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的历史使命与当代文学的走向

作家的历史使命与当代文学的走向

——著名作家赵丽宏先生访谈录

奔腾的历史长河流入新世纪，一瞬间已过去了7个年头。在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取得一系列的新成就的同时，文学事业却出现了一些滑坡的现象，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思考。在作家们呼吁重振文学雄风之际，高层领导也关注到了这一问题。2007年11月21日下午，在上海市作家协会第八次会员大会上，新上任的中共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同志在发言中号召“各级党委要高度重视文学事业，不断提高领导文学工作的能力和水平”时，全场掌声雷动。趁着这一东风，记者带着中国现代化与文学事业的关系这一问题，分别就作家的历史使命如何与民族命运相结合、当代文学的走向与民族的伟大复兴等问题，采访了继任上海市作家协会副主席的《上海文学》社长、著名作家赵丽宏先生。

作家的历史使命如何与民族命运相结合

记 者：赵老师，您好！上世纪60年代中后期，正是中华民族多难之际，您从踏上崇明岛务农开始，逐步走上了文学道路。今天回首业已流逝的岁月，您的文学道路是与民族的灾难、曲折、复苏结合在一起的。请您给我们谈谈自己的深刻感受。

赵丽宏：我的人生确实是与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我是在孤独和寂寞中和文学结下不解之缘的。30年前，我在崇明插队落户，生活很孤独、消沉。每天夜晚，独自面对一盏飘摇不定的油灯，我开始在笔记本上涂鸦。我写干活的艰辛，写我的饥饿，写大自然对我的抚慰，写我对恋人的思念，写我的困惑和憧憬。当时，我没有想过我的文字会有读者，更没有想过后来会成为作家。我只是觉得在孤独和困苦中写作，不仅宣泄了我心中的惆怅和苦闷，也使我的日子变得充实，使我的生活有了一种期盼。

插队的时候，我和农民生活在一起，从他们身上学习了很多东西，是朴实的农民改变了我对生活和人生的看法。我去崇明插队落户之前，曾在宜兴当过木匠。后来我觉得自己不适合当木匠，又回到了崇明。“文革”结束，恢复高考。1977年冬天，无数像我一样超龄的考生走进考场，在飘着油墨清香的考卷上，追寻那耽误了十年的宝贵时光。从此我走上了文学之路。

在纷繁的世界里，写作给我带来快乐。尽管写作的状态不可能如江河汹涌，一泻千里，有时写得艰涩而苦恼，有时写得夜不成寐、食不知味，但其中所有的甘苦，对写作人来说，都是快乐。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奇妙的魔匣，里面装着形形色色的喜怒哀乐，装着天上地下的荒诞幻想，装着曾经发生或者可能发生的故事。有些人，永远也没有机会打开魔匣，而写作人却可以不时打开这个魔匣，让里面装着的精灵可以不时飞出来，飞向辽阔的世界，飞向陌生的心灵，使心与心的距离由遥远而变得亲近。写作还促使我思考，使我激动也使我平静。作为一个写作人，我必须睁大了眼睛观察世界，观察人，也不断地审视自己。写作使我更深切地认识人生，也认识自己，使我能在喧嚣中保持心灵的安宁。

记 者：您的描述使我仿佛走进那个我们年轻人未曾经历的时代。我觉得，您的作品中蕴涵着深厚的传统文化，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关注传统文化的？

赵丽宏：早在我的童年，我就从背诵唐诗宋词中，感悟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我在从事写作之余，还致力于传统文化的保护工作，这是因为我发自内心挚爱祖国的传统文化。1988年，我在全国政协提案，呼吁重视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并建议将中秋节定为法定节假日。2003年以来，我又连续四次在全国政协大会提案，建议将中秋、清明等中华传统节日列为国家法定假日。将中华传统节日列为国家法定假日，并不是简单放几天假，而是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一种态度，也是政府对人民精神文化生活的一种关怀。改革开放以来，人们对洋节日越来越重视，对中国的传统节日却很冷漠，这样的现象背后隐藏的问题，令人担忧。中国的传统节日，有着非常丰富的文化内涵，也是中国人道德情感的结晶。比如，中秋

是家人团圆共叙亲情的节日，是团圆节、亲情节；清明是祭扫祖先，缅怀先人的日子，是感恩节；端午是诗人的节日，是文化节。其实，这些节日，以前尽管不放假，老百姓却非常重视，都在想方设法以自己的方式过节。既然是这样，何不把它们设为法定假日，让老百姓可以在这一天放下工作去过中国人自己的节日？这些年来我们一直在说要弘扬优秀的民族文化，将民族传统节日列为法定假日，就是做了一件实在而有长久效应的实事。我一次又一次提案呼吁，就是基于这样的想法，而且我坚信这样的建议总有一天会被采纳。现在我的提议终于被政府所接受，我为此感到欣慰。

记 者：您曾在政协会议上呼吁响应巴金先生的号召，建立“文革”博物馆，希望人们对那段历史进行深刻的反思；后来您又在两会期间联合冯骥才、梁晓声、贾平凹诸先生提出建立巴金故居博物馆。为什么要建立这两个博物馆？您主要是基于什么样的考虑？ 赵丽宏：“文革”十年的历史，作为我们民族的一场大悲剧，无法忽略，不能模糊，对文学家尤其如此。这段历史，除了历史学家要告诉人们真相外，文学家应该做出更多的贡献，用各种样式的文学作品描述历史，反思历史，告诉人们历史的多样、丰富和复杂。 “文革”这段历史，不仅对中国人，而且对全人类来说，都非常值得总结。我们这一代文学家，都经历过这段历史。作为亲历者更有责任来写这段历史，而且一定会写出非常深刻的作品。1980年代，我写了一些关于“文革”的散文，汇成了《岛人笔记》。我用散文来描绘当时的国人心态和世态，在我是一种尝试，但也并不是刻意为之，因为这个时代留给我们这代人的惨痛记忆实在太多，写出自己对这个时代的真实感受和看法，对一个作家来说是自然的事情，也是一个作家的良知使然。“文革”中的中国就像孤岛，每个人都像孤岛上的岛民。这本书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我对“文革”的看法，以比较冷峻的笔触写我亲历的耳闻目睹的事情；另外一部分是自己在崇明岛插队的生活。我曾给冰心写信请她作序，不久后，冰心就给我回了信，信写得很短，然而含义幽邃，引人深思。她在信中说：“文革是大家的灾难，我们都有同感，现在回想起来，这件事使我大彻大悟，知道‘尽信书则不如无书’的古训，个人崇拜是最误人的东西。”她在信中告诉我，她身体不好，住了几天医院，“恕我不能写序了，写个书字，如何？”信中寄来了她用毛笔写在宣纸上的“岛人笔记”四个字。

巴金呼吁建立“文革”博物馆，其实是提醒人们要记住这段历史，总结这段历史。“文革”是全民族的狂热，这是值得警惕并要吸取教训的。中国人很健忘，如果不总结历史，荒唐的事情过了若干年之后，历史便可能会重演。现在很多没有经历过“文革”的年轻人，对“文革”的认识非常模糊，他们甚至在网上提出为“文革”翻案，这是何等可悲的事情。1988年我到北京出席全国政协大会，以书面发言呼吁要吸取“文革”的教训，并响应巴金关于建立“文革”博物馆的建议。我当年的呼吁，产生很大的反响，引起很多人的共鸣。不少作家都认同我的想法，并身体力行，反思“文革”，用各种体裁的作品表现“文革”。冯骥才写了《100个人的十年》，梁晓声写了《一个红卫兵的忏悔》，邓贤写了《中国知青梦》等等。但是纵观历史，文学对这段历史的表现远远不够。这十年中发生了这么多荒诞畸形的事情，很多人至今仍不愿认真面对。然而这段历史是逃不掉，躲不开的，也是不可能被湮灭的。如果要发掘人性，表达人性，揭露非人性，这段历史太值得写了。“文革”产生的土壤就是盲从，也即宗教般的非理性的狂热。用一个人的权威代替所有人的思考，这种盲从，这种宗教般的狂热，今天仍然有社会基础，有生存的土壤。回忆、反思“文革”，对中国人来说也许是一件痛苦的事情，但决不是一件坏事情。一个健忘的民族，不会是优秀的民族。作为知识分子，我们有责任感，让后人了解这段历史，记住这段历史。这是为了让历史真正翻过这一页，走向光明和昌盛。

记 者：您的话使我想起了曾经看过的一些反映“文革”的电影，那种情景很可怕。我们这一代没有经历过“文革”的年轻人，非常需要您的点拨，从而避免历史悲剧的重演。

巴金对“文革”有深刻的认识，您与巴金也有深入的交往，巴金先生对您的创作一定有很大影响吧？

赵丽宏：是的，我敬仰巴金。“文革”结束后，巴金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对“文革”的反思，他提倡说真话，并以他的《随想录》为中国的作家作了表率。虽然说真话是不言自明的道理，但是对于中国的知识分子，这样的提倡却有振聋发聩的意义。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很多人言不由衷，不讲真心话，作家也是如此。《随想录》是一部讲真话的大书，是巴金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很少有人像巴金这样坦诚，这么真实地直面自己的灵魂。在《随想录》里，巴金对“文革”、对自己的生活做了深刻的反思，剖析历史，也剖析自己的灵魂。这种真诚所带来的震撼力，我以前在读卢梭的《忏悔录》时曾有过类似的体验。 我与巴金交往于上世纪80年代初。我曾将自己的一本新书寄给他，给他写信，希望他为我题一句话。巴金很快回复，寄来了他的新著《巴金序跋集》，并在扉页上为我题辞：“写自己最熟悉的，写自己感受最深的”。巴金所在的时代出现了很多文学大师。巴金去世，标志一个文学时代的结束。巴金不仅是中国现代文学的高峰，也是上海这座城市的骄傲，他主要的创作都在上海完成，他留下的精神财富是这座城市的瑰宝。在巴金去世的第二年，我在北京的全国政协大会上和张抗抗、冯骥才、贾平凹几位作家一起提了一个提案，建议在上海建立巴金博物馆，以表达对这位伟大作家的纪念。建议建立巴金博物馆，让人们去参观，去感受巴金的精神世界，去领略巴金的人格魅力，是一件意义深远的事情。这个提议，得到上海市政府的重视。创建巴金博物馆的工作，正在有条不紊地推进中，相信会有完美的结局。 记 者：有一些作家创作了大量的优秀作品，但同时保持着对社会的关注和热忱，像美国的苏珊桑塔格、法国的左拉等。尤其是苏联的肖洛霍夫，他为了反映人民的饥饿，不惜冒着生命危险上书斯大林。还有一些作家，他们自觉地将个体的命运跟民族的命运结合在一起，写下了不朽的民族史诗，彪炳史册，像列夫•托尔斯泰等。您是如何理解这些作家的？ 赵丽宏：真正的伟大的作家，一是要有才华，具备不同凡响的才华，包括极具个性的表达能力，独特的文学素养，瑰丽的想象力。文学大师们会使文字产生音乐一般的魅力，这是天才们的所为。如果只是具备这一点，还不能成为真正的伟大作家。一个伟大的作家应该具有历史的责任感，对历史、对人类、对他所处时代的人民生活有深切的关注。你上面提到的作家应该是属于这种类型。他们非常有才华，更重要的是他们的创作与时代紧密联系，他们不仅关注自身，还关注整个人类的命运。他们以富有魅力的文字和故事，深刻地表现了大时代中的人性。一个作家，如果具备这两点，才可能成为真正的伟大作家。

当然，每一个作家表达时代的切入点不一样。有些作家善于把握时代风云，写时代恢弘的气势，留下了具有史诗般的不朽作品，如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雨果的《九三年》、《悲惨世界》；还有一些作家通过描绘个人命运深刻地展现时代，以小见大，这也不妨碍他成为伟大的作家，譬如普鲁斯特，他用精美、精细、精微的语言构造成了一种浩瀚的气势，让我们了解到人类的心灵是如此博大和丰富，如此无穷无尽。文学作品的优劣，不能以题材的大小来决定。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和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题材和故事完全不同，但都是伟大的作品。

记 者：您在散文名篇《小鸟，你飞向何方》中表达了您对泰戈尔的热爱，能谈谈泰戈尔对您的影响吗？

赵丽宏：是的，泰戈尔是我很钦敬的作家，少年时代，我就喜欢读他的作品。第一次接触他的作品，是《飞鸟集》，当时我还是初一的学生，为之迷恋，背诵过书中的大部分文字。以后又陆续阅读了被翻译成中文的泰戈尔其他作品。泰戈尔的文学才华表现在很多方面，他写诗，写散文，写小说，也写剧本，但我最欣赏的还是他的散文诗，他对中国读者影响最大的也是散文诗。泰戈尔的文字，深情优美，饱含哲理，有神秘的魅力。一个作家，只要有一本书甚至一篇文章被人记住，就很了不起。我想，如果泰戈尔终其一生只写了《飞鸟

集》，他依然是一个伟大的作家。因为，这本薄薄的小册子生命力长盛不衰，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读者。去年我率作家代表团访问印度，在加尔各答参观了泰戈尔的故居。在那个古老的庭院里，我寻找着这位东方哲人的足迹，真是感慨万千。

记 者：评论家王彬彬曾著文论“过于聪明的中国作家”，认为今天中国的文学之所以难有大的成就，就是因为中国作家过于聪明了，形而下的生存智慧过于发达，形而上的情思被阻断，被遏制；内心被现实感被务实精神所充实，非现实的幻想和不切实际的瑰丽想象就必定无安身之地。中国作家太聪明，太油滑，害了中国文学。您认同这种说法吗？难道中国作家太聪明，反而害了中国文学吗？那么，中国作家最缺的是什么呢？

赵丽宏：你提的这个问题很有意思。文学家写作是为什么，是倾诉生命中最真切的感受，还是其他的原因？一个好作家，写作的动力，应该是出于生命的内心需要。如果只是将盈利或者获奖作为写作目的，那是很成问题的。文学创作应该像挖一口井一样，在自己拥有的土地上不断往深处挖掘，才可能有甘泉涌出。现在的世界很浮躁，文学的话题不是时髦话题，在很多人的观念中，文学变得越来越不重要。但是不管人们的价值观怎么变化，文学永远不可能消亡，文学的魅力也不可能湮灭在时髦的新事物中。热爱文学的人群依然存在，有人在读，也有人在写，我相信文学事业“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我从来没有悲观过。我看现在涌现的一些年轻作家，他们的作品写得很好。我主持的《上海文学》去年举办中篇小说大奖赛，有几个20岁出头的年轻人，第一次发表作品，写现实生活中的故事和人物，写得凝重厚实，令人欣喜。

作家聪明不是坏事情，但是要看他们怎么个聪明法。优秀的作家当然是智慧的人，他们不仅有洞察生活的敏感和能力，也应该自觉地不断吸取知识，成为知识渊博的人。急功近利的作家不可能在文学之路上走远。每个作家都应拥有自己的土地，要心无旁骛地在自己的土地上耕耘。我非常钦佩小说家路遥，他扎根在自己熟悉的生活，观察，体验，思索，表达，写出优秀的作品，这样的创作态度，非常值得今天的作家学习，

王彬彬先生所说的作家的“聪明”，其实是不聪明，聪明反被聪明误。我当初其实没有想到当作家，我没有想写作会改变我什么，我只是觉得写作可以倾诉内心的悲欢，陪伴我度过寂寞困苦的岁月。我喜欢写作，并把它当成自己喜欢的一种生活方式，如此而已。作家不可能逃循现实，不可能生活在世外桃源，也不可能超越时代。但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介入现实，不同的作家介入现实的方式不一样。有些人直抒胸臆，高声呐喊，针砭时弊，这些作品可能会产生很大的影响，时代也需要这样的作家。但是如果艺术上粗糙，这类作品便不会有生命力，事过境迁，如同历史的匆匆过客被人遗忘。有些作家看似写无关紧要的事件，写小人物的命运，作品也似乎曲折低回，但是写得生动，写得有独创性，深刻地展示了人性，它们却是有生命力的。

当代文学的走向与民族的伟大复兴

记 者：历史一再表明，一个伟大的民族要复兴，首先需要文化的复兴。作为有5000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曾有过灿烂的文学。今天，我们应如何将文学的重振雄风和民族复兴的事业结合在一起？

赵丽宏：说得对，一个民族的复兴，首先需要文化的复兴。在人类的历史上，在世界文学宝库中，中国的文学传统是最丰富耀眼的，是最值得中国人骄傲的。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每个时代都有非常好的作品。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到白话新文学，优秀的文学作品是它们所代表的那个时代的智慧和情感的结晶。

文学的发展不能用“进步”来描绘，正如罗曼•罗兰所说，对音乐的发展，无法用“进步”这个词来表述。我想，对文学也一样，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它们用不同的方式，记录了不同时代的感情和智慧，他们之间无法替代，也无法比较孰优孰劣。你无法说宋词比唐诗高明，更无法说《红楼梦》比宋词进步。用“发展”和“变化”来描述文学的历

史，比“进步”来得科学。

新时代的文学，必定会有不同于从前的表达方式，有新的故事和内涵。但是，这些新的内容，并不排斥优秀的传统，应该是对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中国的知识分子，应该为我们的优秀传统文化做吹鼓手。前些年我访问欧洲，在德国，一位德国学者对我说了这样一段话：现在，美国文化正在势不可挡地侵占全世界，在地球上，只有一种文化可以与之抗衡，那就是你们的中华文化。你们古老的文化是有力量的。德国学者这番话，使我既高兴又有点悲哀。一方面，为我们的文化能得到外国人的认可而自豪；另一方面，为很多中国人不认识自己文化的价值而悲哀。现在，很多年轻人崇拜西方文化，对我们的传统文化嗤之以鼻。为什么会如此无知？我想不能一味指责年轻人，政府、媒体，知识分子，都应该为之检讨反思。年轻人常常是盲目的，这些年我们的舆论将他们往哪里引导？回顾一下，整个社会确实要反思。年轻人为什么不为我们伟大的中华文化自豪？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们不了解中华文化的价值。这些年，我们的媒体铺天盖地在宣扬什么？热销的时髦、时尚、娱乐，和我们的中华传统文化基本没有关系。现在大家已经清醒了，这值得庆幸。这两年，很多学者在《百家讲坛》说三国，谈孔子，我觉得这是好事情，比起电视上播放没有多少文化内涵的节目要好多了。尽管有人批评这些学者的观点可能不正宗，但是一般的年轻人通过这个渠道了解了中国的传统文化，是非常有益的事情。谈《三国演义》，谈《论语》的书，竟然能在畅销书排行榜上占首席，这是让人欣慰的有意思的信号。作家应该做的，还是要写出真正能体现这个时代的风貌，能表现这个时代情感和智慧的作品。虽然现在是媒体时代，但是文学的魅力和作用并不会消失。中国的文学，应该向世界展现中华民族的精神。

记 者：反观当下我们的文学界，文学创作低迷，精神萎顿，不少作家都陷入私欲和极端个人主义的创作怪圈，看不出民族勃兴应有的文化气度。有人甚至说，今天的文学陷入了全面的危机。那么，如何理解全球化语境下中国文学的危机？这种危机表现在哪些方面？

赵丽宏：文学界的现状确实不能让人乐观。文学刊物萎缩，部分作家浮躁媚俗，追名逐利，文学的影响力不像以前那么巨大。在部分人的眼里，文学已不再是神圣的事业，作家也不再是铁肩担正义的化身。但这只是局部现象，并不意味着中国文学的整体衰落，也不能说中国文学陷入了全面危机。在中国，仍然有大批优秀的作家在默默地坚持和坚守，在认真观察和表达，在用极具个性的文字创造，在追求崇高的文学理想，这是文学生生不息的保证。中国现在每年有多少原创的文学作品问世，难以统计，来不及读。其中难免泥沙俱下，鱼龙混杂，但好作品一定会出现并被大众认可。烦躁媚俗，追名逐利的现象，永远存在，任何时代都一样，这很正常，任何领域都是如此。那些没有高雅趣味的低俗之作，那些趋风媚俗的时髦之作，可能喧嚣于一时，热闹于一阵，但不会持久，最后注定会成为文学的泡沫。最近被炒作的很热闹的作家富豪榜，就极其无聊。在这样的排行榜上，我看不出作家拥有的钱财和他的创作水平和文学贡献有什么必然关系。如果今天的文坛就这些事情在热闹，那热闹的背后恰恰是文学危机的表现。所幸，这样的热闹，为大多数作家所不齿。

对作家和读者而言，文学评论非常重要。我们不需要文学吹捧家，也不需要文学棒喝家，我们需要的是见识卓越、正直严谨的文艺批评家。作家需要他们的批评，读者需要他们的引导。他们应该通过有影响的媒体向人们推荐优秀的作品，提高读者的阅读品味。在中国，这样能被人信任的权威评论家还很少。

当今中国，每天出版的文学书籍难以计数，踏进书店，眼花缭乱，不知道选择什么书。且不论这些书有多少金子多少泡沫，这至少是一个证明：中国作家创造的文学作品，数量大概是空前的丰富。有人在写，有人在读，有人兴致勃勃地在这两者之间搭桥牵线，那么我们就不必杞人忧天，为文学的存亡担忧。现在的文学爱好者，接触和阅读文学刊物的渠道，早已不局限于纸质的书籍和文学期刊，网络的出现，使年轻人多了一个丰富而便捷的接触文

学作品的渠道。我想，只要人性还在，只要文字还在被使用，那么，弘扬人性的文学就不会退出我们的生活。我相信，不管社会生活发生多大的变化，文学永远不会消亡，因为，人类需要阅读，需要想象，需要思考昨天，需要憧憬未来，而这些，正是文学能为人们提供的。所以，我们不必太担忧，要将人类拽回到野蛮的时代，恐怕不那么容易。

记 者：综观历史，大凡一个民族处于复兴之际，都会为人类文明史贡献不朽的文学作品。且不说西欧的文艺复兴、法国的启蒙运动，以及俄罗斯民主主义运动在推动西方文明中涌现的大量优秀作品，单就我国改革开放的进程而言，30年前，正是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有力地配合了真理标准大讨论，从而出现了上世纪80年代的文学大繁荣。今天的中国正处于民族复兴之际，但是一直还没有出现那种足以傲视人类文明史的作品，是哪些因素妨碍了今天的作家写出伟大的作品呢？

赵丽宏：我们不能要求每个作家都一定写出伟大的作品。断言能写出伟大作品，或者断言不可能出现伟大的作品，都是愚蠢的话。这样的断言，就是一种浮躁。只要中国有才华的作家们在认真地生活和创作，那么不必焦急，总会有好作品不断产生的，伟大的作品，也可能在其中出现。我们只是处于历史的瞬间，历史上那些伟大的作品，刚出现时也许并不为人重视，甚至被人不屑，伟大的《红楼梦》便是例子。让时间来考验吧。

中国的作家到底为谁写作，写给谁看，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诺贝尔文学奖，是很多作家内心的向往。我希望有中国作家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为中国人争光。但是中国的作家写作不应该只看着这个奖。对大多数中国作家来说，不必过分在意这个由外国人来评的文学奖。诺贝尔文学奖评审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对中国当代文学的了解还是有限的，他们只是读到了被翻译成英文或者瑞典文的作品，这些作品在中国的当代文学中只是沧海一粟。中国作家的作品，如果能被广大中国读者欢迎，那就是莫大的荣耀。中国作家的创作应该表现中国人的生活和情感，首先要让中国的读者感动共鸣，要从骨髓和血液中表达对自己的文化传统的传承和认同，我们的创新应该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之上。像马尔克斯那样，在本民族的历史文化土壤上燃起想象力的火炬，那独特的火光或许能烛照世界。

记 者：季羡林先生说，21世纪将是东方文化全面复兴的新纪元。请您谈谈中国的作家对这一前景应如何作好准备，也就是面对世界范围各种思想文化的碰撞和激荡，面对国内改革、发展的艰巨任务，如何迎接文化新纪元的到来？

赵丽宏：是的，我们遇到了难得的好时代，躬逢其盛，应该懂得珍惜。物质丰裕之后，人们必定会想到如何来补充空虚的精神，而文学大概是最好的补物，这便是文学家的机遇。随着社会的转型渐趋稳定，浮躁的世风会逐渐趋向沉静，人们对美和高雅的追求也会与时俱进，文学的繁荣，应该与此并行。在这样的时代，作家应该充分地展现个性，以自己的声音表达对生活的感受，对社会的思索，对生命的热爱。每个作家都应该是独特而不可替代的。作家其实都是很普通的人，一般人需要做的，作家也必须做。这个时代是学习的时代，只有不断学习，拓宽视野，增长知识，才可能跟上时代的步伐，这是当今时代对所有知识分子的要求，对作家当然也是如此。我觉得，中国的作家不该狂妄自大，也不该妄自菲薄，心中要有爱，对人民，对土地，对文学的理想充满着爱。少说空话，多学，多看，多体验，多思索，多写，写出新的更高的水平，这就是作家应该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