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的无用之用

　　内容提要：W.H.奥登的《悼念叶芝》在形式与基调上是一首悼亡诗，在主旨上则是一篇深刻激昂的诗论。运用现象学批评的意识还原法可以探寻奥登的独特诗学意识在诗中的体现。在时代语境下，奥登用诗的形式探讨诗的本源、生命力和独立品格，阐明诗的无用之用，同时提醒同道应肩负的使命。

　　关键词：W.H.奥登 《悼念叶芝》 诗学观 现象学批评

　　1939年初叶芝逝世之际，奥登写下了被后世誉为现代悼亡诗名篇的《悼念叶芝》（InMemory of W.B.Yeats，1939）。该诗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呈现叶芝逝世时的悲凉场景；在第二部分中，诗中人就诗的话题与叶芝展开直接对话；第三部分继续诗的话题，进而论及诗人的使命意识与诗的精神价值。大半个世纪以来，国内外文学评论界就这首诗作过不少分析评述，批评家立场各异，见仁见智。然而，其中一些观点却是有待商榷的。一般说来，在理解一部作品的过程中，若过分倚重作者生平或作品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而忽视作者在系列作品中呈现的较为稳定的意识结构及相似主题，则有可能导致片面或绝对化的阐释。譬如有论者说，自《悼念叶芝》开始，奥登“信心十足地抛弃了他在前十年里以诗歌为手段介入政治和社会的全部努力”，因而这首诗是个分水岭，象征着“奥登介入政治的终结”。这样的结论不免有些绝对。此外，批评方法的局限甚或是批评家的个人偏见容易导致印象式或经验式的解读，例如有论者认为，该诗的三个部分一一对应于奥登1939年以前的三个创作阶段。这种观点似乎有些主观和机械。还有论者以“影响的焦虑”为预设前提，认为该诗在实质上是奥登对于前辈诗人叶芝之影响的一种反叛。笔者认为，就原初意识而言，奥登对叶芝这位诗界前辈的缅怀和崇敬之意远远超越其内心“影响的焦虑”。另外，需特别指出的是，在“新批评”盛行的年代里，《悼念叶芝》中的名句“诗无济于事”（Poetry makes nothinghappen）0曾被评论家操纵起来，一度成为口号，作为他们拒绝对文学作品作价值评判的有力论据。如此“解读”给人断章取义之感，亦与奥登的原初意旨不尽一致。

　　现象学批评（又称为意识批评或主题批评）强调，作品是作者意识（consciousness）的纯粹体现，批评的目的在于还原作家的独特意识或“我思”（cogito）。所谓“我思”，就是“作家在作品中流露出来的意识”。批评者必须排除一切先见，对作家潜藏在作品中的意识行为给予特别的关注，并通过对作品的“凝视”（gaze）和循环式阅读实现批评主体意识和创作主体意识的一种遇合。十多年来奥登文集的陆续面世为我们从现象学角度考察奥登的诗作提供了有力支持。

　　一、诗何以存在？

　　叶芝逝世之际，世界再度处在了战争的边缘，法西斯疯狂扩军备战，世界局势日益恶化。战争的恐怖，民众的苦难，奥登早有深切体验。在一个连生存都成问题的年代里，绝大多数人不会在乎一个诗人的成就甚或命运，哪怕他属于世界级诗人，因为诗歌似乎与人的安危、时代的命运毫无干系。在现实面前，自觉人微言轻的奥登深感无助，不禁叹惜：叶芝去世的那天，恐怕全世界也只有“千把人”会记得住。在失落之余，奥登开始认真思考有关诗的一系列问题：诗是什么？它源自哪里？诗究竟有没有价值或在多大程度上有价值？面对人类的灾难，既然诗“于事无补”，诗人还要不要“死守”自己的城池？千百年来，世界历经沧桑，诗为何依然留存于人间？作为“奥登一代”（Auden Generation）的领袖级诗人，奥登不愿顾影自怜，而是将思考所得诚实道出，与同道分享与共勉。于是，这首《悼念叶芝》成为其诗之“我思”的一种流露。

　　诗是什么？源自哪里？这是首要的诗学问题。在《悼念叶芝》的第二部分里，奥登和叶芝展开对话：

　　你像我们一样蠢；可是你的才赋

　　却超越这一切：贵妇的教堂，肉体的

　　衰颓，你自己；爱尔兰刺伤你发为诗歌，

　　但爱尔兰的疯狂和气候依旧，

　　……

　　在奥登看来，叶芝后期的诗歌成就尤与爱尔兰的民族解放运动密不可分，因为爱尔兰“疯狂”的社会现实带给叶芝的心灵创伤是其重要的创作源泉。正所谓“诗可以怨”，叶芝正是用诗来抒发对现实的不满与义愤。在这里，奥登一方面指出叶芝的“才赋”和生活体验之于其诗歌创作的重要，另一方面是在暗示：诗人是社会的一员，理应介入现实，关注人的命运。紧接的问题是：诗的本质是什么？它以怎样的方式存在？奥登认为，诗

　　……永生于

　　它的辞句的谷中，而官吏绝不到

　　那里去干预；“孤立”和热闹的“悲伤”

　　本是我们信赖并死守的粗野的城，

　　它就从这片牧场流向南方；它存在着，

　　是现象的一种方式，是一个出口。

　　诗人以孤独为伴，但不孤单；身居世外，却很繁忙。“busy”一词，查良铮先生译为“热闹”，我们不妨依其本意译作“繁忙”。“繁忙的悲伤”恰是诗人心境的真实写照：忙碌不已的是其头脑，黯然神伤的是其心灵。同时，“孤立”与“繁忙”构成一个悖论，暗示诗人超然物外却不忘世事的一种使命意识和境界。

　　在诗人因信念而固守的那片牧场上，诗的泉水喷涌而出，流淌成小溪，涓涓溪水顺山谷而下，汇成潺潺河流。就这样，诗之河“永生于/它的辞句的谷中”。语言之于诗，好比山谷之于河――前者为后者的天然载体；语言界中的诗，像自然界中的河一样，因其生命力而永存于世间。这和诗的第一部分形成照应。在第一部分里，诗歌被比作“常青的树林”中奔跑的“狼群”和不受“时髦码头”（fashionable quays）诱导的“农家的河”（peasant river）。奥登以此暗示：诗有一种原始生命力和内在活力，依自身规律而发展，且不因时代或环境的改变而消逝。

　　在奥登看来，语言领域里，诗最独特，也最具艺术性，这种艺术“同音乐、绘画相比，有着诸如人称、时态、语态等优势，但也有一个严重缺陷，即缺少陈述语气”――诗的语言更多采用虚拟语气。于是，诗的语言有别于生活的语言，诗中的“真理”似乎难以证实，诗人的动机亦成难解之迷。简言之，诗不属于现实世界。可是，诗的命运恰好得益于这种“缺陷”：即使是在强权统治下，审查官们也难以和诗较真；操持国家“气候”的官员们，更无暇顾及诗这种“无用”之物。于是，诗“存在着”，永远流淌在“它的辞句的谷”中。诗是关于事情发生的一种方式（a way of happening）、一种想象和虚构，而不是事情本身。在心为志，发言为诗。作为一种表达方式，诗不是武器（arms），却是“出口”（mouth）。这个“出口”一语双关：一指河流的出口，一指诗人之口。即使身处“岁月的监狱”，诗人仍然能用“无拘束的声音”抒发自我意识，而且还“使语言常活”。在“辞句的谷中”，诗流淌着，存在着――自有其规律。诚然，诗歌与小说、音乐、绘画和雕塑不同，它属于“非大众化的艺术”，仅受“一小撮”人的青睐，大多数人对它敬而远之，更别说忙碌的政客了。叶芝的离去，对世界来说果真无关紧要，只有“千把人会想到这一天/仿佛在这天曾做了稍稍不寻常的事情”。在这个焦躁不安的时代，诗备受冷落，诗人当然“无足轻重”。然而，诗却“因祸得福”，因其“无用”而获一种天然保护，“它存在着”，永生于世间。 　　诗不仅独立于政治，而且远离经济与功利。诗歌是“农家的河”，发源于“孤立的牧场”（ranches 0fisolation），流淌于“语言的山谷”（valley ofits saying），不受“时髦码头的诱导”。诗人远离功利盛行的环境，远离城市的“喧嚣”和股市中像野兽一般咆哮的掮客。在现代社会里，诗歌无法成为谋生的手段，奥登感怀：“我的全部诗歌均因爱而作；每每写完一首，自然我会尽力去推销它，可是，诗的市场前景于我写诗毫无助益。”锣他又进一步指出现代社会里诗歌的实用价值的丧失――“所谓的美艺术已经丧失其昔日的社会用途，由于印刷术的发明和文化的传播，诗歌不再拥有帮助记忆的实际价值，不再是知识和文化代代相承的手段。”

　　总之，诗以其独立品格自立于语言的世界和艺术的殿堂。

　　三、诗何以为用？

　　在《悼念叶芝》中，“诗无济于事”一句尤引人关注，也常被有意无意地误读。若只取其字面之意，将其理解为“诗毫无用处”，则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奥登的“我思”的背离。诗究竟有没有用？奥登为何要强调诗的“无用”？要准确理解这句诗的内涵，我们应当兼顾这句诗的文本语境和历史语境来体验奥登的用意。“诗无济于事”一语构成一个悖论，同时颇具反讽意味。“诗无济于事”，可它“永生于/它的辞句的谷中”。如前所述，正因其“无用”，诗具备了一种自我保护力，使其免受外界的侵扰，故紧接“诗无济于事”的一句是“官吏绝不到/那里去干预”。诗具有其它文学体裁所不具备的“免疫力”，这多多少少能给失落的诗人带来些许宽慰。

　　时代的政治气候正压倒性地影响着诗人的创作。在极权主义思想影响下的文坛，“一切艺术为革命”成为一种时尚或荣耀，大批诗人变得浮躁和激进，热衷于这样那样的“主义”，甘心为其宣传和效力。长此以往，诗的主题将日益狭隘，诗人的艺术个性必将泯灭。对这类近乎盲目的文艺观，奥登深表忧虑：“若以其煽动性的大小作为艺术的衡量标准，那么，戈培尔则算得上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艺术家。”奥登认为，作为虚构性语言艺术的诗，不该承担本不由它承担的责任，否则将遭受破坏，乃至于走向腐化。他试图扭转诗界的这一风尚，将之引回艺术的正道，正是这一悖论所蕴含的另一维度的“我思”。

　　究竟诗歌何以为用？在奥登看来，诗的首要贡献当在语言。从创作角度看，诗人作为公民的职责和其作为诗人的职责并非一码事；“作为公民，诗人的唯一职责在于保卫语言，这当属其政治责任，因为，一旦语言腐败，思想跟着也腐败了。”《悼念叶芝》的第三部分进一步阐明了语言之于诗的重要性：“时间”――诗的最终裁判――“崇拜语言，把每个/使语言常活的人都宽赦，/还宽赦懦弱和自负/把荣耀都向他们献出。”鲫诗歌应当赋予语言以生命和活力。诚然，“诗人不是行动者”，但是到了“语言领域，诗人却成为行动者”。对语言有重要贡献的诗人，方可称之为伟大。

　　在奥登看来，诗人还应深人民众生活，与之同呼吸、共患难，通过介入现实，让诗歌彰显其特有的人文关怀。有史以来，大众的福祉、人类的命运一直是诗歌不朽的主题。为潜心创作，诗人可以身处世外，但是心中却要装着大众，不可弃之而不顾。叶芝对民族命运的关注成就了他的不朽诗篇。叶芝走了，其后继者犹在。在叶芝辞世的日子里，天气何其“寒冷和阴暗”：日本人横行中国，德国纳粹疯狂备战欧洲，佛朗哥叛乱得逞，西班牙的共和事业破灭。“黑夜的恶梦把一切笼罩”，“欧洲所有的恶犬在吠叫”，“怜悯底海洋已歇，/在每只眼里锁住和冻结”。残酷无情的现实令奥登深感忧虑，可他坚信，内心的正义感将使叶芝的后继者们勇于担当，不畏险阻，跑向“黑夜之深渊”，去见证历史、谴责黑暗。除此以外，诗人还有着更重要的使命：

　　跟去吧，诗人，跟在后面，

　　直到黑夜之深渊，

　　用你无拘束的声音

　　仍旧劝我们要欢欣。

　　在黑暗之中，苦难的人们正期盼诗人的到来，唯有诗人才能用“无拘束的声音”，劝他们“要欢欣”，带给他们慰籍与希望。现实中的奥登的确像叶芝“一样蠢”，不愿养尊处优，而是选择奔向硝烟弥漫的战地，以履行诗人的使命。奥登去过的每个战场都留下了不朽的诗篇。在西班牙内战期间，他写下支持西班牙共和事业的名篇《西班牙》，在比利时等国写下《死亡之舞》（Danse Macabre，1937）和《布鲁塞尔的冬天》（Brussels in Winter，1938）。1938年，奥登来到中国，写下见证中国人民反抗日本侵略者的十四行组诗《在战时》（In Time of War，1938）。“二战”全面爆发之际，奥登的《1939年9月1日》与叶芝的《1916年复活节》一样有着人性之美。奥登深信，诗的另一重要贡献在于“使我们更好地认识自己和周围的世界，使我们更具人性”。将人的命运装在心中的诗人，其作品必定超越其“肉体的衰颓”而长留人间。

　　在《悼念叶芝》临近末尾处，诗人的使命进一步明确，诗的精神价值愈加彰显：诗人

　　靠耕耘一片诗田

　　把诅咒变为葡萄园，

　　在苦难的欢腾中

　　歌唱着人的不成功。

　　葡萄酒象征能驱走忧虑、给人愉悦的事物。Vineyard一词尤指种植酿酒用葡萄的葡萄园，该词在上下文中构成双重隐喻――以葡萄喻诗，以葡萄的种植者喻诗人。诗人要做“诗田”的耕耘者，写出如葡萄酒一般香醇宜人的诗篇，读后让人忘却烦恼和痛苦，收获平静和愉悦。诗人应当真诚地对待读者，不要掩盖事实的真相，哪怕是“人的不成功”之类的残酷现实。诗人倾其所有，不过拥有“一种声音/用以解除折叠的谎言”。

　　在《写作》（Writing）一文中，奥登感怀：“一直以来，人类的生存状况是如此痛苦和落魄”，以至于可怜的精神病人会对诗人呼喊：“请给我唱支歌吧，它能让我做个美梦，远离噩梦。”诗人听后，来到病人身边，在其“心灵的一片沙漠/让治疗的泉水喷射”。美妙的诗如甘甜的泉，给患者带去安详和温馨。现代社会里，人们的信仰近乎迷失，身体似被囚禁于“岁月的监狱”，精神随之蜕化成片片荒漠。可是，人的意志终归是自由的，心中的梦想与希望皆可成为永恒。纵然诗人无法解救人类于苦难，但是他们可用诗歌动听的旋律和美好的想象，为身处“荒原”的人们带去难得的慰籍和久违的希望。诗人的才赋和善意化成诗的“坚定的火焰”和源源不断的正能量，温暖人心，照亮未来。“诗歌可以有百余种功能，它可令人愉悦、使人感伤、扰人心智、逗人开心、给人教益――它能表达任何一种微妙的情感，描述任何一件可能发生的事情。然而，所有诗都须做到的惟有一件事：那就是倾其所能去赞颂‘存在’和发生的事。”在诗的诸多功能中，奥登尤为看重的是其赞誉的功能，因此《悼念叶芝》以此作结：“在他的岁月的监狱里/教给自由人如何赞誉。”

　　结语

　　《悼念叶芝》作为一个艺术作品，是一个浑然整体，其形式和内容密不可分。例如，与水有关的意象贯穿了全诗：从“小溪”、“农家的河”和“感觉之流”，到爱尔兰的“气候”、“辞句的谷……流向南方”和“一个出口”，再到被冻结的“怜悯的海洋”和沙漠里“治疗的泉水”，诗中“水”的意象记录着诗人意识的流动，更象征诗的生命力与品格。这首诗在形式上属田园哀歌，深沉、庄重的基调切合了主题的需要。值得注意的是，奥登搁置了传统悼亡诗对于逝者的追思和赞美，转而探讨重要的诗学问题，这本身也暗示诗歌的非功用性品格。

　　奥登的诗学思考与感悟常见诸于他的作品，《悼念叶芝》即为典型一例。通过现象学的“意识”还原，我们体验到奥登独特的诗之“我思”――诗是一种具有生命力的语言艺术，有着独立的品格和时代的气息；诗人是快乐的使者和心灵的医者，他们用诗抚慰人心，教人如何面对苦难；纵然知道诗最为“无用”，诗人仍应直面现实、肩负使命，孜孜然成其无用之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