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档案史料在民国史研究中的运用问题

档案学通讯2011年第5期99

浅谈档案史料在民国史研究中的运用问题

黄小忠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成都610064）

[摘要]在民国史料中，真实可靠程度以档案史料为最。研究者广泛运用档案史料，其间也产生一些不尽

合理的利用倾向。本文以运用民国档案时常见的三种不合理倾向为对象，探索问题歧异之所在，并注意档案史料与考据、校勘的关联。

[关键词]档案史料[中图分类号]G275.1

民国史民国档案

Abstract ：Among the historical material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archival historical materials often

taken as No. 1in authenticity, and was widely used by historians. During the use of archival historical materials, some irrational usage occurred. This paper probe into three irrational usage of archival historical materials, and pay close attention to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irrational usage and textual criticism.

Keywords ：Archival historical materials ；The history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Republican archives

一

中华民国史是中国历史研究中的一门新兴学科，其确立、发展与繁荣基本上是在1978年以后[1]，起步虽较晚，但发展迅速。一方面，民国时期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较之以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新生事物不断涌现，为民国史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内容和崭新的视角。另一方面，民国时期层出不穷的新现象和新问题导致史料急剧膨胀。研究视角的逐渐扩大又进一步拓展了利用史料的范围，形成以档案史料、报纸杂志、声像照片、实物史料为主的史料资源体系。

历史学是一门实证学科，要了解过去，将历史的细节真实具体地展示出来，就必须要接触原始资料，档案史料的原始性和确定性正好满足这一需求，所以在数量浩繁的民国史料中备受青睐。研究者或博、硕士研究生在专题研究和论文撰写时都会大量涉猎档案史料，其间，或出于史料取向的繁复，或限于利续的过程。从传统或曰古典文档工作体制向近代文档工作体制的转型并最终确立起这种体制是这种巨变的重要表征之一。

用观念的局限，出现了武断片面的运用倾向。要了解这一问题有哪些表现，其程度如何，就需要全面考察运用档案史料进行民国史研究的各种问题歧异。笔者管见所及，就档案史料在民国史研究中的运用情况谈些粗浅的看法。

二

历史研究者对史料的真实性、可靠性极为重视，一般会恪守有一份史料说一句话的原则，历来在治学过程中会习惯性地将史料划分为“一手材料”和“二手材料”，虽划分标准并不统一，但通常都会将民国档案史料划作“一手材料”使用。在汗牛充栋的民国史料中，档案史料之所以能脱颖而出，笔者以为，其原因有二。一者，档案史料是在历史活动中直接形成的文献材料，对历史活动的具体细节和发展过程的记载是清楚明确的，可靠性远胜过事后撰述的材料。二者，就档案史料的现存状况来看，民国时期的档案史料产生时间距今不远，且是成批、成套地从旧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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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本文未作注之引文均引自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民国时期文书工作和档案工作资料选编》相应页码，中国档案出版社，198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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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关中接收而来，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优于明、清或更早时期的史料，这些民国档案为民国史的研究提供大量细致、具体、生动的反映基层情况的微观材料。要剖析民国社会的方方面面，民国档案的重要性毋庸置疑。

研究者对档案史料十分重视，但在运用档案史料时却有不尽合理之处。史料的运用本身即是博大繁复的，要求研究者具备一定的收集和处理信息、分析判断问题的能力，同样，在档案史料的收集、甄别和阐释的过程中，如果缺乏一定的批判性思维能力，就会顾此失彼，产生武断片面的利用倾向。总的来说，民国档案史料利用过程中不合理的运用倾向主要有以下三种：

其一，注重档案史料形式真伪，忽视档案史料内容的真假。诚如梁启超所言：“史料为史之组织细胞，史料不具或不确，则无复史可言”[2]，反映出史学研究者历来重视史料真伪的态度。就档案史料的形式而言，其直接产生于历史活动之中，形成时间、形成者、形成过程基本上是清楚明确的，这也决定了绝大多数档案所反应的问题都是真实可靠的。但是，任何史料的产生都会受到时代的局限，没有完全不带偏见的史料。在社会性质仍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民国时期，出于维护阶级统治的需要，档案史料作为国家记忆，职能活动的直接记录，较之其他史料更易受到旧政权的影响，民国档案史料作者也会面临阶级地位和利益关系等诸多难以逾越的限制。另外，档案史料作者所持立场也会影响到档案史料的可靠程度。在面对同一历史活动，支持者在记叙时难免会多用溢美之词，反之便会流露出贬抑之意，与其倾向性相一致的内容很可能有故意夸大的成份，结果是其文与其实往往大相径庭。即使作者对所记叙的历史活动并无明确的主观好恶，态度比较客观，同样也会受到自身学识、情感、经验的影响。部分民国史研究者在治学之时，往往忽视了这一问题，对档案史料所记载的内容的真实性估计过高，在尚未对档案史料所记叙内容的可靠程度进行考查与分析的情况下，便直接引以为据，得出错误结论也是在所难免了。

其二，注重利用档案史料，忽视其他史料。与报纸杂志、照片影像、实物史料相比，档案史料最大的优点在于，它是历史活动的原始记录，直接脱胎于历史活动之中，所记叙的内容在许多方面者是相当真实可靠的，记录不实，或表达不明之处远少于前者。以民国时期的报纸杂志为例，由于不少出版机构为官方创办，或迫于政治压力，报纸杂志内容不可避免地充斥着当时某些学者的一家之言和官家的不实言论，所记载的内容与历史事实相比已是面目全非，或是掐头去尾，意思已相去甚远。所以，少数民国史研究者在查找收集民国史料时，对档案史料“竭泽而渔”，对其他史料却有意回避。而事实上类似报纸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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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等近代兴起的新兴载体，所传递的信息包容甚广，涉及民国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方方面面，虽有不可忽视的局限性，但其利用价值也十分显著。首先，并不是所有的历史活动都有档案文献存留，且民国档案史料在数十年的流传和保管过程中易出现散失情况，报纸杂志、照片影像、实物史料或可弥补档案史料之缺失，为民国史的研究提供新的线索。其次，它们有助于民国史研究者解读、诠释档案史料，使略显呆板的档案史料鲜活起来。再者，大多民国档案史料字迹模糊潦草，加之年代久远，多多少少会出现破损缺失之处，更加难于辨认。而报纸杂志多使用印刷字体，且复本较多，保存状况较好，档案史料与报纸杂志等其他史料便可以在内容上相互比对，或可对部分缺失不明的内容进行补充。两者的相互印证这也符合历史学中“孤证不立”的学术规范，可以做到去伪存真。可见，注重利用档案史料，却忽视其他史料的取向无异于画地为牢，实不可取。

其三，关注基层零星档案史料，忽视归纳性档案史料以及档案史料间的宏观联系。民国档案史料中存在着大量的片段性零星记录，这些记录十分具体，直接反映了政令在基层执行的情况及民间的反应，每一条都是重要的历史细节，可能导致民国史研究的重大突破。一件文稿、一封书信、一份诉状，一篇日记以及其上所记载的时间、地点、人物、数字，甚至是只字片语，都可能是民国历史发展线索中的一个重要的点，抓住它们就有可能解决悬而未决的问题。而一些归纳性档案史料，如民国时期各级政府在行政中产生的呈文、布告等旧政权公文，发文者往往为欺瞒上级，邀功请赏，在行文之时夸张粉饰，或为震慑民众，维护稳定而编造谎报。两者对比，基层零星档案史料的利用价值显然大于后者，一些研究者正是基于这种考虑，在收集档案史料之时，往往偏向零星史料，将归纳性史料搁置一旁。最为典型的例子，便是在官方档案与私家档案的选择上，部分研究者在利用官方档案时顾虑重重，能提出种种质疑，而在面对零星档案所记载的内容深信不疑。事实上，就单独的零星档案史料而言，它所包含的信息量十分有限，或仅记录历史事件的某一方面，或只反映某些琐碎细节，难以展现历史活动的全貌，官方归纳性档案史料最有种种局限，但旧政权机关为保证机关正常运转，其公文信件必然会反映一些真实情况，且具有官方法定效力，比起基层零星档案更具权威。而且，基层零星档案也并非没有文饰、修改之处，对其盲目迷信的态度实不可取。所以，在收集民国档案史料时应做到基层零星史料与官方归纳性史料互为补充，两者不可偏废。

三

上述所谈及的三种不合理档案史料利用倾向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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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百出。又如，我国各级档案馆现存的民国档案之中，绝大多数都是孤本，在提供利用时越来越多的采用复制件，包括影印件、复印件、手抄件、刊印件、数字化文件等多种形式，抄写、复印、扫描、转换过程中难免出现差错，造成在内容上不同程度的失真。而就民国档案史料原件而言，随着时间流逝，出现纸张残缺，字迹褪色等问题，研究者在利用时，也较易出现望文生义，牵强附会，曲解材料的情况。

因而，在利用民国档案史料之时，有必要对档案史料进行史实的考据、文字的校勘，以考察档案史料内容的可靠程度。对于民国史实的考据，强调的是实事求是，重视证据，孤证不立，但凡确立观点结论，必须多方面地收集证据，包括本证与旁证。只有全面、广泛地收集与掌握不同类型的档案史料以及报纸杂志、照片影像、实物史料等其他史料，才能做好档案史料的考据工作。另外，在考据民国档案史料时，遵循孤证不立的原则应注意以下两点：第一，尽量通过民国档案史料自身来考证史料的可靠程度，注意官家档案史料与民间档案史料的对立，零星档案史料与归纳性档案史料的矛盾，其他类型史料可作为旁证参考。第二，善用反证法，即利用错误的结论来逆向考察档案史料的可靠程度，如遇到有力的反证，需要进一步求证，之后再决定史料的取舍。而民国档案史料的校勘，即是收集档案史料的不同版本，综合相关资料进行对比，考订文字正误。在对档案史料校勘时，灵活运用陈垣总结的校法四例，即对校法、本校法、他校法和理校法。需要注意的是，由于民国档案史料多为孤本，副本不多，在对校时，可适当拓宽范围，将同一全宗或不同全宗的草稿、草案、附件等纳入到对校范围之内。

民国档案史料在民国史的研究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同时也对档案史料的搜集、甄别、阐释和运用有较高的要求，需要民国史研究者从多层次的角度运用档案史料，鉴别档案史料的可靠程度，联系不同类型的史料考察档案史料并认识到它们之间的矛盾。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发挥民国档案史料的价值和作用，才能产生更多振聋发聩的史学高论。

射出民国档案史料的运用还存在收集、甄别、阐释、认识方面的问题。对于民国时期社会各方面认识的合理性和正确性，需要从档案史料的内容和档案史料的考察两个层面上进行分析总结。

在民国档案史料的内容层面上，首先要检查与研究对象相关的档案史料的收集是否完备，涉及民国时期某一重要历史活动的档案史料有无明显缺失。需要注意的是，民国档案史料的范围具有一定的模糊性，各级档案馆中某一内容相关的档案史料可能由于不同的来源被划分在不同的范围类别之中，这就需要研究者结合时间特征，逐类搜索与研究内容相关的档案史料，力求系统、完整、周密。其次，任何一个在具体的历史活动中产生的档案史料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必然会处于纵横交错、错综复杂的广泛联系之中，要深入了解某一个具体历史活动的方方面面，在史料收集时，就不能画地为牢、作茧自缚，在大范围收集相关档案史料的同时，有必要越出档案史料的范围，对报纸杂志、照片影像、实物史料等不同类型的史料作适度的收集与运用，同时也要进一步把握与研究对象相关的其他类型史料的结构是否合理，在数量与质量上是否达到研究的要求。其三，在运用档案史料进行民国史研究时，还要注意微观史料与宏观史料的联系。民国时期政治、社会、思想、文化等社会方方面面的发展复杂曲折，形成大量基层零星档案史料与官方归纳性档案史料。要把握民国社会的全貌，就需要通过综合零星史料与归纳性史料后整体考虑。缺乏基层微观档案史料的支撑固然会使民国史的宏观研究华而不实，空中楼阁，但失去归纳性档案史料的佐证、指引，研究结论也不免过偏过细，试图从边缘研究历史的做法往往是靠不住的。民国历史的点滴履迹，需要借助归纳性档案史料得出整体认识，复以全方位的眼光观察基层微观档案所反映出的琐碎细节，找出哪些细节无关宏旨，哪些细节不可或缺，这样才有可能展现各方面多层次的民国历史。

在档案史料的考察层面上，主要任务便是审核档案史料的可信度与可用度。历史研究者对历史的认识是以对史料实事求是的诠释为出发点，需要对史料进行细致的鉴别，即使是出现一丝偏差，其后的判断、总结、评价或会差之毫厘，谬以千里。比如，部分档案工作人员在对修裱后的民国档案进行裁切、装订时，为求案卷的整齐美观，统一按固定的尺寸进行切边，偶尔的疏忽大意，致使部分档案页面边上的文字被切去，或将较大尺寸档案的折叠处切断，将一页档案分为多页，导致文件中部分内容混乱，或诸如批示、签名、修改意见等重要信息的缺失。一些民国史研究者在面对这些档案史料时，不加以细致的鉴别考证，对缺失的内容妄加猜测，得出的结论不免错

注释：

[1]汪朝光．50年来的中华民国史研究[J]．近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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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M]．东方出版社，1996：44.

参考文献：

[1]黄存勋，刘文杰，雷荣广．档案文献学[M]．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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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黄存勋．试论档案史料的真实可靠性问题[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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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黄小忠，男，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09级历史文献学专业博士，研究方向为档案文献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