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苏联_解冻文学_对中国_百花文学_的影响

2001年5月　第3期

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ofNanjingNormalUniversity(SocialScience)May,2001No.3

前苏联“解冻文学”对中国“百花文学”的影响

郭　泉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江苏南京210097)

　　摘　要:前苏联的“解冻文学”和中国的“百花文学”都属于。“解冻

文学”在社会批判中阐发“人的尊严”,这一社会批判理论直接影响着的形成和发展。“百花文学”仿效“解冻文学”、由于

不同的国内形势,“解冻文学”得以发展,而关键词:苏联文学;;中图分类号:I::100124608(2001)0320103207

的倾向,这种。以强烈的社会批判的形式干预生活,并在这种“干预”中展现主张的文学被称为“倾向性文学”。“倾向性文学”中最具代表性的文学形式是“社会批判小说”。50年代是“社会批判小说”的鼎盛时代,在欧洲有以加缪、萨特为代表的“存在主义文学”,在前苏联有以爱伦堡、特瓦尔多夫斯基为代表的“解冻文学”,在中国有以秦兆阳、王蒙、刘绍棠等为代表的“百花文学”,它们都通过“社会批判”来“关注人生”,彰显“人的尊严”。

由于前苏联与中国在50年代的特殊的亲密关系,“解冻文学”的社会批判理论直接影响了中国“百花文学”的形成和发展。例如,“百花文学”的创作路数、文艺评论思想和组织形式几乎与前苏联的“解冻文学”完全一致。但是,由于中苏两国当时的情势有很大不同,两国对这种社会批判的态度截然不同,这一切造成了“解冻文学”和“百花文学”的迥异的历史命运。这是一个重要的文学现象,对此进行研究是非常必要的,但长期以来,我国文学界对这一状况的研究一直是不充分的。少有的一些文章也仅仅是从比

收稿日期:2000209210

作者简介:郭泉(1968-),男,南京师大文学院博士后。

较文学的角度来进行研究,而对“解冻文学”如何深深影响了“百花文学”的发展却涉及甚少。

社会批判:“解冻文学”在前苏联的发展

斯大林逝世前,苏联的官僚主义、低效率和各种腐败现象都达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但这一切在斯大林时代是无法得到解决的。1953年3月5日,斯大林去世。前苏联认识到再不对官僚主义和教条主义进行批判,要想过上正常的生活,已经是不可能了。

对官僚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批判首先是从文艺界开始的。其实早在斯大林在世时,作家瓦连京・奥维奇金就曾以极大的勇气发表了批判官僚主义的《区里的日常生活》。但很快奥维奇金就受到了无情地打击。斯大林逝世后,文艺界义无反顾地对官僚主义展开了最强劲地攻势。

1954年5月,最高苏维埃代表、苏联作协理事爱

伦堡在前苏大型综合性文学杂志《旗帜》上发表反对官僚主义的中篇小说《解冻》。文中描写的厂长茹拉夫辽夫是斯大林时代官僚主义者的典型,他保守、思想僵化、没有人情味,丝毫不关心工人痛痒,一味追

—103—

求生产指标。他最后因工棚事故被撤职。小说还尖锐地批判了斯大林的“肃反运动”,描写了许多正直的人受到打击或怀疑的若干情节。小说最后,爱伦堡点出了文章的主题:“到解冻的时候了”,“春天快来到了”。这部小说被称为“解冻文学”的先声。同年9月,爱伦堡发表了《论作家的工作》,认为揭露“阴暗面”也是一种艺术规律。这篇文章中,爱伦堡给“解冻文学”定下了“揭露阴暗面”的基调。爱伦堡的《解冻》,使苏联人民产生了空前的反个人崇拜、官僚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勇气和决心。

1956年2月24日,赫鲁晓夫在苏共第20次代

学”发出了反对官僚主义、教条主义的最强音。

苏联文艺界对斯大林的批判,遭致一些“新斯大林主义者”的打压。当时的情况是“有人同意爱伦堡的《解冻》,有人则嗤之以鼻,对它辱骂;有人喜欢杜金采夫的《不单是为了面包》,另一些人则指责作者

[2](p.125)

蓄意反对基础”。1961年10月17日,为了对

抗“新斯大林主义”者的挑战,赫鲁晓夫在二十二大的开幕式上猛烈批判和全面否定斯大林。他的揭露在规模上更进一步,不仅对斯大林本人,连斯大林的那些亲密助手和同伴也都被公开点名。他说:“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和伏罗希洛夫顽固反对党内路线;他们反对指责个人迷信,反对开展党内民主,反对谴责和制止滥用权力,人的实际罪犯”。。

,“鉴于斯大林严重违背了列宁的遗嘱,滥用职权,对忠诚正直的苏联公民进行广泛镇压,再将斯大林的水晶棺保存在列宁墓是不合适的;斯大林在个人迷信时期的这些和其他许多行为已使得自己的棺木继续存放在列宁墓成为不可能”。决议于10月30日上午通过,10月31日傍晚执行。

斯大林遗体被从列宁墓中迁出不久,全苏作协理事、著名诗人叶甫图申科发表《斯大林的继承者们》,警醒人们提防斯大林主义重新抬头。他认为斯大林主义还没有死亡,“他只不过是装死,实际上却在里边注视着……他只不过是打个盹儿,他在筹划,我呼吁我们的政府,我请求他们派两倍、三倍的哨兵

[3](p.200)来看守这个棺材,不要让他东山再起”。1963

表大会“特别的闭幕会议”上痛斥斯大林时代的官僚主义、教条主义以及斯大林在“肃反运动”中对人民犯下的“暴行”。苏联对斯大林时期的官僚主义、教条主义的批判立即在社会主义国家形成共鸣。1956年

6月,意共总书记陶里亚蒂指出,苏共的问题是“官僚

主义的蜕化,民主生活的窒息”和活”。此不可的了”。11,,题的?,在于领导方法,。

爱伦堡中篇小说《解冻》的发表和二十大的召开,使苏联文学界将创作主题转向社会批判。1956年,杜金采夫发表猛烈批判官僚主义的长篇小说《不单是为了面包》。小说主人公德罗兹多夫是某联合工厂的厂长,后为某部技术管理局局长,被称为斯大林式的领导干部,官僚主义者,专门会整人的阴谋家。小说通过揭露官僚主义对人性的摧残,表达了作者强烈的人道主义情怀。同年,在如何进行社会批判的问题上苏联文艺界展开了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激烈讨论。最高苏维埃代表、全苏作协书记处书记西蒙诺夫提出了“写真实”的口号。他在1956年《新世界》第12期上撰文指出,“我们许多人太容易同意在自己作品中把战后生活写得轻松些,我们许多人过于轻率地服从于要使文学高于生活的‘善良愿望’,以为这样做是符合社会主义建设利益的。我们许多人太无原则地同意了浮光掠影地反映生活,似乎是没有写谎言,但是回避了真正的、严酷的真

[1](p.908)

实”。

年8月,特瓦尔多夫斯基在《消息报》上发表更为激烈的反斯大林主义的长篇叙事诗《焦尔金游地府》,诗中通过焦尔金的地狱之行,描述了斯大林主义就是阴森恐怖的“阴曹地府”。这篇长诗的发表,粉碎了“新斯大林主义者”妄想复辟斯大林主义的企图。

苏联的“解冻文学”批判了斯大林时代苏联社会中的对人性的极度不尊重的状况。在这种批判中,苏联人民重新审视了人的尊严、人生价值以及现实生活与政治之间的关系问题。对这些问题的反思促使苏联理论界对人道主义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苏联“解冻文学”的人学倾向影响了当时中国文学的走向。

1960年,全苏作协理事、书记处书记、《新世界》

杂志社主编、诗人特瓦尔多夫斯基发表长诗《山外青山天外天》,描述斯大林时代是“凄凄惨惨”的黑暗世界。指责斯大林是“暴君”、“独裁者”,使苏联“解冻文

—104—

“批评要尖锐”:“百花文学”的写作路数

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的“特别闭幕大

于一切工作。他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不但是使科学和艺术发展的好方法,而且推而广之,也是我们进行一切工作的好方法。这个方法可以使我们少犯错

[4](p.415)

误”。

会”上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官僚主义和教条主义的猛烈批判,引发了社会主义国家对官僚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普遍批判。苏共二十大也促使中国检讨了自己工作中的失误。

与苏联一样,毛泽东也意识到必须对工作中出现的问题进行批评,他在1955年3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上指出“对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还是要作公开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不实行马克思主义的这一条是不行的。批评要尖锐。这次有些批评,我觉得不那么尖锐,总是怕得罪人的样子。你不那样尖锐,不切实刺一下,他就不痛,他就不注

[4](p.155)

意”。尽管毛泽东提出了要对“缺点和错误”进

在苏联“解冻文学”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鼓舞下,中国的一些作家也学苏联的大胆的解冻作家,直言不讳地批评官僚体制及其教条主义。

苏联和中国对官僚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批评都是从官方的文艺刊物上开始的。文艺刊物的编辑们在批评官僚主义和揭露社会阴暗面的方面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在苏联,有《新世界》杂志的编辑特瓦尔多夫斯基,他发表了猛烈批判官僚主义的杜金采夫的《不单是为了面包》和索尔仁尼琴的《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在中国,有《文艺学习》。秦出,中国也需要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口号进行“再认识”。

秦兆阳在1956年第9期《人民文学》上以“何直”的笔名发表了评论文章《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对于现实主义的再认识》。秦兆阳在这篇文章中借西蒙诺夫之口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定义提出质疑。他说“自从这一定义在苏联作家协会的章程上被确立以后,正如西蒙诺夫在第二次苏联作家代表会上的报告中所提到的,在苏联出现了不少的庸俗论者对它作了错误的解释。例如,认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与旧现实主义相反,它‘只是肯定的现实主义’,而不同时是批判的现实主义。西蒙诺夫说,这就是无冲突论的发源地”。为了说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与“无冲突论”的关系,秦兆阳仍然引用了西蒙诺夫的一段话,“正是对这条定义的这种任意的了解在战后时期在一部分我们的作家和批评家的作品里特别经常地发生,他们借口现实要从发展的趋向来表现,力图‘改善’现实”。因此,秦兆阳认为“把一般人习以为常但并不注意也不理解的东西突现在一般人面前,这正是一个作者发挥其独特的创造性的一个重要的方面,是每一个现实主义者所应该追求的一种本领”。“我们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多少伟大的现实主义大师啊!他们每一个人都是……突破了若干陈规走出来的。让我们学习他们的榜样吧!”

作为《人民文学》的副主编,秦兆阳选发了一系

行批评,且“批评要尖锐”,但这一号召并未在55年的文艺作品中得到反映。原因有二,侧重于对胡风“反动的”,,,的思想还“百花文学”。

1956年4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关于无产阶

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指出我国也存在着官僚主义和教条主义。关于官僚主义,文章说,“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工作人员,由于受到官僚主义的多方面的袭击,就面临到有可能利用国家机关独断专行、脱离群众、脱离集体领导、实行命令主义、破坏党和国家的民主制度的这样一个很大的危险性”。关于教条主义,文章说,“我们有不少的研究工作者至今仍然带着教条主义的习气,把自己的思想束缚在一条绳子上面,缺乏独立思考的能力和创造的精神,也在某些方面接受了对于斯大林个人崇拜的影响”。文章指出,为了解决这两种错误,“我们需要建立一定的制度来保证群众路线和集体领导的贯彻实施,而避免脱离群众的个人突出和个人英雄主义,减少我们工作中的脱离客观实际情况的主观主义和片面性”。

经过短暂的研究和讨论,毛泽东认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可以克服官僚主义和教条主义。1956年4月28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最高国务会议第七次会议上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学

[5](p.353)术问题上百家争鸣”。1957年3月12日,毛泽

东进一步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也适用

—105—

列猛烈批判官僚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小说,这些小说与苏联“解冻文学”的故事极其相似。小说描述了一群理想主义的、有才干的年青人,他们怀着共产主义理想与冷漠无情的、无效率的、谨小慎微的官僚分子战斗。秦兆阳麾下的一批作家以批判官僚主义和教条主义为己任,这一写作群体有刘宾雁、王蒙、刘绍棠等。其中,刘宾雁的写作风格与苏联“解冻文学”完全相符。刘宾雁时任《文艺报》编辑。刘宾雁的小说特别仿效苏联的纪实作家瓦连京・奥维奇金。奥维奇金1952年曾以极大的勇气发表了猛烈批判官僚主义的《区里的日常生活》。奥维奇金1956年4月曾访问中国,刘宾雁代表《文艺报》访问他。刘宾雁十分敬佩奥维奇金的批判精神,他说,“奥维奇金在他的纪实性作品和短篇小说中攻击官僚体制,是没有怜悯心的”。1957年3月刘宾雁在《文艺学习》上发表《道是无情却有情》,他说,“矛盾,你不去看它,它照样健全。既然一个矛盾已经出现,克服的可能”。

1956年,护党的利益!为了入党,倒要压制自己的意见!”虽然她的行为赢得部分编委的支持,但报纸继续刊登的只是官僚们所批准的东西。

刘宾雁的这篇小说中的官僚主义者陈立栋与杜金采夫《不单是为了面负》的主人公德罗兹多夫如出一辙。陈立栋与德罗兹多夫一样,都是斯大林式的冷酷无情的官僚主义者。两篇作品有两个共同的特点:一个是都意识到官僚主义是新生力量的压制者,是社会阴暗面的制造者;另一个是都赞扬了一群有才华的、敢于为人民利益直言的新生力量。

刘宾雁的小说《在桥梁工地上》、《本报内部消息》揭开了“百花文学”的序幕。不久,大量矛头直指官僚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文学作品相继涌现。这类作品主要有,耿简的《办公、、晓枫的《给、南丁的《科《家信》、耿龙祥的(秦兆阳)的《沉默》、耿龙祥的《明镜台》。

上述小说中以王蒙发表在1956年第9期《人民文学》上的《组织部新来的年青人》最为突出。小说模仿苏联作家伽琳娜・尼古拉耶娃的作品《拖拉机站

(50年代由草婴翻译到中国)。站长和总农艺师》秦兆

小说前还附有,“我们期待久了”。小说写了两个人的冲突,罗队长只关心自己不犯错误,而新调到工地的年轻桥梁工程师曾工程师想改革。在回答工人的批评时,罗队长说:“中国有中国的特点。比方说,在苏联,可以批评领导,中国就不行……要批评,得局里批准”。刘宾雁通过这句话赞扬了苏联的改革意识和批判官僚主义的勇气。文章中一个道具引起人们注意,墙上的一个意见箱上的锁早已锈死了。最后,曾工程师被调离工地。《在桥梁工地上》将“干预生活”的作品的创作又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

1956年《人民文学》第6期又发表刘宾雁的《本

阳也修订了这个故事。王蒙与刘宾雁一样都深受苏联文学的影响。他的主人公林震与《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里的主人公娜斯塔西娅一样都向官僚主义的惰性和拖拉作风作斗争。林震与黄佳英(刘宾雁的《本报内部消息》中的主人公)一样都认为党员应该为党的理想作榜样。但是,当林震被派去检查一个工厂发展新党员的情况时,他发现了傲慢、懒惰、无能的经理和想要增加生产而受挫的工人。他向《北京晚报》投书申诉,但是失败。此外,林震与黄佳英还有一点相似,就是他们都有一种观念,即认为报纸是应当独立的反映群众疾苦的机构。

同时,文艺评论也强烈地发出反官僚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呼声。1956年第9期《人民文学》发表《文艺学习》杂志编辑黄秋耘的《不要在人民的疾苦面前闭上眼睛》。此文亦经秦兆阳校订。黄秋耘在文中写道:“谁也不能否认,今天在我们的土地上,还有各种各样不愉快的事情和不合理的现象”。他号召作家们“不应该在人民的疾苦面前心安理得地闭上眼睛,保持缄默。如果一个艺术家没有胆量去揭露隐蔽的社会病症,没有胆量去积极地参与解决人民生活中关

报内部消息》前半部分。第10期发表了它的第二部分。秦兆阳对此篇文章作了校订和部分改写。刘宾雁批评中国的新闻制度。他抱怨说,新闻记者的批评文章和读者的申诉都成了报社的内部消息,不予刊登,因为是批评过火。故事的主人公黄佳英是要求入党的一位记者和共青团员。她调查和揭露官僚们的冷漠和无能,想改进他们的工作,但她的努力以失败告终。她认识到,要想入党就不能不对当地矿山及其地方情况作出肉麻吹捧的报道。她愤恨报社主编陈立栋,“原来他是这么个主意!为了入党,倒可以不来维

—106—

键性的问题,没有胆量去抨击一切畸形的、病态的和黑暗的东西,他还算得上是什么艺术家呢?”

与秦兆阳致力于选发一些猛烈批判官僚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小说一样,黄秋耘也着力选发此类文艺评论作品。1957年1月,黄秋耘编辑的《文艺学习》发表刘绍棠和从维熙的《写真实——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生命核心》。文章赞扬王蒙的小说,“激励了那些想要改造我们生活的那种衰退的、不良现象的人们,它刺疼了……那些对生活熟视无睹和善意地粉饰太平的人们”。“那些想粉饰生活或者只想隔靴搔痒地批评生活的人……却只能自欺欺人”。同期的《文艺学习》还发表邵燕祥的《去病和苦口》,文章说,“党员和党员干部的错误、缺点和弱点,作家是不应该回避的。不只是因为它存在,而且因为我们要克服它”。

“百花文学”的重要作家刘绍棠在1957年《文艺学习》第五期发表《我对当前文艺问题的一些浅见》,直接指出“不能不承认,全国解放以后,指导思想是守旧的,。“题材的主从论”。他说,“我们不能因为题材有主从之分,就得出教条主义宗派主义的结论,认为‘从’的题材的写作,就没有‘主’的题材的写作有价值。其实,作品的价值,最终并不决定于题材和主题的重大与否,而是决定于作品通过艺术形象所表现的思想意义和艺术感染力。谁也不能否认,不同阶层的题材对不同阶级也同样具有教育意义;《静静的顿河》对知识分子有教育意义,《苦难的历程》对工农劳动人民也同样具有教育意义”。

淹死。怎么能把我们淹死呢?洪水会溢出苏联河床的堤岸,并形成一股会冲破我们社会的所有堤坝的浪潮。从领导上的观点来看,这将是一种不利的发

[6](p.138)

展”。

为了降低苏共领导人的担心,为了更有利于“解冻文学”的发展,“解冻文学”的作家们在1965年3月3—7日的俄罗斯联邦作协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向苏共中央保证,“首先效忠于亲爱的列宁的党”,“我们的党的纲领,苏共二十、二十一、二十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苏共中央关于意识形态问题的(1963年)六月全会决议,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政治上的指针,俄罗斯作家按着它生活和创作,积极地干预生活,在则”。这样,“解冻文学”,。

年下半年1956年底、1957年上半年、湖北汉阳县等“好些地方学生闹

[4](p.332)事”,使毛泽东对“百花文学”的态度发生了极

大的改变,这一改变直接影响了毛泽东以后的文艺思想。国际国内的紧张形势使长期处于战争状态的毛泽东警惕起来。他认为,“双百方针”提出之后,文学作品中不仅出现了“香花”,也出现了“毒草”。

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

一次(扩大)会议上谈到“双百”口号时,提出了辨别“香花”和“毒草”的六条标准,即“六个有利于”。并认为“这六条标准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两条”。“百花文学”对官僚主义和教条主义的猛烈批判,使毛泽东认为这样的批判不利于社会主义建设、不利于巩固共产党领导,因而属于必须铲除的“毒草”。

当“百花文学”的作家们为自己的文风辩护说,写批评文章仅仅是“鲁迅式的杂文”时,遭到毛泽东的严厉驳斥。毛泽东在1957年3月12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指出,“鲁迅式的杂文可不可以用来对付人民内部的错误和缺点呢?我看也可以。当然要分清敌我,不能站在敌对的立场用对待敌人的态度来对待同志。必须是满腔热情地用保护人民事业和提高人民觉悟的态度来说话,而不能用嘲笑和攻击的态度来说话”。由此,不难看出,毛泽东认为,用嘲笑和攻击的态度来说话就是站在敌对的立场。因而,在毛泽东眼里,“百花文学”的“鲁迅式的杂文”就是“毒草”。

“繁荣”与“毁灭”:

“解冻文学”和“百花文学”的迥异命运

　　苏联的“解冻文学”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官僚主义和教条主义,进行了无情的攻击。“解冻文学”的攻击力度曾使反斯大林最为勇猛的赫鲁晓夫也有些“慌张”。赫鲁晓夫“慌张”的原因是,这种“解冻”有可能动摇国家的基础——马克思列宁主义。赫鲁晓夫在其《回忆录》中谈到爱伦堡的《解冻》的时候,说:“我们领导成员包括我自己在内是赞同解冻的,但我们觉得必须批判爱伦堡的立场,不过没有点他的名。我们有点慌张——确实有点慌张。我们害怕解冻可能引起洪水泛滥,这将使我们无法控制它并把我们

—107—

键性的问题,没有胆量去抨击一切畸形的、病态的和黑暗的东西,他还算得上是什么艺术家呢?”

与秦兆阳致力于选发一些猛烈批判官僚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小说一样,黄秋耘也着力选发此类文艺评论作品。1957年1月,黄秋耘编辑的《文艺学习》发表刘绍棠和从维熙的《写真实——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生命核心》。文章赞扬王蒙的小说,“激励了那些想要改造我们生活的那种衰退的、不良现象的人们,它刺疼了……那些对生活熟视无睹和善意地粉饰太平的人们”。“那些想粉饰生活或者只想隔靴搔痒地批评生活的人……却只能自欺欺人”。同期的《文艺学习》还发表邵燕祥的《去病和苦口》,文章说,“党员和党员干部的错误、缺点和弱点,作家是不应该回避的。不只是因为它存在,而且因为我们要克服它”。

“百花文学”的重要作家刘绍棠在1957年《文艺学习》第五期发表《我对当前文艺问题的一些浅见》,直接指出“不能不承认,全国解放以后,指导思想是守旧的,。“题材的主从论”。他说,“我们不能因为题材有主从之分,就得出教条主义宗派主义的结论,认为‘从’的题材的写作,就没有‘主’的题材的写作有价值。其实,作品的价值,最终并不决定于题材和主题的重大与否,而是决定于作品通过艺术形象所表现的思想意义和艺术感染力。谁也不能否认,不同阶层的题材对不同阶级也同样具有教育意义;《静静的顿河》对知识分子有教育意义,《苦难的历程》对工农劳动人民也同样具有教育意义”。

淹死。怎么能把我们淹死呢?洪水会溢出苏联河床的堤岸,并形成一股会冲破我们社会的所有堤坝的浪潮。从领导上的观点来看,这将是一种不利的发

[6](p.138)

展”。

为了降低苏共领导人的担心,为了更有利于“解冻文学”的发展,“解冻文学”的作家们在1965年3月3—7日的俄罗斯联邦作协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向苏共中央保证,“首先效忠于亲爱的列宁的党”,“我们的党的纲领,苏共二十、二十一、二十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苏共中央关于意识形态问题的(1963年)六月全会决议,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政治上的指针,俄罗斯作家按着它生活和创作,积极地干预生活,在则”。这样,“解冻文学”,。

年下半年1956年底、1957年上半年、湖北汉阳县等“好些地方学生闹

[4](p.332)事”,使毛泽东对“百花文学”的态度发生了极

大的改变,这一改变直接影响了毛泽东以后的文艺思想。国际国内的紧张形势使长期处于战争状态的毛泽东警惕起来。他认为,“双百方针”提出之后,文学作品中不仅出现了“香花”,也出现了“毒草”。

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

一次(扩大)会议上谈到“双百”口号时,提出了辨别“香花”和“毒草”的六条标准,即“六个有利于”。并认为“这六条标准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两条”。“百花文学”对官僚主义和教条主义的猛烈批判,使毛泽东认为这样的批判不利于社会主义建设、不利于巩固共产党领导,因而属于必须铲除的“毒草”。

当“百花文学”的作家们为自己的文风辩护说,写批评文章仅仅是“鲁迅式的杂文”时,遭到毛泽东的严厉驳斥。毛泽东在1957年3月12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指出,“鲁迅式的杂文可不可以用来对付人民内部的错误和缺点呢?我看也可以。当然要分清敌我,不能站在敌对的立场用对待敌人的态度来对待同志。必须是满腔热情地用保护人民事业和提高人民觉悟的态度来说话,而不能用嘲笑和攻击的态度来说话”。由此,不难看出,毛泽东认为,用嘲笑和攻击的态度来说话就是站在敌对的立场。因而,在毛泽东眼里,“百花文学”的“鲁迅式的杂文”就是“毒草”。

“繁荣”与“毁灭”:

“解冻文学”和“百花文学”的迥异命运

　　苏联的“解冻文学”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官僚主义和教条主义,进行了无情的攻击。“解冻文学”的攻击力度曾使反斯大林最为勇猛的赫鲁晓夫也有些“慌张”。赫鲁晓夫“慌张”的原因是,这种“解冻”有可能动摇国家的基础——马克思列宁主义。赫鲁晓夫在其《回忆录》中谈到爱伦堡的《解冻》的时候,说:“我们领导成员包括我自己在内是赞同解冻的,但我们觉得必须批判爱伦堡的立场,不过没有点他的名。我们有点慌张——确实有点慌张。我们害怕解冻可能引起洪水泛滥,这将使我们无法控制它并把我们

—107—

当“百花文学”的作家们辩护说,他们批判的仅仅是教条主义时,毛泽东却在1957年5月15日的《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中说,“有些被攻击的教条主义,实际上是一些工作上的错误。有些被攻击的教条主义,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被一些人误认作教条主义而加以攻击”

[4](p.424)

将“百花文学”的作家们打成“右派”后,毛泽东立即着手对“百花文学”的“暴露阴暗面”的“鲁迅式的杂文”的写作方法进行深度批判。1958年1月,毛泽东发出指示,要求对丁玲、王实味等人在延安时期的批评共产党的“毒草”文章进行“再批判”。《文艺报》第二期重新发表王实味的《野百合花》、丁玲的《“三・八”节有感》、萧军的《论同志之“爱”与“耐”》、罗峰的《还是杂文时代》、艾青的《了解作家,尊重作家》等文章。毛泽东还亲自写了名为《再批判》的编者按。编者按将这些文章判定为“反革命的文章”。文中说,“‘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许多人想读这一批‘奇文’。我们把这些东西搜集起来全部重读一遍,果然有些奇处,奇就奇在以革命者的姿态写反革命的文章”。

,作9,布,是一大发明。凡是要想,首先是制造舆论,搞意识形态,搞上层建筑。革命如此,反革命也如此”。毛泽东的这一观点以及1966年4月10日中共中央以党的文件形式下发《林彪委托江青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最终确立了“左”倾文艺路线。《纪要》认为,建国十六年文化战线上存在着尖锐的阶级斗争,文艺界基本上没有执行毛泽东文艺路线,“被一条与毛泽东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所谓的三十年代文艺的结合”。为此,《纪要》号召,必须“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

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文艺路线出台后,作家成了最危险的职业。从此,反官僚主义和反教条主义的作家,随时都可能被打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无产阶级专政”的罪犯。反官僚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文学作品随时会被打成“修正主义文学”。这一条文艺路线直接酿造了六、七十年代难以统计的血淋淋的“文字狱”。以后“百花文学”的作家们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都因为曾经创作了“修正主义的反革命的”作品而遭到不公正的待遇。1976年,随着毛泽东的逝世、“文化大革命”的终结,中国也进入了“解冻”时期,反对官僚主义和反对教条主义的文学作品与日俱增,中国文艺界再次形成了“百花文学”的浪潮。

。在为教条主义进行辩护之

后,毛泽东进而指出,那些攻击教条主义的人,其实就是“修正主义者,右倾主义者”。1957年6月19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毛泽东说,“我们在批判教条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注意对修正主义的批判。修正主义者,右倾机会主义者,口头上也挂着马克思主义,他们也在那里攻击‘教条主义’。但是他们所攻击的正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根本的东西”。

1957年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毛泽东起草的

《关于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毛泽东说:“总之,这是一场大战(战场既在党内,外),不打胜这一仗,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险,、,,而,只溃乱一小部分(这部分溃乱正好,挤出了脓包),利益极大”。

由于毛泽东的上述指示,文艺界立即展开了声势浩大的“反右运动”。秦兆阳、黄秋耘、刘宾雁、刘绍棠、王蒙等人立即被打成右派。文艺界的反右运动甚至还将在四十年代撰写过批评文章的丁玲、陈企霞、冯雪峰等人打成右派。1957年文艺界的反右派斗争,几乎无一例外地采用曲解作者原意、牵强附会、无限上纲、甚至诬陷的方式,将大批优秀文艺家打成右派。

更令“百花文学”作家们难以理解的是,他们的反官僚主义和教条主义的作品被定性为“反共”、“反党”。1957年10月9日,毛泽东在八届三中全会上指出,“右派,形式上是人民内部,但实际上是敌人。我们公开宣布,他们是敌人,我们同他们的矛盾是敌我矛盾,因为他们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总之,不合乎六条标准嘛!这是

[4](p.478)

毒草”。1957年10月13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

会议第13次会议的讲话中,直接点名将丁玲和冯雪峰文学作品中对官僚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批评判定为“反共”。他说:“有的人进了共产党,他还反共,丁玲、冯雪峰不就是共产党员反共吗?”

[4](p.487)

—108—

参考文献:

[1]罗伊・麦德维杰夫.让历史来审判[M].人民出版社,1983.[2]阿・阿朱别伊.斯大林逝世后的十年[Z].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3]罗伊・麦德维杰夫.让历史来审判续集[Z].吉林人民出版社,1983.[4]毛泽东选集第五卷[Z].人民出版社,1977.

[5]江山.世纪档案:影响20世纪中国历史进程的重要文章[C].团结出版社,1998.[6]赫鲁晓夫回忆录——最后的遗言[Z].三联书店,1975.

(责任编辑:常根荣)

TheInfluenceoftheSovietUnfreezeLiteratureonthe

ChineseBaiHuaLiterature

GuoQuan

(SchoolofChineseLanguageandLiterature,Nanjingormalniv.,ina)

Abstract:TheSovietUnfreezeLiteratureandtheuaLtoSocial2istCriticismLiterature.TheSovietUthehumanhonourbymeansofcriticizing.atientofChineseBaiHuaLiteratureisinfluencedofmintheSovietUnfreezeLiterature.TheChineseBaiHuathetechnique,ideaofliteratureandart,andorganizationoftheSovietLiterature.Owingtodifferentdomesticsituations,theSovietUnfreezeLiteraturedevelopedvigorously,buttheChineseBaiHuaLiteraturewasforcedtodiscontin2ue.

Keywords:SovietLiterature;UnfreezeLiterature;ChineseBaiHuaLiterature

—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