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爸爸罗广斌
怀念爸爸罗广斌
罗 加
每当我看见妈妈床头那张爸爸，面带微笑，年轻而精力充沛的照片时，心中就无比悲痛。当我还是孩子的时候，爸爸就过早地离开了我，离开了温暖的家，他再也没有回来，至今已整整三十年了。在这漫长的日子里，我无比的思念他，常常梦中相见，每当这时，我的那颗痛苦的心就会颤抖。 爸爸出生在成都的一个大地主家，伯父罗广文是黄埔军校毕业的国民党兵团司令。爸爸读中学时就因反对包办婚姻脱离了父母，由地下党人马识途引导到昆明西南联大附中读书，在那里投身学生运动，从此背叛了他的家庭，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一九四八年由江竹筠同志介绍入党，并在她的直接领导下进行对敌斗争。不久，因叛徒出卖而被捕，关进重庆歌乐山下的“中美合作所”的渣滓洞监狱。就是这段狱中的亲身经历，为他后来创作小说《红岩》奠定了基础。
爸爸在那所人间地狱里关押了一年多，在那里他继续坚持公开和隐蔽
的对敌斗争。他生性活泼，开朗、刚毅，在狱中教唱《国际歌》和《囚歌》，用黄泥和草纸制做象棋和扑克，鼓舞战友斗志。尤其是在放风坝上的那场春节联欢会上，他带着沉重的脚镣，别开生面地为难友表演了欢快的踢踏舞。打那以后，爸爸的双脚又增添了一副沉重的脚镣，此后又以“不服管教，违犯所规”之罪名，转移到“白公馆”监禁。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爸爸在“白公馆”和同狱的难友，趁特务增援“渣滓洞”的大屠杀之机，争取了看守，成功地组织了“白公馆”的越狱斗争，为党保存了可贵的一份力量。
解放初期，爸爸在重庆市团委工作，他经常向广大青少年宣讲“中美合作所”革命烈士的斗争事迹，也常常给我和妹妹讲述江竹筠、陈然以及狱中的少年英雄的故事，鼓励我们向先烈学习，珍惜今天的幸福。但是他从未提到过自己，要不是爸爸同狱的刘德彬伯伯告诉我们，真还不知“狱中绣红旗”的那一幕，原来是爸爸把自己的红被面拆下来和同狱的难友们一块绣的。每当他谈起狱中死难的烈士时，平素的笑容消失，眉心中蕴藏着深深的怀念和痛苦。
一九五八年，爸爸与杨益言叔叔开始了《红岩》的写作。那是一件相当艰巨的工作，爸爸从未写过小说，在他面前重重困难。但他只要接受了任务，准能干好。一九五七年，组织上派他去组建长寿湖渔场，当时他对渔业一窍不通，事隔不久，他就很快地变成了养鱼内行，推翻了过去国内外专家认为草鲢鱼不能在内湖繁殖的结论，取得了重大渔业科研成果。 在爸爸写作期间，他屋子里的灯整夜地亮着。他渐渐地消瘦了，双眼布满了血丝，可他仍然废寝忘食，日以继夜地写呀写呀，一九六一年，小说《红岩》终于出版了，在国内外广大读者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赢得了
国际声誉，对党的文学事业作出了贡献。
尽管爸爸写作繁忙，可他忘不了对我和妹妹的教育。记得我和妹妹自幼就被送进幼儿园，每到周末，小朋友就早早地盼着亲人来接，可我们常常盼来的是失望，成了幼儿园的长住户。就连上学时，学校离家不足半里地，我们仍然成了住读生。一年到头和爸爸妈妈在一起的时间屈指可数，但只要和爸爸在一起，就会感到无比的欢乐。有时又很紧张，他要定时检查我们的作业，常常让我们背唐诗，还让我和妹妹去担煤。上中学我离家足有二十来里地，爸爸始终坚持让我步行回家，锻炼我的意志。
尽管爸爸对我门十分严格，但他不论对谁都是那样的热情，那时家里的客人从未间断过。爸爸待人诚恳、耿直，谁有困难，他会慷慨无私地接济，可从未想让别人报答，他所付出的远远多于得到的。爸爸兴趣广泛，爱好游泳，擅长篆刻，喜欢打桥牌，市青年排球队比赛也少不了他。记得赵丹到重庆来拍摄故事片《在烈火中永生》时，一次休息间歇，爸爸穿着背心、短裤，和赵丹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乒乓球赛，瞧着爸爸那连蹦带跳的劲头，哪象快40岁的人哟!也许是从那时起，我也爱上了乒乓球。 《红岩》小说出版后，爸爸的创作生涯并末结束。精力旺盛的他，仍然东奔西跑，收集了许多素材，准备继续写作新的长篇小说。谁曾想到，一夜间风波骤起，一刹那阴云密布，家中遗稿被抄，飘零殆尽。万恶的江青血口喷人地叫嚣：“川东地下党没有一个好人”，“华蓥山游击队都是叛徒”，硬是将爸爸置于死地。原川东地下党的同志也几乎无一例外地遭到“四人帮”的残酷迫害。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日的早晨是一个令人窒息的时刻，妈妈和我们刚刚起床，突然一阵急促的敲门声震动了我们三人的心，造反派通知说：“罗
广斌跳搂自杀!”这突如其来的噩耗，犹如晴天霹雳，许久，我们才从震惊中苏醒过来，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更不能相信这是事实。爸爸离开我们还不到五天呀，就是在昨天，妈妈还接到过他需要粮票衣物的亲笔信啊!谁能相信；就在这一夜功夫，一个曾经放弃安乐享受，经受过美蒋屠刀严峻考验的共产党员，却惨死在解放后的今天?
妈妈是一个坚强的人，她宁死不屈，造反派让她签字火化爸爸的遗体，妈妈坚持不查清死因决不签字。在那个岁月里，哪有我们说话的权利呀!造反派把妈妈关进了市文联的一间临时牢房，在每次探望妈妈的时候，她总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孩子，你爸爸虽然已经离开了我们，你要坚信他是一个好人，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我生死莫测，你要好好地把妹妹带大，相信党组织，总有一天会搞清爸爸妈妈的问题。”我没有哭，不愿增添妈妈的痛苦，暗自下决心一定要救出妈妈。一天深夜，趁看守人打瞌睡的时候，我帮着妈妈从白天观察好的窗口爬了出来，翻越了足有两米高的一堵墙。我们逃出了虎口，徘徊在无人的公路上，在那个株连九族的日子里，我们去找谁呢?时间不能让我们过多的考虑，妈妈带着我悄悄地登上了南去的列车。在贵阳，找到了爸爸生死相共的韩子栋伯伯。韩伯伯和蔼可亲，尽管他当时的处境也不好，但他仍然热情地接待我们。没过几日，追捕妈妈的通缉令发向全国，为了不给韩伯伯增添麻烦，我们离开了他家，到了北京。妈妈托人也将妹妹隐蔽地从重庆送到了北京，从此，我们兄妹俩伴随着妈妈离乡背井，流落他乡足有两年多时间。我们没有任何经济来源，全靠一些亲戚朋友接济。使我难忘的是在成都的一天晚上，为了不牵连亲友，妈妈硬是带着我们流浪在街头，深秋的夜晚真冷啊，在街边，我们依偎在妈妈的身边度过了那个令人不忍回忆的漫长之夜。
流浪了两年多，妈妈突然把我们带回重庆，回到了我那日夜思念的家。可是，爸爸已经不在了，留下来的就只有“叛徒”、“特务”这一顶顶无比沉重的帽子压在了爸爸的灵魂上，也压在我们幼小的心灵上。妈妈也被扣上了各种莫须有的罪名。我和妹妹在不到下乡的年龄就被先后赶到了那“广阔的天地”，“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去了。
在农村的那几年，除了一次患痢疾，我带病走了几十里地都没有买到一片痢特灵之外，劳动和生活对我并不感到多么艰苦，也许与爸爸的遗传因子以及他平素对我的严格分不开吧。农民虽然没有文化，可并不勾心斗角，他们懂得爱，我感到了温暖，当同学们一个又一个的回城，而那间小破屋里只剩下我自己的时候，就是农民们向我伸出了一双双热情的手，我住进了妇女队长家，她待我像亲人一样，至今我还十分留恋那里的一草一木。我没有泄气，牢记妈妈的话：“爸爸是好人，总有一天会澄清是非的。”有空我就看看书，学外语、上厕所时背单词，就是在那里为我后来考上研究生打下坚实的基础。那些年，社员们多次推荐我去当工人，一到政审就是通不过，我愤慨，可又能向谁诉?一九七三年，通过推荐、经过考试，我终于以一个“可以改造”的子女回到了重医上学。直到一九七八年爸爸平反后我才有了出头之日。
现在，我有了一个幸福的家。每当我的儿子问起爷爷的时候，我的心就会加倍的收缩，是啊!我该怎样去对他讲述这个悲恸的故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