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文化的内在价值及其呈现

　　一 　　互联网的兴起不仅为人类提供了文化传播更为便捷的工具，同时预示着人类文化基本因素的重构，并创造出了一个崭新的文化活动空间，即赛伯空间（Cyberspace）。 　　赛伯空间一词源于美国科幻作家威廉·吉布森（WilliamGibson）1984年创作的科幻小说《神经漫游者》。这部小说塑造了一个将电脑直接联入大脑的主人公，描绘了一种电脑联网把人、机器和信息源都联接起来的景象，昭示了一种社会生活和交往的崭新空间。此后，伴随着因特网在全世界的扩张以及各种在线文化形式的出现，以Cyber为前缀的词汇迅速流行。与因特网（Internet，一个更为技术性的名词）、信息高速公路（InformationHighway，对因特网的形象诠释）不同，赛伯空间强调的是因特网的社会文化特性，代表的是一种全新的社会文化形式和生存方式。因而一时之间成了学术界研究的热点。网上还出现了专门研究赛伯文化或网络文化的网站。现在，“赛伯空间”或者“赛伯文化”不如以前那么流行，人们更经常地使用网络文化（InternetCultur）这一概念。 　　二 　　因特网起源于美国的军事实验，阿帕网是其早期的形态，但这并不能掩盖其自由的探索和创新的精神和“反文化”特色。实际上，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因特网作为科技发展的前沿阵地，主要是一群电脑专家、技术人员以及计算机爱好者们醉心的领域，尤其是80年代早期，由于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署退出了因特网，发展网络的核心力量越来越是一些技术精英和黑客。于是，早期的网络空间甚至被某些研究者描绘成“只有一些身强体健的技术人员才能生存”的一片“蛮荒地带”（卡勃）//巴洛）。“在这片网络世界的处女地上，拓荒者们、移民们和定居者们，进行着社会秩序的谋划，并且已经开垦出一块块井然有序的田地。他们的理由很简单……真正的自然资源只能出自头脑，只有共享，才能产生巨大的价值”（威特尔）。他们普遍认同的信条是，进入计算机网络应该是无限制的，所有的网上信息应该是自由的，网络不受任何权力机构的限制［1］266。尼尔森（TheodorHolmNelson）则概括道：“计算机的目的就是人类的自由。”［2］51自由和共享，正是互联网精神的终极体现，也是互联网文化的内在价值。无论是Linux掀起的开放源代码软件的新浪潮，还是与技术和市场相关的的“摩尔定律”和“吉尔德定律”，乃至黑客文化的精髓，都与此紧密相连。其实，某些早期的开拓者早已作过大胆的预测和构想：未来电脑网络的发展，将超越传统的、真实的生活空间（物理世界）……这个虚拟的电脑网络，将帮助未来的所有人类，都能轻易地通过这个系统，自由地按意志建立其个人的社会联系（克里德J.C.R.Lichlider/泰勒RobertTaylor）。［3］89麻省理工学院教授米切尔（WilliamJ·Mitchell）（1999）则用数字化的砖石建构了一个崭新的所谓“比特之城”（CityofBits）。这些“虚拟社会”的构想与麦克卢汉的“全球村”理论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直至尼葛洛庞帝宣称人类进入“数字化生存”时代，昔日的“非主流文化已经摇身一变，成为今日的主流文化”。从某种角度而言，“数字化生存”重构了人类的时空关系，展示了一种崭新的生存方式、生活态度和价值观。于是，曼纽尔·卡斯特（ManuelCastells）宣称，通过新沟通系统的强大影响力，以及社会利益、政府政策与商业策略的中介，一种新文化正在成型：真实虚拟的文化。［4］408 　　随着因特网的快速发展和商业化程度的日益提高，网络原本的自由和共享的精神日益受到威胁，虚拟现实与现实社会文化之间的冲突和矛盾也越来越大。诸多强权力量正迅捷地以法律和技术来“驯服”因特网。创新将再次受到由上而下的束缚，逐渐为网络所有者、专利大户以及版权囤积者所控制。［5］与此同时，起码到目前为止，实践证明：域外空间（extraterritorialspace）和地球之城（globalcities）并不能消除文化之间的冲突和数字化鸿沟的扩大；网络传播并没有使人类的心灵更为接近；在信息自由流动的同时，计算机病毒也在悄悄地扩散；在网络游戏市场不断扩大的同时，“网瘾症”正在侵害着青少年的身心健康，诸如此类等等。目前，网络犯罪、信息系统安全、知识产权和个人隐私保护等都已成为全球性的问题。卡斯特也坦承：科技的症结在于科技是人类的折射，而我们并不十分善良。我们丑陋，科学就会呈现出来，造成各种恶果……摆在面前的问题是：今天我们拥有最有神奇的工具，它可以帮助我们，或是毁灭我们。现在我们做的是后者。［6］ 　　也许我们不必如此悲观，对人类的理性和智慧应该抱有希望，而且我们无法拒绝网络时代的到来，也无法否认虚拟空间文化的真实存在。互联网已延伸到全球的每一个角落（尽管存在着明显的数字化鸿沟），推动着社会结构的变迁，影响着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 　　三 　　就历史传统而言，中国是一个所谓“超稳定性结构”的“老大”帝国。［7］然而在“改革开放”的今天，万里长城已很难阻挡全球化的步伐，也无法隔断互联网无远弗界的延伸。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2012年7月19日发布的《第30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中国网民数量已达到5.38亿（手机网民规模达到3.88亿），其中即时通信用户为4.45亿，搜索引擎用户为4.29亿，网络新闻用户为3.92亿，博客和个人空间用户为3.53亿，微博用户为2.74亿，社交网站用户为2.51亿，网络游戏用户为3.31亿人，网络视频用户为3.50亿，网络购物用户规模达到2.10亿，团购用户规模为6181万，网上银行和网上支付用户规模分别为1.91亿和1.87亿。这是一个庞大的消费者和用户群体，一个潜力巨大的市场，也是社会文化变迁的壮观景象。 　　自1978年邓小平主导“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不断发生着变化，从牛仔裤、流行歌曲到时装、美容等等，中国的年轻人总是紧随着世界时尚的潮流，应和着流行文化的节拍。因特网可以看作是现代生活方式新的象征和隐喻。《华尔街日报》记者晨慧龙（LisaMovius）认为，因特网一代正在进行他们自己的文化革命。“这场所谓的革命首先意味着寻求‘E生活方式’”。［8］1466毫无疑问，这种所谓E生活方式以年轻人为主体。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的报告显示，30岁以下人群所占比重为56.8%，30至39岁人群所占比重为25.5%，但报告同时显示中国网民增长空间正逐步向中年和老年人群转移，40岁以上人群比重逐渐上升，截至2012年6月底，比重为17.7%（比2011年底上升1.5个百分点）。总体而言，网民在年龄结构上目前仍保持年轻化的态势。 　　对于这种所谓E生活方式，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予以分析。有的认为，网络传播具有开放性、交互性和虚拟性等特性，因此特别容易吸引追求新奇刺激、社交欲望强烈的青少年网民；有的认为，作为社会的边缘群体，青少年希望摆脱社会规范的束缚，以此来显示自身的独立性；还有的认为这是对中国那种填鸭式的单向灌输式的教育方式的反抗。无论从哪种角度去观察和分析，E生活方式和所谓“新人类”已与中国人传统的生活方式和文化相去甚远。 　　譬如网络游戏，其仿真性和竞技性，融合了互动性、即时性以及不受空间限制等网络传播特性，对青少年具有强大的吸引力。然而，游戏这个概念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基本上是一个贬义词，类似于玩物丧志和“精神鸦片”的代名词，被看作是严肃健康生活的腐蚀剂，对之持排斥的态度。因此，网络游戏在中国起步时，不免遭到社会的责难，加上某些媒体对网络游戏的负面效应大肆渲染，网络游戏被严重“妖魔化”，似乎成了青少年犯罪的同义语。 　　也有学者和业主站出来“正名”。他们宣称游戏是生活的需要，网络游戏是一种正常的娱乐方式，只不过它利用了一种先进载体。中国最大的网络游戏商盛大甚至提出了“人民需要游戏”这样一个颇有点调侃意味的宣传口号。对于网络游戏中存在的暴力、色情和赌博诱发了犯罪，有学者认为，电子游戏出现前，暴力、色情和赌博等犯罪现象也普遍存在，即使没有电子游戏的诱发，其他原因照样可以诱发犯罪动机。甚至有研究表明，电子游戏不仅没有诱发青少年犯罪，而且还减少了犯罪。 　　其实，只是强调网络游戏的负面效应或者正面作用都是偏面的。网络游戏的负面效应是显而易见的，但不能因噎废食，把网络游戏视为洪水猛兽，限制网络游戏商的发展空间，而是应该采取措施予以积极有效控制，尤其是要依靠法律的手段。何况许多网络游戏作品不仅仅是信息与传播技术的产物，也包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其高度的创意和精妙的“玩法”体现了人类的智慧和灵感，也有助于智力本身的训练和开发，只是以“游戏”的形式。 　　再譬如微博，因其高度的开放性、速度优势以及简洁的特性为普通人提供了自我表现和“发声”的舞台，因而广受网民尤其是年轻用户欢迎。根据互联网数据中心（DCCI）的数据显示，19岁及以上国内网民中，微博用户占88.81%；近7成用户拥有唯一账号，用户规模趋向稳定；高频率访问微博用户占据主流；浏览转发以及发布微博是用户基本操作，收看视频、聊天、参与商业促销活动已成为用户新的兴趣点。尽管名誉侵权、恶意谩骂乃至所谓“群体极化”（grouppolarization）等现象屡见不鲜，但微博同时潜藏着推动新闻业乃至整个社会变革的巨大能量，譬如公民报道和网络问政等。四 　　互联网是一个多元生成的“千高原”（德勒兹和加塔利语），呈现出相对自由开放的流动性的文化景观。这儿既充满了被压抑的欲望释放的“快感”，也不乏人性的张扬、现实的关注和理性的思索；既交织着各种问题、矛盾乃至冲突，也洋溢着活力和生机。 　　网络文化呈现出的新特征或者说文化变迁的这种新景观，既是当代中国社会变革、开放的结果，也与互联网传播和赛伯空间的多媒体、交互性、离散性和虚拟性等特性紧密相关。换句话说，在此传播技术的因素起着某种决定性的作用。互联网不仅极大地推进了文化传播的深广度和速度，而且创造出了新的文化存在形式。 　　应该强调的是，虚拟空间并不是乌托邦世界，而是现实世界的拓展和延伸。另外，人类对于技术的运用也可能导向不同的结果。作为当代社会一个重要的文化活动空间和“公共领域”，它还在发展和变化过程之中，需要予以进一步观察。 　　参考文献： 　　［1］刘吉，金吾伦.千年警醒：信息化与知识经济［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 　　［2］Nelson，TheodorHolm.LiteracyOnline：ThePromise（andPeril）ofReadingandWritingwithComputers［M］.Pittsburgh：UniversityofPittsburghPress，1992. 　　［3］刘文富.网络政治［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4］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5］Lessig，Lawarence.TheFutureofIdeas：TheFateoftheCommoninaConnectedWorld［M］.NewYork：RandomHouse，2001. 　　［6］周燕.虚拟世界哲学家：信息时代如何改变生活［N］.北京青年报，2002-03-11（B8）. 　　［7］林语堂.吾国与吾民［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 　　［8］FangWeigui.DasInternetundChina［M］.Hannover：HeiseZeitschriftenVerlagGmbH&CoKG，Hnov，2004. 　　（责任编辑：邓泽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