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武训传]讨论"的看法
对“《武训传》讨论”的看法
在当时对《武训传》的态度存在两种不同看法，一种是赞扬，推崇“武训精神”；一种是批评，认为武训是为反动势力服务的，是属于维护资产阶级的奴隶。
在讨论《武训传》的时候，就势必会提到武训其人和“武训精神”。在“《武训传》”讨论开始之前，陶行知先生是不可避免要提到的。陶行知先生被称为“武训歌颂者”的始作俑者，他大力提倡学习武训, 但反对刻板地学习武训, 而是主张“ 配合新时代之需要”, 学习武训的真精神, 做新时代需要的新武训。作为大教育家的他，站在教育家的立场上来看，站在当时的环境来看，看到的是武训精神中的积极的一面，并且对武训精神极大推崇，他仅仅是希望能够普及教育，使人民素质提高，而没有从政治立场来看武训的落后地方。对于当时来说，在学术上，这仅仅是一场学术上的文艺上的问题。在后来，孙瑜对于剧本多次修改，电影开拍。在放映之初，电影得到了华东第一号人物饶漱石的大力肯定，实际上不仅上海的中共领导肯定了《武训传》, 在北京刚开始也得到了周恩来、朱德等人的鼓励。至此，对《武训传》都是赞扬大于批评。使得武训精神在底层大力传开，对当时的教育起到很大的影响作用。
对《武训传》的讨论开始于1951年2月电影《武训传》的上映，影片上映带来的巨大反响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在观看之后，认为其有“重大政治问题”，于51年5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由他亲自审定的社论，至此，慢慢演变成了全国性的讨论。
在我看来，处在当时的社会现状之中，不去改善当时的社会矛盾，而是一味激化矛盾，这似乎有点说不通。就我们当世来说，如果现在的生活使无产阶级受苦不堪，那我们是否也采取激化而不是改良的态度？这显然是不可能的。所以，在历史评论的时候，难免会以当代的思想去看，不是说不用当代的观点看，而是不能一味的批判。就50、60年代来说，各位学者对武训传的态度就经历了赞扬、讨论、批判等过程，之前是看到了武训传的义学精神，之后是官方的态度导致文化界开始讨论，最后还是官方表态定罪《武训传》，导致成为一场全国性的批判。不得不说，在批判的时候，官方就以自己所处的环境和时代从武训的落后思想开始，对武训兴办义学的举动联系到政治上，判定武训是为了维护封建，从而完全否定了“武训”这个人和《武训传》这部电影。即使在当时，周恩来、陈毅等一再说，这是一个思想问题，不是一个政治问题。但是，就实际情况来看，这刚开始可能只是一个思想问题，但是据《武训传》上映三个多月之久后，有了毛泽东的介入后，就不单单是一个思想问题，而是上升为政治问题，将一场普通的文艺创作讨论演变为政治批判，被视为新中国第一场“全国规模的
政治运动”发端。毛泽东发动《武训传》 批判有其深刻的历史语境和政治意图，利用《武训传》 批判也重申了而且证明了毛泽东自己在党内特别是意识形态方面的绝对权威地位。其影响正如于凤政所言由江青一手导演、由钟惦裴和袁水拍起草、经毛泽东亲笔修改的《武训历史调查记》开创了一个“先有结论, 后找根据、史学为政治服务”的任意编造历史、挖别人祖坟的恶劣先例。
在此，我又能对这表示理解，对于任何一个当权者来说，都不会允许有破坏其权威和危害其统治的思想蔓延，虽然精神不能是一个国家毁灭，但是足以造成重创。所以，批判对于统治者来说是有必要的。况且，当时确实有一部分用心不良者利用武训来混淆思想，反对统治。
再就是后来的八十年代开始对《武训传》平反。对于这个事件, 1985 年9 月5 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胡乔木在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和陶行知基金会成立大会上说:“当时这种批判是非常片面、极端和粗暴的。因此, 不但不能认为完全正确, 甚至也不能说它基本正确。”夏衍于1991年回忆《武训传》批判是感慨也说中国知识分子忠心维护党，但40年以来，反右，拔白旗，整风，文革等等，首当其冲的都是知识分子，这是民族的悲剧。对于此我只能说，在任何时候都会有错误的事情发生，尽管当时有人认为是错误的，但是，就所处的社会地位和环境来看，是很难有人能够改正这一错误的，在当时，毛泽东的权威是不容有人挑战的。还有就是，民众的盲目从众，或者可以说是愚忠，只要官方给出一点讯息，大家就一拥而上。就此来看，教育对于人民来说是必要的。不管在什么时候，教育始终是很重要的，虽然在当时人们首先要解决的是经济基础问题，但是，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是密不可分的，当然，在这里我又带上了现代的观点来看史事。但对于当权者来说，如果不能全面的看问题，那么对于自己的统治是非常不利的。
对于《武训传》的讨论，我始终认为，不管处在什么背景，这次讨论是害大于利。讨论完全否定的态度，使得其中优秀的地方被处决，是一种遗憾和悲剧，尽管在当世对此做出了平反并继续赞扬，但是，那过去的几十年的损失却是不能补的。甚至我觉得，在一定程度上，中国因为这次讨论而造成的影响，就此事件和后来那些有规模、恶意编造事实的事件而后退了几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