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人类学与区域研究

历史人类学与近代区域社会史研究

2006-10-29 黄国信 温春来 吴滔 《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5期 点击: 3450

一般来说，结合历史学与人类学理路的诸多研究，基本上都是区域研究，并且往往是结合时间与空间，强调“国家”与“地方”关系的研究。①因此，对于近代史学科来说，历史人类学可以有所启发的地方，也许首先在于近代区域研究。

区域研究由来已久，在国际历史学界，法国年鉴学派的几位开创者及其后来的代表人物，比如费弗尔、布罗代尔、拉杜里，都曾做过许多经典性的区域研究。在中国学术界，区域研究亦有相当长的历史。1930年代，食货学派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已开区域研究之滥觞，随后，梁方仲、傅衣凌、陈翰笙、汤象龙、李景汉等人的努力，使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蔚然兴起，成果斐然。然而，1949年以后的中国历史学界，似乎有相当长的时间比较喜欢使用综合归纳的逻辑方式展开研究。因此，关于区域研究的意义，就有这样一种典型的表述：“有鉴于中国幅员辽阔，区域特征各异，发展先后迟速又复参差，若循中央人手之研究方式，固然可以得到整体综合性的观察，然了解难于深入。不如从地区人手，探讨细节而后综合，或可获得更为具体的认识。”②将区域研究的意义定位为通过研究区域，最后综合出全国特色，正是由台湾中研院的“中国现代化区域研究”计划提出来的。这一提法因为很符合中国“舆地方志学”的传统，也很符合中国人重归纳轻演绎的思维习惯，因此在大陆历史学界也很容易看到类似的表达。

也有学者对区域研究的意义提出了与此不大相同的观点，反对把区域性研究置于全国性研究的附庸地位，贬低区域性研究的价值。③他们指出微观研究在史学研究中具有重要意义，而并非“个别”与“整体”一类的意义，因为在对一种因素或一组因素的宏观研究中，研究者很难对不同因素间的假定联系提出本质性的疑问，而区域史研究通常检阅了一个特定地区的“全部历史”，从而有可能对不同的因素间的关系提出新鲜的问题，避免把某一历史过程中发生的一些联系套用到另一历史过程中去。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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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这类区域研究中的一个比较有影响的案例是王明珂的《羌在汉藏之间：一个华夏边缘的历史人类学研究》(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版) 一书。该书从川西北区域历史出发，讨论当代汉、羌、藏之间的族群关系，进而对中国民族的起源与形成问题，提出了一种新的诠释。

②张朋园：《湖南现代化的早期进展》，岳麓书社2002年版，第1页。

③叶显恩、陈春声：《论社会史的区域性研究》，叶显恩主编：《清代区域社会史研究》，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22—25页。

④黄宗智：《中国经济史中的悖论现象与当前规范认识危机》，黄宗智：《中国农村的过密化与现代化：规范认识危机及出路》，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历史地理学界有学者从“感觉文化区”的概念出发，透过对大量唐人诗文的判读，回到唐代文人士大夫的语境中，非常有见地地分析出唐代士人心目中的区域观念，认为唐代士人主要通过对山川、风俗、方言等因素的感知，对他们心目中的唐王朝疆域作为感觉上的区域划分，这一研究触及区域问

题的实质，基本超越了此前学界关于区域划分标准的诸多争论。参见张伟然《唐人心目中的文化地域观念及地理意象》，李孝聪主编：《唐代地域结构与运作空间》，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版，第307—412页。

然而，就在学界在理论层面对区域研究意义有突破性进展，区域研究成为一大学术热点的情形之下，实际的研究工作仍然显示出历史学界对区域概念认识的模糊不清，从而导致许多研究上的偏颇。比如“过于偏重地方(权力斗争的) 舞台，而忽视了纵向的国际——国家——地方的制度场域”①，以至于出现一些类似于民俗工作的所谓区域研究。一些学者忧心忡忡，深感区域社会史研究变成了“进村找庙”的同义词，进而提出在近代国家力量不断渗透到乡村的前提之下，仅仅进行区域研究是不够的，还必须“跨区域研究”。②

实际上，这类问题的提出，一方面反映出近年蓬蓬勃勃开展的近代区域社会史研究的确出现了一些缺乏明确问题意识的著作，另一方面，同样也反映出学界对区域概念认识的模糊。其实，只要对区域概念有了准确的把握，这类问题自然就不成其为问题了。

如果将人类学的研究范围看成是一个个区域的话，那么，区域自然是很小的地理空间。然而，正是人类学参与观察的方法给我们一个重要提示，他们研究区域，研究的是区域中活动的人，这些人居住在人类学家进行田野调查的很小的地理空间之内，但他们的活动范围常常超越其居住空间，他们要与外界进行经济交换，他们与外界有亲朋往来，他们甚至要去外面的世界求学、考试、经商等等，人类学“深描(thick description)”当地人生活状况的研究，当然不可能对研究对象的这些活动视而不见。这说明，对于人类学来说，区域只能是研究对象也就是人的区域，随着人的流动，区域也是流动的，区域的边界并非僵硬的地理界线。③历史人类学吸取了人类学关于区域的此种认识，这在某种程度上表明，区域研究是跟随着作为研究对象的人的流动和作为研究者问题意识的问题之流动而进行的研究，因此“跨区域研究”一类提法在学理上似有欠通之处④，根据问题意识的不同，区域的内涵可以小至一个村落，大至整个世界。

沿着这种思考方向，我们认为，区域是在不同的历史过程中，由不同的人群因应不同的需要而产生的工具与多层次的观念，正如耶鲁大学人类学家萧凤霞(Helen Siu)和牛津大学历史学家科大卫(David Faure)合编的《扎根乡土》(Down to Earth)一书序言所指出的，“区域被视为一种有意识的历史建构”(region is seen as a conscious historical construct)。⑤

首先，区域是一种多层次的动态观念。我们透过历史过程可以看到，区域会根据时空、人群、场合的差异而产生动态变化。百姓通过市场、聚居、血缘、信仰、婚姻等等在自己心中形成不同的、因应不同场景的区域，不同层次的官员、不同层次的绅士心中同样有着多样性的区域观念。如果以笔者研究的湘、粤、赣三省交界地区为例，类似于施坚雅(G．W ．Skinner) 所见，在我们的田野调查中，广东乐昌县文化馆副馆长罗其森先生、湖南临武县汾市乡退休老师贺文清都告诉我们，晚清以来直至汽车广泛使用之前，当地居民的交往圈一般都在距自己家约90里的范围内，在这个范围内，语言、风俗、信仰、日常习惯等等方面大体一致，对于他们而言，这个范围或许就是他们认同的文化与社会区域。而在市场网络层面，人们又将当地的郴州、赣州和韶州视为受制于湘江、赣江、珠江的大江河流域贸易网络的三个边缘市场中心，将这一地区看成三个区域；而这三个口岸与周边地区的贸易活动及各个口岸之间的商品流通，似乎又让我们可将这三个口岸与周边地区视为一个自成体系的山地经济区域。①道光咸丰同治年间，当地的食盐贸易发生淮盐与粤盐的纷争，蒋攸铦、卢坤等封疆大吏根

据自身利益的需要，在身任不同行政区的长官时，随时可以改变自己的观念，代表不同的区域利益。②可以想见，不同的人在同一个地方，会产生关于区域的不同的认识；同一个人在同一个地方，当他面对不同的问题时，也可能有不同的区域观念。

那么，如此复杂、多层次的区域观念，是如何形成的呢? 这背后隐含着一个复杂的历史建构过程。例如经常被人们提到的“广东文化”，即是被晚近人们建构出来的文化区域观念的最好体现。依据程美宝的研究，今天大家耳熟能详的“广东文化”的观念，其实只是距今七八十年以前的民国时期才开始创造出来的，再往前就大不一样了。而七八十年前“广东文化”观的创造，最初与阮元建立的学海堂有莫大的关系，学海堂凭其与政界、行商的关系，得到各方人士的有力支持，加上阮元学术地位的深远影响，很快地进入了全国的主流学术圈，并产生了广东历史上很有影响的一代学人。然而，这只是形塑了精英文化的性格，但今天意义的“广东文化”观，则与20世纪的历史密不可分。民国以来伴随着西方人种学的传人与影响，广东士人不断地争辩自己的中原汉人族源地位，从而形成粤、潮、客三大族群的概念，最终从血统乃至文化上创造了“广东文化”的正统性，从此，“入耳嘈嘈”的“蛮声”成为了“中原古音”。而民国时期民俗学的兴起，大大拓展了“文化”的内涵，从而结合以上趋势，最终塑造出今天我们所熟知的“套餐”式的“广东文化”观念。③

历史人类学得出关于区域及其边界的上述认识，与国际人类学界对许多划分人群、阶层之“界限”的反思似不无联系。例如，巴斯在Ethnic Groups and Boundary一书的导言中，就有力地挑战了把族群看成一个客观范畴，可由语言、文化等客观标准予以清晰界定的传统观点，认为族群认同与这些客观标准之间并非一定有对应关系，维持族群的关键在于“社会边界(boundary)”，而这个边界与其说存在于从客位角度予以拟定的各种“标准”中，不如说存在于当事者的思想中，具有根据情景变动而不断变化的动态特质。④

总之，区域与在长期历史过程中积淀下来的各种要素(如地理、市场、语言、风俗、族群) 及其与之相应的主观认知息息相关，是存在于人们心目中的多层次、多向度、动态而弹性的指涉，现代学术语境中的所谓“国家一地方”、“大传统一小传统”、“普遍性知识一地方性知识”等概念在这里都不再那么泾渭分明。表面看来似乎很实体化的所谓“广东文化”、“湖湘文化”、“巴蜀文化”一类的区域文化观念，本身就是历史建构过程的一个横截面。

历史人类学的区域观念以及历史人类学的研究方式，对近代区域社会史研究具有相当意义。

首先，从区域观念本身来看，既然区域是长时期历史因素积淀下来的，关涉到地方性观念、国家意识形态与制度的互动过程，并且在人们心目中形成多层次、多向度的指涉，那么，区域研究就不应该是先划定地理范围，再作茧自缚的研究类型。从某种角度上看，真正区域研究的取向应该是反过来的，即首先要追问我们何以认为这样的划定是合理的? 这样的划定关系着怎样的历史建构过程? 通过对这些问题的回答，达致对地方性传统与王朝观念、制度互动过程的深入了解，简言之，理解区域历史即意味着理解整个中国的“大历史”。这样的研究旨趣超越了“一般一个别”的预设，也超越了明确的边界锁定，从而解构了国家与地方的二元对立。

其次，区域既然是一个动态的历史建构过程，那么研究者似乎就不必过分拘泥于某种僵硬的地理界限与时间界限。对于近代区域社会史而言，就像章开沅大力提倡的那样，近代区域社会史研究不能人为地以1840年为界限①，割裂中国历史传统与近代的关联，把近代的

问题当成仅仅是近代的“革命史”或者“现代化”的问题。在此，我们以近代史学界熟知的晚清以来中国“国族”建构问题对此略加说明。在许多学者看来，并不存在一个自在的国族实体，人们先被灌输一套虚构的国族认同后，才会相信他们自己是一个统一的“国族”群体。清末民初，梁启超、康有为、章太炎等人为了政治需要，通过对黄帝、郑成功、文天祥等一系列历史或传说中的人物予以重新诠释，建构了一部前所未有的“民族历史”，为四万万人民建构了同源同祖的集体记忆，并将本来表达“忠节”等意涵的英雄诠释为寄托“民族魂”的英雄，从而也就建构起了中国的国族。②这类研究颇有振聋发聩之处，但却未能回答：如果说中国的国族主义真是一种近代想像的话，那为什么在中国可以成功建构出一个横跨近千万平方公里、覆盖数亿人口的国族共同体? 为什么梁启超等人能够振臂一呼，应者闻风景从，在十数年间便成功建构起了一个庞大的中华民族? 其实，我们认为，早在国族主义兴起之前，中国已经是一个政治、文化都高度整合的社会，没有这个深刻的历史根源，能够在短时间内建构并维持一个庞大的国族是难以想像的。传统中国的这一特质，在华德英(Barbara Ward)、华琛(James Waston) 、施坚雅等人类学家，以及具有历史人类学倾向的学者如科大卫、萧凤霞、陈春声、刘志伟、赵世瑜、郑振满等的研究中已经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我们对既有知识的解构，如果只回溯到近代，就有可能失去章开沅所说的“圆融”的阐释。

复次，有学者认为田野调查的理由是因为文献材料匮乏，近代社会史研究拥有浩如烟海、难以穷尽的文献资料，因此毋需进入田野。这其实是对田野工作的严重误解，姑且不论是否在任一区域我们都具有丰富得足以回答任何问题的文献，更重要的是，田野资料与图书馆、档案馆中的资料在性质上有很大差异。如果我们接受历史不只是上层人物的历史，而强调眼光向下，那么倾听普通百姓对历史的诠释与表达就是题中应有之义。通过分析各阶层、各团体间历史表达的差异，史学研究往往会取得别开生面的效果。

第四，田野工作的意义还在于，获取现场感，帮助研究者更好地读懂文献资料，并在此基础上理解研究对象的“历史性”。用大家熟悉的话来说，就是可以透过对研究对象“历史性”的把握，理解研究对象的世界观，连结“地方性知识”与“国家意志”，更好地“复原”作为中国历史构成要素的地方历史。近年来，近代史学界不断地开展区域社会史研究，并且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号召关注下层的历史，从而使整个中国近代史更为丰满与深入，并由此超越“革命史”与“现代化”范式。正如罗志田所指出，省府县行政机构的实际运行、各类社会群体的日常生活状况、城乡风俗的变与不变、各区域文化的异同、乡镇士绅的社会角色(指具体的个案研究而非综合分析) 、整体女性群体和包括“先进”与“落后”的特定女性群体(如数量不大的女学生和数量极大的缠足女性) 、区域性的“事件”或全国性事件在不同地区的发生与发展等，都值得引起研究者更多的关注。①实际上，近代史的具体研究也确实在踏踏实实地做着这样的工作，近年来，社群史、医疗史、信仰史、卫生史、妇女史、盗匪史、知识史、商标史、阅读史、表象史均进入了近代史的研究视野，并涌现出大量优秀的著述。但是，无庸讳言，这些研究仍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文献材料的束缚，从材料中找到不同声音，是研究者们非常重视的“再现”复杂历史的一个准则。然而，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说，对历史文献的解读，需要研究者具有“同情之理解”，也就是所谓的“移情”。对于我们来说，能够对着已经成为文本的文献材料，真正具备“同情之理解”，是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其实，面对这一困难时，历史人类学所倡导的田野工作方法，对“地方性知识”的重视，希望对研究对象的世界观和“历史性”的把握，恰恰提供了让研究者产生“移情”的可能。只有真正把握了研究对象的“历史性”，我们才有可能更深刻地理解其历史。

最后，我们认为历史人类学的研究取向在近代、当代区域史研究中具有更多的可实践性。

近代历史离我们并不遥远，大量的空间场景、民间文献留存下来，许多历史事件的亲历者或他们的下一代依然健在，不少礼仪、风俗尚有迹可寻甚至沿袭至今，这些为我们体验历史现场、倾听各种历史表达提供了相当便利的条件。许多学者甚至是非历史学者已经在这些方面进行了可贵的尝试②，但其潜在的、极为丰富的学术价值仍然亟待发掘。

我们在这里一直讨论历史人类学与近代区域史研究的关系，并不断强调近代区域史研究需要重视下层历史，以及此种重视对于历史人类学所蕴含的意义。这可能造成一种误解，即历史人类学只重视下层的历史，上层、精英的历史不在历史人类学的视野之中。其实，恰恰相反，区域的建构在中国，决无可能是脱离上层精英、脱离国家的历史过程，我们研究区域历史或者更具体一点研究近代区域社会史，也就不可能脱离精英、上层乃至国家。从历史人类学的角度出发，或者从更早的一些经典性历史研究作品来看，上层历史中并不一定没有下层历史与地方历史的因素，早在20世纪30年代，梁方仲对于明代历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一条鞭法”的研究，就彰显了这种观念。梁方仲指出：“一条鞭法”是从下层社会对明代里甲财政体系的反应，由地方推行的制度最后演变成为国家制度的。①同样，在下层的历史中，必然隐含甚至反映着上层的历史，我们走到村庄里，往往可以发现村民怎样利用、诠释国家的制度，而这种诠释有时会反过来影响国家制度的发展，例如天后(妈祖) 就是从一个小地方的神演变为受到封建王朝认可的国家神②，现在又成为了海峡两岸的和平女神。这表明，上层与下层的历史，在传统中国是无法截然二分的。我们以历史人类学的视角去研究近代区域史，实际上要解决的是整个近代史的大问题，是中国历史的问题，而不仅仅是没有内在联系的支离破碎的地方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