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舞鹤小说[悲伤]中的衰人形象

华文文学20033(总第5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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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舞鹤小说《悲伤》由硇“衰人”形象

汪广松

(复旦大学中文系，上海200433)

摘要：本文以台湾作家舞鹤的小说《悲伤》为例，分析了二十世纪后半期以来现代社会对青年人的侵害，以及这些青年所表现出来的“衰人”形象，认为“衰人”渊源于文学史上的“多

余人”形象。文章分析了“衰人”的各种形象特征以及生存空间，尤其指出他们缺乏含有“恶魔

性”因素的富有生命力的精神内核，以及无根的精神现状，在迷茫中探讨一条自救之道。

关键词：舞鹤；“衰人”；恶魔性；自救中圈分类号：1207．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_0c订7(2003)3∞57-05

舞鹤的创作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台湾重要说，跳跃式的思维，晦涩的隐喻，使一般读者的文学现象之一【lJ，他的小说以“扭曲晦涩的

难以接近．连评论家也觉得有阅读上的极大阻笔触，记录狂人呓语，凭吊历史伤痕，充满试

力…，当然，它的魅力也在于此。这种独特的验精神。而穿刺其问的性、疯狂、与暴力描

文体叙述不仅仅是小说思想内容的承载体，实写，尤其引人侧目”“1，从七十年代的《牡丹际上它也构成了小说的一个重要内容，两者是

秋》、《微细的一线香》到九十年代《逃兵二完全一体密不可分的。不能设想用舞鹤的小说

哥》、《拾骨》，莫不如此，而小说《悲伤》”1是

文体去描写现实生活中的“正面形象”，换言其集大成者，在其他小说中的人物“碎片”在之，他的小说只能是狂人、逃兵、精神病患者这部小说里行成了一个完整的“衰人”形象，等社会边缘人的载体。这在叙述上也达成一种

其特有的梦呓般的语言、晦涩难懂的行文叙述

默契，即以“我”为叙述的主体，因为第一人在这部小说里也得到集中的体现，更重要的称的叙述方便了作者表达意念中的人物和思

是，在小说《悲伤》里舞鹤仿佛找到了某种答

想。这种小说往往不能深究它语言的字面意

案，不，不能说是答案，而应该说是作者自闭义，它的晦涩难懂造成一种昏暗、不祥、病态淡水十年从青少年到中年慢慢获得的一种人生的阅读氛围，引导读者进入它的精神世界。

感悟。

《悲伤》正是这样一部作品。小说一开始

一、独特的小说文体

就以一种哀婉的笔触描写居住环境，为全文定调。“整片的蓝海云天，”波浪被“互相推挤成舞鹤小说独特的文体是他在文坛上的一个一线白涛”，“面对暗灰青的海口，仔细聆听远

显著标志，怪怪奇奇的语言，颠三倒四的述

海潮被阻于那一线白涛。…‘坐看落日正沉下

作者简介：汪广松，男，复旦大学中文系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200l级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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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广松：论舞鹤小说《悲伤》中的“衰人”形象

海口”。“感到无以名之的忧伤。…‘我习惯在海

潮的宁静中入睡，朦胧中有一艘艘舢板舟出海的噗呜。”在这里，叙述人从一开始就获得了叙述的口吻．使读者感觉到他的悲伤底蕴。这以后，气氛越来越浓，颜色越来越黯淡，所选意象也是破败、颓废、不健康的象征，比如，“鬼屋”、“鸟仔脚”、“古楼破房”、“唾液做的糯米酒”、“自肚黑鼻猫”、“苔绿色的葫芦形陶瓷的六角窗”等，至于镇上的人物，有“黑柘瘦的女人笑开一朵糖酸仔花”、乱摸女儿的流氓博仔和他马腿的妻子、逢阴历十五六赶来搓奶的隔壁卖鱼丸名家的亲戚等。随着这些颜色、意象、人物的描写，行文的血折拗口，渐渐地营造出一个“衰人”生存的乖戾的有违自然平和的悲伤气氛，这个气氛贯穿了全文的始终。

《悲伤》文体的一大特色在于它有两条叙

述路线。一条是“我”，“我”自闭淡水，与鹿子过着一种“耕读的生活”，最后鹿子弃“我”而去，于是“我”主动到一家疗养院去；另一条是“你”，“你”是个伞兵，被认为是精神病患者而遣返回家，后入赘妻家，因有极强的性欲能力而伤害到r妻子，被众人决议关在乌鱼栅十年，最后送到疗养院。“我”和“你”就在那里汇合成一条线，最后两人成功逃离疗养院，“我”选择了漂流，“你”死在家乡的竹林。从故事叙述的角度看，“我”和“你”其实毫不相干，之所以在疗养院形成交集，自然而然地合盖一床大被而小说没有任何铺垫，原因就在于“你”实际上就是另一个“我”，是属于狂想中的“我”，是幻想中的“我”。弗罗依德曾说，在实际生括里不能满足欲望的人，死了．心作退一步想，创造出文艺来，起一种替

代品的功用，借幻想来过瘾”1。在《悲伤》

中，“我”是个“衰人”，而“你”是性欲超人(在小说结尾，作者更是把“你”当作阳具的象征来处理)，作者正是要通过“我”的“衰”

和“你”的“强”来互相印证和互相说明“衰

人”产生的原因和自救之道。

《悲伤》文体的另一大特色在于它小说里

的十五条附注。附注一般存在于论文里，在小说中作者加注显然是不常见的，舞鹤在附注五

里说，“有关这‘脚趾’的附注，当然是小说文本的延伸，其余附注也是”。这种别样的文体显示了作者的匠心独运，在小说行文中加一条附注，倒不是说阅读上有什么困难，而是在提醒读者要注意这件事情或者这个事物，从而集中注意力思考它们的意义。也许舞鹤也知道他的小说即使是全知全能的“我”在叙述．也还是令人不得要领，所以他才加注说明。客观上的效果是，加了注的小说文体更象一个精神的诊断记录。

二、“衰人”的形象特征

十九世纪俄罗斯现实主义文学提供了多个“多余人”的文学形象，最后一个是作家冈察

-，他是“一个受过良好教育，头脑聪明的贵族青年，但他优柔寡断，好空想而懒惰成o这个“多余人”与本文在小说《悲伤》中，小说人物除了“你”以外，其余人物大抵可以一言蛆蔽之：衰人!“又是这

!”看到“我”的一系列“碎片”后，鹿子病患者在那里喃喃独白，或者象一精神病患者洛夫代表作《奥勃洛摩夫》中的主人公奥勃洛

摩夫“性，没有从事实际活动的能力。他总是整天躺在床上或沙发里昏睡，甚至做梦也在睡觉，最后也在睡梦中死去。”“所要论述的“衰人”有诸多相似之处，比如好空想、投有从事实际活动的能力等。似乎可以说，俄罗斯文学中的“多余人”正是“衰人”形象的文学史渊源。

流氓博仔“上以未成被马腿踢落妻家门外浑身筋骨不知疼了多少日”。逢阴历十五六赶来搓奶的隔壁邻居亲戚，“精子待不到射在‘没有光的所在”’，“禁不住就在奶坡上射了”。“我”的“衰人”特征也十分明显。除夕夜早早地就在鹿子身上泄了，鹿子愤然说道：

样开骂：“自生年以来从来没有碰到过任何男人的腰是经得起她一挺再挺的更不要说什么韧的了。”鹿子走后，“我”趁机“偷吃”了一回邻

居牧师娘，“我待在那里不过暴雨激迸后河床

重又干枯的短暂时光。”由于“衰”，全文笼罩着一种由此而产生的悲伤情绪，这在小说里也

有极其精致的描写和深刻的个人体验。“我”

去“修道房”嫖妓时看妓女洗浴，作者写道：

我在她对面端坐着凝视伊手肘动作在乳坡上牵引起时大时小的波浪，感到我现世的一切没有一样比得上这波浪的美，同时有一种心灵深处抖荡起来的忧伤，但逐

渐我在不间歇的波浪以及后来的水淋声中

忘记了一切。

这来自心灵深处的忧伤正是由于“我”的早衰引起，因为“衰”，才越发懂得女人的美，反过来这女人的美以及随之而来的对这美的无法把握也加深了“我”的优伤，造成心理伤害从而越来越衰。《悲伤》的底蕴也就在于此：再也没有什么比性能力的衰退令一个壮年男子感到悲伤的了。

在这里性能力等同于原始生命力，是来自人自身的内在生命驱动力，“衰人”的形象超越了单纯的性的衰退，它指一个人缺乏原始生

元气淋漓的真精神。”在现世生活中他无法适的能力，用《悲伤》小说里的语言可以说是“努力做个无用的人。”

在文学世界里，供人崇拜、模仿的“正面了文学殿堂的主要位置，在乱世里人们呼唤英

r预示“新人”形象将取代“多余人”，其精神内核还是积极向上。后现代由此而产生了大量的“寄生虫”、“边缘人”等内核，天天正是这样一个形象代表。他是个性华文文学20033(总第5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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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是“有用的”，后来了填补空虚干脆吸上了

毒，终于死亡。在《悲伤》和《上海宝贝》

中，性都是极其重要的内容和载体，“衰人”全都是性无能或者性能力衰退者，然而，这并不是原因而是一个结果，是由于缺乏积极的原始生命力而导致的内质空虚，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角度看，丧失根本精神必然导致内虚，那么实际生活中性能力的衰退就只不过是个表象而

已。

三、“衰人”的生存空间

《悲伤》揭示了“衰人”产生的原因，概

而言之是指现代社会对于人原始生命力的摧残和扼杀。现代人在工业化的文明进程中渐渐被禁锢和受到野蛮侵害，于是消失r活力和信

心，不可避免地走上早衰的不归路。《悲伤》

所显示的时间正是台湾在经历了六七十年代工业化进程后向纵深发展的八十年代。小说开篇即以“我心深处剖开马路”为题进入叙述，在这里，剖开马路象征了现代工业文明对台湾“原始社会的侵害，从而也是对人的侵害。”与马路对应的是港口，港口也是现代文明的一大象征。

小说为了引起读者注意，加了三条附注，第一条附注写道：“当然马路剖通后，废墟是

有碍观瞻了——拆掉它，建起一座四平八稳冷

暖空调、隔绝山水自我封闭的文化中心。”第二条附注说明港口建成之后环境的恶化：“大卡车驶过时，有人自午睡中的床被震到泥土马路港口显然是一种象征，如此同时，被马路破坏的老街民房也有其隐喻意义。小说中清水街就不用说了，象重建街的百年民房，屋底都是生了根发着芽茎的，有根有茎就有神气，现时把它神铲了马路开通

也不得神平安；何况大屯山的熔岩养就的

小镇五只老虎，中央最大的一只如今被马

命的活力，内质空虚，丧失了“根本的健康的

应只能逃避自闭，好空想，没有从事实际生活人物”当然是“有用之人”，他们也往往占据雄人物以拯救社会顺便拯救自己，文学家当然

要将他们创造出来，就算是奥勃洛摩夫，作家创作出来也是为社会大抵是一个和平安定、繁荣昌盛的社会，等社会存在，由于他们并不具备“多余人”内含的向上转化的精神内核，缺乏积极向上的生命力，一味在空想和逃避中构建人生，因此都

上，床缝的蠹虫也纷纷跌了下来。”第三条附注则说：“多年后，我回故乡都府城，赤嵌楼前老市街的风情完全被一条又一条纵横大马路所坏了。”

写道：

是些“无用的…‘衰人”。这些“衰人”并不完

全是因为性能力的衰退，但是性能力的衰退却

成为他们一个显著的表象特征。二十世纪末上

海的卫慧发表的小说《上海宝贝》就暴露了这

个现代化国际大都市一部分青年人的“衰人”无能，靠母亲的国外汇款过着寄生虫的生活，他的生活内容没有一样对于社会是“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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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剖了肚，小镇的明天还有生气吗?

对这些文本的详细解读可以作这样的理解：有根有茎的老房子显然是阳具的象征，马路对老街民房的破坏也就是现代社会对现代人的一种阉割。民间原有的根深叶茂的虎虎生气被毁掉，它所孕育的子民的生命力自然就萎缩了。对于逸一点，作者在“我”穿越郑明时代老房子时，作第八条附注补充道：“我在藏书馆翻阅郑明时代文书，感悟当时人能耐长久有胜于今人多多。”

新时代女性鹿子进入“我”的生活后，对居室进行了改造，把“我”极喜欢的书房桌窗前爬满浓绿的万年青大叶子割掉了小爬脚，原因是它有“蛮劲的脚茎”，“我”当然就“衰”掉了，所以当鹿子走后，“我”叉恢复了居室的“原始素朴”。“我”本来是暗下决心在马路剖开之前离开这个伤心小镇，但“我”还是整整忍受了十年，最后导致“我”迫不得已逃离的是居所旁边一株终年绿着的台湾连翘被当地人野蛮地用锯子锯掉。这株连翘是“我”终年心之所寄，是心灵赖以生存之所以不死的精神寄托。然而，“我”就那么看见连翘被锯成秃头，“那熬过夏热终于长成肥大的紫色连翘一只只萎在泥土上，我痛切地感到这个属于台湾连翘的民族能有久长希望吗?”从此，“我”的心中再也没有了象征生活力的“连翘”，代替

它的是那把锯掉连翘的锯子，它是仇恨和复仇

的象征，它表明“我”的生命力被彻底锯掉。在这里．也可以把“蛮劲的脚茎”和“终年绿着的连翘”看作某种象征，它们的被铲除也表

明了“我”的生命力受到“阉割”。这是周围环境对“我”的破坏，“我”不被现实社会所

容也因而对之完全失望，于是“我”就进了一家疗养院。

疗养院在小说里是一个人压迫人的社会空间的代表，这主要体现在对“你”原始生命力的摧残和禁锢上，这个社会空间的规章制度容不下生命力旺盛的“你”，生存其问的都是些假模假式完全被制度异化的人们，因此，这也

是“衰人”产生的另一块土壤，它在小说里的

意义在于体现社会制度对现代人生命力的扼

杀。

小说一开始就把笔尖对准r台湾伞兵军营精神科，从小接受了祖先的教导“要做个会干的人”的“你”，在飞机失事后从茫茫大海中

“干”了回来，经此磨难“你”的生命力更加

顽强，那属椿经过冷热交加锻炼成千载难逢的肉棒，敲打在铁栅栏条上发出吭当、吭当的声

音，然而，精神科的医生就在这吭当声中判断

出“你”是个精神病。“你”被一纸公文退役了，“捏着公文纸的手把纸张抖得像秋鸡振翼拍翅的声”。在大海中也不曾害怕的“你”在强硬冰冷的制度面前可怜得不知所措。“你”回家了，入赘妻家，回到民间，回到原始，“你”的生命力得到了极其充分的体现，在和妻子的一次敦伦中，“老爸蹦饭桌脚震动的次数计算动了至少三千下，老妈说不止此数，因为一道抓自碑塘炖的鳖鱼汤凉到鳖都爬r出来

四处游走寻我下桌的路。…‘你”因为强大的性

能力而随之带来的破坏力伤及了妻子而被众人公议关在乌鱼栅十年，生命力极其顽强的“你”活了下来，又被送到了疗养院。在疗养院“你”受到了严重的摧残，“总管和副总管不信哈吊同慢肉镇不住你大鸟”，就用电击“你”的大鸟，受到如此摧残“你”的精子还是极其旺盛，甚至能用精子浆糊缝成两个合盖的大被。然而，疗养院的生活终于扼杀了“你”，“你”已经预感到自己的死亡。“你”最后的一个愿望是要在大鸟还有一口气前见到“你”的青春女儿，因为“你”不能忍受衰老时再见到中年妇态女儿时那样的人生的悲伤。于是，“我”和“你”就选择了逃离。

在“你”的身上有一种“恶魔性”因素，

这种“恶魔性”因素在西方文学传统里称为da曲onic，柏拉图首次论证了da曲oIlic与性爱

的关系，认为它“包括了性的冲动和原始的生命力，是一种把神性与人性结合起来的力量，它不是来自外界，而是来自人自身的内在生命驱动力。”【51后来的人们发展了这一学说，指出dajmonic“是一种宣泄人类原始生命蛮力的现象，以创造性的因素与毁灭性的因素同时俱在的狂暴形态出现，为正常理性所不容。””。“狂人、疯子、罪犯往往成为恶魔性因素的主要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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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者。”¨o被现实社会认为是精神病的“你”正是带有这样一种“恶魔性”因素，在军营、家

气神，可以说都是“衰人”形象，只是由于地

域、时代的不同呈现各自不同的形象特征，而他们的结局却惊人地相似。塞林格笔下的“我”在流浪之后选择做个麦田里的守望者，把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然而，作家本人却在

乡、疗养院等等社会空间以其理性的制度对

“你”进行非理性的压迫时，“你”的生命力反而得到极其深刻的升华和提炼。上文提到的

《上海宝贝》中倪可小姐与德国人马克的疯狂

造爱弥漫着一种堕落和糜烂的气味，然而，就在这糜烂中有一种极其惊人的原始生命力的存在，在他们身上也带有“恶魔性”的因素，而这正是天天这个“衰人”所不具备的也是其之所以“衰”的一个重要原因。

“恶魔”总归是要被人们重新装进瓶子里去，在一个平庸而且卑俗的社会时代里规规矩矩的人们消失了“恶魔性”，那种灿烂的于污浊处生产出来的惊人的生命力也随之遭到扼杀。由于“你”即是另外一个“我”，因此，可以说“我”内心深处“恶魔性”的扼杀导致了“我”成为一个不折不扣的“衰人”。值得

最后选择了自尽。《挪威的森林》中的直子姑

娘住进疗养院以期拯救自己，但她最后还是选择了自杀，而主人公开始流浪。《上海宝贝》中的天天也是自杀r的，倪可在最后也禁不住

地问自己“我是谁?”《悲伤》里的“你”最后

一头插进泥土，要回到母亲的子宫里去，“我”在安葬了他之后也开始漂流。这些无根的人因为无根因为根被毁坏而所以“衰”，又因为“衰”而无法在现实生活中生根，通过漂流来自我放逐，他们都在自救的道路上陷入了迷茫。

《悲伤》在结尾部分有一个讨论要不要回

去的对话。这里的“回去”就是要象“你”那样回归母体，回归原始，也就是选择一条逃避

深思的是，不管是《上海宝贝》中的倪可、马克，还是《悲伤》中的“你”，虽然都有极强

的原始生命力，但他们的创造力和破坏力实在是毫无足论”式的魔鬼。套用古人的话说，当今世界，非但鲜伟人，亦鲜魔鬼也!

四、迷茫的自救之道

社会的道路。讨论的结果是：“还是不回去的

好。”小说中的“我”在多年漂流之后也终于找到了一份竞争性也挺强的看守公厕的工作，并表示要在后半生把这严肃的看守工作做好。这也许是舞鹤在小说中提到的“衰人”的自救之道，也就是说，即使在现实生活中是一个“无用的人”．但努力活下去也是一种可行的选择。至于人的内力，那当然是要从大地中去汲取，从摆脱一切束缚的自由中去寻找，这大概是“衰人”“余生”里所要做的最严肃的看守工作，而这个看守实际上也就是指看守自己。

《上海宝贝》的背景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中国大陆，《悲伤》是八十年代的中国台湾地区，再往后，日本村上春树的《挪威的森林》、美国塞林格的《麦田守望者》反映的是

先期发展的六七十年代的后工业社会。在这些小说里主人公大抵颓废、空虚、孤独，没有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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