包公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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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奋斗史，在西方文化背景中，属于拿破仑式的英雄主义，其中不乏“以不成功为耻”的野心，但也蕴含着崇尚自我、实现自我的人文主义精神；＠而在伦理至上的中国人看来，却是“个人主义野心

家”，德行有亏、恬不知耻、罪有应得。为什么在中

怀想。有了这种怀想，虽然从未见过，却具有一种可视性一一在心里反复出现过，这是心里一直都想见的理想对象，所以一见之下，就有似曾相识的激动。有一案例可以佐证，电视剧《少年包青天》“殿前扬威”这出戏中，庞太师的女婿崔明冲临刑前有一段肺腑之言，他说自己中状元后去太师府谢恩，“发现了庞惜燕”，“我就知道她是我生命中的女人”，这种灵魂深处的触动，是与此前的偶像定位分不开的。的确，蔡伯喈囿于伦理感情在接纳与拒绝之间徘徊不定，不过，徘徊的表层信息是政治与伦理之间的两难选择，而徘徊的深层信息却是对千金小姐的冲动和对糟糠之妻的道义之间的难以取舍。《铡美案》通过秦香莲之眼，勾画出公主的美丽、性感与高贵气质：“抬头观，金枝玉叶在眼前，头戴一顶美翠冠，身穿日月龙凤衫，她好比三春牡丹鲜又艳，我好比雪里梅花耐霜寒，看罢她来再看看俺，我半幅罗裙遮不严，怪不得强盗把心

西文化的不同视野中对同一人物的评价会相去甚

远？因为西方社会的发展是历时性的，是一个不

断蜕变的推进过程，新的思潮替换旧的传统，是思想史发展的必然轨迹，所以品评人物往往带有时代的文化新质；中国社会的发展是共时性的，表现为同一时空平面上的共生性，ｏ因而错综复杂，多重价值标准之间的冲突也就在所难免，品评人物往往带有过去的思维习惯。晚明以后，资本主义萌芽，但社会性质不变，伦理传统仍然是人们生活的准绳。剧本中叙述的陈世美“重婚罪”，从文化新质的角度而言，可以认为是明朝之后资本主义萌芽时期士人挣脱包办婚姻的伦理束缚、追求个人成功的价值观念的昙花一现，在西方人看来或许是个人奋斗过程中抛弃古典主义选择激进主义的尚可理解的“另类”，而在中国传统伦理文化语境中则必然是利欲熏心、利令智昏的反面教材。包拯就曾劝过秦香莲：“三百两纹银交与你，回均州路上做盘缠，吃一半来留一半，留下一半种庄田。教育儿女把书念，只念书千万别做官。你丈夫如不把官作，你居家怎能不团圆？”（本文中凡涉及《铡关案》的台词，均出自朱赞廷整理的豫剧本《秦香莲》，河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４年７月版。下同）喜新厌旧的变心之举，都是做官欲望惹的祸。

公主年轻美貌和贵族气质唤醒了陈世美的“性意识”，这是他选择做驸马的“本能反应”。按照霭理士的观点，如果对引发性冲动的感官进行排序，“视觉是一个至高无上的官觉”，＠染上相思病总是因为“一见”才“钟情”的。《琵琶记》中形容牛丞相的女儿是“窈窕青娥二八春”，“露出娇容赛玉真”，对蔡伯喈第二次婚姻的评价是“郎才女貌真不俗，占尽人间天上福”，可见美貌是对乘龙快婿感官的最直接的刺激。可是古代婚姻程序是先“婚”后“见”，未“婚”不“见”，既然未见，又何来视觉的刺激？因为古代士子坚信“书中自有颜如玉”，读书过程中逐渐形成了“颜如玉”的择偶理想，颜如玉的“玉”是金枝玉叶的“玉”，而不是荆钗布裙，这是古代士子久在白玫瑰丛中对红玫瑰的憧憬和

变，她年轻貌美有威权。”我们不否认公主的身上

有“野蛮女友”的霸道与执拗，但天生丽质、雍容华贵、识情知趣，却是不争的事实，比起久经风霜在

日常生活中消蚀了青春活力的家庭妇女来说，更

能激发陈世美的共鸣，并带来“情感分享”的罗曼蒂克情调，ｏ在夫唱妇随中营造特殊的醉人的意境。陈世美停妻再娶看起来是利令智昏，权欲扭曲了人性，可谁说不是美丽而孩子气的公主触动了陈世美最原始的情感，令他的感情彻底移位呢？我们往往从功利角度去分析陈世美“尚权”、“崇权”的变态心理，而忽略陈世美“唯美”、“审美”的自然欲求。在陈世美性格组合的多种元素中，“尚权”不是唯一的，“唯美”也不是唯一的，陈世美的“自我”就像一面多棱镜，折射出人性的复杂和古代士子命运的跌宕起伏。

二、秦香莲为什么状告丈夫

宋代以降的司法机构很注意为被害人的起诉提供方便，他们认为冤民无告，就会影响社会稳定，伤了“和气”，甚至会影响到上天，出现灾异。＠这就为秦香莲告状开辟了法律空间。而且当时的断案开始重视人证物证，陈世美、秦香莲当年的媒人到场作证，既可看出当时司法程序的规范严谨，亦可见出秦香莲是孝妇楷模，有口皆碑。就是这样一个糟糠自咽、痛苦自行消化的逆来顺受的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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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妇女，为什么敢将丈夫告上法庭？

割股疗饥、苦侍公婆的结果，当然是希望夫贵妻荣、苦尽甘来的大团圆结局。通过法律手段要状元丈夫回到自己身边，这是对自己含辛茹苦岁月的补偿，也是实现自己由来已久的梦想。宋代市民具有追求圆满、追求大团圆的审美情趣，⑩鲁迅认为这是中国人不愿说出人生现实的缺陷，是自欺欺人，其实这不过是避凶趋吉的民俗心理的流露。“大团圆情结”也是东方民族的文化心态之一。东方民族强调折衷、和谐的美学原则，认为人的存在的终极意义和价值可以通过眼下有限的人生的种种努力而实现，从而导致了现世主义思维方式。古典小说的审美结构往往体现着“悲欢离合”、“苦尽甘来”等圆满性特征，总是从“离”转向“合”，从“悲”转向“欢”，从“苦”转向“甘”。＠而秦香莲一旦美梦落空，苦到头来更凄惨，就容易采取极端的做法。失去状元夫婿导致了心理失衡，心理失衡就不免要寻找心理复衡的途径，一个势孤力单的弱女子，心里复衡的途径只能是抓住法律这根救命稻草哀哀上告了。

恪守妇道、不愿被弃也是秦香莲告状索夫的另一原因。在男权至上的文化氛围里，男子休妻明载于礼法，即所谓“七出”之律，“七出”又称“七去”，最早见于两千多年前的《大戴礼记・本命》：

“妇有七去：不顺父母去，无子去，淫去，妒去，有恶

疾去，多言去，窃盗去。”“七出”是公开赋予男子休妻的一种特权，其实，在男尊女卑的社会，男子休妻何止“七出”，根本无须什么理由。曾子就曾以“梨蒸不熟”为由而休妻。男子有休妻的特权，女子却无弃夫的自由。《白虎通义・嫁娶》日：．“夫有恶行，妻不得去者，地无去天之义也。夫虽有恶，不得去也。”《唐律疏义》甚至规定女子若弃夫，轻则杖责，重则处死。虽然民间故事里有弃妇致富，负心郎却落得沿街乞讨的下场，ｏ但弃妇背负的精神重压远不是致富的命运所能抵销的。在男权社会中的“弃妇”绝对是一个弱势群体，正如李金发《弃妇》诗所写的那样“靠一根草儿，与上帝之灵往返在空谷里”，“弃妇之隐忧堆积在动作上，夕阳之火不能把时间之烦闷，化成灰烬，从烟突里飞去”，弃妇像无根的飘萍，没有归宿。弃妇在道德、人格以及社会角色上的屈辱感，都反过来构成秦香莲强大的精神勇气：拒绝成为弃妇。

公主相逼、双女夺夫的微妙关系加剧了秦香莲坚持告状的逆反心理。显然，《铡美案》中的公

主没有采用《琵琶记》中牛丞相干金“和平解决”的

办法，而是高估了自己的权势，傲慢无礼，致使两败俱伤。女人的妒忌来源于控制丈夫、“妒恨其他女子介入自己生活、分享自己权利的情绪”ｏ，是一

种独占和排他的心态，不愿意被人夺走她的幸福感。＠公主的独占欲激发了秦香莲的分享欲，本来

心地善良的秦香莲只怕告状到最后会殃及丈夫陈世美的性命，准备收回成命返回故里，让出自己的丈夫给公主，无奈公主并不领情，变本加厉，百般威逼，终于让秦香莲认识到自我牺牲反而无人讨好的尴尬处境，于是被迫卷入了一场女人之间的“情敌战争”。

三、包公为什么非要铡掉陈世美

包拯历来以忠君正直著称，为什么要拿皇家

的人——自己表忠心的对象——开刀？这要从包

拯的为人说起。虽然知人论世，本非文学解读所需承担的“历史任务”，但任何一种“文学想象”都不可能是空穴来风，自有其历史遗痕与现实原型。

包拯（９９９—１０６２年）字希仁，庐州合肥人，主要生活在北宋仁宗年间，《包拯墓志》记载他“始以孝闻于州闯”，“以亲老待养，十年亡宦”，“孝”名闻天下，加之做官刚正不阿，很少有笑容，人形容“笑比黄河清”，故谥号“孝肃”。欧阳修称赞他“少有孝行，闻于乡里，晚有直节，著于朝廷”，＠中国人向来尊敬忠臣、孝子和清官，而包公一人就具备了这三种优良品质。学者徐忠明在《包公故事：一个考察中国法律文化的视角》一书中提出关于包公的三种叙事：历史叙事、自我叙事和文学叙事。在历史叙事中，包公是维护王道政治的“劲正之臣”。包公的自我叙事则是通过奏议谏稿体现出来的竭忠于君、施爱于民的为官之道，他所追求的司法目标是“仰合天道，俯顺人情”。在文学叙事中，他是关公一样的象征性人物，寄托着草根社会的爱憎。文学中公案加侠义的叙述模式更体现了一种民间情怀，包公代表的是官方权力，而侠则代表着体制外的一种力量，这两种力量结合在一起，在官场黑暗的年代无疑是一剂猛药，这也可以理解为边缘权力向正统权力靠拢，忠君作为一种儒学伦理，贯穿朝野。但从“清官情结”这一文化心理来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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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知识精英和道德精英的包公越是被美化和神化，越说明民间对公共权力特别是司法权力的失望，才将希望寄托于想象中的包青天。不管怎么说，包公的断案与行事，都不可能游离子他的忠君

思想与政治理想。

再加上包公心里有底，宋仁宗这位有道明君对他的支持力度非同小可，因此他才对太后的威胁之词处之泰然。包拯的一生能够有所作为，也是与宋仁宗有很大关系的。包拯门人张田在整理《孝肃包公奏议集》时有“仁宗皇帝临御天下四十年，自有其圣神明智之资，……卒大任以股肱者，唯孝肃包公止尔”的题辞，可见包拯与宋仁宗的关系。包公的优秀品格，也使宋仁宗大为感动。在立储君问题上，包拯对仁宗“立谁为好”的诘问，坦然回答：“我是为国家着想，皇上问我立谁，是怀疑我的动机，我快六十岁了，膝下无儿，难道还要为儿孙着想吗？”包拯的一片忠诚也使仁宗对其深信不疑。固铁面无私如果没有忠君为前提，铡掉皇亲国戚如果没有国君做后台，手中如果没有尚方宝剑，是寸步难行的。当然，有了政治上的有力支撑，若无清明耿介的人格，也会曲意逢迎，扭曲原则。包拯写过一首名为《书端州郡斋壁》的诗，其中“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精钢不做钩”，“毋贻来者羞”等语，可以说是他一生人格精神的写照。为了守护清官的人格，为了昭示法律的尊严，也必须铡掉陈世美。ｊ

包公铡美，还有一个隐性的原因，那就是政治权力斗争中的力量制衡。宋初政治风云也在《铡美案》一剧中留下了烙印。刘太后把持朝政多年，在宋仁宗成年后依然不愿按“祖宗家法”还政于国君，外戚刘氏势力迅速膨胀。刘太后不是作为传统的女性料理家务，而是参政议政，承担起摄政的职责，ｏ这在男权意识下成长起来的官僚们看来是不能容忍的。为了削弱太后的力量，达到政治关系的动态平衡，一度时期，仁宗有意识地提高宰相的地位，呈现“皇帝和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政治构架。《宋史・李宸妃传》就有“宰相，事无内外，无不当预”韵记载。包公铡美，从政治游戏规则来看，不妨理解成开封府尹包公与宰相王延龄打击太后力量的一次通力合作。“陈世美的迂阔在于自以为占据路津要塞便可以突发高声”，“暴发户的优越感使其忘记了基本的游戏规则”，他没有拜码头，没有拜王丞相为恩师，没有投身到以王丞相为精神领袖的实力派阵营里来，而且幼稚到自以为是驸马爷就可以傲视群雄，“这就使陈世美成为宫廷中最不和谐的音符：使既得利益者分明感觉到了卧榻之侧不祥和的异兆”。国陈世美东窗事发之

包公铡美是为了树立女性道德标兵，劝民风向善，使天下海晏河清。秦香莲身世之苦，令人油然而生怜悯之心，而秦香莲品德之贤，更是可以做世人的楷模。从人之常情来看，肯定关注前者，人皆有侧隐之心，若从政治眼光来看，必定侧重于后者，这是一个值得推广的先进典型。秦香莲品格的核心因素是孝和贤，即柔顺，她为这样的做人准则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牺牲了自己的青春和情感。她所代表的孝妇贤妻，包蕴了三个层面的社会内涵：（一）自觉服从伦理道德要求，做到孝和贤。（二）主观上无自我，具有忍辱负重的献身精神。（三）客观上维护封建社会男尊女卑的秩序，稳定夫为妻纲的家庭关系。＠秦香莲身上突出的利他精

神，是对一切女性优秀品质的总概括，她是靠擘牺

牲独立性来达到人与社会的和谐”。ｏ虽然从女权主义角度来衡量，她属于主体意识不强，独立人格匮乏，柔弱有余，坚强不足，但在一个男权世界里，自觉以男性为中心，维护既有秩序，这是国家安定团结的重要心理基础。惩恶扬善，教天下百姓死心塌地地信赖社会的伦理准则，包公必须扶弱锄强，铡掉陈世美，牢固树立孝妇贤妻的范型。

包公铡美还出于对自我形象的维护，对清官人格的坚守。包拯２９岁考中进士，在仁宗朝从政２０多年，涉及民政、监察、理财及军政诸方面工作。他没有像范仲淹、王安石那样提出宏大而系统的改革理论和方案，但他注重实际，尽力兴利除弊，体现了改革和实干的精神。他强调以法治国，维护法律尊严，并尽力严格执法，主张“法存划一，国有常格”，“赏德罚罪，在乎不滥”。铁面无私的清誉成为包公的一块金字招牌，强烈的护牌意识无形之中削弱了明哲保身的升迁欲求。包公自己就如同一位官场中的侠义之士，以审断“不平之事”为天职。中国的侠士文化属于“耻感文化”，看重社会道德和舆论的约束力，强调“名誉”高于一切。ｏ包公身在官场，要说他对自己的前程一点都无所谓，显然不符合事实。但当前程与公众形象发生冲突的时候，包公是不会为了前程而有损清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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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包拯有一段夫子自道：“那一日午朝门咱二人

１９９６年第３期。

⑩［法］朱丽娅・克里斯蒂娃：《符号学：意义分析研究》，转引自朱立元《现代西方美学史》，上海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第９４７页。

⑩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三联书店１９８７年版，第５２页。

同把君陪，我观你一眉高来一眉低，就断定你家中必定有前妻。”这除了显示包拯相人术屡试不爽外，也暗示了琼林宴上同僚对政治上“异类”的极端挑剔的眼光。广义的外戚从来都是士大夫的假想敌，对假想敌人的斗争也是一个集团和组织保持生机和活力的重要手段，更何况陈世美已经不是一个“假想敌”，而是真切存在的高悬在脊背上的一根芒刺！他无意之中充当了政治交锋的爆破口，也替包公完成了忠君勤王的历史使命。这样的个案分析，不免有以现代政治学误读民间清官故事的可能，有过度阐释的嫌疑。与其将铡美案泛化成北宋年间的“朋党之争”，不如演绎为包公清君侧、助君威的忠君之举，才符合包公之禀性。包公的遗作中几乎没有朋友之间的私人书信来往，有人形容其个性孤僻，倒不如将包公理解为一个一心向着朝廷的工作狂更贴切。北宋仁宗年间士大夫与外戚的政治较量波澜迭起，镶嵌在历史回忆录的长卷之中，继续被历史学家钩沉稽考，而包公铡美虽有文学家的虚化之笔，但仍淡淡地浮现出当年政治风云的历史印痕。

注：

①见朱江、姜宗俊：《七旬老汉考证“铡美案”》，《湖北档案》２００１年第６期；陈远发：《千古奇冤陈世美》，《炎黄春秋》２００５年第４期。

②李国荣：《状元驸马只一人》，《中国档案报》２００５年５

月２０日。

⑩郭成芳：《自我实现与悲剧人生——析《红与黑》中于

连形象的社会隐喻意义》，《山东外语教学》２００４年第３期。

⑩丁帆：《“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同步渗透中的文学》，《文学评论》，２００１年第３期。

⑩霭理士：《性心理学》，潘光旦译，三联书店１９８７年版，第６４页。

⑩［美］布兰登：《罗曼蒂克心理学》，文汇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８１页。

⑩王云海主编：《宋代司法制度》，河南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２年７月版，第１２６页。

⑩程麻：《中国心理偏失：圆满崇拜》，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６２页。

⑩周佳欣：《“劝善惩恶”与“苦尽甘来”一一谈韩国古典小说的主题思想及情节结构》，《山东师大外国语学院学报》２０００年第１期。

⑩江帆：《女性命运的别一种诠释一一多民族传承的故事“张郎休妻”解析》，《民族文学研究》２００１年第４期。

④章义和、陈春雷：《贞节史》，上海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２６６页。

＠［美］ＣｌａｉｒｅＡＥｔａｕｇｈＪｕｄｉｔｈ

Ｓ．跏ｄｇｅｓ：《女性心理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２７５页。

⑦欧阳修：《论包拯除三司使上书》。

ｏ程春萍、吕玉环：《新视角下的“孝妇贤妻”与“妒妇”形象简析》，《齐齐哈尔大学学报》１９９６年第６期。

＠杨岚：《人类情感论》，百花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７２

页。

③张菁：《试探唐朝公主的群体特征》，《安徽农业大学学报》２００４年第４期。

④弗洛伊德：《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学》，《弗洛伊德文集》第１卷，长春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１９７页。

⑤弗洛伊德：《达・芬奇对童年的回忆》，《弗洛伊德文集》第７卷，长春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１１７页。

⑥黄新宇：《“状元驸马”考》，《井冈山师范学院学报》２００２年第４期。

⑦何玲：《状元解读》，《寻根》２００５年第３期。

⑧刘翔：《中国传统价值观诠释学》，上海三联书店１９９６年版，第１２０页。

期。

，

ｏ陈山：《中国武侠史》，上海三联书店１９９２年版，第２９８页。

④陆卫理、焦惠园：《包公形象与文化》，《河南大学学报》２００１年第６期。

⑤贾志扬：《刘后及其对宋代政治文化的影响》，《宋史研

究论文集——国际宋史研讨会暨中国宋史研究会第九届年会

编刊》，河北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

⑦郭灿金：《铡美案的个案分析》，《中州今古》２００３年第ｌ

⑧黄仕忠：《（琵琶记）与中国伦理社会》，《文学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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