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方式的转变与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变迁

　　［摘要］本文以马克思的生产方式理论为基础，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发展过程进行了描述与分析，将资本主义发展过程分为三个历史阶段：即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福特制资本主义时期与后福特制资本主义时期。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变迁，是我们理解当代文化的历史基础。 　　［关键词］生产方式；福特制；资本主义社会形态 　　［中图分类号］Ｂ03［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1672－2426（2008）12－0011－05 　　 　　 　　一、生产方式与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理论的方法论基础 　　 　　在《垄断资本》一书的“导言”中，巴兰和斯威齐在谈到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与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的关系时认为，当代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的重要特征就是专业化和实证化，这导致了对当代社会总体分析能力的丧失，而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来说：“它集中注意于整个社会秩序，而不是其各个部分：它包含着一种方法论和一种理论，也许更正确地说是若干理论，它很能说明我们社会是怎样运转的，正在向何处去。”［1］在马克思的《资本论》及其手稿中，核心的问题就是对资本主义当下时代的分析和批判，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结构及其变化的规律，在马克思的分析中，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出发来说明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历史发展，成为《资本论》及其手稿的核心主题。 　　作为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理论构架，马克思的生产理论应该从以下几个层面得到理解。 　　第一，生产方式的历史性规定。在马克思的思考中，生产具有双重的规定。一是作为一般历史哲学意义上的生产概念，这是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讨论的。在这里，生产构成了人类社会存在的一般前提，这种意义上的生产，是对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劳动”概念的解读。黑格尔在谈到“自我意识”时指出，自我意识的真实基础在于奴隶的劳动活动，奴隶的劳动体现了双重性的创造，一是对外部自然界的陶冶，一是对自我的陶冶，正是劳动，才使奴隶最终战胜了主人。这构成了自我意识和精神发展的基础，也只有当自我意识产生时，才会产生“人”。但一般意义上的生产劳动概念并不能解释资本主义社会特殊的生产劳动过程，这正如一般的商品交换并不能说明资本主义社会的商品交换一样，或者说一般意义上的商品交换并不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商品交换。这就涉及到生产的第二个规定：即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概念。在人类学的意义上，生产的质性规定是最重要的，因为生产的最后目的是满足人们的物质需要，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的质性规定只是生产的量性规定的载体，生产也不是直接为了满足人们的物质需要，而是为了生产增殖的资本，这使得量化的劳动时间在资本增殖过程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产品的质性规定让位于产品的量化特征，这是商品交换得以进行的内在条件。正如马克思所说的，过去的生产是以人与人之间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而现在则以物的依赖关系为基础，马克思正是依据生产的历史性规定，将人类社会划分为三大历史形态。生产的历史性规定，给我们提供的方法论意义在于，对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阶段，我们必须意识到其生产的内在变化特征，以此作为划分不同的历史阶段。 　　这里的一个问题在于，当我们谈到社会分期时，我们实际上处于一个社会的时空结构之中。对于资本主义社会分期而言，一方面，我们确定其生产方式的时间连续性和空间的拓展性，将之看作是一个同一化的过程，一切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都转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或者受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影响与制约，这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所蕴含的内容；另一方面，我们认为在这个同一化过程中，存在着一些重要的转折，正是这些转折导致了不同发展阶段的不同特征，这是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重要内容。马克思在谈到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的内在转变时，实际上已经触及到这一问题。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谈到“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分析了协作、分工、机器和大工业在资本主义生产中所起的作用。虽然协作构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和逻辑起点，也是工场手工业的起点，但当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产生时，就从根本上改变了协作方式，以分工为基础的工场手工业与机器大工业又存在着区别。工场手工业还是以劳动力的分工为起点，而机器大工业则以劳动资料的变革为起点，主观的分工原则被机器的自我分工所取代，“工场手工业生产了机器，而大工业借助于机器，在它首先占领的那些生产领域排除了手工业生产和工场手工业生产。……机器生产发展到一定程度，就必定推翻这个最初是现成地遇到的、后来又在其旧形式中进一步发展了的基础本身，建立起与它自身的生产方式相适应的新基础。”［2］马克思的这一分析，实际上是以生产方式的变化考察了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过程，以及在不同的发展过程中生产方式的不同形式所起的主导性作用。 　　第二，以生产为主导的复杂社会结构。在对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分析中，生产方式构成了马克思理论框架的主干，但这并不意味着生产方式本身自动地影响着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变化。实际上，对于马克思来说，资本主义社会形态是一个复杂的结构，虽然生产方式构成了这个复杂结构的核心内容，但对于社会整体来说，这是一个政治、经济、文化相互作用的复杂整体。因此，从生产出发，将社会看作一个整体化的存在，构成了马克思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一个重要方法。 　　在马克思的哲学变革中，一个重要的层面就是以社会关系替代个体性的要素。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指出旧哲学的基础是个体化的市民社会，而新哲学的基础是人类化的社会，即社会关系人类化的社会，而不是物化的社会。在这里，社会关系具有优先性，所以黑人也只有在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中，才成为黑奴。社会关系的总体性，使社会各要素交织在一起，形成为一个复杂结构。在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代，生产方式构成了社会结构的主导性层面，因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过程，就是机器化生产逐渐世界历史化的过程。但任何生产不仅是技术的结构，也是一种社会制度和文化结构，因此，揭示各种不同要素的内在结构性关系，以生产方式为基础来揭示不同历史阶段中主导结构的变化，这构成了从马克思社会形态分析方法面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时的方法论。如果说，资本主义在发生时期还主要体现为经济上的扩展，那么在其产生之后，政治与文化的作用日益明显，这使得在分析现实历史时，既要抓住基础的作用，同时也要抓住不同历史阶段的主导性内容。比如说，在自由竞争时期，如果说经济的因素起着决定性的作用，那么随着20世纪初期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型，政治与文化作用越来越明显，在一定意义上，与经济因素一起形成了影响社会形态的综合性力量，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更是如此。这时，如果说经济仍然是基础性的，那么主导社会变革的力量在一定意义上更转向了政治与文化层面，正是这个原因，列宁特别强调阶级意识的培养，葛兰西特别强调霸权的建构，伯恩施坦的政治参与和道德培育的理论，在一定意义上也反映了当时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要求。 　　第三，揭示特定历史阶段的主导结构所导致的社会矛盾。马克思通过商品二重性、劳动二重性的分析，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过程的基础性矛盾，即剩余价值生产过程中的矛盾。这个矛盾一方面随着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导致利润率的下降；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的分化导致阶级矛盾的总爆发。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的主要是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在生产过程中形成的矛盾，这种矛盾由于生产的社会化和私人占有而无法解决。但资本主义社会并没有很快地死亡，而是继续存在。因此后来的马克思主义，面临的重要任务就是如何分析马克思之后的资本主义社会，在生产的基础上，其主导性的矛盾是否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是如何调整的？这些调整如何导致了社会形态的变化？这也是从马克思主义基本方法出发，面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形态时的方法论自觉。

　　第四，对于马克思来说，对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分析，同时也就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这是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根本目的。对于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中存在着一种观念，特别是《18４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发表之后，一种价值批判理论构成了一些学者重新理解马克思哲学的主题，这种讨论对于恢复马克思哲学的批判精神、走出简单的经济决定论是非常必要的，但对于马克思来说，科学的批判理论是要从社会生活的整体结构出发，揭示出这个结构所存在的矛盾，以及主体在这种矛盾的存在和发展中所处的位置。因此，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建立在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展开以及对无产阶级对这种矛盾的自觉意识基础上，批判既表现为对矛盾的科学分析，也表现为从科学分析中引申出来的社会自我批判，但这种自我批判是通过一个特殊的主体，即无产阶级表现出来的。应该说，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形态，是揭示这个形态的存在的不可能性，是为了更好超越这个形态。 　　这些内容，综合起来构成了我们讨论资本逻辑的历史形态演变的理论基础，也是本文讨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发展的方法论前提。依据马克思的方法，我们将19世纪70年代以来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划分为以组织化大工业生产为特征的福特制资本主义阶段和以弹性生产为特征的后福特制资本主义阶段，这是资本主义继自由竞争阶段之后的两个历史性时段，体现了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内在变化。 　　 　　二、福特制资本主义及其危机 　　 　　自19世纪70年代开始，资本主义社会再次进入一个长足发展阶段，与自由竞争时期的资本主义相比，私人化的公司开始被股份公司与垄断公司所替代，社会的组织化程度越来越高，特别是在1914年，亨利・福特引进了一天5美元、工作8小时的工作制，使技术与劳动分工更为合理化，劳动效率有了惊人的提高。在20世纪20年代之后，福特主义在西欧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开始推广，但在两次大战期间，福特主义的推广受到限制。二战之后，福特主义在西欧发达国家普遍实行，并使资本主义达到了一个新的强盛阶段。虽然学者们对资本主义这个新阶段有不同的称谓，如果从生产方式的角度来看，我更愿意采用“福特主义”这个概念来加以描述。因为，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中第一次使用了这个概念，用来指称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新时段。后来者如法国调节学派的学者也都运用这个概念来分析当时的资本主义社会，强调福特主义的资本主义与自由竞争时期的资本主义之间的区别。在我看来，福特主义生产方式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内部的组织化，在这个意义上，拉什和厄里的“组织化资本主义”这个概念，体现了福特主义的重要特点。这个概念不仅体现了资本主义这一时段的生产方式特征，而且这个概念也体现了整个社会由于生产方式的变化所导致的社会结构与精神文化方面的变化。 　　根据当代学者的研究，福特主义具有如下几个特征： 　　第一，劳动方式的转变。从生产层面来看，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过程体现为劳动组织方式的变化，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了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通过协作、分工到机器生产的转变。在自由竞争时代，虽然已经出现了人附属于机器生产的状况，但实际上只是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福特主义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全面推广才真正导致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向各个层面的渗透。福特生产线的推广，使得工作不断地被分割为小块，并根据标准化的技术要求，实现对工人生产过程的全面控制。零件的标准化和移动的生产线，不仅降低了成本，使劳动工人成为半技术工人，而且产生了一些非常专业化的工艺工程师等专业技术人员，这导致了李佩兹所说的，劳动场所中管理者（工程师、技术主管和技术人员）与被管理者的（体力劳动者和半熟练工人）之间的分离与对立［3］。有的学者以此认为，正是这种分离，导致了管理在资本主义社会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分析的利润率下降，可以通过管理革命得到补偿。吉拉德・杜米尼尔、多米尼克・列维就认为：“管理革命才是20世纪阻止利润率下降的重要因素。”［4］ 　　第二,科层制的盛行｡科层制理论主要来自于韦伯的理想类型(ideal-type)的思想,按照布劳(Peter M. Blau)和梅耶(Marshall W. Meyer)的看法,科层制(Bureaucracy)是“为了系统协调许多人的工作以完成大规模行政任务而设计的组织类型”，是对大型组织中的工作进行控制和协调的组织原则，其目的是创造有效率的组织，而不是没有效率的组织，［5］专业化、权力等级、规章制度、非人格化这四个因素是科层制组织的基本特征。如果说在韦伯时代科层制还更多具有理论抽象的特征，那么在福特主义之后，科层制就越来越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组织原则。福特主义首先导致了生产过程中组织结构的变化，批量生产的展开，形成了综合性的现代企业，这是集原料采购、生产、组装、销售为一体的组织结构，过去分散在不同空间的不同工厂，现在被聚合在同一个空间中，形成了规模化的生产集团，与此同时，在企业内部形成了科层化官僚管理体系，［6］这正是托拉斯、卡特尔等垄断集团产生的条件。更为重要的是，随着生产的社会化程度越来越高，科层制延伸到了整个社会结构中，这使得资本主义生产过程越来越具有明确的计划特征，“看不见的手”越来越被“看得见的手”所替代，国家的调控作用越来越明显。在一定意义上，马克思所强调的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关系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由于国家干预作用的加强，没有以前激烈了。 　　第三，资本积累和调节方式发生变化。福特主义生产线的推广使工人的工资提高，这导致了消费的增长，消费能力的提高进一步刺激了大批量生产，这构成了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代不同的经济增长逻辑。对消费的这种倡导，同西方国家对1929年的经济危机的认识相关。对于这个危机，过去我们的解释还是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内在冲突来理解的，但在一些西方学者看来，这一危机的根本在于，财富的快速增长与消费不足的矛盾引起了商品的积压，导致了资本积累的失败，所以如何刺激消费，构成了解决危机的一个重要方式。而电子媒介的兴起和广告的盛行，使得引导性的消费深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在经济增长中起着越来越主导的作用。从制度性的调节来看，大企业内部和全国性的工会在劳动集体谈判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也正是在这样的情势下，欧洲国家的社会民主党纷纷进入到政府机构，发挥着作用，国家干预和福利国家政策，构成了制度调节的重要内容。国家干预从更为宏观的层面调解生产的无计划问题，福利国家政策保证了孕妇、病人、失业和退休人员的稳定收入，这不仅保证了消费的顺利完成，而且促进了社会稳定，有利于经济的增长。 　　第四，通过消费规划，福特主义形成了一种社会化模式。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虽然在城市中机械化生产已越来越普及，但广大乡村还没有被纳入到现代化的生产过程之中。随着福特主义在战后的推广以及电子媒介的普及化，消费规划已经渗透到了日常生活中，这是新一轮的社会化，人们不仅在经济层面上完成了拜物教过程，而且在审美和文化领域中，也形成了合乎商品要求的现代审美情趣。对于福特主义的这一职能，哈维这样评论道：“战后的福特主义必须被看成较少是一种单纯的大规模生产的体制，而更多的是一种全面的生活方式。大规模生产意味着产品的标准化和大众消费；意味着一种全新的美学和文化的商品化，……福特主义也以各种非常明确的方式建立了现代主义的美学并为它出了一份力――尤其是现代主义美学对于功能性和有效性的爱好，而国家干预主义的各种形式（受官僚主义――技术理性的原则指引），以及赋予这种体制以连贯性的政治权力的结构，则依靠了通过各种特殊利益的平衡而结合在一起的大众经济民主的各种概念。”［7］“福特的独特之处（以及最终使福特主义与泰勒主义分别开来的东西）就是他的眼光，是他对此的明确认识：大规模生产意味着大众消费、劳动力再生产的新体制、劳动控制和管理的新策略、新的美学和心理学，简言之，意味着一种新的理性化的、现代主义的和平民主义的民主社会。”［8］因此，消费也不仅是一个经济学的问题，而且变成了政治学和社会学的问题，构成了一种社会化的方式。

　　第五，在文化形态上，现代主义成为文化的主导形态。现代主义当然是相对于后现代主义而言的，但现代主义体现了资本主义前两个阶段发展的要求，它体现为对本源的追问、对总体理性的追求、对真确性的向往，强调主体的自律性和创造性。这种文化理念为人们实现自己的社会理想提供了理念支持。 　　第六，福特主义的发展，导致了阶级关系的变化。马克思曾认为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阶级结构将越来越二元化，形成两大阶级之间的对抗。但福特制的推广，首先导致了工人与资本家的对立消隐在大幕之后，出现在前台的却是劳动工人与技术工人以及管理工人之间的矛盾，这构成了福特主义的伴生物。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有的学者认为，19世纪晚期以来的资本主义生产率和积累演进可以看成是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的转变，这种转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资本家的生产职能交给了充当管理者的工人；二是，所有权的社会形式，生产资料的所有权，越来越集中到大资本家支持的金融机构手中，使得大资本家和小股东在宽泛的制度内构成一个社会整体；三是，工资收入等级化，在生产工人之间存在着收入差别，经理与一般管理人员之间存在着区别，经理人员又可分为上层与下层。生产关系方面的变化，导致了阶级形式的转变，工人与资本家的对立，更多体现为经理人员与生产人员之间的对立，另外小额股东也分享了大资本家的某些条件，过去的阶级对立似乎变成了社会之间的合作，“当代社会中可找到两种不同的社会‘逻辑学’：（1）传统的资本主义游戏规则，利润最大化成为基本原则，私人占有生产资料（虽然也有集体）。（2）在公司、金融机构和其他地方社会化的新形式，逐渐超越了私人所有权的限制，促进更多的合作和协调，超越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对立性。”［9］在一定意义上，这种阶级的调和，也是资本主义稳定发展的重要条件。 　　第七，福特主义的普及化，形成了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国际情势。二战之后，特别是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使得美国为主导的福特主义生产方式成为国际资本主义普遍采用的生产方式，形成了以美国为中心的新的国际形势，生产、贸易和金融日益国际化，在布雷顿森林体系、马歇尔计划、关贸总协定的作用下，形成了资本主义内部相互扶持的状态。这种互为一体的状态与冷战格局相适应，为资本主义的稳定发展提供了外部环境。 　　福特主义使得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二战之后，经历了20多年的繁荣发展，但福特主义在其繁荣时期，已经蕴含着内在的矛盾，正是这种矛盾使福特制资本主义产生了新的危机。赫尔什将福特主义的危机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以泰勒制管理为原则的生产过程，无法吸纳传统的技术工人以及无技术的工人大众，这是资本普遍化过程中的障碍；二是福利国家遭遇危机，由于利润率下降和社会要求的增长，国家已无法支付庞大的社会需要；三是技术创新危机，福特主义的普遍化使技术成本革新越来越高，更重要的是，技术创新主要集中在半国家化的垄断企业中，这使得创新的源泉和要求越来越弱；四是福特主义主体的危机，福特主义使劳动力的再生产与大众消费成为积累过程中的关键环节，这使得标准化的生产与个性化的消费之间产生矛盾，使主体变成内在裂变的主体，而个性化的消费说到底是以标准化生产为基础的，个性的追求实际上是由物体系的差异关系决定的；五是生态危机，这是原材料和能量的危机以及生态系统的破坏和物种的消失。法国学者高兹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称之为“破坏性增长”。六是全球福特主义危机，这特别是由于福特主义向第三世界发展之后的结果，使得一些国家变成了帝国主义的债务国。［10］福特主义的危机，导致了资本形态的新转型，驱动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从福特主义向后福特主义的转变，这构成了资本主义形态的第三个发展阶段：即弹性生产与后福特主义时代。 　　 　　三、弹性生产与后福特主义时代 　　 　　弹性生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劳动力市场的变化。福特主义时代的全日制劳动，转向了非全日制的、不定期的、固定条件的合同制工作人员，以及临时的、转包合同的和公共津贴资助的受训人员，劳动力市场的这一转变是同技术的发展分不开的，特别是微电子技术的发展，使这种弹性工作方式越来越具有发展的空间。在弹性生产中，移动与流浪构成了现代人生活的特点。 　　第二，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转变。伴随着工业结构中的变化，最根本的是增加了转包的转变，这个转变使传统的家庭劳动、手工业劳动得以生长起来，这导致了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与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相趋同的倾向。转包这种形式，使得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要成为技术创新的基地，而加工以及传统意义上的重工业逐渐转向了第三世界和非发达国家，使世界工业结构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直接影响到阶级意识的形成，“阶级意识再也不是起源于劳资之间直接的阶级关系，并朝着更加混乱得多的家族间冲突的范围、在家族中或在有等级秩序之社会关系的类似帮派的体制中争夺权力的方向发展。”［11］而家庭劳动体制的恢复使妇女劳动力代替其他劳动力的机会更多。这时，生产过程中工人与雇主的矛盾似乎不再重要，女人和男人之间的对立被呈现出来，而这种对立不再从属于阶级对立，其本身就具有独立的文化意义。 　　第三，上述转变导致了经济空间的变化，即区域经济已经开始压倒规模经济，这是小批量生产的结果。与大公司相比，专业化和灵活的设备削弱了规模经济的冲击力，更善于掌握微观市场的细节变化，并迅速作出反应。因此，小批量生产和转包具有福特主义体制无法克服的刻板、满足更大范围的市场需求、包括快速变化的需求的优点。也正是在这种转包和微电子技术的支持下，才能产生全球化的经济模式，各种地方性特征的经济均被纳入到全球经济的规划之中，但又保持着区域性的特征。 　　第四，在文化上，“灵活积累在消费方面已经更加密切地关注快速变化的时尚、调动一切引诱需求的技巧和它们所包含的文化转变。福特主义的现代主义相对稳定的美学，已经让位于后现代主义美学的一切骚动、不稳定和短暂的特质，这种美学赞美差异、短暂、表演、时尚和各种文化形式的商品化。”［12］这些正是后现代主义所强调的核心理念。而区域性经济的发展，构成了后殖民讨论的现实基础。 　　弹性生产方式带来了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新转型，与福特制资本主义相比，后福特主义社会具有如下特征。 　　第一，在工业生产方式上，虽然大公司仍然起着重要作用，但大型跨国公司的庞大体系，越来越难以应对快速变化的市场，而信息技术的运用，使得弹性专精的企业越来越扮演着重要的作用，福特主义生产线越来越让位于信息技术的编码作用。正如卡斯特所说的：“信息技术所能促动的正是：取代那些可以在预设程序中编码的工作，并提高那些在只有人脑可以掌控的层次上需要即时的分析、决策和重新程式化能力的工作。”在信息技术的作用下，“泰勒式生产线将会成为历史遗迹。”［13］技术上的创新越来越重要。生产方式的变化，导致了劳动力结构的变化，按照卡斯特的分析，在信息经济中，主流的劳动模型包括核心劳动力和可弃置的劳动力，前者是以信息为基础的经理人员，后者则是依据市场需求与劳动成本而能够自动化和雇佣、解雇和转移到境外的劳动力，形成了劳动力和劳动条件的多面向和一般弹性化的结构。 　　第二，劳动方式的转化，使得垂直型的科层制被水平化的思科制所取代。从组织模型来说，垂直型的科层制适应着福特主义的需要，而微电子技术的运用，特别是网络信息技术的推广，使垂直型的官僚系统发生了危机，并向水平式公司转变。对于水平公司，卡斯特概括为七个方面：“依工作过程而非任务而组织；平行化的层级；团队管理；依照顾客满意度来衡量绩效；以团队的表现来进行奖赏；与供应商和顾客保持最佳联系；各阶层的员工都有充分信息并接受训练。”［14］公司的组织是依据网站来完成的，这是与泰勒制管理不同的思科模式，即奠基于互联网之经济的企业模型。思科模型主要建立在三个核心假定之上：“一家公司与其主要组成部分之间所维持的关系，和公司的主要产品或服务一样都是竞争力的鉴别元素；公司分享信息和系统的方式，乃是影响此关系之强度的关键因素；仅仅是彼此连接已嫌不足：企业关心和支持这些关系的沟通，必须存在于‘网络化’的构造之中。全球网络化的企业模型，对所有的关键组成部分开放公司的信息基础设施，启动网络的竞争优势。”［15］正是这种水平化的网络管理，才使得转包等生产成为可能。

　　第三，在积累方式和调节模式上，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弹性工作方式，使得利润的积累越来越依赖于技术的创新，弹性生产方式要求更具灵活性的积累策略。一方面，准确而快速的信息，对于经济的增长越来越重要，或者说，信息本身就是一种高价值的商品；另一方面，必须对人们的审美情趣、时尚等作出快速的反应，也引导市场的发展。就水平化的管理方式来说，国家也越来越大批量削减福利预算，取消福特制国家时期的一些优惠政策，让市场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第四，从社会化的方式来看，在弹性生产时代，人们的联系越来越依赖于网络，形成了“虚拟社会”的活动方式。这种活动方式，一方面使人们越来越能够交流，当然这种“社会化”的交流是非社会的，也就是说是面对面化的，这是一种陌生的熟悉状态；另一方面，这种交流本身是依赖于媒体中介的，个体在交流中是以孤立的个人方式存在的，通过电子媒介，我们可以成天生活在郊外的别墅中，在监视器下与人交流。在这种“社会化”中，最容易导致的问题是归属感的消失、责任的消失，鲍曼从资本的角度，将人的这种存在状态，称之为“游客与流浪者”。［16］ 　　第五，在文化形态上，产生了后现代主义与后殖民主义。与现代主义相对应，后现代主义强调非中心、多元化、碎片化、非深度化、不确定性的文化理念。而区域经济的发展，使得后殖民话语得以呈现出来。这些文化形态体现了后福特主义时代的文化逻辑。 　　应该说，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第三阶段还处于发展之中。对于这个阶段，有的学者称之为全球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全球化构成了目前发展的趋势。但不管怎么称谓它，以网络技术为基础的弹性生产，构成了其劳动组织形式的主导性特征。但这并不意味着在现实的存在中，只存在弹性生产方式。实际上，手工劳动、机器大工业生产和以电子技术为基础的弹性生产，同时存在着，在发达国家是如此，在发展中国家更是如此。我们抓住的是在不同阶段占主导地位的生产方式，并以此作为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不同历史阶段的基础。只有理解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变化过程，我们才能真正地进入到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结构与文化理念之中，真正地揭示资本逻辑的运行过程及其意识形态效应。 　　 　　参考文献： 　　［1］保罗・巴兰，保罗・斯威齐．垄断资本［Ｍ］．北京：商务印书馆，1977．9．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44)［Ｍ］．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439． 　　［3］李佩兹．后福特主义的运气与不幸［Ａ］．阿尔布里坦．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繁荣、危机和全球化［Ｃ］．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21． 　　［4］吉拉德・杜米尼尔，多米尼克・列维．资本主义的时期划分：技术、制度和生产关系［Ａ］．阿尔布里坦．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繁荣、危机和全球化［Ｃ］．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164． 　　［5］布劳，梅耶．现代社会中的科层制［Ｍ］．马戎等译，上海：学林出版社，2001．1－2． 　　［6］丹尼尔・鲁斯等．改变世界的机器［Ｍ］．沈希瑾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第二章“大量生产方式的兴衰”． 　　［7］［8］［11］［12］大卫・哈维．后现代的状况［Ｍ］．阎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179．167．198．202． 　　［9］吉拉德・杜米尼尔，多米尼克・列维．资本主义的时期划分：技术、制度和生产关系［Ａ］．阿尔布里坦．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繁荣、危机和全球化［Ｃ］．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173． 　　［10］Joachim Hirsch,＇Fordism and Post-Fordism: The Present Social Crisis and its Consequences＇,in Post-Fordism and Social Form:A Marxist Debate on the Post-Fordism State,ed. By Werner Bonefeld and John Holloway,London, 1991. 　　［13］［14］［15］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Ｍ］．张志斌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292．202．207． 　　［16］鲍曼．全球化――人类的后果［Ｍ］．郭国良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74． 　　责任编辑姚黎君